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符号学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网络环境下有关的符号操作如何召唤了舆论。首先探讨了符号学分析舆论的可能性和路径。其次，通过分析故宫的象征形象和符号的标出性，发现了对舆论的吸附力和张力。再次，通过对舆论主体叙事能力的分析以及符号双轴的分析，发现了网民作为数量化存在物对舆论的影响机制。最后，分析了空白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发现舆论主体对符号所指的掏空、贫化和填充策略，以及舆论向元语言回归的趋势。

【关键词】网络环境；舆论；符号学；召唤结构；“故宫窃案”

费斯克认为传播研究可分为两大主要学派：第一大学派将传播看成讯息的传递。它关注讯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如何编码和解码，讯息传递者如何使用传播渠道和媒介。它还关心诸如传播效率和传播精准性等问题，如果传播效果不同于或未到达传播者的预设目标，就认为是传播失败。该学派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故称之为“过程学派”（process school）。另外一大学派则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它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文本的文化角色，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符号学（semiotics），故称“符号学派”（semiotic school）。[①]无论是巴尔特、霍克斯还是雅各布森，都关注到符号学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但未作专门探讨；大多数的大众传播研究都是围绕传者、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这五个方面展开的，未把作为传播中介的符号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实上，通过符号的视角恰恰可以将以上五个方面连结起来加以考察，从而使传播学的研究在广泛性之上又呈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②]。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为大众传播研究带来新颖的视角。目前国内的传播符号学研究多局限在理论介绍层面，具体使用符号学方法来研究大众传播现象的成果并不多见，而用来分析网络传播现象的更少。传播是通过符号进行的，传播中也体现出深刻的文化内涵；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但涉及符号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用它来分析传播问题将会带来新的思路。

本文尝试使用符号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网络环境下的舆论是如何被召唤出来的，算是运用符号学方法的一次操演。本文以2011年5月8日发生的“故宫窃案”为分析中心，对此进行符号学分析，并尝试在网络环境下运用符号学分析舆论生成机制的可能性和路径。本案例涉及媒体所总结的六重门：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瓷器门、封口门等，为论述方便，事件将截止于8月上旬。

网络环境下，舆论的生成具有更多的主体和更多的连接性，其意义生成方式更加开放和难以控制。网络时代的舆论生成能力更强，关键在于网民更多参与叙事，参与故事的接续和转换。我们可以把舆论生成的过程看成一个宏大的叙事过程，总有些力量在推动情节的发展，不断吸引大众的目光和参与，从而呈现出众多权力和利益的对抗和纠结。众多网民对舆论的参与是通过文本进行的，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思考是通过符号实现的，但符号系统并不是与世界一一对应的，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构造物。这种结构化的符号构造物如何唤起了舆论，我们可以借鉴“召唤”概念对此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符号及其结构如何召唤了舆论。

所谓“召唤”，在中文学术传承上有两种不同的使用语境：一种是阿尔都塞所使用的“召唤”（interpellation）；另一种是沃尔夫冈·伊瑟尔所使用的“召唤结构”（die Appellstruktur）。基于其批判立场，阿尔都塞所使用的“召唤”是“指他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将个体作为其客体（object）予以‘招呼’（hail）的过程”，“在他看来，个体为话语的、语言的、象征的秩序所召唤，离开这种秩序就不可能生活”，同时“召唤就同说话模式、定向性及倾向性解读等概念具有某些共通之处”[③]。而伊瑟尔所说的“召唤结构”（die Appellstruktur），是在接受美学语境下提出的，探讨的是读者与文本的互动问题，“本文与读者的不对称激发了读者构成的能动性；本文中的空白和否定给出了一个特殊的结构，这一结构控制着相互作用的过程。”[④]网络语境下符号结构对舆论的召唤，首先假定存在某些特定的具有舆论召唤力的文本及其结构；其次，召唤力的深层激发，既具有表层的符号文本结构，也具有深层的元话语和意识形态结构。因此，本文所说的“召唤”是阿尔都塞和伊瑟尔观点的一种融合，兼具宏观和中观的立场，同时试图融合进符号学的微观分析。

网络环境下的舆论文本不同于文学文本，文学文本的主要特征是虚构，描述的是可能的世界，缺乏现实的指涉对象，而舆论文本则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具有现实的指涉对象，其中也有些可能世界的描述，这导致两种文本的“期待视野”不一样。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受众参与和解读的召唤。文学的召唤是作者有意识进行的，而网络环境下舆论中的召唤则要复杂得多，有的主体有召唤的目的，有的主体则没有明确的目的，但最终都导致了舆论的生成和蔓延，舆论往往不在传播者的控制之中。文学文本与舆论文本两者之间的符号形态也不一样，文学文本主要是语言符号；舆论文本除了语言符号以外，还有其他更多需要探索的具有表意性的符号形态，比如图像、视频、声音、页面（web）、事物以及行为等等，而且通过超链接和集成化，往往在一次事件中形成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大文本，文本的未定性与文学文本存在巨大差异。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将舆论过程看作一个叙事过程和意义生成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符号的形态是多样的，我们可以把任何可以表意的语言、视图、页面、事物和行为等都看成符号，网民和媒体总是在这些符号的系统中解读出相应的意义，形成相应的舆论。为什么符号学能够用来分析网络环境下的舆论？主要是由于符号学的“目的在于发掘意义（sens）”，“符号学在包括传播学的同时，还应该能阐述更为一般的过程，即意指（signification）过程。”[⑤]而网络环境下的舆论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传递过程，而是意义不断衍生的过程，符号学的方法正好与这一对象相匹配。

根据结构符号学的观点，“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⑥]“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除非它被结合到结构（它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去，否则便不能被人们感觉到。”[⑦]言语符号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言语符号的“区别”关系中显现的，言语在语言这样一个结构系统中才能展现其意义；同样，“人类学家不是处理‘客观地’观察到的‘自然的’事实，而是处理那些人类心灵独特地加于其上的结构”[⑧]。本文根据结构主义哲学的观念，尝试分析网络环境下舆论的结构形态，探索其中的符号结构如何召唤了舆论。正如语言是言语的结构，象棋规则是每一步棋的结构一样，舆论结构始终制约和规范着每一次具体舆论，并为其提供解释的框架，它是每一次具体舆论的“语法”和“深层结构”；同时，每一次具体舆论运作，又对已有的舆论结构实现进一步维护和巩固，这可以借用吉登斯的“双结构理论”来进行阐释。只有通过将每一次具体舆论纳入符号结构的系统视域之中进行审视，其深刻的社会意义也才能得到正确的认知，否则，每一次舆论只能作为一个孤立的个案，无法超越简单本质主义的经验描述，无法对每一次具体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

建立在结构主义方法论上的符号学分析，常常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原则，巴尔特说：“我们可以肯定说二元选择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人类最主要的思维模式，其他的思维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人类学研究发现这一思维模式在野蛮人中普遍存在，而文明人类并不比野蛮人高明多少。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⑩]文化的价值区分，正是建立在二元划分基础之上的，没有价值划分也就没有文化。同样，人脑存在左右半球的二元思维模式；计算机依赖的就是二元数字（0和1）演算。并不是说世界本身就是这么划分的（按照中国道家哲学的观点，世界的本原是“一”，是“太极”），而是说二元对立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分析方法（中国文化也是通过“阴阳”“君臣”“方圆”等二元对立建立起来的），其他的众多变化都是建立在这一模式基础之上的，即是老子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

符号文本常常从两个向度展开，这就是由索绪尔首先提出的“组合”和“聚合”双轴。组合是词项以“出现”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适合用切分的方式进行分析，在其前后词项的对立关系中取得其值，比较接近于“言语”；聚合则是联想的平面，是一种与出现的词项相似的记忆系列，是组合的潜在部分，接近于“语言”[12]。雅各布森认为，聚合轴可称为“选择轴”，功能是比较与选择；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功能是邻接粘合。而比较和连接是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两个基本维度，也是任何文化得以维持并延续的二元[13]。无论是生产符号文本还是解释符号文本，这双轴都在同时起作用，组合属于表层结构而聚合属于深层结构，聚合的宽与窄，将会深刻影响到对符号组合轴的解释，“一旦文本组合形成，聚合轴就退出操作隐藏起来，但并不是说它没有留下痕迹：哪怕已经被‘推入幕后’，也可能在解释中被唤出”[14]。

在“故宫窃案”中，一个小小的盗窃展品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舆论震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体现出舆论的持续性，其原因何在？通过符号学方法分析相关的符号操作过程，我们也许能发现其中的秘密。

作为叙事展开的空间和符号操作的对象（object），故宫博物院作为象征具有巨大的舆论吸附能力。黑格尔认为：“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1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探讨了殖民地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和符码化，建构了殖民地人民对殖民地的想象，其中提到三种方式，博物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凝聚了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记忆，是中华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附着物，有关它的任何事件，都会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在这样一个努力进行文化复兴的时代，“故宫”是一个具有复杂语境的民族文化象征；在这一个呼唤传统回归的躁动时代，故宫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民族精神皈依。“传统”与“现代”，在中国人当下心境中成为一个悖论性的问题，这个二元对立，很容易形成舆论的漩涡。而这又是一个经济至上而对传统文化缺少保护意识的时代；保存与破坏这样二元对举的话语，常常被呈现于公众面前，公众的元语言，由于已有的话语互文性被不断重复，从而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前提和情绪基础。一旦遇到适当的类似事件，舆论就会被点燃。

在符号学中，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二元的平均对等，而是有所侧重，形成正项、中项和异项的三项关系。这种分类是从语言学中的有标项和无标项而来的，正项相当于无标项，异项相当于有标项，有标项之所以成为有标项，是因为被中项和正项联合排拒，而中项为“非此非彼，亦彼亦此”的表意，“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称为‘正项’”，中项“对决定哪一项标出，有决定性意义：它与正项合起来，标出异项，排除异项”。[16]正如臧策所说：“乾?坤，阳?阴，天?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是具有中心?边缘关系的‘超隐喻’，”[17]其他的二元对立符号未尝不是如此。但是，所谓正项、中项和异项的区别是相对的，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往往会发生反转，正项可能变成异项，而异项却变成正项，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彼此还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在舆论传播中，这种正项和异项的对举比比皆是，舆论只有在此对举中才能获得张力，吸引传媒和大众的注意，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的作为标出项，就与穷二代和中产二代的正项和中项对举。在文本中，正项和中项一般不会被强调，但是它与异项的潜在对立随时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审视标出项，我们就能明白正项和中项是什么，正项和中项就是社会的主流，舆论的走向就是向这一主流靠拢；假如其中一方坚持偏离主流化的正项和中项，社会舆论往往会迫使它走向主流，放弃已有的元话语。网络环境下舆论的生成，不但是在争夺符号和叙事，更是在争夺元话语。

大致来说，“故宫窃案”中存在这样几对二元对立：安保投高入与轻易被盗；“撼”字没文化，与故宫的文化内涵不符；商业化与文化的矛盾；“非京籍”“山东籍”与京籍；警察办案的快与慢；无责与有责；真与假；贫与富，等等。在这些二元对立的符号当中，无不体现出正项与异项的对举，舆论张力由此展开，从中可以窥探出明确的社会元话语取向。在舆论事件的初期，可能会存在一些元话语之间的对抗和博弈，双方各执一词，社会解读也多种多样，但是最终都会向主流元话语靠拢，最后以沉默、改正、道歉、惩罚或者以说服收场。在中国目前的舆论事件中，道歉和改正是主要的方式，这体现出某些群体价值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偏离，道歉和改正就是承认向主流元话语和正项靠拢的倾向。当异项向正项和中项靠拢融合的时候，舆论的张力就消失，舆论事件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

网络环境下的舆论主体，指的是那些参与舆论的任何个人、组织或者机构，是舆论符号的操作者，其中包括当事方、传媒、政府、网民、组织等等。由于能力的差异、掌握社会资源的差异、专业水平的差异以及诉求的不同，他们在符号操作能力上是不同的，符号权力争夺过程中的舆论影响力也就不同。但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彼此的能力会随之转化的，强者不一定能把持绝对的符号权力；弱者往往通过量的积累，从总体上体现出很强的符号操作能力。

在网络环境下的舆论生成过程中，各个舆论主体分别试图对舆论施加影响，以争夺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实现某种诉求。参与叙事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策略，包括提供内幕信息、提供疑问推动事件的进展、通过逻辑推理发现叙事的漏洞、通过行动参与真相的调查、以行动对事件进行反馈等等。网络叙事的超文本性和虚拟性，使得舆论作为一种无中心、多主体（不特定）的叙事，对有关主体的叙事行为具有强大的强制性推动作用，使其不得不参与到叙事中去，舆论操纵的主动性大大减弱了，而每个主体同时既是叙事的主体又是叙事的对象，因此，真理和真相总在此过程中充满纠结。

在“故宫窃案”中，故宫被盗的事件被网友首先在网上披露，随后中央电视台进行报道，之后媒体大规模报道，“故宫”被卷入舆论的漩涡中，不得不参与到舆论的叙事中来，面对网民和媒体的疑问，不得不进行反馈。这本是个普通的事件，但是由于故宫本身的巨大象征力，因此成为新闻，号称“京城第一保卫处”的故宫安保问题浮出水面。警方58小时就破案，引来网络舆论的怀疑，怀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因为在广大网民的记忆文本中，警察这么快破案比较罕见。故宫以及警方的案件解释和说明引起了新一轮的疑问，无论是网民还是传媒，都不断以疑问的方式推动叙事的进行。随之而来的“撼”字事件，体现出网民的智慧和敏锐；他们发现“故宫”给警方的感谢锦旗“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中“撼”应为“捍”，随后有关负责人就然说这样“显得厚重”，将故宫的无知和不负责任推到新的高度，最终不得不正式通过官方微博向社会道歉。再后来，芮成钢和网友“不要脸爱面子”不断在微博里爆料建福宫变身富豪会所的事件，更是将事件推到舆论的顶点，触动社会对于“特权”问题的敏感神经，也触发文化和商业悖论的敏感神经。正当5月份的第一波舆论开始冷却之时，7月30日，一名叫“龙灿”的网友发微薄称“故宫宋代哥窑瓷器受损”，引发新一轮的舆论潮，接着爆出“瞒报门”“屏风门”等事件，此为第二阶段。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故宫的反应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沉默与不承认、推卸责任给下属、直至道歉与改正，而媒体和网民的不断追问和求证，让事件的疑问越来越多，舆论也就显得十分活跃。

网民在舆论叙事中是极为活跃的，它总是在其他主体出其不意的时候，在叙述空白的地方参与到叙事中来，通过提供内幕信息推动舆论的深入发展，比如芮成钢、“不要脸爱面子”、“龙灿”等。虽然作为个体的网民在叙事能力上比较弱，但是网民作为一个庞大的、触角无处不在的群体，却随时可能冒出来参与到关键叙事之中。而他们的疑问和推理，显示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真理，体现出网民群体的特殊智慧。传媒作为一种专业的舆论叙事的组织，其叙事能力包括信息提供能力、叙事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以及提升叙事内涵的能力，都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中国的媒介体制决定了其叙事能力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可能并不如人意，它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及采编能力的局限，也就决定了它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出现叙事能力的欠缺，而网民的参与刚好弥补了传媒的不足，成为媒体冲破桎梏的先锋。当事方在舆论事件中的地位是较为特殊的，一方面它是舆论叙事中的重要主体；另一方面，他也是密切的利益攸关方，因此其叙事的可信度就需要打些折扣。假如它的反馈策略出现问题，无疑会在舆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次盗窃案件中，故宫当局在舆论中就没能积极参与到舆论叙事中来，以致在舆论中形成一无是处的形象。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沉默看做一种叙事符号，这种沉默反而将舆论引向多角度的解读甚至谣言，这当然不是当事方愿意看到的。除此以外，还包括中立第三方的参与等，比如“故宫窃案”中的警方。但在中国，对第三方的信任也处于危机当中，最终的叙事可能没有结尾和结果，事件处于无限衍义中，等待下一次类似舆论的到来再重新登场。

如上所述，符号表意行为常常是在组合与聚合两个向度上展开。但组合与聚合并不是绝对不相关，而是彼此影响，甚至发生转化。在一个小文本里没有出现的聚合词项，可能正好会在上一层文本或者更大的文本中成为“显现”出来的组合词项。比如网络环境下单个文本可能是组合的，但是网民的解读以及其他文本的互文式呈现，会让那些“隐藏”的词项变成一系列“显现”的组合词项，从而让舆论的意义变得更为明晰，而网络的超链接和集成化，会让以往的聚合项更多向组合项上呈现。也就是说，网络会让符号更多的向组合轴上堆积，呈现出一种数量（规模）上的强势；而聚合轴则被抽空，需要填入新的词项，于是新的指称和意义被重新填入，从而推动真相和真理的实现。

网民作为个体是很弱势的，但是作为总体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网民的数量（规模）成了一种具有强迫性的符号，它能够有效推动舆论叙事的展开，“围观改变中国”就是看中了数量符号的强迫性特征，数量崇拜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神话。“围观改变中国”，通过围观使得相关的新闻、评论和网贴被大量关注，使得沉潜的新闻、评论和网贴不断浮出水面，为舆论话题的继续展开奠定基础。多数（规模）作为一种符号的能指，其所指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总体的情绪和心理，因此，通过数量观照社会舆论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从符号聚合轴的宽度来讲，传媒作为一种专业机构，它所提供的组合文本在聚合的层面上会有更宽的幅度，因此其解读会更为深刻和理性，受众也才能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通过对“故宫窃案”的网民舆论的追踪，笔者发现多数人是在转载和评论传媒的内容，由此可见传媒在符号聚合轴层面的相对宽度，这种宽度能将网民的舆论聚合加以有效收编。当然，受众在进行舆论解读的时候，总有自己独特的聚合轴作为记忆和经验存在，而这种隐藏的聚合轴的宽窄，一方面跟受众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传媒以往的信息呈现有关。个人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物，他是被叙事所塑造的，传媒和其他叙事会塑造社会整体的个性和想象。比如，在解读“故宫窃案”的过程中，众多网民总是倾向于怀疑事件的真相，因为在他们已有的记忆中，这种事情“没那么简单”。必须强调的是，责任不能归咎于传媒，因为传媒的责任在于呈现事实，而最终的原因在于这个转型时代有太多的“复杂”事件，这本就是“没那么简单”的社会。从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观点来看，传媒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是一种“再现体”（representatum），相当于能指，符号所代替的是对象（object），而“符号引发的思想”，称为符号的‘解释项’（interpretant）[18]。这不同于索绪尔所讲的“能指”（signifier）与 “所指”（signified），而是引入了一个与实在（reality）相联系的“对象”（object），从而避免了符号内部的简单循环，“对象”成了符号操作的坚实的现实基础。在传媒报道中，这种作为现实的“对象”是最根本的东西。

作为现实的“对象”，具有展开符号操作的无穷可能性，而舆论当事方总是倾向于将舆论控制在窄幅水平，甚至掩盖事实真相，避免传媒和网民作宽幅的解读。传媒和网民总是倾向于进行宽幅衍义，相比较而言，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体制中传媒的解读幅度要小一些，而体制外网民的解读幅度则会大一些；但是从专业的角度讲，更多时候传媒作为总体的解读幅度会更宽一些。因此，通过技术、权力、收买、说服等手段，网民和传媒的解读也会被当事方试图控制在相对较窄的范围之内，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诉求，避免激烈的舆论震荡带来不可控制的后果。

    面对传媒和网民的介入，当事方在舆论事件中不得不参与到符号操作中来，通过参与叙事引导舆论，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传媒和网民在此过程中的对抗无处不在，他们总是把自己置于正项和中项的位置，与异项处于对立，这就为舆论的深入进行积聚了足够的矛盾张力。

 1、空白符号的复杂意义。

一般来讲，符号都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能指不一定是实物，空白也是一种能指，比如歌曲中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就体现了空白的深刻意义；所指在空白的符号当中是不明确的，但是其意义却是丰富的，“零和空无，可以是极具意义的符号”。“缺失能被感知，而且经常携带着重要意义：绘画中的留白，音乐中的休止，飞机从雷达上消失，情书久等不来”[19]。但是，空白符号必须要有前后的其他符码出现才能显示出意义，也就是说，纯粹的空白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在“故宫窃案”中假如此事没进入网络和媒体的视野，对公众来说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空白，意义就不可能出现，舆论也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当事方喜欢封锁消息的原因；但是，在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封锁消息很难做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传播，各种符号压力之下当事方假如沉默不语，其意义就容易走向逸散，导致复杂的解读，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网民在此过程中不断的质疑和填充符号内涵，甚至会导致流言和谣言，从而形成舆论的张力。

在“故宫窃案”中，报案迟，在时间上的空白符号意义容易引起猜测，官方的澄清和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案犯逃跑的解释和“哥窑门”内外有别的解释，形成逻辑空白，如何服众则需要更多的公关和更严格的逻辑说明；建福宫的否认，也是一种内容留白，但是在各种符号的系统挤压之下，这种留白反而造成公关的被动，丢失了意义的解释权。如前所述，接受理论的“召唤结构”认为空白、否定等方式所造成的文本与读者的不对称，会呼唤读者去完成未尽之意，形成交流。这对于文学文本来说，具有非常好的艺术效果；但是对舆论传播文本来说，却是失败的，因为传播的目的在于效果的监控，而空白符号让监控失效。只有在空白的地方积极参与交流，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和认同，舆论才会渐渐平息。

 2、符号所指的掏空、贫化和填充。

同一个符号能指，在不同主体的解释之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所指，能指与所指常常是不对应的，或者说这种对应是不牢固的，因为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武断（arbitrary）的。但是，能指和所指在特定的文化中具有相对固定性，这也是人们得以交流成功的前提。舆论传播中的有关主体，常常会试图给同一个符号赋予不同的所指，得出自己不同的解释。因此，关于话语权的争夺，更多的是对所指的争夺，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权力的博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因为受众总要试图获得意义，不相信一方的意义解释必然就会相信另一方的意义解释，即使所指是不完整、不可靠的，也不影响意义的生成。在舆论传播中，总是充满着符号所指的掏空、贫化、填充等不断交错往复的过程，舆论的张力由此展开。

关于安保的解释，故宫当局总强调事件的偶然性和抓窃贼，这就是试图将所指加以贫化，而网民和媒体总是强调官僚主义和制度漏洞则试图提升所指的内涵意义；关于错字，故宫有关负责人首先否认错误，试图掏空网友和传媒所指的意义，继而权威部门出来道歉，承认错误，但是又将事件归为下属的无知和粗心，试图贫化事件符号的所指，而网民和传媒则将此事看做是故宫文化素养的缺失；关于建福宫事件和“哥窑门”、“封口门”，也经历了掏空、贫化、填充的过程。

所谓元语言，简单说就是“用来谈论语言的语言”[20]，是内容面的一个意指系统[21]，是用以解释对象语言的符码集合。没有元语言，任何话语和符号的意义将无法产生，赵毅衡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文化的元语言，它的主要任务是文化意义活动的评价体系”[22]。每个时代、每个群体、每个人甚至每个人不同的时间，其所使用的元语言都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讲，这不会存在多大的问题；因为元语言有层次的区别，人们在选择中根据具体的语境选择不会存在多大的冲突。但是，同一个主体在对同一个对象的同一次解释中，难免就会出现元语言的冲突，从而出现“解释漩涡”[23]。网络环境下的舆论事件中，常常存在“解释漩涡”，从而引发舆论震动。这是因为舆论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之后，符号的主体变成全体公众，很多当事方又不能否认自己的公共属性（一但否认其公共性，元语言带来的解释压力就不复存在），于是导致了主体同一，这就会带来“解释漩涡”。因此，当事方要在舆论冲突中赢得胜利，必须要使自己的元语言与公众的元语言系统靠拢；假如不一致，就需要通过道歉、改正、惩罚、说服等方式进行元语言纠偏。

就“撼”字事件和“建福宫事件”来说，“故宫”的说辞都经历了逐渐向公众元语言靠拢的过程。刚开始是否认，并且赋予事件新的元语言解释，比如认为“撼”字“显得厚重”；“建福宫事件”是直接否认事件本身，使元语言的“解释漩涡”无法产生，假如事件的确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种对事件的否认看起来是一种对元语言的承认，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承认，元语言的冲突其实是实际存在的。当事件无法否认时，又进行互相推诿，将之归咎于下属机构或个别人，这实际上是将“故宫”作为一个抽象的主体与个别人的行为对立起来，试图从元语言冲突中抽身出去。当然，网民和传媒并不会轻易接受，故宫也没有就此事采取进一步的元语言策略，只能任由网民和传媒讨伐他的“过度商业化”，自己却装聋作哑。其实，“故宫”完全可以试图对事件进行元语言定义，抛出一个文化和商业冲突的悖论命题，在这个没有绝对是非的元语言冲突中，舆论的火焰可能就会慢慢熄灭。

当然，意识形态作为深层元语言，是通过社会共识形成的，假如对表层元语言不能进行及时的引导和形塑，甚至出现背离社会元语言的行为和事件，那么，深层的元语言也会发生根本改变，从而使得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发生危机，社会也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发生危机。

 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呈现出复杂的符号互动，舆论的展开过程始终充满符号所指的对立、偏离、和回归，体现出各个舆论主体的利益诉求，各个舆论主体分别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当然，舆论中的对立、偏离和疑问并不一定真正解除，元语言的冲突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又为下一次的舆论爆发提供了前语境，为某些舆论的生成提供了元话语。因此，一次网络舆论的沉寂不等于舆论真的消失，而是会成为下一次舆论的语境或导火索。

本文用符号学方法分析舆论，试图从符号以及符号学原理的角度，分析舆论是如何被召唤出来的，体现出更多的逻辑思辨，从而避免仅仅从经验、实证和管理的角度对舆论的探讨，这将为各个舆论主体的符号策略的选择提供某些参考。当然，符号学的分析更多会涉及到认知科学、心理分析、逻辑学、文化哲学等层面，本论文在这方面比较欠缺，因此，某些论点会显得理论基点不够牢靠，这是今后的研究需要加强的。

 

作者：李 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暨南大学学生6号楼511室

E-mail：yoyoh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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