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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歌曲”中的标识性符号

作者:陆正兰  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三辑  浏览量:6713    2011-09-20 21:39:45

 

[*]“形象歌曲”中的标识性符号[]
 
 
陆正兰 王立新
 
提要:用一系列象征符号作为独特标识性,来塑造和传播一个地域形象,已经成为宣传和发展一个地域经济文化最基本而可行的举措之一。形象歌曲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形象歌曲必须具有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标识性功能形成过程的关键,就是重复使用象征符号以达到意义的累加;其二,在时素,人素和地素三因素与歌曲的锚定关系中,地素锚定是形象歌曲不可缺少的因素;其三,只有当象征符号具有了标识性,象征符号才会大范围流通,而形成新的象征价值。
关键词: 形象歌曲 象征 符号 标识性
 
形象歌曲是中国当代一种特地制作的流行歌曲,目的是改善城市形象。它不仅反映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精神风貌,也能作为一种象征,成为一个地域、一个集团,甚至一种经济力量的标识。在现代化进程中,用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歌曲,来塑造一个城市形象,已经成为宣传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基本的举措之一。形象歌曲中的歌词所传递的信息,远远超过了语言本身,进入文化、历史、经济层面。
所谓“标识符号”(ascription)是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提出来的。莫里斯把符号的功能 “按照最一般种类的表意体对符号进行区分”(Morris 1946: 351),列出五种表意模式:其中三种---指称(陈述)、评估(价值判断)、指示(命令)---主要是“符用符义学”模式;而标识(时间和空间定位)、构成(连词、量词、其他功能词、标点符号),则为两种次要的模式。[]因此标识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成为文本某种描写对象的“标签”。
罗纳尔德·罗德曼详细写过音乐如何在电视剧中作为标识符号出现:电视使用某种乐调(吉它、口琴、班卓琴或管弦乐编曲)来暗示情景为19世纪的美国西部。而电视剧《纽约重案组》(NYPD Blues)主题曲开场有三层节奏模式,鼓声让人想起来自于非洲或者亚洲(的确镜头表明这声音是纽约街道上的亚洲鼓手),伴随着这一狂热的鼓声出现了纽约城市的景色:地铁和各种街道景色。序曲之后,合奏器演奏出模仿双簧管与英国管缓慢行进的旋律开始。引入人物后,鼓的音量提高,更多的城市景象出现,其中有华人庆祝新年的队列方阵,也有亚州鼓手(可能是日本太鼓[Taiko])的短镜头。D调上旋律,随着地铁场面的消失逐渐隐没,这就是由声音和画面组成的开始部分,纽约多民族聚居区日常繁忙景象,被音乐清楚地标识出来。[§]
本文讨论的当代中国“形象歌曲”,既然有一定的传播意图,就必然包含特殊的标识,这些符号主要靠以下几种方式构成,经常看起来似乎是不经意的安排,实际上经常是精心制作的结果。
 
 歌曲是一种声音和语言艺术,歌曲与任何表现对象都可以建立象征关联。歌曲传播中含有多种信息,可以多方面对表现对象进行锚定。虽然它们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系统,也许不在每个时刻同时起作用,却会联合起来发生多重作用。歌曲通常用时素(时间),人素(人物),地素(地点),这三种方式进行锚定。
  时素,即时间点。在这首《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中,歌词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一个鲜明的时素,指明这首歌的时代。歌曲《松花江上》中反复吟唱九·一八,是明确的时素,表明不容忽视的主题。《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也是一个简介的时素锚定,所以当此歌在新中国年代继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对是否要改动此句歌词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讨论时素能否抽象化。
 人素,也就是歌曲中出现的人物锚定。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习雷锋好榜样》,人物锚定,携带大量意义.
 但是对于所谓形象歌曲,地素则远远更为重要。《太阳岛上》是1979年为庆祝国庆30周年,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一部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中的插曲,由邢籁秀、王立平作词,王立平作曲,郑绪岚演唱。多少年过去了,歌曲脱离了最早的电视片的语境,独立地流传。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往
      带着垂钓的鱼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这首歌在全国流传开来以后,太阳岛也因此成为旅游者顺着歌声慕名而来的景点。2003年,哈尔滨市政府以重塑太阳岛旅游品牌、打造生态城市为口号,投资5.5亿元,对太阳岛进行大规模综合整治改造。如今,太阳岛已成为国家风景名胜区。景点内,矗立着一块长7.5米,厚2米,高4.3米,重150吨的“太阳石”。这是一首典型的以地素为标识符号,然后根据形象歌曲制造形象工程,应当说是个成功的例子。
 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也得利于地素锚定。天涯海角,原先不是一个明确的地名,三亚的海边留有清人刻天涯海角的两块石头。此地远离中原,在古代交通闭塞,人迹罕至,荒芜凄凉,是封建王朝惩罚流放逆臣之地。1984年春晚,歌手沈小岑演唱了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作词,徐东蔚作曲),此歌旋律轻快,歌词清新,很快成为一首广泛流行的歌曲。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
     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
 
 当海南开始发展旅游业,天涯海角被打造成三亚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如今这里海湾沙滩上大小百块石耸立,均刻上文人题词。而天涯海角两块巨石立于海天尽头。由歌曲帮助建立的地域标识,成为海南文化名片。一首成功的形象歌曲创造的经济文化效应,有时候超出想象。2010年11月8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旅游协会颁发中国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评奖。《请到天涯海角来》被评为建国以来对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首歌。
  歌曲《达坂城的姑娘》的标识作用,更是一个传奇。这是中国民歌王王洛宾先生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民歌,也是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个头戴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凭借音乐的敏锐,速记下旋律,并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作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王洛宾就将此歌编配成一首简短流畅的汉语歌曲《达坂城的姑娘》。不久,这首歌风靡兰州,后经著名歌唱家赵启海与赵风演唱,又风靡国内外。达坂是蒙古语“山口”,很多地方可以叫达坂。抢到王洛宾“达坂”的是乌鲁木齐东南86公里处一古镇。据说,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几棵棵榆树和二十几户无处迁居的人家,是一曲《达坂城的姑娘》使这个破败小镇名扬天下。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硬啦西瓜大又甜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两个眼睛真飘亮
 
 因为这首歌,达坂忽然有了优美的自然风光,醉人的民族风情,历史古迹,甚至关于这个地方的美丽传说;今天这个古镇已经成为新疆一景。有了这首歌,才使这个地方忽然变得浪漫起来。一段优美的旋律和一段诙谐的歌词,给予风沙扑扑的达坂城新的形象和想象,可见形象歌曲的标识作用之强大。
 地素,时素,人素,这三个因素在创作一首形象歌曲中有时混杂在一道,但地素却是三者中最重要的,是一首形象歌曲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是形象歌曲的意义支撑点,有点像广告必然以商品为意义支撑点。
 形象歌曲和一个地域的形象塑造和传播密不可分。在世界各地,同样因为一首歌曲,反过来打造一个城市著名景点的佳例也常有之。英国披头士乐队中最著名的成员约翰·列侬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歌曲,为了纪念这位英年被歌迷枪杀的著名歌手诗人,纽约中央公园中,打造了一块用他的歌 Strawberry Field Forever(《永远的草莓地》)命名的草莓地草莓地并不生长草莓,却放满了来自世界各地花卉。草莓地中还一块用马赛克铺成的字样Imagine,它也来自约翰·列侬另一首著名歌曲《想象》,以至于人们把这里也称为Imagine广场。如今,这个Imagine广场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来的旅客必到的游览胜地。
 
象征符号也是一种莫里斯认为的多情境符号,也就是说,象征符号可以在各种表意模式中运作。所以,当象征符号以某种方式呈现时,能让接收者想起一个标识后的记忆、认知、判断、情感,此时象征就兼具标识性,可以成为标识象征。
当一个标识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用, 也就是说一个标识得到相当大的成功,它就渐渐变成一个象征。“象征”的西语symbol一词有符号象征双意。在汉语中,可以把象征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一种被赋予浓厚文化意义的符号,即象征符号。
无论哪一种象征符号,在修辞机制上,可以起始自任何一种比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潜喻。也就是说,象征与被象征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取其像似性,也可以取其邻接性。象征符号的意义所指总是比较抽象,经常是无法意释的精神境界。例如商品广告中的品牌象征的趣味品位与社会地位,例如歌曲中歌词的人文象征意义。哲学家谢林说象征是以有限方法表现的无限无限一词让人不懂,但是很生动,点出了象征的喻旨说不清的特征,正如荣格所说,象征意味着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模糊的,未知的,遮蔽的东西
因此,象征符号的符指对象必须是一种精神形式。卡西尔说“‘象征应理解为一种精神能量,借其之助,使一种精神内容与一种具体的感性符号相联系,并内在地属于这符号[**]。但象征的本身却必须具体的,形象的。刘熙载《艺概·词概》名言: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无所寓矣,写不出的精神,宜以形象表现。
所以,歌曲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它的象征意义也必须承载与某个具象符号上,这些具象符号只有具备了把 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延安颂》(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是一首体现延安精神的经典形象歌曲,创作于1938年,两位词曲作家都是一股热血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他们被革命士气所感染,写下了这首激情的颂歌。
 
   啊 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抗日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很快此歌流传开来,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延安由一个具象的地名变成了一个革命的象征。革命青年唱着这支歌,披荆斩棘,来到延安,投入革命洪流。而如今,延安作为红色旅游之地的发展,这首广泛流传大半个世纪的形象歌曲,功不可没。
在人类经验的长期累积中,根植着许多原型象征:太阳象征真理或阳刚,月亮象征美丽或阴柔,春天象征希望,四季象征生命。这些象征,是如何获得标识性功能的?实际上是象征符号意义不断重复使用形成的历史积累。《诗人玉屑》卷九托物取况诗之取况,日月比君后,龙比君位,雨露比德泽,雷霆比刑威,山河比邦国,阴阳比君臣,金玉比忠烈,松竹比节义,鸾凤比君子,燕雀比小人。同样,一个文化群体使用某象征表达意义有了一定积累,就会成为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形象歌曲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的形成也是一样。《红梅赞》最早是歌剧《江姐》中的一首选曲。因为江姐就义于重庆,江姐也是重庆人,重庆也就成为不断传送这种精神的地方。此后有关红梅的象征意义也不断在歌曲中出现。比如,《故乡的红梅花》(培贵作词,曾平/孙德华作曲):
 
    故乡的红梅花唱它是一首歌,故乡的红梅花燃烧是一团火。
    风雨中,血染花瓣留下不朽的传说。春风里,默默含笑申请寄语你和我。
 
此歌没有将故乡的地名直接点出出,但这一意象蕴含的历史背景,已经有了标识性。歌曲从立意上,就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可见,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有个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重复:文化对某个象征符号进行重复,使用符号的个人或集体对此象征符号进行重复,便达到意义积累变成标识性的象征符号效果。
音乐和歌词都是通过声音传播意义。正如斯泼林格所说,言语和音乐都可以看成是被组织的声音 [††]。这两种在结构上互相回应,两者都有音调的性质,声调的变化,长度,音量。赵元任曾经研究过音乐与语言的关系,认为,言语和音乐的区别并不严格,但在汉语中,在语言和音乐之间至少有四种媒介形式是共有的,言语和音乐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之间更像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按照乔姆斯基转换和生成理论的说法,在每一首歌曲之后,都有一个隐藏的语法。
对接受者来说,要理解歌曲,他必须熟悉他所接受的那种歌曲的风格模式。同样,创作一首歌,也必须了解这种歌的传播模式,需要运用一整套发送者和接受者分享的规则。也就是说,信息是经过编码的,接受者必须了解特定的原则才能对其解码
形象歌曲作为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实际上也就是让歌众不断在重复中理解并熟悉这一套编码、解码原则,从而使象征符号转化成一种标识。可以看出,要形成一个携带着厚重意义并且成功流行象征符号,往往需要把这文化原型意义,个人创建,集体复用,三种方式结合起来。不断重复便可渐渐积累意义使象征成为一种标识。
只有当象征符号具有了标识性,文本才会大范围地流通,而形成新的象征价值。这就像当代社会中的某些品牌效应:大公司的商标图像称为Logo (如耐克的钩,麦当劳的M,肯德基的人头,英特尔的字形,奔驰车的蓝黑图标等等),原本是有理据性的修辞符号(例如字母是品牌缩写)。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象征性增加,超出原先意图定点的意义,延伸义扩大到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只认标识图案而不管真实品质。当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西方出现了反Logo霸权运动:商品标识图案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全球化之前的文化想象。
歌曲是一种最具普泛性,最有公众性的传播渠道,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符号表意体裁。歌可能比语言更早,是人的经验转化为人际交流的最基本形态,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交流传播情感的直接媒介。形象歌曲作为一种标识性象征符号的传播,正在于它迥异于其他文化样式的独特优势:歌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被重复实践的艺术,一旦传播开来,就成为一种大众参与并重复实践性的文化样式。
 
歌曲的主体有两层:一是发送主体(词曲作者,歌手,唱片/演出公司等),二是再发送主体,即歌众。歌众字将它与一般艺术受众区别开来。是名词,也是动词,这个词的双重性,就决定了歌曲受众的二重性:他们不仅是听众,还是歌者:歌众接受歌曲时,不是停留在听觉上,或歌星表演的视觉形象上,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传唱,在不同的表意模式中演绎。这种不断传唱重复使用的文化效应是连续的,开放的,无限衍义的,此时,形象歌曲作为标识性的象征符号也越来越突出,它所发挥的文化和经济的潜在功能也就越来越强大。
 
 
作者简介:
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流行歌曲与音乐符号学。luzhenglan69@163.com
 
王立新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学博士后在研,主要从事影视符号学、新闻传播研究。wlx8200@sohu.com
 


[†]本论文是2009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歌词中的重庆形象塑造与传播”(项目批准号2009XW03)最终研究成果之一。
[‡] Charles Morris,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46p. 351
[§] Ronald Rodman, Style and ascription in American television police drama theme music, in eds. Erkki Pekkila, Music, Meaning & Media, Imatra: International Semiotics Institute, 2006, p. 79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1988,p. 43
[††]Springer,George ,Language and music: Parallels and divergencies. In: For Roman Jakobson.
The Hague. 1956, p.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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