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对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叙述者”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不确定的叙述者”是罗伯－格里耶建构其“不确定叙事话语”所采取的重要叙述策略，并对其叙述者为何“不确定”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其中后期作品中独特的“不确定叙述者”对叙事学中“不可靠叙述”理论构成的挑战。
关键词：罗伯－格里耶 不确定的叙述者 叙述策略 不可靠叙述
在笔者看来，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写作的本质精神在其中后期作品中才得以真正确立：他通过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以对不确定性的追求体现出对自由的渴望。为此，罗伯－格里耶采用了一系列叙述策略，“不确定的叙述者”即其最重要的叙述策略之一。本文试图对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叙述者”进行梳理，着力考察“不确定的叙述者”在其中后期小说中的独特表现，并对其叙述者为何“不确定”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其写作实践对“不可靠叙述”理论的挑战。
一
通常，一种完整明确的叙事是同某个确定的叙述者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叙述者的身份明确之后，叙述才有确定的方向。
罗伯－格里耶的早期作品尽管也存在一些矛盾与费解之处，但“叙述者”并没有成为问题。《弑君者》开头没多久就出现了主人公鲍里斯的名字，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交替叙述基本都围绕着鲍里斯进行，“叙述者”的身份可以确认。《橡皮》和《窥视者》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叙述，聚焦于主人公的活动与意识，叙述者置身于小说情节之外，也不存在叙述者的身份问题。《嫉妒》也是第三人称叙述，但从弗兰克和阿A在场时的三套刀叉，他们出发后仅剩一套刀叉等蛛丝马迹，以及叙述对二人亲近的过分敏感等方面，也可以推断叙述者就是题目所示的“嫉妒者”。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就是阿A的丈夫，但作为叙述者却是确定的。然而，在罗伯－格里耶中后期小说中，“叙述者”成了一个谜，“叙述者”的身份难以确定，从而使叙述线索和方向变得晦暗不明。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迷宫里》1的叙述者情况。第一句是第一人称叙述：“现在，我独自一人呆在屋里，不受风雨的侵袭”(罗伯－格里耶175)。2接下来的对屋内外的交替描写按惯例应视为“我”之所见。几页后，外面的风雪中出现了一个士兵“他”，同时仍继续屋内、外的描写，直至第一章结束。第二章开头是对第一章里挂在屋内墙上的黑白木刻画的描述，它展现的是一家酒吧里的情景：老板、市民、孩子，以及三个士兵等等。我们可以认为是“我”在观察这幅画，但忽然这景象变成彩色的(士兵的“双手搁在铺着红白方块图案的漆布台布的桌子上”[188])，士兵和孩子活动起来，开始了对话。屋外的景象、士兵的活动与第一章是一致的，但“我”没有出现，小说变成了第三人称叙事，直到第十四章。小说最后的第十五章开头又出现了“我”，是医生讲述出诊的经历，这个人物在此前曾偶尔出现。但这个人物不会追踪士兵的活动，也不可能获知他的内心，因而小说主体的叙述者不会是这个“我”。接下去的叙述自然被视为是这个医生“我”的叙述，在这一章中，“我”的叙述对主体叙述的含混之处有所廓清(如士兵的死亡，士兵的梦游症，纸盒的秘密等)。但这个“我”并不了解所有情况，且又像是主体叙述的阅读者，还评点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接下去小说又描绘了咖啡馆内以及外面的景象，士兵还活着，还想再次走出来。小说又回到了主体叙述秩序中。但更古怪的事发生了：这些描写突然间又成了画框中的景象，挂在衣柜之上。小说再次回到第一章描写过的室内外的景象。最后一句中，“我”第三次出现：“然后一跨出门槛，便是一连串长长的走廊，螺旋形的楼梯，带有石头台阶的房子大门以及我背后的整个城市”(319)。
如果将二至十四章视为一个独自待在屋里的人，为那幅画中的景象、人物编织的一个梦幻的话，叙述可分为两个叙述层次，第一层为第一人称，第二层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我”的梦幻。大部分叙述由第三人称完成，只出现了三次的“我”，基本上处于小说主体情节之外，对这个“我”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文本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可以得到解释3。但《在迷宫里》仅仅是罗伯－格里耶叙述探索的开端。此后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叙述者更是难以辨认。
在六年后的《幽会的房子》中，第一人称叙述的比重加大了，整部小说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由于第三人称也可视为不出场的“我”的讲述，所以，“我”的隐匿不着痕迹。但在反复隐匿和重现之中，“我”的身份和形象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加模糊了。
开头“我”在舞厅，听到“面色红润的粗壮男子”和“穿着无尾常礼服的高大黑影”(后来可确认是拉尔夫·约翰森)讲述有关刚下船的美国人、阿瓦夫人、蓝色别墅的故事。后来，“我”开始讲述“阿瓦夫人家的那个夜晚”(538)：“我”九点十分来到蓝色别墅，拐进花园，看到了一对男女的戏剧性场面……等等，当晚“我”在黄包车上看到牵狗女郎。后来阿瓦夫人向“我”介绍约翰森，而我早认识他，似乎这个“我”又像是“面色红润者”。但几十页之后，约翰森乘坐人力车看到牵狗女郎，被中尉盘问时，他的讲述与“我”的一模一样，也是九点十分来到蓝色别墅，向左前方，看到了洛伦与未婚夫决裂的戏剧性场面，一次重大的混乱产生了。后面接着再次出现混乱：在小剧院大厅对约翰森讲故事的“面色红润者”被称为“叙述者”(589)。是“面色红润者”“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他者讲述吗？他的讲述又从哪里开始呢？由于约翰森与“我”可能重合，这种可能也存在。再过几页，“讲到这里，约翰森停了下来”一句毫无征兆地出现(602)，又一次打乱了叙述秩序。前面的叙述应被视为作为约翰森的“我”的讲述。接下来，约翰森作为“他”，于九点十分来到了蓝色别墅，一进大厅，面色红润的男子和他攀谈起来，他去和洛伦跳舞……叙述似乎又接续上了以前的线索。但“我”从舞台表演中间从大厅走到花园(605)，突然发现了已经描写过的场面：洛伦向拉尔夫开枪的戏剧性场景(607)。这与前面“我”的描述有矛盾。矛盾之处接连出现：“我”回答去过香港（610），而这又是“面色红润”者的特征(622)。“我重新开始并概括一下”，整个故事又以另一种秩序重新被讲述，“我曾经说过”等提示说明，这个“我”与前面的叙述者“我”有延续性，但“我”的身份仍然不能确定。在叙述者身上的疑云一直笼罩着。即使将“我”和约翰森、面目红润者的重合之处视为巧合，将“我”看作另外一人的话，这个“我”的身份仍是可疑的。阿瓦夫人告诉“我”马内雷的死讯时，“我当然知道”(560)。“我”为什么早就知道？和阿瓦夫人又是什么关系？在那个晚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些情况一直到小说结束都不明了。
《幽会的房子》中“叙述者”之谜引起的困惑远不止这些，在叙述细部还有更多的矛盾或悖谬之处不能一一列举。叙述者的身份不明，就使叙述线索难以理清，整部小说陷入不确定的迷幻。
一般来说，同故事叙述中叙述者应自称“我”，“叙述者”这一称谓与其他人物同时出现，而不能与叙述行为主体严格对应，就会产生严重的混乱。“叙述者”这一称谓在《幽会的房子》中只出现了一次，就引起我们的古怪感觉。之后“叙述者”作为被叙述的人物更是频频出现于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中。《纽约革命计划》中对“入侵者”折磨年轻女子的描述，被突如其来的问询打断(18)，又在被引号括起的回答中继续。那么，这种问询是什么人的？又是谁在记述这场对话？接着又出现了用短横线引领的对话(40)，打断了正在进行的叙述。从对话内容推断，对话的一方是刚刚在进行的叙述的“我”。这对话后来又转成加引号的对话，可以视为是“我”在向上级汇报。但这两种对话形式在第60-61页就更令人费解了：加引号的对话从年轻女子JR问女孩劳拉一些基本知识，渐渐地转到了与小说相关的事件上，又由短横线的对话接续上，对话内容连接得毫无痕迹。但在短横线的对话中出现了“叙述者”这一称谓。对话在形式上的变化是不是也伴随着对话者的变化？又是什么人在对话？谁能够将这个“叙述者”当作人物谈论？这些对话者的身份小说没有任何交待，我们只能从上下文以及对话的内容上猜测，这样就使对话处于游移中，只要有一点矛盾，就使对说话者身份的猜测发生变化。这些对话构成与“我”的叙述不同的另一种秩序，并与之处于一种质疑、驳诘的关系中，使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叙述者”更加难以捉摸。即使我们将反复出现的“叙述者”与“我”视为同一个人，这个“我”的身份仍难以确定。如果“我”是N.G.布朗，许多情节似乎就明朗了：他将从摩根医生那里逃出的劳拉囚在自己的住处，琼发现了他的隐私(171)，因而被杀人灭口。但在“我”的讲述中，N.G.布朗负责监视在“我”住宅前站岗的人(151)，“我”和N. G. 布朗自然不是同一人。在小说结尾，摩根医生认出揭下面具的吸血鬼M是叙述者，但如果吸血鬼M是叙述者的话，是他和摩根医生一起抓住了劳拉，他就不会再推测地铁里的少女是劳拉了。而摘下面具、抹平皱纹是本·赛义德的习惯性动作。在小说中本·赛义德和叙述者曾同时出现，两人肯定不是同一人。叙述者到底是谁？我们难以确定。
《反复》的叙述线索相对明晰，小说由一个身份不明的叙述者开始讲述，没多久出现了“按语”，它标示出另一种叙述秩序。它写道：“以亨利·罗宾这一虚构之名出面的叙述者，他本人并不靠得住，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18)“按语”的出现使原本还不明确的叙述更加扑朔迷离：按语的作者是谁？他指出前一个叙述者的错误，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按语”的叙述者是诚实的，所有的讲述都有可能是谎言，因而更加扑朔迷离。尽管随着小说的进展，主体叙述与按语的叙述者似乎可分别归为双胞胎兄弟马尔库斯·冯·布吕克和瓦尔特·冯·布吕克4，但文本仍有难以解决的矛盾：马尔库斯为什么叙述，又是向谁叙述？而瓦尔特如何能够为马尔库斯的叙述做按语？在“第五幕”马尔库斯的叙述里，他被瓦尔特开枪击中，紧接着瓦尔特的按语叙述自己开枪后的活动及心理。在接下来的“尾声”里，马尔库斯从医院里醒来，在绮绮和罗伦兹的谈话中再次睡去，再次醒来时，绮绮告诉他瓦尔特已经被她毒死。在这段时间里，马尔库斯显然不能写下第五幕的场景，而瓦尔特也不可能为此作按语。所以，这就使尾声里似乎尘埃落定的各种解释仍难以与小说主体相一致。叙述者仍然是个谜。
叙述者身份不明是罗伯－格里耶中后期小说中重要的叙述策略。仅从以上几篇小说的简要分析中，我们也可尝鼎一脔。那么，叙述者的不确定是如何实现的？我们试着加以分析。
二
叙述者身份不能确认的前提是：作为人物的叙述者现身于作品之中。
在纯粹的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是隐匿的，由叙述确立的叙述者身份是确定的。“叙述者＞人物”或“零聚焦”式的第三人称叙述自不必多说，即使在海明威的《杀人者》等“叙述者＜人物”或“外聚焦”式的叙述中，尽管因为信息缺少，因果关联一下子难以弄清，但也不会产生对叙述者身份的怀疑。即使有时叙述者会忍不住现身，对人物或场景进行解释或评论，也不会改变叙述者的确定状态，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萨克雷《名利场》等。这些叙述基本上由一个确切的叙述者做出，读者基本上可以信任他，并跟随他完成一个明确的叙事。似乎只是在出现第一人称的叙述中，才有可能出现叙述者的混乱。从《在迷宫里》起，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更多地采用第一人称，而叙述者的混乱也恰恰从这部小说开始5。
但单一的第一人称叙述不会产生混乱。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作为叙述者“我”的身份一般会在开始就得到确认。在“我”作为主人公的小说中，“我”的身份自然是首先应被确定的，然后叙述才会沿着确定的方向前进。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其开头就故弄玄虚地说“你要是没有看过《汤姆·索亚历险记》那本书，就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过那也不要紧”(吐温 1)。但没过几页，就通过华森小姐的话点明了“我”的名字哈克·贝利。在“我”作为见证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同样如此。如麦尔维尔的《白鲸》开篇第一句就是：“管我叫以实玛利吧”(麦尔维尔 1)，接着我们了解到这个“我”是一个热衷航海的水手。即使一些以“叙述圈套”著称的先锋小说家那里，叙述者“我”的身份也往往在一开始就确定下来。如马原的《虚构》开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耸人听闻。”(马原 1)接下去的叙述就从这个叫“马原”的叙述者出发，写这个“我”的经历，尽管也会有令人迷惑之处，但至少是在同一个叙述方向上。有些作品，开始故意隐瞒叙述者的身份，但在小说最后仍然可以肯定叙述者的确切身份。像博尔赫斯的《阿斯特里昂的家》，“我”有当王后的母亲，住在宫殿里，却只有孤独和凄凉，门日夜敞开着却没有人来，“我”九年为九个走进房屋的人解脱邪恶。“我”迎上前去，他们一个个倒下，而我手上没有一点血迹。小说的最后一段真相大白，“我”是牛头怪，是用牛角杀死被当作祭品的人。叙述中的疑问被叙述者身份的明确所消除。
甚至多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也不一定产生叙述者的身份疑问。如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全书分为七部分，分别以“路德维克”、“埃莱娜”、“路德维克”、“雅洛斯拉夫”、“路德维克”、“考茨卡”以及“路德维克，埃莱娜，雅洛斯拉夫”为题，题目就是该部分的叙述者。尽管叙述者和叙述角度多有交替，但这些不同角度的叙述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故事。
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交替叙述的作品，也不一定产生叙述者身份问题。像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尽管其中历史叙事、侦探小说式的传奇故事、玄学叙事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相互关联、相互指涉，具有一种迷宫效果，但各种叙述的叙述者身份确定，层次界限分明：第一段是历史叙述，交待历史背景，主体是中国人俞琛的第一人称讲述。在俞琛的讲述中，汉学家阿尔贝讲述崔鹏的小说迷宫。因而几种叙述最终留给人们的是清晰鲜明的印象。
一般说来，在叙述与读者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阅读契约，叙述者身份应该确定，且一般都是在开头就交待清楚，确定叙述的风格与基调。读者在接受了小说对叙述者的约定之后，跟随叙述前行，着意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最终构成完整统一的故事。即使从叙述效果考虑，有时会变化叙述角度，对叙述者身份暂时隐瞒，也都有真相大白的一刻，使读者阅读时产生的悬疑得到解除。但罗伯－格里耶的中后期小说则破坏了这种契约，叙述者自始至终身份不明，留给读者的困惑几乎是绝对的。
罗伯－格里耶所有“叙述者”混乱的小说，几乎都以第一人称叙述开始。《在迷宫里》、《幽会的房子》、《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结构》、《吉娜》、《反复》等小说更是在第一句中就出现了“我”(Je)。这个人称没有阴阳性之分，可以保持彻底的隐秘。但这个“我”并非自始至终担任叙述职责，而是不断隐匿又不断出现，制造混乱与矛盾。
这种由“我”开始的叙述对自己的身份不作任何交待，“我”处于不定状态。通常的第一人称叙述也可以不进行自我介绍，但不管是“同故事”，还是“异故事”，“我”都与叙述的内容密切关联，“我”的身份也很快就会由叙述确定下来，比如前面提到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白鲸》等。但在罗伯－格里耶小说里，“我”大多类似于一个“窥视者”，在“我”的叙述中展现的“我”所见的场景远远大于“我”的行动，被叙述的人物、场景与“我”似乎很少关联。即使有关联，“我”的叙述提供的信息也少得可怜，这就使“我”的身份模糊不清。比如《在迷宫里》的开头，“我”的叙述是对屋内和外部景物的描写以及对士兵的描写，但这些景物与“我”是什么关系？“士兵”和“我”是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在《幽会的房子》开头，“我”看着女郎跳舞，看两个男子交谈，但我们也不能确定“我”和他们的关系。《纽约革命计划》开头，“我”从木板纹理中辨认女人形象，观看医生折磨女囚；《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的开头是入睡前城市引起“我”的各种幻象；《金三角的回忆》开头“我”看着海滩、浪花、海鸟、年轻的乞讨女等。我们只能从“我”的叙述中找寻与“我”相关的线索以确定“我”的身份，比如，在《金三角的回忆》中，从对海滩、浪花、海鸟等景象的描述中，可以推断，“我”置身海滩上，再从“我小心翼翼地拄着拐棍站起来，抛开斯文……”(381)，以及“我也不由得追随着她，朝围住影子咖啡馆这边空地的栅栏转过我那伪装有胡子的脸……”(381)，“我没多想，麻木地在一张折叠式铁椅上坐下……”(382)等叙述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信息了解“我”的一点外貌特征，是坐在什么位置。但仅此而已。在相当长的一段叙述中，我们找不到可以将“我”固定下来的特征，“我”的身份悬浮不定。
即使在小说叙述进行中，“我”仍是个问题。“窥视式”的第一人称叙述以展现场景为主，在“我”这一称谓不出现时，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叙述几乎没有区别。因此，二者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变幻，从而使“我”的隐匿不着痕迹。“我”的再次出现，似乎是接续前一个“我”的叙述，又似乎在开始另一种叙述，二者间有重叠，也有矛盾，不能前后一致。因而，随着叙述的进行，“我”的形象不是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不仅在每个“我”的叙述中难以彻底确定“我”的身份，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原来的“我”似乎作为某个人物活动于其中，而第三人称叙述与第一人称叙述也同样有重叠与矛盾之处，我们无法确定到底哪一种叙述是真哪一种是假，“我”的身份因而扑朔迷离。这种对叙述者身份的迷惑往往直到小说结尾也不会消除，因而使小说的叙述难以从整体上清晰把握。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见，叙述者的身份不定是罗伯－格里耶营造小说整体不确定效果的首要策略。阅读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刚刚从一种叙述中建立起叙述者的一个模糊的轮廓，忽然又被另一种叙述打乱，读者只能收拾起叙述者的碎片随着叙述前行，等待再次陷入混乱。对“叙述者”身份的追索成了罗伯－格里耶小说的阅读动力之一。而在叙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叙述者的可靠性就产生了问题。
三
近年来，对于不可靠叙述的讨论，主要有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两类观点(申丹 133-143)。在笔者看来，谈论不可靠叙述的前提，是确定一种可靠的叙述，以此可靠叙述为坐标，我们才可以确认哪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在哪些方面不可靠，又不可靠到何种程度。有关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的区别，更主要地体现在确立可靠叙述的权威是在作者一极还是在读者一极。认知(建构)方法将不可靠叙述视为一种“读者的阐释策略”，把确立可靠叙述的坐标偏移到了读者一维。而当我们将不可靠叙述视为一种叙述策略时，则更多地偏向了强调作者一维的修辞方法。因而，本文主要以修辞方法的观点作为参照，来探讨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
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讨论肇端于美国学者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他提出“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又与他影响深远的“隐含作者”6密切相关。在布斯看来，“隐含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指作者通过他所创造的叙述者及对事件的安排，通过他的写作行为而投射于文本中的自己的形象。他不同于真实的作者，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可以拥有完全不同于真实作者的思想、情感、道德观念，而真实作者也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为不同的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也不同于叙述者，后者是作品中的讲述者，只是由隐含作者创造出的、构成“隐含作者”形象的手段之一。“隐含作者”对读者起着价值上的引导作用，W.C.布斯认为，“隐含的作者的情感和判断正是构成伟大小说的材料”(Booth 86)。“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区分正是按照叙述者的“道德和理智的品质”与“隐含作者”的距离加以区分的。布斯对不可靠叙述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判断，一是故事事实。在布斯看来，不可靠叙述形成某种反讽效果，“作者与读者背着叙述者进行秘密交流”(Booth 300-309)，达成某种共识，而不可靠的叙述者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嘲讽的对象，而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发现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
赵毅衡教授也曾对“不可靠叙述”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和布斯一样，也从叙述者是否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一致来确定叙述的可靠性。他认为，可靠叙述中的评论是隐含作者统一全书的价值观的手段。而“不可靠的叙述者”则是唯一能击破隐含作者整体化压力的手段。因此，在赵毅衡的分析中，“叙述者的不可靠”主要表现在“反讽式评论”中，即叙述者故意采用不同于隐含作者的观点，如《红楼梦》叙述者将宝玉的爱情归于下流痴病，不同于隐含作者，因而不可靠。他总结道，叙述者的智力或道德水平离一般社会认可的标准相差太远时，会使叙述不可靠。赵毅衡还注意到，有时叙述者特意安排为不可靠的，以塑造叙述者的复杂形象(赵毅衡 42-47)。
以色列叙事学家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中的讨论也建立在布斯的观点之上，尽管她注意到了读者的因素，她认为“不可靠的主要根源是叙述者的知识有限，他亲身卷入了事件以及他的价值体系有问题”(里蒙－凯南 180-181)。在此，她提及了布斯和赵毅衡都忽略了的因“卷入事件”造成了叙述者不可靠的情况，叙述者因卷入事件，其讲述有意无意地都在维护自己的形象，有可能隐瞒真相、扭曲事实，从而产生不可靠的叙述。里蒙-凯南还进而讨论了叙述者可靠性难以确定的复杂情况。在有些叙述中，“叙述者既可能是不可靠的又可能是在运用反讽” (里蒙－凯南 185)，也就是我们无法判断叙述者的价值倾向，因此，无法对其可靠性做出判断。
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大大发展了布斯的修辞观点。他将布斯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两轴扩展到三轴，并沿着这三大轴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发生在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费伦玛汀 41－48)。他指出，在叙述过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可以表现为一种以上的方式。且不可靠叙述的诸类型之间，以及同一序列的两种类型之间的界限并非凝固不变，而是松动模糊的。他进而区分了叙述功能与人物功能，并指出不可靠叙述的程度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当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叙述将是可靠的和权威性的。………当人物和叙事功能相互依赖地运作时，叙述可能是可靠的，也可能是不可靠的，而叙述者获得特权的程度也将随他与所述行动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叙述者可以在不违背模仿常规的情况下，在极不可靠、具有有限特权的可靠和具有权威性的完全可靠之间徘徊。”(费伦 83)
申丹教授在《何为“不可靠叙述？》一文详细地探讨了“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的特征内涵和实际价值，以及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指出由于涉及两种难以调和的阅读位置，“任何综合两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劳无功”，“在叙事研究的实践中, 我们只能保留其中一种方法, 而牺牲或压制另一种”(申丹 334)。申丹教授仍将“不可靠叙述”视为“对表达主题意义、产生审美效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的“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 (申丹 343)，显然申丹教授更倾向于“修辞”的观点。在讨论詹姆斯·费伦的观点时，申丹教授注意到詹姆斯·费伦的三个轴之间不仅存在着平行关系，在有的情况下会构成因果关系。另外，她还探讨了在第三人称叙述中人物的眼光导致的叙述话语的不可靠，认为这是迄今为学界所忽略的一种不可靠叙述。
下面我们以上述叙事学观点作为参照，来考察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
罗伯－格里耶早期作品中叙述者身份基本可以确定，因而可以明确探讨“叙述者”是否可靠。从詹姆斯·费伦所说的价值／判断轴上看，罗伯－格里耶的早期小说叙述者都没有现身，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的关系角度来说，应该是可靠的。从事实／事件轴上看，《橡皮》的叙述应该是可靠的，它采用了仿侦探小说的形式，但与常见的侦探小说不同的是，小说的“序幕”将事情的真相交待得一清二楚：杜邦遇刺但只受了轻伤，为了安全起见，宣称已经身亡。正文冷静地记述对此毫不知情的密探瓦拉斯的调查，叙述中的疑惑都是小说人物的，而不是读者的，我们被这个可靠的叙述者带领，看主人公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荒唐命运。《窥视者》和《嫉妒》的叙述者同样没有现身，但情况有所不同。《窥视者》的叙述严格控制在马弟雅思的视角之内，实际上是“假性第一人称叙述”。小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出现了时间“空缺”，就在这段时间小雅克莲被杀。第三部分只是接着记述马弟雅思的活动与意识，他的过分紧张、敏感，像是做贼心虚。但马弟雅思是否凶手？在那段空缺的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叙述都没有直接提及，叙述者有意地隐瞒了真相，不是绝对可靠的，可视为“不充分报道”。《嫉妒》中叙述者虽然没有出场，却能够推断出他是个被“嫉妒”折磨得近乎发狂的人，叙述把幻觉、想象、回忆、观察都混合在一起，一些场景、意象反复出现，没有清晰的故事线索，叙述者可以被理解为在智力上有欠缺的不可靠叙述者，或者用詹姆斯·费伦的术语来说存在着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以及与此相关的在事实／事件轴上“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
在罗伯－格里耶中后期的小说中，“叙述者不可靠”是另一种情景。首先，从价值／判断轴上来看。一方面，“隐含作者”的价值体系难以确认：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的叙述语调大都是冷静、中性的，在小说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可以表明隐含作者价值立场的议论。而且，由于叙述线索繁杂，人物形象不确定，时间、空间也都矛盾丛生，我们很难将小说的话语还原为一个首尾一贯的“故事”，而只有当一个故事线索明晰、有头有尾时，才有可能就人物的命运、遭际等对读者提出道德与价值的忠告。显然，在罗伯－格里耶的中后期小说中，隐含作者的道德与价值倾向与小说线索一样模糊不清。而另一方面，尽管从局部来看，罗伯－格里耶中后期小说的叙述和描写是清晰的，但总体上叙述者的身份与形象是混乱与不确定的，叙述者的价值观念因而也难以把握，因此从价值／判断轴上，很难讨论“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
在事实／事件轴上看，“叙述者不可靠”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里似乎又无处不在，但与通常的不可靠叙述也有所不同。叙述中出现的矛盾及悖谬之处，使得叙述的可靠性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又难以确认何种叙述是真正可靠的叙述，这就使得所有的叙述陷入一种模棱两可之中。而在此，詹姆斯·费伦所归纳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失去了有效性。比如，同一种叙述秩序里经常出现明显矛盾。最明显例子就是《在迷宫里》的开头：
现在，我独自一人呆在屋里，不受风雨的侵袭。外面下着雨，有人正在雨中赶路，低着头，一只手遮住眼睛，看着前面，只看到前面几公尺远的地方，看到潮湿的几公尺沥青路面。外面很冷，风在光秃秃的黑色的树林中间刮着，风在树叶间刮着，摇晃着将整个枝桠一起刮走，摇晃着，摇晃着，摇晃的树影投向在白色灰墙上。外面阳光灿烂，没有一棵树，哪怕一棵小树，也都没有一点树荫。有人在大太阳底下赶路，用一只手遮住眼睛，看着前面，只看到前面几公尺远的地方，看到几公尺布满灰尘的沥青路面。风在路上画出平行的、叉形的以及螺旋形的图案。(175)
在这里，第二句、第三句、及第四至六句分别是对外面场景的描写。第二句的“雨”与第三句的“风”和“冷”并不冲突，也和第一句一致，可视为“我”的所见。但读到第四句以后，一切都变了。“阳光”和前面的“雨”明显矛盾，而行路人的动作又同第二句一样。两句中必有一假。然而小说并没有肯定或否定哪一句，这种矛盾使整个段落都动荡起来，使我们对这个没有任何特征的叙述者“我”也产生了怀疑。这样的段落在《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结构》中出现了几次，如“前言”里“在我入睡以前，这座城市又一次矗立起来……这是清晨。这是黄昏。……”(4)“第五空间”开头：“那是早上。那是晚上。我记起来了”(97)。等等。但总体来说，在罗伯－格里耶中后期小说里这样明显矛盾的段落并不多见，毕竟这种矛盾太容易辨认，似乎在罗伯－格里耶看来已经失去了效果。更常见的，是不同叙述秩序之间相互矛盾，彼此消解。比如《幽会的房子》里反复提及爱德华·马内雷之死，但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中竟有多种不同的叙述：被狗咬死；被警察用尖刀杀死；因账目问题被共产党人杀死；因拒绝借钱被约翰森开枪打死。小说中没有确定到底哪种叙述是真实的，所以与此相关的各种叙述都变成可疑的7。在此，由于无法还原出一种前后一贯的叙述，因而我们无法按照詹姆斯·费伦的事实／事件轴去分析这些叙述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靠，区分“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已经没有意义了。
而知识／感知轴对于讨论罗伯－格里耶中后期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似乎也失效了。面对像上述《幽会的房子》这样充满矛盾与悖谬的叙事，我们不仅没法确认哪部分叙述是可靠的，也由于叙述者的身份和形象都不确定，我们无法确定叙述者的知识水平与感知能力，从而难以在知识／感知轴上谈论不可靠叙述。
詹姆斯·费伦谈论不可靠叙述的动态变化是基于叙述者的叙述功能与人物功能的区分，而在罗伯－格里耶的中后期小说中，由于叙述者处于一种极为含混的不确定状态，叙述功能和人物功能的界限很难明确区分，因而我们也很难确切地谈论叙述到底是“极不可靠”、还是“具有有限特权的可靠”或“具有权威性的完全可靠”。
而与此相关，这种叙述不可靠所产生的效果和作用也不同寻常。前面提及里蒙-凯南曾讨论了叙述可靠性难以确定的情况，但它仅仅是对叙述者的两种价值倾向无法做出决断，从而在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中摇摆。而在罗伯－格里耶这里，各种叙述相互矛盾与冲突，无法还原出一个清晰一贯的“故事”，所有的叙述都变成悬浮不定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另外，由于叙述者身份与形象的含混，故事线索的繁杂，我们也无法判定这些值得怀疑的叙述是否由于叙述者卷入事件，也难以确定这些不可靠的叙述与不确定的叙述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因此，也很难起到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作用。
由于作为人物的叙述者形象模糊不定，难以把握，他也难以成为读者与隐含作者所共同嘲讽的对象，读者与隐含作者也不能像布斯所说，在叙述者背后进行隐秘的交流。而相反，在此，隐含作者反而与不确定的叙述者合谋，共同营造一座叙述迷宫，使读者陷入其中，不断搅扰与挑战读者旧有的阅读习惯。而读者发现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之后最初并无快感，甚至会因叙事线索过于混乱而恼火。读者只有在调整阅读方式，以细致与耐心去追索叙述者的身份及各种叙述线索如何纠缠之时才会获得乐趣。
总之，在罗伯－格里耶中后期的小说中，“叙述者的不可靠”不是由价值体系与隐含作者相偏离造成的，也不是卷入事件或知识有限的后果。“叙述者的不可靠”并没有使人物的形象更鲜明，而是使人物的形象更晦暗。读者与隐含作者也不能因不可靠的叙述达成某种秘密交流。詹姆斯·费伦所归纳的不可靠叙述在“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和“知识／感知轴”上的六种类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失效了。因此，罗伯－格里耶的中后期小说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此，叙述的不可靠来自于文本中的矛盾与悖谬之处，其作用似乎是要彻底确立文本的不确定性，使读者始终在相互排斥的多种选择之间摇摆，阻止我们将它缩减为“故事”，而使我们一直停留在“话语”8的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常的“不可靠的叙述”中，作者会有意识地做出标记，如另起章节，或在叙述语调上有所变化，或者对叙述者的身份有所提示等等，使读者意识到它的不可靠，从而为可靠的叙述划定了界限。也就是说，读者会在提示之下比较容易地调整自己的阅读行为，以可靠叙述为依托，去辨别不可靠的叙述在事实和价值上的歪曲之处，从而建立起整体可靠的故事。但在罗伯－格里耶的中后期小说中，各种叙述秩序之间没有任何明显标记，甚至还故意去混淆各种叙述，多种异质叙述共存于小说之中，甚至在我们读完整部小说后，仍不确定哪一种叙述是可靠的，所有的叙述都悬浮着，不能归结为单一明确的可靠叙述，这就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效果。
注解【Notes】
1《在迷宫里》没有章节号，为了方便，笔者加了章节号。
2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孙良方夏家珍译《在迷宫里》(《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第一卷，陈侗杨令飞编。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3罗伯－格里耶曾谈及《在迷宫里》，“第一个叙述者是位作家，第二个叙述者是个士兵。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士兵经历和想象的奇遇中，塑造了一位医生，而这位医生最后变成了叙述者，他就在房间里，他是被写作士兵的活动本身融进房间的。”但他的这一说法并不能完全消除“叙述者”的混乱(柳鸣九编选 646)。
4《反复》的主体叙述由马尔库斯(亨利·罗宾)的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据“按语4”(46-47)，人称和时态的变化并不改变叙述者的身份和叙述时间。而有时叙述者似乎又成了罗伯－格里耶本人(58-59)，所以，对小说主体叙述者的认定只能是“大致上”。另，罗伯－格里耶一开始并没有确定两个叙述者的身份，他说：“正是在写作《反复》的时候，两个对立的叙述者变成了双胞胎：就是当其中的一个在摆着两张很小的儿童床的房间里醒来的时候，两张床一模一样，房间中的一切也都成双成对，一切都是双重的。这一切，我事先并没有想好……”(“仙人掌的复归”84)
5罗伯－格里耶最早的小说《弑君者》采用了第一人称，但迟至1978年才出版。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基本确定的。
6“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对叙事学界影响深远，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在笔者看来，“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争议的焦点在于，隐含作者是否是人格化的存在；它更多地是作者意图的化身，还是来自读者的阐释。在笔者看来，隐含作者是读者参照真实作者形象，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当我们探讨叙事作品的叙述策略时，“隐含作者”仍是一个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概念。参见申丹：“何为‘隐含作者’？”，《北京大学学报》2(2008)：136-145 ；申丹：“有关‘隐含作者’的网上对话”，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88-398；韦恩·C·布思：“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载《当代叙事理论指南》，James Phelan & Peter J. Rabinowitz主编，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3-80。
7 36年以后，罗伯－格里耶为《反复》中译本作了一条注释：“爱德华·马纳莱：法国剧作家、演出组织者、毒品走私者。他后来于1965年在香港被高级妓女杀死(参看我的《幽会的房子》)。圣克卢市镇的一条新街道现在就以他的姓名命名”(《反复》 75)。爱德华·马内雷的死因之谜似乎尘埃落定。但这又多出的一种死因对于《幽会的房子》的阅读并无帮助。
8本文是在叙事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指叙事作品中与“故事”层面相对应的层面。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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