文学与非文学本没有太过明显的界限，文学语言更是二者的完美结合。然而，长久以来，文学语言未使用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少有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又局限于非文学语言，缺少一定的文学视角，将二者统筹起来的文学语言学这一学科亟需建立。在姜可立《文学语言符号学》一书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语言符号学”这一概念，并试图运用符号学的理论与思维方法研究文学语言，初步确立了其研究对象、学科内涵、理论框架。

理解这本书，需要理清文学语言的三种相关符号：首先是“艺术性的语言符号”，一些语言符号因表示了言外之意，不能再称为单纯的语言符号，即有关的语言符号被艺术性地使用。判断艺术性语言符号的标准是，它最终表示的并非语言符号的约定所指意义，而是表示局部的行文意义。其次是“语言符号”，作者认为文学中使用的语言符号本应称为言语符号，但在被用来构成艺术性语言符号和文学符号之前，发挥的仍是语言符号的功能，表示的也是语言符号约定的所指概念，因而仍应称为语言符号。最后是“文学符号”，一部文学作品在字面意义之外还传递了一个文学信息，是文学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精心寻找而非作品所用语言符号能传递的信息。因而，文学符号就是传递作品想要传递的文学信息的符号。

早期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由文学家进行，随着现代语言学在西方形成，语言学家也开始对文学语言进行研究，而到后来又进入了符号学的视野。《文学语言符号学》一书共有八个章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符号与符号学进行解读，作者提出，判断符号的标准是它是否传递了信息，而传递信息和被传递信息构成符号的两个方面，前者称为符号的能指，后者称为符号的所指。文学是作家的表意手段，需要通过符号进行表达，它是读者阅读的对象，需要通过符号解读进行理解。作者进一步从符号理论直接切入，形成了以文学符号为中心的文学符号研究。不仅系统梳理了西方理查兹、雅各布森、科尔蒂等人的文学语言符号思想，还进一步区分了文学的语言内涵、文学、象、所指符号观，划分极为细致，并且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第二部分则是对文学中的一级符号——“语言符号”，以及由语言符号构成的二级符号“文学符号”和“艺术性语言符号”进行了分类说明。文学通过所用语言传递了三种意义，即语言符号、艺术性语言符号和文学符号传递的意义。语言在文学中的功用就构成了这三种符号，语言符号的结构是“能指（无内涵孳生力的约定语音）——所指（约定从外部强加的概念）”，属约定传递；艺术性语言符号的结构是“能指（语言符号的约定所指概念）——所指（语言约定所指的取代性引申意义）”，属理据性传递；文学符号的结构则是“能指（不可能是语言符号的能指语音，而是作品全部语言所指构成的概念，属概念能指）——所指（非语言符号的约定所指，而是作品语篇的深层内涵）”，也属理据传递。[1]文学中的语言符号通常是构成作品的字面意义，艺术性语言符号由于使用了比喻象征等手法或者一些局部的修辞格，从而曲折地构成局部的行文意义，而只有文学符号才能够表达出作家想要表达的意义。

第三部分，作者转向对文学符号的解读以及文学创作与翻译的符号观，将文学语言符号学转向实用的符用观。由于文学创作就是文学符号的创造，文学作品由文学符号构成，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是文学符号的解读，反之，文学符号的解读就是文学作品的解读。具体说来即是对文学能指的解读，只有通过能指才能找到包括在者内涵、比喻内涵、叙事人内涵和作家内涵等一系列文学内涵。文学创作就是创造和经营传递文学信息的文学符号，创造文学符号的关键就是创造文学与符号的能指，即充当在者概念。文学翻译的符号观则是对文学符号的能指进行把握和翻译。研究语言使用有语用学，那么研究符号使用便有了符用学。语言符号的文学使用形成三种符号，传递三种意义现象，就是符号使用的结果，因而有必要对文学语言符号的使用进行研究。文学语言是符号，而且是使用最多最广的符号，符用学的建立，使得运用多种方法与思想研究文学语言成为可能，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文学语言符号学》一书四百余页，内容极为丰富，既包括《易经》的文学语言研究，又涵盖当下的流行语言研究。并且对文学中的几种语言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划分，弄清了他们各自的功能、结构、表意和理解机制，抓住了文学实际是借语言替身以所经验的实物符号表达信息的本质，形成了文学语言符号学的一套基本理论，为文学语言的表意和理解找到了实用的符号学方法。然而，由于该书容量巨大，难免对某些概念、术语处理不够精准，并且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还是为我们在文学语言研究这一领域开辟了新的疆土。这本书将文学语言与符号学联系在一起，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