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书棋评祝东《中国文化符号学关键词》
易书棋
“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的著名论断指向符号学对意义的探索，意义同人类的文化实践息息相关。中国先民制礼作乐、辩名论言，从表意实践到哲思论辩无不彰显中国符号学理论资源之丰富，中国符号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追根溯源。祝东所作《中国文化符号学关键词》以“礼”“道”“名”“法”“易”“文”六个核心关键词为基础，系统性地梳理总结中国传统意义理论，揭示这些符号基因如何通过动态的伦理化、辩证化过程塑造了中国特有的意义生产机制，致力于在西方符号学理论框架之外建构本土化的阐释路径。
一、礼：符号秩序的元语言与文明根基
祝东从礼的祭祀起源切入，剖析其如何从天人沟通的原始仪式升华为统摄伦理和政治的复合符号，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中华文明特有的意义生成机制与价值实践逻辑。礼源于风俗人情，经由“事神致福”玉器仪式等宗教祭祀活动实现仪式化，其核心是通过符号化操作构建天人沟通的桥梁：通过玉器、青铜、乐舞等物质符号与跪拜、献祭、占卜等行为符号，建构起“人-神-天”的三维沟通框架。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上升为政治伦理符号系统，形成“别贵贱，序尊卑”的等级秩序。这种早期宗教符号在周代经由以德配天的伦理转向，被注入敬德保民的道德内涵，从而从祭神之仪转型为治人之礼，形成“礼者，天地之序也”的宇宙论依据。儒家进一步通过援仁入礼的符号改造，将外在仪式规范内化为克己复礼的道德自觉，使礼既保有“经国家，定社稷”的制度刚性，又获得自省而尊人的伦理柔性，最终成为兼具礼器、礼文和礼义的符号，这种“礼-仁”互动模式，构成中国符号学特有的“自律性元语言”机制。
礼的符号还存在动态性，其既以“分”确立如爵位、宗法之类的等级秩序，又以“和”维系群体认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的符号实践不仅依赖制度性约束，更通过仪式化过程将各种规范植入饮食、居所、车马使用等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使个体在习礼中无意识接受符号编码，从而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社会规训，这也是“礼崩乐坏”引发危机的原因所在。“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瓦解礼的神圣性，“道法自然”解构礼的等级性，“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发出礼的形式批判，“礼崩乐坏”不仅是仪式失序，更象征着符号意义的断裂，孔子的“克己复礼”是符号元语言的重构，试图恢复伦理与权力的同构性。
二、道与名：符号哲学的二元辩证
“礼崩乐坏”不仅暴露符号权威的危机，也由此牵引出道与名的哲学辩证——道家以“不可道”之真理消解礼法符号的确定性，儒家则通过“正名”实践重建符号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而二者在《周易》卦象的“观物取象”中达成调和，使得符号既承载具体伦理规范又指向抽象宇宙法则。
“道可道，非常道。”道家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指向不可言说的本体，老子以“无状之状”描述“道”的符号虚指性，主张通过“涤除玄览”消解语言对意义的遮蔽，“道”是个超越具象载体的符号。张辛认为道家符号观强调“道器合一”，玉器、钟鼓等礼器既是物质载体，又是道的显现，这种以象喻道的思维，与《周易》卦象的象征逻辑形成呼应。而儒家则通过“正名”确立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孔子以“名不正则言不顺”强调符号对现实的建构力，荀子则进一步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系统化为社会分类工具。名家的“白马非马”之辩，则暴露符号指称的模糊性，促使儒家转向“经世致用”的符号实践。
儒家与道家对“道”和“名”关系的不同态度，构成中国符号学的内在张力。儒家以名释道，通过礼法符号维护伦理秩序，而道家以道破名，批判符号对自然的掩盖，二者在《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中达成调和，卦象符号既有爻位之“名”的具象，又有阴阳之“道”的抽象，最终实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
三、法：刚性制度符号的秩序建构
祝东将法置于与礼、道和名的对比中进行论述，法作为制度性符号，在礼的伦理化规范失效时，承担起重构社会秩序的关键功能。齐法家将法与礼相调和，强调“法出于礼”的符号同源性，主张通过礼义廉耻的四维伦理符号为法治注入道德正当性，其“因俗制法”“刑德并用”的实践路径，使其兼具制度理性与地域文化适应性；三晋法家则突出法的客观性与工具性，通过“刑名参同”“循名责实”等方式将权力意志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律令条文，以“法壹则官无邪”破除贵族特权的礼制根基，彰显法作为政治符号的革新意义；而名家则通过“刑名之辩”“合同异离坚白”等思辨，剥离名与实的复杂关系，为法的规范性提供语言哲学支撑，“审其名实，慎其所谓”既揭露礼制符号的语义混乱，又为法家建立清晰符码奠定基础。
法是中华符号传统中不可或缺的制度理性维度，多流派的互释使其成为融合伦理调适、技术理性和逻辑奠基的复合符号。战国时期法的符号实践，既是对礼乐传统失效的回应，也是中国文化通过多元思想碰撞重构制度理性的创造性突破，为后世“儒法合流”提供了符号整合的基础。
四、易与文：符号实践的动态演进
祝东对易与文的阐释主要围绕变易逻辑与文饰实践展开。易的符号特质在于其“象-数-理”三位一体的阐释结构，即由卦象、筮数和义理共同构成的意义生成网络，其既能通过“取象比类”实现符号的隐喻扩展，又能借助“极数知来”的数理逻辑赋予符号预测功能，最终在“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哲学高度上，使符号摆脱对具体事物的依附性，成为“弥纶天地之道”的终极意义载体，实现“立象以尽意”。这种“变易”与“不易”的辩证统一，使易的符号系统既为礼的伦理秩序提供“天垂象，圣人则之”的宇宙论依据，又以“穷则变，变则通”保存符号意义解释的开放性。
文从原始社会的纹身、陶纹和图腾等具象装饰符号，逐步升华为涵盖礼乐制度、文字书写、文化审美的复合体系。文最初作为质的外在修饰，在周代被赋予“经纬天地”的伦理功能，周公“制礼作乐”将文从器物纹饰扩展为礼文、声文和辞文，形成“以文治天下”的范式。儒家进一步将文伦理化为仁的外显符号，主张“文质彬彬”的平衡：一方面宣扬“博学于文”，另一方面以“焕乎其有文章”的审美理想，将礼制规范转化为诗教、乐教等感性符号，使文兼具制度约束与情感感化的双重功能。与此相对，道家则认为“文灭质，博溺心”，主张“复归于朴”以破除符号对人性的遮蔽。至汉代，文与经结合形成“经学”，经典文本通过注疏、训诂、谶纬等方式成为政治、道德教化和宇宙观阐释的合一体。魏晋时期，文最终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与韩愈的“文以贯道”思想角力中，确立了其中国文化意义生产与传播的核心地位。
五、总结
《中国文化符号学关键词》聚焦“礼”“道”“名”“易”“文”等中国传统核心概念，揭示其作为文化符号基因的内在意义逻辑与演变脉络，全书贯通哲学、历史与艺术维度，旁征博引，从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资料中探析中华文化“和而不同”“文质相济”的符号生成机制，以本土话语回应现代性语境下意义泛滥的符号危机，彰显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解释力与当代启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