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讨论，由于其全球性和跨文化的发展，一般符号学研究方向和对象在新世纪的战略性转移。全球性符号学或者符号学全球化趋向显示，目前符号学研究正在朝向于比较学方向。结果，全球化符号学可以相当于广义的比较符号学，从而导致对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身份、方向、对象的再反省。符号学运动在全球化时代将获得一种新的动力。新时代符号学在理论上应该同时联系于欧美的和非欧美的学术---文化传统。它也将联系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符号学将成为对人类全体人文学进行重组和改造的理论基础之一。记号一直是符号学史上意义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单元。然而过去几十年来，意义问题越来越扩大到全体人文学话语的结构和构成。换言之，我们今日对符号学进步的关切，密切地与整体人文科学进步的努力相联系。因此，符号学可以看作全球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现代化的主要门径之一。随之，符号学运作的主客体域，也将逐渐从现实世界向学术话语世界偏转。
1 全球化符号学的三层意思和符号学作为多元比较研究
1. 1 全球化符号学的三个层次：地理的，文化的，学术的
在学术全球化时代，一种扩大的符号学概念，可以按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个层次或维面来构想：地理扩展，文化沟通，以及学术机构的重组。符号学全球化概念涉及这三个不同的维面。首先，它是已经确立的欧美符号学向非欧美地区的地理上的扩展。这是目前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基本部分：，这也是欧美符号学科学向其他地区的单向扩展。在文化的维面，它表示一种更复杂但也许更具创发性的方面：不同符号学传统之间思想互动或交锋的学术实践。第三各维面也意味著，传统符号学遗产和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结构之间的理论互动。全球化符号学包含的这三个层次，也可描述为：符号学在社会学的、文化的、以及学术理论的诸层次上的不同学术实践。
在此意义上，符号学全球化，与一种重组当前人文科学“地形图”的全面规划相联系。事实上国际符号学运动的上述三个维面研究，已蕴涵在我们常用的说法之中了：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论实践。这些理论目标的追求和实践，与符号学全球化的学术目标紧密相连，
1. 2 符号学作为多元比较研究
结果，符号学运作在性质上是比较的。比较方法可应用于不同的学术方面，如领域、学科、学派和文化传统。全球化等于是相当于其“空间”整体的任何地理扩充。符号学全球化的上述三种类型，应当用操作性词语表示如下：广义的比较学实践。任何比较的学术运作都意味著，超越单学科框架、联系于在不同文化和学术环境中形成的其他学科所实行的一种研究程序。[i] 因此，符号学全球化可归约为一种普遍比较符号学，后者本质上对立于任何学科中心主义的符号学。此外，比较研究表示着具有不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因此产生了一种为实行不同类型学术话语之间有意义的沟通而确立共同基础的必要性，此不同类型的学术话语是由不同的学术构成和制度所决定的。符号学全球化意味著，具有不同学术训练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和合作。首先，记号概念似乎可为不同学术语言之间的沟通提供一种概念“公分母”。然而不言而喻，不同的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差异性，将使得符号学交流中形成这类概念公分母非常困难。在此意义上，欧美符号学中心主义，反而为比较研究造成了一种操作性限制。我们不可能直接地或现成地把在欧美学术传统中确立的概念系统和推理模式应用于非欧美传统中产生的学术课题。因此在全球符号学活动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欧美知识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以及后者在比较学框架内进一步创造性的研究。全球符号学对每一方来说都意味著一种双重努力：现代符号学研究首先来源于欧美学术资源，之后在上述不同比较学层次上创造性地研究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课题。[ii]
2 符号学的理论身份和符号学作为跨学科运作调节者
2. 1 跨学科多元主义 vs 哲学中心主义
符号学全球化的一个深层意义相关于两个方面：a）何者为今日符号学研究的更好的模式，以及b）如何最合理地“使用”作为学术课题方法论组织者的“符号学”一词。对前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认识论性质的：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在理论策略选择上，应该以某种哲学为基础，还是应该是跨学科理论朝向的？从认识论角度看，符号学理论研究中的跨学科方向和哲学中心主义，在原则上是相互对立的。符号学的许多理论结论都来自非哲学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其它。[iii] 此外，符号学理论的哲学中心论必定涉及不同的哲学流派，它们彼此以各种不同方式相互差异，这样就会使相关符号学讨论卷入错综复杂的传统哲学争论争论之中去。上述差别，进而因人们对一般知识的、特别是人文学知识的性质的各种不同解释，而更为复杂。这种差异性也相关于有关当前人文科学现状的不同意见：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文科学的当前状态是自然合理的，还是说应当予以更合理地改造？符号学理论的跨学科性格是与任何哲学还原主义对立的。符号学的这一不可避免的跨学科性格，并会进一步被跨文化这种“二度跨学科”的倾向所强化，相应的，人文科学理论形态将同样经受这一双重跨学科方向的冲击。跨文化因素在此的介入，使得人文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更为复杂，例如中西哲学的构成和功能之间的差异，足以使学术全球化发展中的任何哲学中心论主张，面临着更难处理的局面。[iv] 不过也要看到，这种跨文化哲学形态上的分歧，在跨学科理论方向的实证的学术实践中，却可以有力地促进符号学理论的发展。
上述问题也可转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适当地、富于成效地理解和使用“符号学”一词？我们不妨说，符号学可以在学术操作实践上用作“学术组织战略”的总名。为了论证社会人文科学现状的合理性，符号学当然被纳入前者之内，作为其组成部分。为了改造人文科学或使其现代化，一般符号学首先可被解释为一种重组人文科学的工具。如接受这一扩大的任务，一般符号学就应当先从自身调整其结构或是功能。我们可以更实际地这样提此问题：符号学应按其当前实际状况被理解和接受呢，还是应当相对于所有其他现存学科的理论发展来重新加以定位呢？全球化符号学将可被强化，以作为实现一种新型元理论的基础，用以处理符号学所面临的一般理论问题：这就是人文科学内部的一种多元跨学科理论实践。在此意义上，符号学应当与人文科学整体理论结构问题挂钩，并参与后者的整体重组过程。这一愿望将会进一步强化，当符号学全面扩展到非欧美地区以后。在此扩大意义上的符号学，将可被视为为全体人文科学现代化过程的主要推手之一。不言而喻，跨文化符号学的发展，将使得上述过程加倍丰富化和变得更为重要。符号学的方法论无疑将成为一切比较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符号学家，一方面是专业领域内的跨学科课题研究的组织者，另一方面也是（对于那些具有一般符号学志向者）在学际边缘地带进行创造性学术目标的探索者。
2. 2 多元跨学科理论对话的中介调节者：职业专门化和思想自由
因此我们看到两类学者之间的基本对照：学科专业型和跨学科调节型。符号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学本身，也应该包括在符号学领域内。符号学倾向于关注不同学科系统的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符号学家是处理多学科间理论关系问题的“专家”。如确，国际符号学学会应该充分运用符号学的这一形象和资源，以更具多元性方式组织国际符号学活动。根据对理论的和应用的符号学的这一新解释，一位理论符号学家，除了在某个或某些学科内从事专业课题研究外，还应“专长于”各个学科内所含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今日没有任何类型的学者比符号学家更适合于，在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理论重组的共同事业中，担任中介调节的工作。结果，学科中心的学术活动和跨学科的学术活动，彼此可以在扩大的学术环境内相互补充。这两种理论活动，也可以简称为：单学科的方法论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的认识论理论研究。后者可以说成是前者的使用者或应用者。跨学科符号学认识论，是以各单学科本位方法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
3 西方基础：欧美经验
当前欧美符号学研究日趋专业化和学科化。这一倾向固然有助于提高具体课题中分析技术水准，但与现代符号学传统所具有的宏伟理想，渐行渐远。学者们往往批评理论家的不切实际和好高骛远，但忽略了以下事实：采取符号学的宏伟形象可能与学者关心人文科学更深远的目标相联系，现代符号学理论家的抱负正可相比于古典哲学家的抱负。符号学作为关于记号思考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丰富的成果早已逐渐沉积在各门科学之内。记号思想特别在前科学时代的诸历史阶段发挥着独立的激发科学发明的作用，并显著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直至现代以来，随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符号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潮流，才最后形成。符号学，六十年代以来成为一种学术思想运动，并成立了国际符号学学会，在此过程中，法国结构主义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在现当代符号学大家中，不少人都在自己的符号学研究中表现出对人类知识全局关心的态度，而并不满足于仅只作为具体课题的专业研究者。当代符号学运动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均与符号学创始者的原初学术理想主义不可分开。[v] 因此，今日国际符号学运动不应放弃这一思想的热情。在“文革”结束后，我们中国学者立即注意到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人文科学整体论目标的吸引力，而且因为它深入到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问题（而不是什么泛论人类知识进步等等），其跨学科的理论眼光对社会和文化现象提出了更有效的新型解释方法论。但是随著研究经验的积累，尽管我们也客观地认识到法国结构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后果，结构主义始终最富成效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发现传统人文科学中的缺欠所在。例如，结构主义阐释了为什么应该将“现实”或“实在”概念分域、分层、分面把握的理由，以避免在科学研究中首先模糊了对象的构成和身份。大致而言，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两种缺欠：逻辑推理薄弱和对象脱离现实。[vi] 正是法国结构主义较适切地刺激了中国符号学方向的定位，其中特别是思想的整体观和思想和现实的多元关系性。[vii] 这样，以法国结构主义为主的符号学理论世界，可成为人文科学现行结构分析和革新的主要动力。而对于中西人文科学交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来说，符号学显然应占据主要地位。那末，为什么符号学特别与人文科学有关系呢？[viii] 首先，对于一切自然科学、甚至对于某些社会科学，我们已经有非常可靠和稳定的知识系统可资运用了。而对于不同思想、文化、学术传统来说，有关价值和信仰的问题，彼此没有共同可接受的“对话公分母”。为了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样的实际需要而言，我们也需要探讨对话的理性基础（例如各种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是难以在各自信仰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的，因为它们在此问题上大多数是“唯一真神主义信奉者”）。传统的中西人文学术，都是讨论价值和信仰的问题的，特别是各自的哲学，但如前所述，它们难以蠡清人文科学话语内盘根错节的语义世界。
符号学的跨学科策略实现在两个层次上：学科本位层次和跨学科层次。交互运用两个层次（部门的和一般的），无疑有助于人文科学整体重组的任务。
4 中国符号学的潜力：中国符号学对于符号学全球化的隐含意义
中国符号学的世界意义在于，他的发展，未来也会影响到欧美符号学传统知识的构成。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将使前述人文科学中含有的问题有更清晰、更丰富的呈现，如果它有在全球水平上形成一种学术运动的抱负的话。
4. 1 中国符号学的特色
在世界一切非欧美符号学实践中，中国符号学别具特色。但我们应当在三个层次上描述目前中国符号学研究：
a）与西方类似的符号学研究情况
b）在现存各学科中含有的符号学式思想潜力
c）在传统中国人文学和中西比较研究研究中的理论性的和实用性的符号学潜在资源
a）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但还谈不到有什么影响。但我们不应该以在此表面性观察中获得的了解，作为对中国符号学进行估价的根据。反之，b）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大超过a）。不止因为其潜力易于实现，而且因为理论研究学者具有更富创造性的学术能力。然而，中国符号学的最大潜力存在于c）。如果b）可以为符号学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c）则具有远具创造性的思想创造力，不仅对于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发展来说如此，而且对于世界人文科学未来发展来说，其可能的贡献亦不容小觑。因为只有c）才最具有条件提供，使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世界其他传统思想、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理论思想，在理论上进行对话的技术性工具。
4. 2 中国符号学作为当前跨学科和跨文化符号学实践的主要发展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有可能参加全球符号学和世界人文科学，当中国古典学术话语的符号学转述完成之后。这一过程应当实现于中西传统学术话语对话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艺话语，提供了不同的人类思想方式和根源，后者可以补充、丰富、甚至改进欧美人文学术知识，当前者可被首先“翻译成普适语言”之后。如不经此符号学的和解释学的“转换”，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话语不仅只能为少数有语言训练者在“初级”层次上把握，而且仅经此直接的语言把握，并不能导致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有效参与国际人文科学理论交流。也只有当此中西交流得以在理论的层次上进行后，才有可能使中国传统话语蕴涵的潜在理论性资源，影响到现代西方人文科学主流思想。
4. 3 中国符号学和非哲学中心主义
在c）意义上的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对于任何哲学中心主义方法论，都持警惕态度。除了前述传统哲学本身的语境局限性之外，中西哲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异，对此问题增加了抵制理由。当代所谓中西比较哲学就包含着这种概念的混乱性，其效果反映在两个方面：多数中西哲学概念的不可互比性，以及因此妨碍了认识中国哲学内含的真正价值。不过，从实际上说，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对于理想中的中西哲学理论对话，是一种积极的准备步骤。
5 符号学作为全球人文科学不同学科理论间关系结构研究的标称
从全球人文科学元理论层次上看，符号学远非仅仅是有具体个别性存在的学科，而应被形容为人文科学“交响乐”的总指挥，他特别关注于与一切理论性资源有关的多元学科理论间的关系性问题。现存学科是自然地，和实际上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只要在学术市场上有需求，它就可以照此方式继续存在下去。[ix] 现行从事学术的方式当然可满足职业学者的精神兴趣要求。但是一种新型的、处理不同理论资源间关系问题的任务，必定要求学者首先摆脱主导性的学科职业限制。因此我们才说，如果符号学是一种学科或专业，它就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学。这一立场使其呈现为一种典型的经验的和理性的性格，后者朝向着种种不同的“现实域”。任何科学类型研究都是应朝向某种现实、而非朝向纯虚构的。后现代主义在现实和理性运作和虚构和艺术性运作之间的特意混淆，反映了今日西方主流理论思维的混乱性。[x] 符号学作为学术和符号学作为创作，是两件必须严格区分的事。由德里达、艾柯、罗蒂在各自领域里倡导的这类非理性主义主张，表明了当代西方人文学者理论思维力的降低，而非提升。在科学的和艺术的运作之间的区别，仍然是基于学术理性主义的，后者与所谓后现代主义或认识论的虚无主义根本对立。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想均反对实际上来自分析哲学传统的语义清理原则。符号学语义学与分析哲学的不同则在于扩大了、多元化了现实和意义的所指关系，也就是摆脱了早期险隘的物理主义。但是符号学理性主义保持着追求现实朝向性和语义明晰性的根本科学目标。
6 扩大的符号学对象域：学术话语的泛语义学机制
我们前面指出，在西方符号学史上，记号曾是对涉及自然、文化、逻辑、语言的符号学思想进行统一化处理的概念工具。事实上，逻辑学和语法学，在由索绪尔和皮尔士开创的现代符号学运动之前，一直是促进符号学思维的主要学科。无疑，现代符号学学术仍然相当程度上依赖两位现代主要符号学创始人的学术遗产。然而新世纪带来的符号学全球化目标，提出了对符号学研究方式进行战略性扩展的要求，后者将导致符号学基本对象的双重结构的出现：自然、文化、语言诸领域内的记号现象；学术话语的语义学制度。这一战略性转变，是与从传统的“记号学科”向全球人文科学的语义学机制分析的目标扩展相一致的。
符号学的全球化发展，甚至导致对符号学---语义学单元的新的规定。当前西方艺术符号学对作品制度的分析，将为跨文化符号学中的学术制度分析，提供范例，结果可以达到一种扩大的符号学形态，后者相关于多元形式的语义学制度分析，当然也包括传统的记号和记号过程的语义学功能。所谓学术语义制度，就是学术书写话语的语义学制度，它涉及三个不同层次：社会文化条件层，外部学术制度层，以及内部学术制度层。我们此处强调的是第三种，即一种狭义的学术语义学制度分析法。归根结蒂，符号学语义单元必须加以扩大，以包括进决定着学术话语构成和功能的语义机制之种种层次。
6. 1 作为记号研究的传统符号学模式
尽管记号概念的确表现于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中，符号学作为有关记号的思想是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当结构语言学出现后，记号被一般化为一种双重概念：语言学的和哲学的。记号的这一双重身份，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为法国结构主义的和美国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的方向。简言之，前者更多相关于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后者更多相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这两个符号学运动均使用着同一个概念词“记号”，却各自赋予其不同意义和所指者（referent）。当然，二者对于今后国际符号学学术的发展都是重要的。不过四十年来符号学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跨文化符号学的发展，要求我们重新检视国际符号学运动中的这个二元概念词。让我们现在大胆问一下，记号对于统一语义学的和实用学的符号学思想表现，是否仍然可以作为基本的概念加以使用呢？记号被用作处理语义分析的基本单元，而语义分析却须涉及社会文化“世界”以及学术“话语”内多种类型的表达性和解释性机制。似乎一种适当的语义“单元”应该比这些语言学的和自然性的基本单元更为复杂和更为灵活；它或者只可相关于一种以记号作为构成性单元的组织系统？但是多元结构化的语义机制将使此基本构成单元较少有效于描述学术话语的语义学组织。一门学术话语符号学，要求一套更适当的语义单元，来描述此多元语义机制，包括语言的、逻辑的、思想的、历史上被决定的表达方式的、语用学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程序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附加的因素可以被说成是操作性解释学的。换言之，一门学术符号学必定要相关于一种符号学---解释学程序。于是，解释性单元可以更多地相关于某种“组织性单元”，较少地相关于自然性（语言的和物理的）知觉性单元。我称此组织性单元为语义学机制之构成部分，应该说这是我二十年前最早从法国电影符号学的电影制度性研究中获得的启示，1999年在我为德累斯顿大会提出的有关中国传统学术制度分析的论文中曾加以明确使用。此一扩大的学术符号学观念，无疑来自跨文化符号学的进展，后者必然牵扯到不同学术传统的有效思想交流的问题。
6. 2 学术话语中语义制度的一般概念
本文并不打算详论尚未成形的学术符号学制度分析本身。[xi] 而只是指出这一符号学认识论变迁在全球化符号学发展中的必要性。简言之，我们可以采用一种二元学术策略学：科学的和符号学的。理论符号学的目的并不是直接研究自然和社会的问题，这是自然和社会科学本身的任务；符号学的任务是研究学术话语的意义构成和不同学科的理论形式之间的关系。为此，符号学和各种知识类型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目前，符号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最少（或者说，符号学需要学习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但非反之）；与社会科学关系次少，却极大地相关于人文科学。后者的知识特点是其传统上的表述模糊性和推理任意性。符号学方法首先有助于分清传统人文学的意义构成和语用学功能。这一研究使我们更多涉及人文科学的现实构成，而较少涉及其历史发展线索。因为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历史性因素相当大地保存在现存人文科学信息库中了。同理，当代符号学史溯源学，也就相对地减少了重要性。今日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的主要任务，绝不应在于纵向地塑造符号学的光辉历史，而应在于横向地探讨它与当前各种知识和社会制度的互动关系。[xii] 符号学全球化的上述三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归结于相应的三个层次上的制度性分析：社会----政治的，文化---历史的，和学术---学科的。
6. 3 制度语义学和学科方向的和跨学科方向的理论互动
这一非哲学基本主义的和跨学科理论的方法，显然与世界现行学术理论系统的规范和规则不相符合。符号学对目前全球人文科学提出的深层的认识论---方法论挑战，正表现于它企图解剖和重组内外学术制度。[xiii] “制度”的意思在此可含有“硬体”和“软体”两个部分，分别对应着社会---经济---教育系统和相关知识运作系统。这一扩解的符号学，绝非意在采取所谓“符号学帝国主义”策略，企图胡乱干预学科世界的知识活动，而是企图在这类常规学术系统“之外”和“之上”另行组织独立的科学规划。符号学正是要发现与常规科学系统合作的更有效的新渠道、新方式。符号学必然首先充分学习常规学科内的知识成果（而非参与其创生，因为这是专家们的任务），然后在另一学术层次上重新将来自各学科专业的知识成果，予以再分析和再组合，以施行另一套科学运作程序合理论目标。也可以说，符号学运作的性质是多元综合性的。正是在此新的科学运作层次上，符号学创造性地运用其所特有的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创造性地达成相关于个别学科和全体学科发展的新的学术目标。如果这样理解，从理论发展功效考虑，符号学就是互补于，而非对立于常规知识系统的。符号学不仅不可能、不应该破坏学科专业的知识成果，反而要积极支持并不断吸收其知识进展；因为，符号学就是专业知识的谦虚而积极的“使用者”。在同样的意义上，理论符号学、学术制度符号学、一般符号学等偏于战略性探讨的研究，与各种部门符号学的研究的关系，也是一样。二者之间也是互补互惠的。举例说，没有当代部门符号学的丰富多彩的成果，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理论符号学的进展。特别是在符号学领域内，一般性研究目标和部门性研究目标是辨证地互依互存的；更具体地说，当代一般符号学是从部门符号学的成就中间接地吸取到理论性营养的。【中译文补记：作者本人对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兴趣，就是首先来自人类学、文学理论、电影理论等部门符号学研究成果的】
我们再次重复，作为理论制度性分析的符号学概念暗示，一般符号学在逻辑上是与整体人文科学的结构相联系的。他的科学目标必然也须要相应地扩大。同样再次强调，这一认识论的转变，在学术运作上伴随着学科中心主义向问题中心主义的转变。[xiv]
7。在促进符号学全球化事业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全球化符号学的令人鼓舞的目标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有可能。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组织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和规划，对于符号学大家庭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任务。
7. 1 互联网通讯
过去四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成功经验，使其成为，在组织世界上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中，非常有用和包罗广泛的比较研究模式。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IASS亦应该与时俱进，彻底调整其运作方式，以满足新世纪符号学发展的需要。首先，它应该努力创建多地区、多领域、多学科、多课题之间广泛学术对话的有效平台。这个对话平台应当使不同的学术兴趣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的自由对话成为可能。但是，对于达成此目标来说，在两个层面上存在着困难。首先大多数非欧美国家的符号学尚未建立学术组织，其次由于财物困难，大多数非欧美地区的符号学家没有条件参加IASS组织的学术活动。这两种困难成为IASS发展的长期困难所在。在此情况下，建立和推动国际朝向的互联网符号学交流平台活动，是极其必要的。
7. 2 英语作为一种普遍语言
不论世界上民族语言之间的冲突有多麽大，符号学的互联网事业面临着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国际同行必须使用统一的交流语言，也就是唯一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英语。这一交流语言的选择，完全应该从国际交流可行性条件角度考虑，而不应该涉及任何民族情绪性理由，否则就会形成自我行为矛盾：到国际舞台来（实际论坛和互联网论坛），是为了对各国同行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和了解国际同行的学术思想。为此目的，如无共同的语言交流工具，是不可能完成国际学术交流的目的的。但是目前仍有很多符号学家，不只是因为英语的困障碍，而是由于把在国际符号学论坛上的发言，看成是表现民族自尊的机会，因此坚持使用本国或本地区的语言，以“维持民族自尊心”，结果成为一种虚荣心作祟的、自相矛盾的、学术浪费的行为。
另一方面，对于互联网国际符号学论坛的任务来说，各国学者要想有效参与网上讨论和交流，也存在着一种如何适当地运用书写英语的问题。的确，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地区学者掌握了基本书写英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人难以使自己的书写英语达到职业性规范的程度。考虑到现实的条件和需要，我认为IASS委员会需要考虑以下作法：
a）安排国际互联网论坛的专职英语编辑，对于非英语母语学者的英文稿件给予起码的语言编辑协助，使其思想得以有效在国际论坛上获得表达；
b）国际互联网论坛上的英文质量必然低于正常要求，在目前情况下IASS可给予英语水准上的宽容。在此，我们应该把思想的有效表达，看作高于英语写作能力的标准化要求。这样才可使得大批国际学者参加讨论。（本人认识许多优秀德、法教授，其英语阅读能力甚佳，但无时间练习英语写作以达到标准水平。对于中国学者，这样的学者更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充分承认，民族语言对于思想创造的必要性，但学术思想的表达是完全可以用不同语言转译的。法语人士在此问题上长期陷入自我矛盾，没有区分出创造思想所使用的语言需要和理解此思想的语言需要是可以不同的。如若不然，岂非拒绝法国思想的世界传播么？英语的现实普遍应用性和英语作为历史特殊过程产物的正当性，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不应加以混淆。对于国际符号学交流中选择可用的公共语言的问题来说，英语的历史意识形态问题，是“不相干的”。这个语言问题，今日已成为IASS促进其国际交流活动的技术性要件之一。总而言之，一方面是IASS为成员提供英语编辑服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学会成员同意尽量使用英语的需要。
7. 3 符号学家个人的双重角色：组织者和研究者
一位学者的学术荣誉可以由两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组织工作的成就。二者不可混淆，也就是一位组织者应当中立、公正地服务于符号学领域内不同学术方向的学者，不应采取任何歧视性的和自我利益优先的行为方式。学术组织工作的公正性，已成为IASS今后有成效地开展创新性工作的先决条件。个人如此，学派之间更应该给予不同学派同行以同等的学术表达机会，使不同思想、包括反对组织者的思想，均有顺利表达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安排IASS的组织工作，本文所倡言的学术目标是无从进行和达成的。那样，符号学国际舞台不过成为争相标榜和自我宣传的场合，本来就欠缺条件参加IASS活动的非欧美地区学者，将更无动机费力与会了。全球化符号学规划因此包含有一种国际交流间的学术伦理态度转变的要求。学会组织者尤其不应该利用学术组织权力来图利本人和本派的学术利益，而应把学术组织工作看作服务于IASS集体事业的另一种荣誉，即服务性荣誉。全球化符号学规划，如无这种事业组织性的抱负，是不可能实现符号学的理想的。由于这一个人学术操守问题，具有极现实的操作性必要，让我将其描述如下：
每一位成员可能同时扮演两种角色：
角色A：“搭建”舞台的学术实践：角色A作为组织者
角色B：在此舞台上“表演”的学术实践；角色B作为研究者
A与B由同一个人扮演，但在内心和行为过程中应该将两个角色的目的和方式完全分开。A角色是集体性的，B角色是个人性的。因此学者个人的学术人格是双重性的，虽然在更高的层次上二者是统一的。这一公私任务分离的要求，不只是个人学术操守的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符号学集体事业建全发展合符号学伟大理想实现可能的问题。【中译文补记：作者在此反复援引“蔡元培模式”，绝非斤斤计较于不肖学者个人之“损人利己”学术操守问题，而是指出“操守”与人类理论进步的必然关联性方面】
7. 4 伦理学态度和学术的方向调整
因此，符号学对于学术语义制度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各种学术策略学调整方面，也涉及到个人在具体社会中的伦理态度选择方面。伦理的（动机的）/ 内部的（学术的） / 外部的（社会性的）三元制度性分析（triple-institutional analysis），将为全球化时代符号学的发展揭示一个更富学术成效性的前景。一位研究者的学术利益基于他的专业知识，后者植根于作为职业成功的学术系统。而符号学的方法则倾向于使此社会性价值或学术专业的保护主义去中心化：对于同一课题，在现存主流专业学术方式之外，可能存在有不同的方法。专家学者可能对于此学术“异他者”参与本人组织的学术活动中的“竞争”感到不快，因为后者的学术方法可能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从而“损及”自己的学术“利益”。学科的形成是与众多制度性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如：地位、头衔、收入、荣誉、出版权力、会议组织权力、以及社会影响大小（知名度）。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都在支持学者的功利主义学术运作风格和策略。这一商业化时代对于商人来说是正当的动机，如果全盘移入人文学术界，势将系统地影响人文学术理论的发展方向，这是与启蒙时代的精神理想，与古典时代学者朝向真理追求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而却为后现代主义视为当然。后者把学者以学术追求个人利益当作天经地义，而不再关心学者正当动机问题【中译文补记：孔孟学强调动机学，老庄学否定动机学；孔孟以动机不纯责人（乡愿），道家以孔孟实在通过不实之虚誉以达“丑人美己”之目的相讥。此“案”适于古今中外，不能辨析此“是非”，不足以言孔孟】。如果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时代理想的一个理由的话，这是一个多麽庸俗的理由！问题不再是个人操守和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人文科学、特别是关系到符号学理论的积极发展的问题。二十年来符号学理论欠缺重大创新，不正是与此学术商业化的世界潮流息息相关的么？符号学家一定要区别两件事：追求公共性（学术内部）真理和追求个人性（学术外部）利益。具体来说，如果没有治学的理想主义，符号学倡导的跨学科、跨文化学术策略方向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没有后者，公正的符号学的学术活动机会也难以形成。国际学者将成为各依个人外部优越条件，拉帮结派，冲向学术商业化竞争，而以在市场上最终得利（名，势）为直接目的。当然，法律和规范可以提供基本制约，但那是外部性制约，与动机层无涉，也就是与学者治学动机和目标无涉。在此意义上，全球化符号学牵扯到的符号学思想历险的前途，也是与学者个人的伦理学态度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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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为芬兰依马特拉“全球符号学”大会宣读的论文（2005，6，14）基础上修改而成。本文提出的观点与当前西方学界有关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讨论多有联系，如有关真理、指示者、现实、客观性等等，但因篇幅所限无法直接在此展开讨论，读者可以参照作者的《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Peter Lang，1997）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本文英文原文已刊载于2006年第4期（# 162〔1/4〕） SEMIO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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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2002年杭州浙江大学举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研讨会上，作者提出了三类比较研究类型观：在个别主题上应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学科内部施行的比较法）；基于一个学科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与一个学科整体相关的比较研究）；以及涉及多个学科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在多个学科之间施行的比较分析）。因此，作者认为，所谓跨学科方向，本质上就是一种泛比较研究的方向。（参见：李幼蒸：《历史符号学》，2003，p 250）
[ii] 艾柯指出，“符号学的新系统化 的时代今日尚未到来”。参见艾柯（1999），p 8。在我看来所设想的这个系统化任务，也必须与跨文化符号学联系起来。后者应被视为今日符号学前沿之一。参见李幼蒸（2003），p 92。
[iii] 西方符号学界内的许多理论争论，都是源于某种哲学中心主义，按此，符号学理论往往被最终归结为某种哲学理论，例如英美分析哲学或者欧陆存在哲学。艾柯曾经说过，“于是，一般符号学就是一种语言哲学。”参见艾柯（1984），p 8。后来他主张，“我们只能与海德格保持一致：存在问题只能在被投入Dasein时才能被提出……在我们的Dasein中，我们获得了一种关于限界的基本的体验，此限界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为语言所预见（但是仅只预见而已），一种限界，在其外只能沉默无语的是：死亡体验。”参见艾柯（2000），p 93。看来艾柯打算用同一个词sign既表示一种哲学性概念，又表示一种语言学概念，正如他使用同一词language来讨论分析哲学和存在哲学中的类似对象一样。艾柯正确指出，分析哲学只满足于处理真理概念，却忽略在其之前的事物本身。参见艾柯（1999），p 19。但我们可以使用hermeneutics这个词来含括事实之前的一切认识论因素，以便扩大我们的认识论视野。
[iv] 本文作者指出，“对中国哲学的完整理解，远非仅限于哲学性讨论。实际上，它涉及到多个方面，如：语义学组织，社会与学术制度，学者的动机，读者的思维条件，文化的结构，政治历史环境，以及传统学术在中国历史内的功能。”参见：李幼蒸（2001），p 170。
[v] 作者于中国社科院座谈会（2000年底）上的讲演指出，当代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起步是受到一系列现代西方大学者学术理想的启发的。所有这些伟大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关注一个与全体思想世界相联系的广大符号学视野。参见李幼蒸（2003），240-242。
[vi] 注意艾柯下述说法是有趣的：“让我们首先摆脱支配着我的符号学的一种含混词语，这个词语是我自己创造的，特别是在引述有一次我和巴尔特谈话时，他在谈话结束时说，‘必须消灭referent这个词！’。”参见魏莪莉（2000），p 21。按照我本人对referent这个词的符号学理解，坚决反对排除这个现实所指者概念。它所指示的不是一个单一性对象，而是应指、可指对象的多个方面，存在着一个“所指者类型系列。”巴尔特对此概念的怀疑主义的精辟分析，反而有助于我们达到一种有关客观现实“真理”客观性等概念的更理性的、而非更加非理性的 认知。后现代主义的真理观，实乃一种简单化的思维结论，作者的部分相关见解，可见“语言媒介和意义构成”。参见李幼蒸（1997），53-74。
[vii] 在撰写此文时，作者惊悉保罗利科逝世消息。作为最早把利科哲学思想引介到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我对其哲学立场最感兴趣的是他对跨学科方法论和符号学的重视。对于符号学而言，利科哲学
对符号学和跨学科方法论的重视，超过了大多数英美法德哲学家。虽然如此，从符号学角度看，利科哲学探索严重地受到其海德格路线的本体论基本主义之累。因此他的著作中不时表现出由于哲学和符号学思想方式的相互纠缠而造成的思想犹豫和概念含混之处。
[viii] 作者的符号学认识论重点不同于某些也持知识整体观的西方学者，他们宣称符号学是涉及全体人类知识的“万能系统”。首先，我区分了科学的和符号学的知识二分法。西比奥克说，符号学具有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对话的任务。参见《符号学》（2001，V136-1/4）。反之，我强调应该在两大学术运作方式之间划出界限。
[ix] 在作者最近中文著述中，人文科学的科学方向和学术市场压力之间的张力关系，讨论很多。市场化机制严重影响着人文学术的方向和学者的志向。自从真理和实在等概念被后现代主义所抛弃后，学者个人的学术动机被“物化”为纯市场“利润”的追求。
[x] 艾柯再一次以含混方式将referent此词的批评应用于两个领域：科学和文学。他说，“一种创造性写作的主要任务在于对我们指出，存在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参见Petitot 和Fabbri（编），2000，p 599。我则坚决主张必须严格区分两类符号学运作：科学的和文学的。否则，我们只能是在颠覆我们的科学实践，将其轻蔑为、归结为一种理智游戏。。但另一方面，文学手段当然可以用于描写和评论历史性现实片段。文学中的叙实部分和文学中的虚构部分，分属两种理智运作。可参见勒高夫对艾柯小说的评论。勒高夫（2000）。
[xi] 作者在有关中国史学的解释学分析的若干研究中应用了这个概念，包括在1999德累斯顿大会上提交的论文。
[xii] 对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联系的强调，不同于对其历史溯源学的关注。后者当然更多地关联于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中的记号问题。相比之下，前者更多地与现代科学话语的构成有关。
[xiii] 在1995年作者表示，在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两种基本的要求：“在全体人文科学领域内的语义学再组织和在它们的研究程序和策略方面的制度性再组织。”参见李幼蒸（1997），p 76；或参见《欧洲符号学研究》，V7-3/4，维也纳，1996。
[xiv] 法国结构主义的一项有益经验是：课题（problematique）先于学科规范。前者可以从不同学科选取其方法论组合材料。同理，符号学课题通常均相关于多个学科的方法论资源。这一学术策略风格的可能性，源于其实证主义性格本身：问题是相对于某种“现实”设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