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公信危机下的“独白”意识与“墙”意识（节选）
作者：李萍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816 2013-09-01 18:48:41
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公众的言论自由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们得以更加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然而在言论高度自由的语境下，大量信息扑面而来，人们对于信息的解读并非始终清晰而独立。很多时候个体由于缺乏区别鉴定和主体思考的能力，对于信息变得盲目接受，成为了信息垃圾桶。另一种极端是过度解读，个体缺乏最基本的判断，盲目否定和怀疑一切，亦或是在对信息的理解和交流过程中“唯我独尊”，摒除一切“异声”。
最突出的状况就是现代社会公信危机下人人自危的“墙”意识以及“独白”意识。
社会公信力的下降表现在诸多方面。经济领域譬如商业诚信的缺失，商业欺诈、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虚假广告、虚假证件等现象的日益泛滥和严重，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不信任。政治司法领域，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更有甚者为了一己私利，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权钱交易等，这些严重的影响了人们对执法者、管理者和法律制度的信任。人际领域，现代化使得人际信任的基础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过渡到现代的陌生社会。传统社会基于血统和地缘关系而产生的信任关系已经难以维系。以功能上的相互依存性为信任的纽带尚未完全建立，日常生活中“宰亲杀熟”现象使熟人反目为仇的实例已不再新鲜，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开始变得小心谨慎，惟恐上当受骗。在信息传播领域，在媒体实现了市场化运作条件下，受经济利益驱动，有些媒体道德失范，有些新闻工作违背了新闻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忽视社会价值，过分追求炒作效果和经济利益，造成“四大公害”——虚假新闻、低俗新闻、有偿新闻和虚假广告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严重损害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对社会和公众造成极大的危害。
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认为主体的建构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人的主体性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交流、对话的过程中，通过对他者的认识和与他者的价值交换而建立起来的。主体的建构靠对话与交流而实现，对话、交流的出发点是具体个人的活生生的个体感性存在。
当社会公信力急剧下降，导致个体“墙”意识的产生和固化，这势必削弱的“对话”的可能性，个人不可避免地沦为“独白”者。要么是“说者的独白”，要么是“听者的独白”[A1] ，要么是“同化性独白”，要么是“顺应性独白”。同时，公信危机使得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政府和公民之间信任度的急剧下降，人们处在人人自危的信任危机之中，往往也会形成“墙”意识与“自我独白”意识。
我们知道，“独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其存在形式而言，只是对你说话，你不可能向它发话或质疑。独白从其根本交流属性上说是压抑的、霸权的。就接受者的反应来看，独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有言说者和顺同者的独白；一种是没有顺同者，只有对抗者的独白，在这种情形下，交往或言谈参与各方都是独白者，他们或者同时独白形成即时冲突，或者交替独白。在独白中，个体和他人的关系，要么是主——客关系，要么是客——主关系。要么只主子，要么是奴才，就是不做一个平等对话的人。在对话式独白中，有两个说话者，两套话语，但两套话语平行发展，永不相交。这种状况的独白在现代社会非常普遍，人们常常处在自我为中心的、自说自话的交流中，这种交流披上“对话”的外衣，行“独白”之实。
在符号学看来，语言不是纯客体事物，它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方式，语言符号只有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形成，才能产生意义。如果交流者意在缩小双方的距离感即能指间距性，即交流双方相互把对方看作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即交流双方处于一种征服与被征服、不平等的、单向灌输的关系方式，它就是独白；如果交流双方相互把对方看作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有意识扩大主体间的能指间距性，并通过平等的沟通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所指间距性，这就是对话。
“我说你听”的独白，在交流意向上是把说着和听者看作是主客体关系，听者被当成无自觉意识的被动客体，说话者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改变听者，一方征服、压倒另一方。这在实际上，是将他者“物化”，把他者看作是没有主体思维和自身意志的。在此之中，话语接受者处于被动的、被物化的客体位置，成为“被动赞同者”。而在对话中，听者一方具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保留了对说者的提问权、怀疑权和话语参与权，成为“批评主体”。
在这里我们不急于谈论有关“对话”的问题，而是首先把视角更多的引向
它的反面——“独白”意识。独白意识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中心意识，可称为“老子”意识，这是自我独白；一种是他者中心意识，可称为“孙子”意识，是他者独白。
自我中心不承认他人的视域里有任何超出自己视域的东西，他的理解仅仅是用自己已有的东西去寻找他者话语中与自己的相似之处，一切外来的东西都会被自我吞噬和同化。他者中心与自我中心恰好相反，他者意识压倒自我意识，自我被他者同化、覆盖，失却了自我，自我由他者定向和主导。
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反独白意识的有效途径。目前只有网络前所未有的显示了它的可获得性和可参与性。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桥梁和中间地带。但是由于公共领域发育不良和社会力量脆弱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公共领域往往会沦为公共权力进一步挤压和侵入私人空间的工具。公民缺乏“对话场所”，政府没有对话伙伴和批评主体，就无法形成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公信危机将是培养“公民意识”的一大阻碍，到处充斥着人人自危的“墙”意识和“独白”意识。有两个实际的例子，一个是公共事件的网络转发，这种现象在微博转发中非常普遍。另一个是公共事件白热化后网络主导下的媒体“骂战”或“口水战”。前一种状况往往发生在公共事件被关注的开始阶段，后一种情况出现在事件被高度关注的阶段。前一阶段个体往往成为“听者的独白”，后一阶段个体往往是“说者的独白”。
在微博信息的转发过程中，个体参与了信息的传递，却没有从中进一步获得有关信息的更深层意义。我们知道，交流可以仅仅是一种信息传递、交换，交流时不一定有积极理解的参与，交流的结果可以仅仅是信息量的增加，没有新涵义的产生；传递和交换信息的主体之间不一定有互动、互补关系，也不一定是平等关系。“主体——客体”之间的交流不是对话，是独白；互为主客体似乎是平等的，但它实际上是交替独白。
巴赫金说过，消极理解“无非是复制而已，最高的目标只是完全复现那话语中已有了的东西”。消极理解丧失了自我评批的主体地位，从而消除了与他人对话的可能性，个体只是成为了信息的传播媒介，实际上只完成了参与性，却失去了获得性。
积极理解强调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两人视域的相互作用，它至少应该包含“和声”、“不协”两种状况。然而在实际的网络媒体当中，进入大众视野的“公共事件”往往成了舆论阵营的分水岭，个体一定要为自己寻求一个舆论阵营，排斥那些立场模棱两可或中立的话语主体，最后形成网络骂战。这种情况是对信息的积极理解，然而它有意无意的排除了那些“和声”，最终导致个体“说者的独白”。
在对话中，“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对话，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读。但只要它是对话过程中的误读，而不是终极状态的误读，就具有积极的意义。误读可以从反面揭示读者的思维方式，为进一步对话提供了可能性，明晰了方向和条件。由此来看，误读是对话的必要环节。
在经过了对话与理解之后，主体会吸纳他者视野中的某些成分，使自我主体获得充实。主体之间的异质成分有可能导致冲突，通过对话和理解，两个主体在立场上会相互向对方移动，导致冲突的因素会得到谅解、消除、避免，会形成“互不融合的两个或数个单体之间的对话性协调。”
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公民的意识的培养，首先需要社会“对话”意识的培养。只有不断地去“独白”意识和去独白者的“墙”意识，才能真正使媒体成为对话的空间和场所，成为真正意义的“公共领域”，成为培养“公民意识”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孟华：汉字符号学讲义
孟华：《符号表达原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
罗贻荣：《走向对话——文学·自我·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周滨：《“微博问政”与舆情应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
江作苏：《媒介公信论》，新华出版社，2010年
[A1]“听者的独白”： 听者的独白，指话语交流中的他者或听者处于被动的、被物化的客体位置——我们称他为说者的“被动赞同者”；听者的对话指接受者一方具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保留了对说者的提问权、怀疑权和话语参与权——我们称他为说者的“批评主体”和“监督主体”。
听者一方安于在话语权力格局中的被动地位，他放弃了自己的主体反思和对话的权力，始终对话语权力如官方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等的合理性持盲目赞同态度。这种盲目赞同主要表现为对说者的经典化和自我的失语。
李萍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汉语言文字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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