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器物符号的文化分类

　　

　　功能型器物

　　功能无疑是器物的基本属性,它包括日常家居生活中的陶瓷器(餐具)、木器(家具)、铁器(金属炊具和锁具)、电器(收音机、电视机、电脑、冰箱、除草机)、洁具(牙具和刷子等)、文具、计时器(钟表)、寝具(床上用品)、其它布艺(帷帘和地毯)、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等多种系列。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这些器物具备了轴心功能——响应生活中那些最基本的功能需求,如穿衣、清洁、饮食、睡眠、通讯、安全等等。这些功能被称之为轴心功能。功能性器物的完整性,是衡量所谓小康生活质量的基本指标,也是中产阶级生活的物质底线。

　　物质资源的整体性匮乏,是贫困型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功能性器物的匮乏,则会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危机的重要根源。在文革期间,由于器物工业饱受意识形态打击,生产能力凋敝,功能性器物面临严重的来源危机,居民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工业券”才能买到及其有限的物品,而民众又因工资低下而无力购买工业券所提供的器物,只能持票跟人交换鸡蛋、猪肉和鱼等食物;更贫困的家庭则开始变卖仅剩的器物,以维系基本的“饭权”。在文革后期,许多乡村家庭徒有四壁,几乎一无所有。这段无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历史,从反面论证了人对功能性器物的依赖。

　　

　　精神型器物

　　精神型器物是必需品以外的一种追加,它们包括首饰、化妆品、图书、摆件(绘画、雕塑和其它手工艺品)和宠物等等,具有知识、考古、装饰、艺术、情调、怀旧、道德化、趋利辟邪的属性。这些器物原先是可以被省略或忽略的,却注定要在其日用功能之外,表达出更暧昧的边缘性欲望,显示轴心功能的偏移效应。器物伫立于居室,抑或佩戴在主人身上,散发出令人愉快的符号光泽。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功利性的语义,只要你凝视,它们就会幽灵般浮现在器物的表面。

　　

　　身份型器物

　　身份名片是中高阶层蓄意建构的谱系。那些带有身份记号的器物(豪华轿车、高级女性饰物、香氛、名牌服饰、手表、钢笔、打火机等等),构成了另一种功能偏移,也就是迫使价格昂贵的商品,转换为身份符号,以表达使用者的与众不同。这就是器物炫示,以表明更高等级的人物在场。此举通常跟身份焦虑相关。转型社会引发个人身份的暧昧化,于是需要以名片的方式加注,以诠释和公示自己的独特品质。这种身份表演有时为了示差,拉开主体与原圈层的距离,有时却为了求同,以便融入更高的阶层或社交圈子。它隐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求索——吁请他人对器主肃然起敬。人与身份型器物的这种关系,流露出从“人”向“人物”飞跃的渴望。

　　

　　仪式型器物

　　在所有的器物类型中,仪式型器物具有最高的精神性,它只能出现于仪典性场合,在人与人或人与神的盟誓中扮演角色,成为功能偏移最严重的一类。在“人人置换”的结构里,我们能够看到戒指(用于婚礼)、旗帜(用于大型活动的开幕仪式)、剪刀(用于剪彩仪式)、滴血的酒碗(用于帮会盟誓)等谱系;而在“人神置换”的结构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冠冕、圣杯、权杖、十字架、圣餐杯盘、施洗杯、灯台、袈裟(道袍)、裹尸布、耶稣或佛陀的雕像、经卷、念珠、蒲团、香与香炉、香烛与烛台、木鱼、钟鼓等等。佛教要求仪式型器物必须经过“开光”程序,也就是为佛像开眼、点睛、上彩和诵经念咒,而后才能获得必要的神通。这一法术以后被广泛施加于各种吉祥物之上,如铜钱、卦牌、罗盘、水晶球和生肖造像等等,以便为那些寻常器物注入伟大的神性。

　　仪式型器物中的戒指、旗帜和圣杯之类,是所有器物之上的器物,具有最高法力,喻示了无限的权柄,因而成为派系争夺和追踪的对象。那些大众叙事文本(如好莱坞电影)都在声称,圣杯持有者将成为世界之王。无独有偶,《魔戒》是对古老戒指的神圣性的追思。这是圣器想象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宣布成为这种权力的主人。

　　华夏民族是仪式型器物的最大买家。《周易·系辞上》宣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儒家为器物所下的最高定义。于是从先秦开始,勤奋的儒生们就为人与器物的关系,制订了各种繁琐的章程,指望通过这种对器物及其使用方式的约定,来捍卫人伦结构的秩序。几乎所有在世的器物,都被投放到了仪式化的架构中去,放射出庄严肃穆的光芒。

　　《礼记》是一个详尽的行为指南,帮助世人掌握特定语境中器物的材料、形制、色彩、尺寸、方位、方向及其人器关系,全书共计49个篇章,全面指涉祭礼(《郊特牲》)、丧礼(《檀弓》)、日常礼仪(《曲礼》)、王礼(《王制》)、婚礼(《昏义》)、时令之礼(《月令》)妆礼(《冠义》)、宴礼(《燕义》《乡饮酒义》)和游戏之礼(《投壶》)等等,甚至还有专门的《礼器》篇章,阐释以器为礼的伟大意义。

　　

　　混合型器物

　　上述各类器物的类型之间会发生互渗和置换,导致功能边缘模糊不清,增大分类的难度。明式家具是这方面的范例。为填补蒙古人统治留下的空白,15世纪的江南士绅发起新生活运动,继而引发木质家具的全面升级。这原先只是一次功能性器物的改制,而后却成为江南士大夫的精神象征。不仅如此,它的东方高贵性附加于木器之上,被法国路易王朝所接纳,成为欧洲王室和贵族的身份名片。明式家具的三度转换,令器物的文化分类变得困难起来。

　　另一耐人寻味的例证,源自年代更为久远的南宋。它的都城临安,曾经深受油纸伞的困扰。这种平民使用的功能性器物,在著名的白蛇传奇里,扮演了重要的精神性角色。冯梦龙(1574~1646)的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把伞视为故事的基本线索:淋雨的帅哥许宣,艳遇了同样淋雨的美丽蛇妖白素贞,而后是借伞、还伞、再遇、拒还直至相爱的曲折情史。雨伞在此不仅是湖岸情欲的隐喻,而且寓指着真相(蛇妖原形)的遮蔽。这遮蔽是白蛇传奇的核心。许宣四度听信蛇妖的谎言。成为盲眼和被遮蔽者的象征。而在危机四伏的伞形器物背后,欲望张开了贪婪的大嘴。耐人寻味的是,整座临安城(1138~1276)就是一个被情欲魅惑和遮蔽的城市,沉浸于偏安江南的梦幻之中。长达140年之久。

　　

　　二、器物的表象

　　

　　形态、材质(质感)、纹饰、色彩、温度等元素,构成了器物的表象,它们的特性、组合和分解,足以改变器物的价值和命运。器形是器物研究的起点,它提供最基本的样式。器形总是首先被凝视,而后进入嗅闻、抚摸和把玩等多层级感知的状态。

　　

　　器型

　　器型(方和圆,长和短,立锥形或倒锥形等)是器物表象构成的基本元素。圆形器(盆、碗、杯、罐等)具有亲昵、温柔和母性的气质,矩形器则倾向于独立、刚冷和父性的气质。圆桌具有向心、聚拢和平等的语义;方桌或条形长桌,具有外推、分隔和威权的语义;立锥形具有稳定和历史感,而倒锥形则是灵巧和反时间的,如此等等。上述基本形体所具有的元语义,奠定了器物表象的语法,并成为器型政治的起点。

　　圆桌在西方政治中具有特殊意义。不列颠民族英雄亚瑟王召集骑士开会时,要求与会者围圆桌而坐,不分尊卑上下,于是便有了“圆桌会议”(round-table conference)的会议制度。基于圆桌代表平等,因而成为现代国际会议的基本样式。相反的例证,出自中国的八仙桌制度。这种可以围坐八人的方桌,以坐北朝南为尊位,依次分配坐者的上下关系,是中国家族结构的映射。

表象所隐含的意义,甚至存在于器物的长宽比例之中。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黄金分割比例(近似1:3),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运用。据说按该定律制作的器物(绘画和雕塑),具有稳定与和谐的艺术品质,能够大幅提升感官的舒适度,而人体自身则拥有14个黄金分割点,显示了人体作为自然造物的完美性。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其它有效的美学比例,如1:1、1:2和1:4等等。这就是表象的语法,它们内在地潜伏在器物的形体背后,以支配人们对器物的态度。

材质

　　器物的材质也是表象语法中的重要部分。木材具有亲和与短暂的特征,石材则更为坚冷和永恒,在金属家族里,青铜器具有高贵性,而铁器则更为平民化。华夏民族对玉(石器的最高形态)的材质的要求,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一位资深的鉴赏家,往往能够通过对材质的辨认,分辨玉石的产地、种类、年代和品质。对于玉的玩家而言,材质(透明度和温润度)是品质的基本保证,而后才是器物的大小、纹饰(工艺)、色彩和敲击时所发出的声音。

　　

　　色彩

　　器物色彩的寓意,具有最令人注目的特点。华夏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有自己尊奉的政治标志色,如夏朝的绿色(象征木)、商朝的白色(象征金)、周朝的红色(象征火)、秦朝的黑色(象征水)和汉朝的黄色(象征土)等等。这种“国色”不仅是权力体系自我确认的重要表征,也是以五行生克原理?∶鹎俺?奈追āＴ谥泄?执??斡锘阒?红旗和白旗就是一对被符号化的政治器物;而服饰颜色如黄袍、朱衣和青衫,则是古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标记。在21世纪,所谓“中国红”和“华夏红”等红色谱系被不断炒作,以流行色消费的名义,成为中国人民族认同的鲜明记号。

　　

　　场所

　　与表象相关的是器物的场所,也即器物的居所,它是决定器物功能和寓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功能性器物是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的物质根基。功能性器物与人的关系,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欧洲壁炉向围炉的转型,引发空间权力关系的转变。中世纪家庭成员的取暖模式,是按尊卑等级依次从壁炉向外延展,形成有序的半圈式结构,其中长辈离壁炉最近,有权获得最多热能,晚辈则刚好相反。但围炉的发明改变了这种状况。围炉制造了接触面积最大的圈式结构,使家庭成员得以更公平地分享热能,而这就是近代平等、公正和民主观念的起源。

　　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指出,居室中的权力关系,取决于器物所处的位置。在卧室,床就是权力中心,而在客厅(起居室),则是壁炉(围炉)或电视机,在餐厅则是餐桌。如此等等。在中国古代乡村民居里,八仙桌及其太师椅,在客厅(朝堂)里 /具有高的权力象征意义,代表家庭领袖的意志。后现代的家具设计,试图取消这种权力中心,例如把床和餐桌都变成可折叠在墙上的垂直装饰物。甚至取消电视机的位置,以便获得最大的空间自由。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追随这种叛逆的哲学。因为权力是家庭信念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任何零度权力或无中心的居室,都会令中产阶级坐卧不宁。

　　中国风水学注重器物在场所里的位置,认为核心家具(床、书桌和餐桌)的体位和朝向,都能影响并改变主人的命运。这种神秘的人器感应学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二级派生物,它根据星辰移换和人的出生时刻,设计居室的结构和器物的位向。风水学关注的是器物是否会对主人造成伤害,以及它们能否为主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风水学是人和器物之间的调停者。

　　

　　照明

　　器物的权力还可以通过照明加以表达。一件器物被特别地照明,投射以明亮的光线,意味着该器物被指认为必须关注的对象。经过圈定和标注,它们(通常是绘画、雕塑、古器和古家具)能够跟其它日用品区别开来。对其它器物而言,照明是一种隔离,而对人而言,照明却制造了一种温暖的气氛,以改善人与器物的疏离性,把它们拉入人的怀抱。照明不仅提升了器物本身的物理温度,而且提升了场所、空间和整个居室的美学温度。

　　

　　映射

　　如果在居所里加置镜子——一种奇特的器物,就会出现器物的映射。这是器物自我繁殖的虚拟方式。居室的镜子及其无穷反射制造了场所的对称性,以及空间被打开的幻觉,令我们看见了多倍的物体。镜子导致了器物数量的不确定性。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在无数镜像中,只有一个是原初的器物。这就是器物的本体(所指),其它的部分都是它的代码(能指),这些代码之间又互为代码,形成多层级的代码系统。镜子是空间释放的魔法,但它同时也是资讯时代的器物的注解。镜子与器物的无限反射关系,正是信息大爆炸景象的隐喻。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镜子是最重要的转换器,作为一个杰出的后现代作家,他以镜子的寓言,预言了实体器物向数码资讯全面转换的时刻。

　　

　　三. 器物的寓意

　　

　　增值性寓意

　　寓意,亦可从语言学的角度称之为语义,是指器物所拥有的特定文化含义。没有任何寓意的器物就是裸器,它们只有实用功能,在庞大的消费谱系中,扮演低端廉价商品的角色。广告,就是要对裸器进行寓意包装,令其产生文化附加值。裸器是农业时代的主流器物,它以一种自在和自为的方式存在,很少进入甚至不进入流通环节,成为质朴的乡村牧歌的基本元素。但在前消费时代,价值跟价格的链条是断裂的,它们之间没有建立同比增减的对应关系。

　　消费时代改变了这种格局,它企图令所有日用器物都具有增值性寓意,以便激励购买的欲望。众所周知,肥皂是最难产生寓意的器物,而肥皂制造商的策略,就是制造中产阶级温馨家庭幻象,或者利用影星和歌星作为形象代言人,制造高标准生活的联想,以间接寓意的方式,提升品牌的精神品质,并最终搏得市场占有率及其价格提升的空间。

　　

　　原生性寓意

　　然而,长久以来,寓意一直是非功能性器物的重要属性。某些器物天生就具有文化寓意(象征、隐喻、联想等等),这种寓意能够增益器物的价值,如雷锋的日记、欧阳海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等,这就是原生性寓意。它们的出现,完全符合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追加性寓意

　　更多的革命器物的寓意,是事后在英雄叙事中予以追加的,这就是追加性寓意。在毛泽东时代,伦理英雄们为民众留下了大量个人器物,如毛岸英的收音机、向秀丽的碎花短袖上衣、焦裕禄的茶杯、刘英俊的滑冰鞋,王进喜的安全帽和草鞋等等。这些器物起初没有任何寓意,但在发生伦理大爆炸(突发性的营救和死亡)之后,人们总是对其展开事后的寓意追加,令每一件寻常之物,都成为光芒四射的精神遗产。

　　雷锋之袜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最初只是普通的保暖用品,但经过雷锋本人的反复缝补,以及新闻记者的反复拍摄报道,获得宏大的象征意义,升华为艰苦朴素精神的化身。为榨取袜子的“剩余精神价值”,这追加曾经多次反复地进行。在1964年摄制的电影《雷锋》里,雷锋之袜超越了艰苦朴素的层级,进而成为对己俭省、对受灾民众慷慨捐钱的“大爱”象征。这是典型的两度追加,也就是在原有寓意的基础上,再叠加以新的同类寓意,以穷尽袜子的形而上价值。

　　

　　改写性寓意

　　寓意有时不仅被追加或叠加,而且被改写,也即置弃旧的寓意,用全新的寓意加以替换。圣杯(圣餐杯)的传统寓意,来自耶?受?前的逾越节晚餐,据说耶稣拿起该杯,要求门徒喝下象征其血的红葡萄酒,欧洲传说认为它具有非凡的魔力,喝过它所盛的水,就能返老还童并获得永生。但这是被基督教改写的结果,而非它的初始语义。欧洲的圣杯传说,起源于克尔特(Celtic)神话中那口叫做“丰饶之锅”的大锅(Caldron),里面的食物永远食之不尽,但只有勇敢高尚者才能使用。这是典型的早期农业时代的寓意,象征着农人对食物的无限渴望。而最新的圣杯寓意改写,来自丹·布朗(Dan Brown,1964~)的《达·芬奇密码》。该书认为圣杯是女阴的隐喻,象征着神圣的女神,也即耶稣的配偶——抹大拉的玛丽亚。这叙说包含着强烈的文化颠覆意味,俨然是后现代语法的产物,并且获得女权主义者的热烈响应。

　　圣杯作为一种元器物,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由此引发热烈的圣杯叙事及其寓意追加(改写)运动,这是圣杯传奇大量涌现的原因。但这种叙事在提升圣杯价值的同时,也导致寓意的过度膨胀,甚至产生大量泡沫性歧义,最终形成寓意迷宫,而对器物的识读构成障碍。那些互相矛盾的寓意一旦同时呈现,就会制造认知迷乱,甚至导致器物内在价值的破裂。

　

　　四、器物的阐释(解码)

　　

　　建构性阐释

　　对器物进行合理阐释(解码),是避免寓意迷宫的唯一途径,而这种阐释又可分为建构性和解构性两种。器物的建构性阐释,包括命名、题写和说明等等,旨在对零度寓意的器物进行原生性阐释,也就是在器物出生时为其加注,以扩展它的物外价值。

　　根据市场营销的游戏规则,适度的品牌命名,是令器物获得寓意的最便捷途径。上海商人许石炯于民国16年试制成小电珠,并在闸北东洋花园开设公明电珠厂,命名其小电珠为日月牌,圣诞泡为光荣牌,一度畅销长江流域及华北一线。“日月”暗指小电珠的亮度,而“光荣”则暗喻基督的荣耀,对于基督徒而言,后者含有一种隐秘的购买激励。

　　题写是更为深化的阐释,并且是最重要的寓意注解方式。在器物命名已经完成之后,在器物上印刻字词,就成为最常见的手法。毛时代的器物制造者,喜欢在搪瓷杯外壁题写“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在洗脸盆或保温瓶上题写“东方红”,而在笔记本封面上印刷“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口号。这种题写是器物合法化的重要保证。耐人寻味的是,文革间还出现过一种“反面的题写”。为保护明清建筑里的雕花木门,一些居民在其上粘贴红纸,再书以毛泽东语录,令造反派望而生畏,不敢妄加毁坏。这种内在反讽的题写,成为那些古董器物的政治安全套。部分文革器物之所以得到保存,有赖于这种反面题写的策略。

　　对器物的说明,一般以说明书的形态呈现,成为商品的附加物。有的说明书除了告知器物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还要宣叙其优点,甚至渲染其历史来源和文化价值,以获得消费者的共鸣。“说明”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器物的自我陈述,它时常要越过实用功能的边界,向精神性领域转移,由此形成功能偏移,而使该器物转变为精神性器物。有时古器还需要权威机构出具“鉴定证书”或“防伪标志”。这是关于其历史真实性的身份说明,它旨在保护器物不受盗版和造伪的威胁。

　　

　　解构性阐释

　　这并非是一种寓意的追加,而是要对器物原有寓意进行考据、发现或猜想,最终达成寓意还原的目标。但此举有时很难跟追加划清界限。事实上,许多追加是假借考据的名义进行的。

　　考据与题写和说明不同,它是针对寓意的事后追认,也即对湮灭的旧器物语义的追回。考据通常出现在器物成为古董之后,它企图越过历史,召回其最原初的本义。考据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它需要从历史文献中搜寻证据,同时借助金石刻辞,最后假以逻辑推论,去还原器物的本始语义。索隐是比考据更为大胆的猜想和推测,大多应用于古代人物或典籍的研究,而较少应用于器物领域。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和新史学所常用的重要方式。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所引发的学界分歧,是这方面的范例。针对纵目面具的起源,目前分为变形论和模拟论两种。变形论认为它起源于古代神话,是巫师祭祀时的专用器具,纵目造型,旨在向民众夸耀神的犀利性和洞察力,是对先祖神(蚕丛或鱼凫)的想象与修辞的结果。但模拟论者经过田野调查,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写实造像,起源于患有甲亢症的当地古氐人(“纵目人”),而这个部族今天仍然有少数后裔存在,可以成为活的人类学样本。

　　符号解码,也即符号学的研究法,有时是语义学的还原性分析,都有助于我们解读器物的本始寓意,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赠给乾隆皇帝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而乾隆回赠的是景泰蓝瓶等。佩雷非特(Alain Peyrefitte)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试图追认这一事件的历史含义。他认为,钟具代表了整个地球,而“景泰蓝”在法语中被翻译为cloisonne,意为“被隔开的”。钟和瓶就此构成鲜明的对照:前者代表征服世界的英国,而后者则恰好是孤芳自赏的华夏帝国的象征。

　　自从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开启了精神分析的大门之后,这种临床医学手段成为文化分析的重要方式。经过荣格、弗洛姆和拉康等人的努力,又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符号学结合,成为后现代主义分析的重要工具。精神分析的符号学发现,《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武器“金箍棒”,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已从器物比较中得到验证:金箍棒的形状、硬度、可以伸缩自如的功能、以及与“海”和“洞”(中国文化中的女阴象征)的对应关系,都与健康良好的男性生殖器同构。但这不是事后追加的寓意,而是吴承恩书写时的原初意图,因为这不是一个孤证,整部《西游记》都充满了类似的隐喻,并构成彼此呼应的符号谱系。

　　

　　注释:

　　(1)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系辞上第12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63页。

　　(2)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商务印书馆民国,22年版。

　　(3)参见田晓,靳彦乔,刘春文字撰写《明清家具》,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

　　(4) 冯梦龙《警世通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6)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参见里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8)佩雷非特(Alain Peyrefitte)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