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这个名词是我自创的，我没有查到西方相关的研究。倒是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一位叫阿尔弗雷德·许茨的前东德学者有一本著作叫《社会实在问题》有汉译本，他所代表的学派叫社会现象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相结合的尝试，非常有启发性。但我认为他们的作法是把现象学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中，是现象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是他们的出发点，显然有卢卡契的深刻影响，（我觉得《社会存在本体论》本质上是现象学化的）。但是在中国，由于我参与了与董学文的论争（朱老师和董论争的前三篇论文实际上是与我合作的，第一篇我没有属名，第二、三篇我是第二作者），在论争过程中我发现文艺学界对现象学的理解完全停留在80年代的思维水平，我担心如果把马克思现象学化，一定会受到意识形态角度的否定。

我同时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现象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和英伽登），我认为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为现象学奠基，特别是为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奠基，为“生存——存在论”奠基，所以用了实践存在论这个概念，但我一直没想明白究竟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完善现象学，还是用现象学完善马克思主义，后来朱老师完善了这个概念，并且把它引向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概念受到攻击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用现象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有巨大的逻辑困难：在物质的第一性和实践的存在论地位二者之间，我本来想用后者来消解前者，但我后来意识到（主要是因为苏宏斌对我的想法的批判），物质第一性是先于实践的（无论时间上还是逻辑上，实践实际上在存在论上是低于物质的），用实践存在论这个概念无法超越物质第一性，所以我实际上放弃了这个概念，没有再参与后来朱老师对这个概念的研究。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研究对象缩小到“社会存在”，一切社会存在之存在的前提是实践，这样就可以避免与物质第一性这一形而上学观念的纠葛。而一切社会在存在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这样我就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了。

结合起来之后，如果用现象学改造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受到机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而且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又是我想扬弃的，但只要扬弃了这一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它的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就被消解了，虽然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尊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倾向性。所以我想用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社会历史性，来充实此在的空洞的“生存”，这样我就不是在改造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改造现象学。因此我实际上研究的是“社会存在现象学”。所以我这篇陋作的副标题就是社会存在现象学，我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这个概念，这一点在发表前我就想明白了，但当时为了应会议的主题，我还是用了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概念。

 最近我的兴趣又回到了康德（一直给研究生精读这本书，每年要读三四遍），我对反思判断的性质，对鉴赏判断中理性的作用等问题产生了新的想法，对于为什么判断先于审美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深化社会存在现象学就被放到了一旁，更重要的是，我找不到一种明晰的表明一种体系的方法，我还缺乏哲学家所应具有的建筑体系的“技术”，我一直在想怎么把社会存在现象学表述出来，我想有空把卢卡契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再啃一遍后再回到这个想法，如果您能认同我的这些粗浅的想法，真是太令我开心了。独立思考需要勇气，我两年前（弄实践存在论的时候）才具有这种勇气，感谢您对这种勇气的支持。

 我是用作为一种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作为一种方法的现象学，主体是现象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旭光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