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陆正兰《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
王强
作者： 陆正兰
书名： 《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
ISBN：978-7-516-13361-3
一、漩涡转动：歌曲研究与性别议题的“合流”
在人类社会中，与性别问题相关的实践生成了一个意义丰厚庞杂的文化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性别管控与颠覆的戏码持续不断地上演，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符号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贡献了诸多热门议题。福柯曾经感慨：“我们认为性是重要的，以致对它过分担忧，并且努力去认识它。于是，数世纪以来，性变得比我们的精神和生命还重要；而且一切世界之谜与这一秘密相比都微不足道，这一秘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极其微小的，但是其密度却使得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严重。”虽然学界歧见迭出，但对性别话题的深入阐发，有力地推动了女权主义的发展，性别平权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而受益于后现代文化思潮，晚近的性别研究立场日趋开放：更具颠覆性和多元性的性别实践得到了宽容的对待。
然而，与新潮的先锋文化和激进的学术新见相比，大众文化的表意实践难免相形见绌：守旧的性别方阵看上去依然固若金汤。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典型样式，受制于商业利益的流行歌曲并不适宜植入反叛的文化基因。透过性别的视角观察，大多流行歌曲应当铭刻着传统的性别文化心理，保有“因循守旧”的强大惯性。性别方阵中的流行歌曲，真的是如此铁板一块吗？陆正兰教授的新著《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照和考辨，为我们呈现出歌曲研究与性别研究“合流”之后的生动图景，揭示出当代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复杂面相。
作为一种通俗抒情的载体，流行歌曲惯于表达“男女之情”，因而其“性别性”（genderness）理应非常醒目。如此一来，歌曲研究与性别研究的交叉融通按理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与西方相比，中国现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却难以令人满意。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却乏人问津的领域。对此现状，陆正兰教授有着深刻的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众’与‘流行’代表了流行歌曲的观念，也正因为这两个集合意义的词汇，所以流行歌曲比其他艺术体裁更容易遮蔽其文本的性别性。”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它指出了流行歌曲“性别性”存在方式的吊诡之处：无处不在却令人习焉不察。也正因为如此，《歌曲与性别》一书显示出理论探索的敏锐和新意。
按照文化符号学关于“标出性”的解释，男权主导的社会意指体系中，男性作为“正常”性别占据“非标出项”，女性则沦为“标出项”，颇有附庸和异类的贬低意味。这也正是女权主义者激烈反对的一种意指行为，她们试图挑战男性主导的表意体系，带给男性以“边缘造反”的压力。女性自身负载着深刻的性别差异体验，因而具备从事性别问题研究的自觉和优势。作为女性，陆正兰教授自踏足学界就开始注目性别问题。与此同时，她还在歌词歌曲研究领域深耕多年，2007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歌词学”命名的专著，为此做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歌曲与性别》一书是作者推进歌词歌曲研究和性别研究的成果。作者在《后记》中自谓“这两个课题合流后，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漩涡转动更有新意，更具妙趣。”透过当代流行歌曲的性别演绎，作者掀开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性别实践的帘幕，并对其中的性别管控、压制和自我矮化等表意行为予以深刻剖析，自始至终贯彻性别平权的基本立场。这也是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作者立足性别维度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生产、流通机制加以分析和批判，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自身的歌词歌曲研究，为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的学理化增添了新的厚重成果。
二、性别方阵：流行歌曲性别身份建构的固化
在总体结构上，《歌曲与性别》一书参照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对文学研究所做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以“内篇：歌曲的文本性别”和“外篇：歌曲的文化性别”的架构总揽十二个篇章。“内篇”主要聚焦“歌曲的性别结构生成”、“人称与歌唱主体的性别”、“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男歌与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歌与无性别歌”等议题；“外篇”则着重关注“歌曲文化性别的传播机制”、“歌曲的叙述转向与性别新伦理”、“女歌中的女性自我矮化倾向”、“摇滚歌曲的阴柔化倾向”、“歌曲中的情感焦虑”、“‘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性别诉求”等议题，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当代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基本问题，深入周全地阐释了当代流行歌曲中特殊的性别性。
虽然当代流行音乐研究需要以理论阐释来增强其学理性，但在此过程中应当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陆正兰教授对此始终保持警醒：“正因为当代中国流行歌曲所建构的性别文化表现出了自身的特点，现有的中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理论，并不能套用于中国流行歌曲生产及流通的文化实践，所以从流行歌曲性别意义特殊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出发，归纳其独有的性别理论就显得格外重要。”《歌曲与性别》的论说立足于当代本土流行音乐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大众文化的性别实践，概括和生发出了一系列真正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话语。
确定性别身份是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众多主体卷入歌曲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流程当中，他们都试图对歌曲性别身份的建构施加影响，其中传统文化程式的规约、商业利益的精算、创作和接受者性别认同的差异、不同文化主体的博弈等因素都使得歌曲的性别身份难以定型。《歌曲与性别》一书区分了流行歌曲“文本性别”和“文化性别”的概念，作为“内部研究”范畴的“文本性别”相较而言容易确定，其依据主要取决于歌词。在此，作者并未固守文学文本性别身份划分的习见，即文本性别主要取决于作者的生理性别。作者认为，歌曲的“文本性别”应当与创作者的生理性别脱钩。如此一来，创作者其实是歌曲文本性别的代言人，他拥有代理各种性别身份的自由。“词作者不是歌词中的言说主体，他可能会和某一首歌中的言说主体有某种情感上的重合，经由词作者言说出来，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主体，甚至包括性别上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词作者在不同的歌中有很多种不同的‘我’。”《歌曲与性别》一书依据歌曲的文本性别来对歌曲类别进行划分，主要分为男歌、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歌及无性别歌。
《歌曲与性别》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男歌和女歌这样具有鲜明性别差异特质的歌曲，其题材范围、情感聚焦点、意象选择等方面都泾渭分明，而且这些差异都与传统的性别文化程式高度契合。流行歌曲的表意体系依然难以逃脱传统文化的性别方阵。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人类的性别实践其实是性别化的身体的一种操演行为：“如同其他仪式性的社会戏剧一样，性别的行动也必须有不断重复的表演。”流行歌曲同样加入到这样的重复性操演当中，以强化社会对性别身份的一致性管控，实现一种强制性的政治文化运作。《歌曲与性别》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作者由此揭示出流行歌曲重复操演传统性别身份的实质：“流行歌曲维护的依然是性别文化固有的群体心理：男人需要女性的矮化以衬托他们的自信，而女人也只有通过矮化自我，才能保持她们在感情中的地位稳固。”这样缺乏新意和颠覆性的性别身份建构，是对既定性别身份格局的固化。而且，作者发现，某些流行歌曲的性别表意比现实状况更加陈腐保守。这种回溯传统的“自我矮化”现象更值得反思：“大多数‘女性歌曲’自我塑造的女性形象，比现实女性更加保守，更加‘女性化’，更像是传统社会里‘女性美’的现代翻版。”毫无疑问，这不利于妇女解放和性别平权事业，更无法容纳那些多元的、激进的性别文化实践。
当然，流行歌曲的性别表意模式非常丰富，并非铁板一块。除了男歌和女歌之外，男女间歌、跨性别歌及无性别歌的大量存在，就为性别沟通提供了新的可能。对于创作者来说，流行歌曲的性别表意空间其实非常广阔，即便是展现多元性别意指的歌曲，也可以在题材范围、意象选择等方面突破既有程式的束缚。这样做不仅是艺术创新的要求，也是性别身份颠覆与重构的要求。
三、身份颠覆：性别操演与创作式解码
流行歌曲难以显露激进的锋芒，这并未偏离大众文化的正常轨道。然而，面对如此“不思进取”的性别表意文本，难道那些具备现代性别意识的歌众注定无所作为了吗？流行歌曲接受者如何发挥自身的能动性，积极参与到歌曲性别身份的建构当中？如何透过流行歌曲的演绎从固化的性别方阵中突围？对于这些值得反思的重大问题，陆正兰教授在其早先的歌词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在《歌词学》一书中，作者回应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三种解码”理论，提出了适用于歌曲接受的第四种解码理论——“创作式解码”（Creative Reading），即“歌的接受，一开始是模仿，不久就变成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而自我表达中不可能完全遵循制作精英所规定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身体条件、感情需要、精神追求，予以改造。一首歌是否成功地流行，最后取决于这种‘创造式解码’。歌曲会在这二次创造中发生个体化的变形，再生出歌曲的意义。”这一学术新见弥补了霍尔理论的缺陷，对于歌曲及其他一些艺术样式的解码方式做出了更加科学有效的阐释。“创作式解码”赋予歌曲接受者以极大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为歌曲性别身份的消解和重构提供了可能。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否定了性别身份的本体论建制，力图为性别身份的颠覆实践打开缺口。而巴特勒的观点同样为《歌曲与性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她认为：“我们可以把性别看作，比如说，一种身体风格（a corporeal style），就好像一项‘行动’一样，它具有意图，同时也是操演性质的；而操演意味着戏剧化地、因应历史情境的改变所做的意义建构。”这种性别操演既可以维护既定的性别身份秩序，同样可以做出改变而颠覆它。由此可见，性别操演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激进的，它内在地孕育了性别身份重构的可能。事实上，在歌词创作中，词家的性别代言行为也可以视作一种性别操演，古代即已出现的“男子作闺音”传统就完成了一种颠覆性的性别身份建构。而在当代流行歌曲文本性别的塑造过程中，歌手的“性别赋形”行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赋形性别，是歌曲流传重要的一环，很多跨性别的歌和无性别的歌，因为歌手的性别赋形而成为一首男歌或女歌。”这种“性别赋形”行为其实是歌手进行的性别操演。具备鲜明性别身份的男歌、女歌还可能被异性歌手翻唱，并可能颠倒其性别身份，重新纳入歌曲的流传进程当中。
巴特勒认为，性别身份颠覆的可能性存在于既有的性别秩序和“律法”框架之内，而且，“个人与政治的能动性的起源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在，而是在身体之间复杂的文化交换里、通过这些交换产生的；在这些交换中，身份本身不断地变动，事实上，身份本身只有在一个动态的文化关系领域的语境里，被建构、被瓦解而重新流通。”性别身份重建并非在崭新的文化土壤之上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的文化语境当中完成。个体的性别表意行为是一种文化交换的实践，而歌曲的接受和流传就是如此的过程。《歌曲与性别》一书关于“歌众能动性”问题的论述也归结到了“性别操演”理论：“歌众的意义实践意味着一场巨大的性别狂欢，面对歌曲这种文化消费品，我们看到，每个歌众都有可能通过‘演唱’进行一种性别操演。这种‘实践’在性别文化意义上具有巴特勒所说的性别操演的两重性：要么被动地模仿，以保存或加固原有歌曲中的性别秩序；要么通过再创造，颠覆原有的文本性别意图。所以，性别文化意义的最后实现，还是，也主要是由歌众的声音主体来体现的。”
歌众的传唱是决定一首歌曲能否流行的关键，歌众的能动实践决定着流行歌曲的性别文化意义如何实现。歌众被寄予颠覆性别身份的厚望，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陆正兰教授的调查表明，大多歌众并未挣脱歌曲文本性别身份的枷锁：“歌众总觉得自己的表演，要符合歌曲已定的性别身份。……歌曲文本的性别性已经演化成文本所固有的社会性别性。”这个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发现说明，流行歌曲生产和流通中的性别表意活动是整个社会文化实践的一部分。人们性别身份的多元建构与自由颠覆，取决于现代性别意识的觉醒，这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流行歌曲是适合大众抒情的通俗文艺，通过歌曲的演绎来传达现代性别意识，是大有可为的。可以想见，“歌曲与性别”的纠缠不会停歇，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也将持续下去。
作者简介：
王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符号学与传播学。
Author:
Wang Qiang, Ph.D. of literatur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lecture of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s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E-mail：wangqiang500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