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批评作为对从空间维度出发的文学批评的“家族相似”式概括，所涵盖的诸批评形态庞杂而且差异极大。殊名异义的空间批评依据其方法论可以划分为现象学空间批评、形式论空间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三种话语类型。对这三种空间批评的形态学与话语范式进行总体考察和微观辨析，厘清其研究径路、理论内涵及其超越与局限。

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转向”，各学科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场空间范式话语转型，空间问题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热点，导致了文学研究观念和批评方法的空间化，空间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由于侧重点和方法不同，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形式分析、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等理论与方法考察文学活动,形成了不同的空间批评形态。但目前学界对作为对从空间维度出发的文学批评的“家族相似”式概括的空间批评概念，其研究径路、形态范式和理论座标缺乏明确的理论界说与系统研究。本文将“空间”作为理解文学的视域和方法，根据对空间的不同理解来按照方法论特征，追根溯源地考察现象学、形式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各种空间批评形态，对空间批评进行总体考察和微观辨析。

一、空间批评的兴起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生存和感知世界的重要维度,卡西尔认为：“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①]。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然和空间相互关涉，空间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②]这种重时间轻空间的传统使对空间和文学关系的思考研究被忽视。古典理论家如莱辛认为“时间上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③]，因为“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④]。这种观点以模仿说为基础，以媒介为标准来区分诗和绘画，绝对地将诗与绘画等同于时间和空间，将文学视为时间性艺术，忽略了文学的空间性内涵。

20世纪初，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城市作为与乡村不同的生存空间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颠覆了人们的传统时空观念，现代主义认为这造成了审美方式从静观向震惊的转变，因此他们主张用都市空间经验来表征现代生活。1930年代，本雅明受超现实主义启发从巴黎城市空间的变化来解读波德莱尔的诗歌，巴赫金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影响下开始思考时空和文学的关系，空间批评初露端倪。

二战后，西欧尤其是法国的现代化进程狂飙突进，迅速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工业和城市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对整个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一往无前，激动人心，扣人心弦，令人喘不过气来。法国社会战后从一个乡村的、帝国型、天主教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完全工业化的、去殖民化的城市国，……这个社会依旧珍惜战前的外观，但是又有面对全新之物时的力量、兴奋、瓦解和恐惧。”[⑤]面对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剧烈变动，列斐伏尔、福柯与德勒兹等许多学者都承担了政府资助的城市问题研究课题。

斯拉沃·齐泽克说：“一个思想从来不是自发产生的，不是遵循其内在逻辑而从自身产生的；激发我们思维的东西始终是创伤性的，是与某一外部现实的激烈相遇激发出来的，这个外部先是把自身强加于我们，打破了我们既定的思维方式。”[⑥]二战后法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作为一种创伤性现实激发了列斐伏尔与福柯对城市和空间的思考。他们开始质疑传统空间观念，反思“披着科学的伪装”的城市规划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受其影响，哈维、苏贾、詹姆逊、布迪厄、吉登斯等从地理学、社会学、文化批评等学科对空间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著作以多种方式表明：“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⑦]这些理论家在著作中涉及大量文学作品，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直接传达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时空的不同体验。同时，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学与文化文本对空间的表现以及空间观念的转变如何改变了人们思考文学问题的方式。这使得空间问题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并导致了文学研究观念和批评方法的空间转向，空间批评成了文学研究的重要形态之一。

可以说，导致西方学界空间话语范式转型的“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具有某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对文学的空间研究受哲学社会思潮的“空间转向”影响，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实现了空间化；另一方面文学领域的空间批评实践并丰富了各种空间理论，是空间话语范式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构词上看，“空间批评”包含“空间”和“批评”两部分，其中“空间”可理解为“批评”的视域和方法，而“批评”相当于狭义“诗学”概念，是“与作品创造和撰写有关的、而语言在其中既充当且还是内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狭隘地看成仅与诗歌有关的一些什么规则或要求的汇编”[⑧]，即“文学的整个内部原理”。目前学界多用“空间批评”指称列斐伏尔、福柯、索亚、哈维、卡斯特、吉登斯等空间理论家的思想以及受“空间转向”影响从社会空间角度进行的文学研究，如克里斯汀·罗斯利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迈克·克朗则从地理学角度探讨“文学地理景观”。这种空间批评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将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活动，认为文学能最直接地表征社会空间实践以及人们对时空的不同体验。但在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上，除上述强调空间社会性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还有受现象学、精神分析与形式论等影响的其他空间批评，这些空间批评由于思想渊源和方法不同，对文学与空间主题的探究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样态。

因此，空间批评作为一种对从空间维度出发的诸多文学批评的“家族相似”式概括，应对其所涵盖的各种批评形态的概念范畴与研究径路进行考察分析，以厘清各种空间批评的差异性。

二、空间批评的形态学与话语范式

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最主要的四种哲学思潮分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其在各个学科内部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空间作为人类感知世界的重要维度，对它的思考必然也是哲学的主要命题之一。各种对空间的哲学思考又进一步影响对文学的空间研究，使其被打上各种哲学思潮的烙印。因此，可以根据空间批评所受影响的不同，追根溯源地将其划分为现象学空间批评、形式论空间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等三种话语范式，并对其进行总体考察和微观辨析。

（一）现象学空间批评

对“意识”与“存在”的思考是现象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法国思想家莫里斯·布朗肖和加斯东·巴什拉却采取了迥异的方式，在其著作中将“意识”和“存在”与空间联系起来，从存在论与生存哲学层面研究文学如何表现和激发个体的空间体验。

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关联起来并在时间的绵延中理解其结构不同，布朗肖则将空间和人的存在联系起来，揭示空间的存在论蕴涵。他将空间分为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前者限于实在和外部力量，后者源于意识的内在性，这两种空间的差异使人同他本身分离。布朗肖通过对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等人作品空间的现象学分析，从存在论角度将文学界定为体验孤独和死亡的内在空间。文学作为一种生存体验的内在空间，能够通过写作与阅读来打破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之间的壁垒，使其自由交流。在他看来，“写作，就是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⑨]，实现“外部的内在化”，使外部空间成为精神的内部空间；而阅读则是建立起一个过渡的空间，“让存在的东西存在”[⑩]，“在那空间里，确切地说，无任何东西有意义，可是，所有具有意义的东西都回溯到那里，正如回溯到渊源一般”[11]。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只有在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由于相互争执而猛烈展开的空间时，它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布朗肖通过研究文学作为内部空间形式对人的存在论意义，将文学视为使人能在“不在场的内部”体验孤独与死亡的内部空间。

巴什拉则关注意识与个体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人不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因为时间是流动不居的，人以为在时间中认识的不过“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而空间的作用是“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12]，只有通过具体的空间来“悬置”时间的飞逝，才可能激活回忆。他认为空间并非空洞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人可以借助于文学来激活关于空间的记忆，给意识这个“内在的存在一个外在的命运”[13]，以确定我们内心空间的位置，进而认识自我。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对抒情诗的内部空间形象进行现象学研究，提倡某种想象力的现象学。通过对诗歌中房屋、地窖、阁楼、茅屋、抽屉、箱子、柜子、鸟巢、贝壳、角落等空间形象的现象学分析，他发现能被想象力把握的并非实证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14]而诗意空间的营造“悬置”了时间流逝的瞬间体验，并把回忆去社会化，使其成为既内在又外在之物，将人带入对存在的遐想之中。

（二）形式论空间批评

形式论空间批评关注空间对文学形式，尤其是叙事的能动作用。这种批评力图打破重时间轻空间的历时性传统，认为需要一种“空时体”叙事诗学来分析叙事话语中的时空交互关系，以修正以往叙事诗学中对空间的看法，使人们认识叙事中空间和时间的“对话性相互作用”[15]。形式论空间批评主要通过米哈依尔·巴赫金、约瑟夫·弗兰克和佛朗哥·莫雷蒂等的著述展开。

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影响，巴赫金开始思考时空和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小说中“时间和空间无论在情节本身还是在各个形象中，都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6]。他引入“时空体”概念研究“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17]，将“时空体”当作一个形式兼内容的文学范畴，以考察不同时代文学中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时空组合来把握具体的外在现实。他认为在具体的文学时空体中，时空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整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18]。巴赫金主张共时性地考察文学中艺术地表现出的时空关系对体裁和人物的影响，将空间概念引入了注重时间性的叙事学传统。

1945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提出小说的空间形式。他认为现代作家在创作中用空间化叙述来代替线形的时间化叙述，把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并列在一起，使其以空间的形式被人感知，以“克服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19]。在他看来，现代小说对场景的空间化，使得叙述的时间流被中止了，读者的“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20]佛朗哥·莫雷蒂认为空间对叙事来说具有积极作用，它将叙事联系起来，使叙事成为可能。他提倡文学地理学研究，主张绘制某种小说的位置图，以发现文学研究中被遮蔽的空间如何引起故事和情节等问题，因为“地理并非惰性的容器，不是一个文化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盒子；它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弥漫于文学领域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它。”[21]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

在当代城市化与全球化历史语境中，空间的社会性逐渐受到关注，学者们开始研究都市空间经验与文学的互文性。早在193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受超现实主义作品《巴黎农民》启发，以巴黎城市景观的缩影——拱廊街为切入点研究现代主义文学，发现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与19世纪大都市巴黎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受波德莱尔现代性即“过渡的、转瞬即逝的和偶然的”观念影响，本雅明认为“19世纪的巴黎现代性历史本身也不能总体把握，只存在于辩证意象中”[22]，应该用一种“文学蒙太奇”的方式来寻找那些已经失去的现实。在他看来，波德莱尔那种“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主要是大城市经验的产物，是与大城市反复关系交错碰撞的产物”，[23] “他的创作方法类似一张大城市的地图，人们可以借助街区、通道、院落、隐蔽地穿行于城市之中”[24]，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其诗歌体现了都市与文学的辩证意象，是对城市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震惊”体验的诗化表征。因此，本雅明认为离开资本主义大都市巴黎的独特景观，就无法理解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流氓、丹蒂、拾垃圾者等形象所蕴含的都市现代性体验。

雷蒙德·威廉斯考察了英国从16世纪的田园诗到当下的文学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及其呈现在文本中的空间形态。他发现城市和乡村“不是静止、凝固的地理空间，而是各自内部充满了变化和异质性文化力量的交错的文化空间”[25]，是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他把英国现代文学中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空间形态与英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扩张乡村没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从空间角度考察文学和社会的关系。

詹姆逊认为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空间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切“存在和文化的主因”[26]。面对这种空间的异化，“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27]，既不能认识自己的位置，也不能对所处的空间进行总体把握。他指出在日益受到空间和空间逻辑支配的后现代社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第三世界文学和现代传奇等非经典的文学形式，能为个体提供某种具有教育作用的“认知绘图”，“使个体对其自身处于整个全球性世界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加以警惕。”[28]詹姆逊通过对非经典文学形式的空间解读，引发了对人们对文学经典之构成的质疑及对后现代空间异化的警醒。

戴维·哈维认为“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29]，他将巴黎都市空间改造的物质化进程与波德莱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人的作品联系起来。“都市空间改造为文学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不同作家的作品不仅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都市空间对人们的内在情感结构的影响”[30]，因此，只有将文学文本还原到19世纪巴黎都市空间改造的“创造性地破坏”语境中才能审视和体味其中所表达的现代性体验。迈克·克朗主张探讨“文学地理景观”，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文学创造并赋予具体地理空间不同的意义。文学作品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并且作为一种经历了生活空间变迁的社会实践，能提供“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31]。

上述三种空间批评范式虽因思想根源各异而呈现出迥然各异的理论样态，但其对文学的具体空间分析无疑开拓了我们的批评视野，同时也丰富了批评的理论形态。

三、空间批评诸范式的超越与局限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32]。对此福柯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于时间的关系更甚。[33]”詹姆逊也认为后现代社会“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34]”空间问题已经深切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后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表达人们对空间的恐惧和焦虑，因此，空间维度的文学研究构成了文学批评新的研究径路和理论生长点，从空间出发研究文学艺术能更好地揭示文学活动的本质。

传统批评大都偏重历史与时间，而将空间“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35]。空间批评将空间重新引入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的空间性探究，补充并丰富了批评的理论形态，改变了我们思考文学的方式。

加斯东与巴什拉的现象学空间批评从存在论出发，研究文学空间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强调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内在空间体验对作者和读者的存在论意味和体验，这与日内瓦学派将文学作品当成人的意识的一种形式，而将文学批评视为“对意识的批评”的纯粹现象学的旨趣大不相同，丰富了现象学批评。但现象学空间批评过分强调个人体验,过分推崇个人体验，将其神秘化了。

对于形式论空间批评，龙迪勇认为，在现代小说中空间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也是小说家用来表现时间、安排小说的结构、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的一种重要技巧，因此提倡一种空间叙事学[36]。对此，赵毅衡先生则认为虽然空间关系在不少现代小说中起作用，但独立地谈被叙述事件的空间关系则意义不大。因为现代小说中“被不少文论家称为‘空间化’的非时序化，实际上是一种非因果化”[37]，“所谓的叙述的空间化，实际上是一种比喻[38]”。对此不同看法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形式论空间关注空间作为某种能动的因素对小说叙事的作用，确实可以修正叙事诗学中对空间的看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作为叙事的构成成分的时间与空间如何相互作用并推动叙事的发展。

现象学空间批评与形式论空间批评都忽视了文学作为独特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关联及相互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主张将被割裂的、孤立零散的物质领域、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联接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39]，以跨学科策略防止空间知识和实践被当作某个专门学科而遭到肢解和分割，建立一个叠加着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他们认为将空间当作客观对象的传统观点是不可靠的，是对空间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性的遮蔽，因为“空间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40]， “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的和策略性的。[41]”西马空间批评认为空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果，文学作为社会空间在话语中实现意义的过程，表现了现实空间的各种变化，是对各种社会空间和空间结构的情感体验和话语表达。因此，他们将文学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揭示其内在关联和表述关系。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态的空间实践，不是机械地镜子式的反映现实空间，而是对话语表征的现实空间进行组合和再生产。这种批评“关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对空间的表现，关注空间问题如何改变了我们思考文学史的方式”，将文学文本视为描绘空间地图的认知行为，进而引发对文学经典之构成及全球化时代空间异化的质疑和警惕[42]。然而西马空间批评注重文学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的内在关联与相互表述关系，却忽略了文学形式本身的演变、作者的创造性以及审美活动的复杂性等问题。

毕竟“空间”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静态概念，而是具有多种内涵的动态论域。空间批评也并非同一的批评体系，而是各种不同空间批评的合集。每一种从不同视角出发的空间批评都只是整个空间批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有自己的理论范畴、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另外，空间并非认识事物唯一维度，对空间的强调也并要非将其绝对化，不是用空间来否定时间，若只是一味地强调空间，否定时间和历史，就会陷入空间的牢笼。时间和历史仍然是我们研究文学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是空间批评的重要参照系。

作者简介：

    杨有庆，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993295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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