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传播与符号学
主持人：康亚飞
当生成式AI开始创作诗歌，元宇宙空间重塑文化展演形态，数字技术早已超越了工具属性，成为人类文明传播与意义生产的新型“语法”。在此语境下，“数字人文传播与符号学” 的交叉对话，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解码数字时代文化表意机制的关键路径。
“数字人文”的学术探索可追溯至 20世纪中叶。彼时，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为人文研究带来新的动能。于是，早期学者开始探索计算机与语言学的结合，以推进机器翻译在军事中的应用。但“数字人文”成为学术术语被普遍接受是近20年来的事情。当前，数字人文研究在国内外均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这和日益发展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密切相关。回溯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1.0 阶段聚焦“符号再现”，以媒介的压缩存储与数字化转译为主导；2.0 阶段转向“符号表征”，强调大数据环境下的媒介集成与符号系统有序化编码；3.0 阶段迈入“符号演绎”，着重探索多模态媒介交互中的符号动态衍生与意义共创。这一演进轨迹体现出：数字人文研究正从单纯的媒介技术应用，逐步回归到对人的主体性关照，研究重心已从内容转码向联结新的人际关系层面进发。
从本质而言，“数字人文”的核心价值并非凸显数字媒介的工具属性，而是揭示媒介技术驱动下人类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一理念颠覆了关于技术的传统认知，重新诠释了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以出版领域为例，传统出版受限于异质信息处理能力，其传播界面仅能实现人和出版物互联，数字技术作为一个新的交转系统，多模态符号在此聚合，让出版从单一的媒介形态转为“出版+”——以出版为核心，融博物馆、游戏、文旅等形态于一体。于是，出版的边界域从底层逻辑上被重写，人类社会的联结结构被重构，最终导致新的“意义”涌现。
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型社会联结必然伴随意义系统的重新生成，这使得符号学在数字时代的价值愈发凸显。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这说明，人终其一生，难以脱离对意义的追寻。从技术变革来看，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信息获取的方式，也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可是，尽管交流跨域了时空，但人类终极意义问题始终无法跨越。数字视域下的符号学从单纯解答“意义为何”转变为关注“意义”的流动与生成过程，促使人们从技术加速的社会焦虑中冷静下来，转而思考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间的意义共通。
海德格尔曾以“诗意的栖居”叩问人类的生存方式。当符号化的自我沉浸于数字狂欢时，现实世界中的肉身主体仍面临着数字生存的多重挑战。数字人文传播与符号学的深度融合，为人类在复杂数字环境中寻求意义共识、构建精神家园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推荐文章：
康亚飞：《虚实“破域”：智能出版的媒介形态变革与未来构想》，《现代出版》， 2024 年第11期。
康亚飞：《知识的传承、联结和再生产：我国古籍数字出版的新形态》，《编辑之友》，2024年第11期。
胡易容，康亚飞：《数字时代出版学科的理论要素与演化逻辑》，《中国出版》，2022年第23期。
胡易容，周野：《从“版”到“窗”：数字出版阅读界面形象嬗变的符号学分析》，《编辑之友》，2024年第6期。
胡易容：《技术创新驱动下的出版系统迭代机制——兼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出版行业的冲击》，《中国编辑》，2023年第7期。
胡易容：《“意义世界”范畴与交界面的符号哲学阐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3 年第5期。
胡易容，张克：《从“数字化生存”到“符号的栖居”——论数字人文学的符号学界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刘涛，张媛媛：《通往数字人文的游戏之路：游戏叙事中的传统文化符号再现及其程序修辞机制》，《南京社会科学》，2023 年第11期。
孟建，胡学峰：《数字人文研究:超学科方法论的一种认知与阐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20 年第2期。
李俊欣，黎一达：《“共游江湖”：武侠游戏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表征与传播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