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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符号学结缘，诗人译者

作者：郑刚来源：符号学论坛浏览量：2180 2012-10-20 11:35:10

与符号学结缘，诗人译者

——评张智庭《符号学论集》

文/郑刚

自开始研读、涉猎符号学知识以来，就接触到了张智庭先生的译著及其研究文字。张智庭先生致力于译介、研究法国符号学思想，着重在罗兰·巴尔特。张先生法语出身，对法语有深厚的体悟和理解。不仅做翻译、教学工作，对翻译界存在的诸种良莠不齐、做工不严谨的现象，也十分关注并发言。这是一本汇聚了张先生三十年来对符号学译介及研究心得的文字。这类文字，多半早已散见于各类刊物杂志中，如张先生谦逊所言，于此书结集出版，是代表了作者学习和走进符号学的历程。

这本集子，是张智庭先生三十年来所想所思，译有所思，积水成河，聚沙成塔，即是力量。这些散而不乱的思想结晶，虽算不上是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仍不啻为饱满思想，为后人做嫁衣。此处，也深谙巴尔特零度、中性写作，也与其文本愉悦之魂不谋而合。一个集子，不会是完全闭合的，而应是张弛有度，开闭自如。如此，才有含量和容量。无论它是否有思想的广度与深度，无论它是否有建构多大学科体系的宏愿，只要它有活跃的思想，在认真思考问题，能够提供详实资料和灵感因子，它就是学科向前的助推器。

这个集子，分列为三大部分，即三辑，分别表述了作者对符号学的相关问题的关注和阐释。

第一部分为普通符号学散论。此辑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应用研究，以及从结构主义延伸出来的符号学方法的应用分析。在张先生看来，符号学理论是从语言学及结构主义延伸而来，索绪尔语言学传统是符号学的基础，即“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是一回事”（张先生于本书序言中提到）。在此观点上，实则是体现了符号学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作为符号学的两大主要传统之一（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模式与皮尔斯逻辑学-修辞学模式），索绪尔模式有其传统基础及延伸体系；也因为有两大体系的历时共时存在，才得以丰富了现代符号学理论。

真理是在对比、辨析中向前，就问题而论问题，越辩越清明，没有谁就必然要统领谁。作为一种新学科体系及方法论，似乎总要依循于某种先在的理论体系而进一步推演之，这无可厚非，也是自然的学术推进；但，学科本身要进一步完善、发展，却就没有必要仍旧受限于关联学科的种种自辩不明的漩涡。无疑，人类知识的基础是语言，但人类科学理论的基础并不必然是语言学。符号学的魅力所在，不仅在于其敏锐与贴切地把握现实世界，更在于其开放与包容性。

第二部分是结构主义美学。此辑是张智庭先生应汝信先生所编《西方美学》一书，其中《结构主义美学》一章而写；是为结构主义美学的介绍，主要分述了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热奈特、托多罗夫。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从索绪尔语言理论延展而来，其发展运用到语言学之外的诸多领域。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每一个成分只由它与其他成分之间保持的等值关系或对立关系来确定；这些关系的集合，就是结构。结构主义也即是承接了这类索绪尔语言学的概念。正如张先生在书中所言，结构主义运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在理论上都强调结构对于事件或现象的重要性；结构主义的方法，在于根据一种现象在它所属的整体内部的位置来阐释这种现象，依据的原则是被认为相对地不变化的结合与分解活动，其具体做法就是“切分”出一些最小的单位，然后在它们之间确立各种关系。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诸多实效与技术性，确实为它的开疆拓土提供了便利。张先生在此辑概论中，也提出了结构主义的多项不足或缺陷；并且指出，结构主义的这种活动或一种方法论，其成果更多地汇入了至今在发展的符号学中，也使得，现代符号学冲破传统语言学框架成为可能。

第三部分是对罗兰·巴尔特的解读。在对巴尔特的译介上，张智庭先生先后翻译出版过：《罗兰·巴尔特随笔选》、《罗兰·巴尔特自述》、《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显义与晦义》、《文艺批评文集》、《如何共同生活》、《哀痛日记》、《中国行日记》、《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等。在此辑中，收录了张先生有关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部分文章，有的以译序或译后记形式出现，有的是关于翻译问题本身的论述及讨论。这类文字，也早已散见在各类期刊杂志中。在这些看似散乱、断片式文字里，张先生为读者理解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不仅打开了一扇窗，也开了一道门。这多么难得。在某种意义上，也契合了巴尔特中性、零度风格与气质。无论研究者们对巴尔特散乱的符号学理论有着何样的批判与辨析，甚至拿他当靶子，巴尔特的多样气质和不拘一格摆弄符号的潇洒劲，势必会感动巴尔特迷们。

张智庭先生的《符号学论集》，是一个勤恳耕耘的庄稼人，在自家自留地里，不断精耕细作，不断深挖、积淀，凭着厚实的研究态度，和一种可敬的顽强、笨拙劲，慢工出细活，出来的都是精致艺术，而非粗制乱造的应景应时之作，更非牟利邀功的速效产品。在译介求新求快风气中，在求抢占领地占山为王的学术浮躁之风下，张先生仍然数十年如一日的勤恳、扎实耕作。正是这样的耕耘者，犹一阵清新、温和之风，净化污浊之气。虽然，张先生谦逊地自称为“介绍性的文章”，但正是这些做足功课的“介绍性文字”，为读者的受用和享受提供了可能。

另外，在其他翻译上，张智庭先生还有散文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及文化理论等的翻译。张先生本身也是一位诗人作家（笔名环宇）。从其翻译路子，可以看出，张先生一直在与符号学结缘，这种结缘不只是工作需要，更多意义上是与张先生的志趣相溶和对符号学的诗性感悟。这对后学之辈而言，是一种警醒和借鉴。原本枯燥繁琐的学术之路，实则应是生平志趣所在，方才能获得愉悦，而正是这类自然的精神愉悦，也才能有实质的创造。笔者与张智庭先生结缘，也是因为符号学，从研读巴尔特开始，就受益于张先生的译介著作；在参加第十一届世界符号学大会期间（2012年10月5-10日，中国·南京），得张智庭先生赠予此书，甚感幸运。

或许，所谓学术研究成果，不应是在为完成课题任务及谋生之需，更多应是在获得思想感悟、精神愉悦之外，额外的产出。但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研究者，总无法不功利，既然沉不住气，又何必挤在无聊的学术之路上呢？以至于，粗制乱造，图新求快，批量产出。无有数十年如一日的沉淀，踏实、笨拙之功，谈何研究、创造？更多恐怕仍属引用编排、你抄我抄而已，这让原本应是精神愉悦最自然的思想之途，变得苍白而世俗。在此种现实学术状况中，正是有如张智庭先生一样厚重的学风存在，才得以传承一种精神。

张智庭：《符号学论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