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星植 译
文化符号学的学科逻辑使得“文化”成为其研究对象。但是，在几年前文化符号学以及特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伊万诺夫（ Vyatcheslav Vs. Ivanov ） 教授在他的文章《符号学的史前史与历史纲要》（ The outlines of the prehistory and history of semiotics ） 结尾处写道：
符号学的任务是描述符号域，不然的话，我们无法认知智域。符号学不得不帮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定方向。因此，符号学在未来的最终建立，少不了积极致力于这个科学领域，以及整个科学链条中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Ivanov 1998:72）
显然，伊万诺夫已经站在跨学科的逻辑上展开上述论述的。“符号域”这个术语在此处被放置于“生物域”与“智域”之间。按照此逻辑，用符号学来描写“符号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在历史中定位，但是，“历史”这个术语对于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人来说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概念。
作为文学与文化历史学家，尤里·洛特曼对各种历史选择中“非物质化的可能性”尤为感兴趣，而这对“符号域”语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本人异常感兴趣的是，在“文化爆炸”的环境下，选择不同的发展策略可能在关键性时刻造成何种不同结果；他也在其最后的一本专著《文化与爆炸》(Culture and Explosion, 1992)中讨论过这一问题。应几位西班牙同事的请求，我曾经与他在该书出版的当年谈论过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中引用与洛特曼谈话中的一段：
上述讨论的逻辑已经接近当代的跨学科思维方式。但是在讨论的结尾，洛特曼提出了一个颇具修辞意味的问题：
上述这种“第三方视点”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符号学元学科地位的形成。
自从1984年尤里·洛特曼发表《论符号域》一文以来，“符号域”这个概念已经从文化符号学的术语范畴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术语范畴。在塔尔图-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的学科背景中，“符号域”一词与“语言——第二模拟系统——文本——文化”等术语相关联；而在跨学科的术语领域中，他们则更重视“符号域”与“生物域”、“智域”的结合，或者与“语言域”的结合。作为一个元学科的概念，“符号域”属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范畴，并且与“整体主义”、整体与部分等相对概念有莫大关联。“符号域”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其用法非常接近于象征主义中对“象征“概念的使用：象征一词非常难以定义，但却很适合用于表达对不可知事物的认知；与此同时，象征的语义量巨大，是一种小规模的神话。因此，相对的，“符号域”作为元学科概念对于文化研究，普遍文化生产机制的研究的转向以及对“方法论本身的认知”起到了学科互补与整合的作用。
举例来说，当我们观察“符号域”这个术语的学术接受与使用情况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术语有许多方面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在于“符号域”这个术语可以在普遍的研究层面上使用。例如，艾琳·波蒂斯-维纳（ Irene Portis-Winner ） 在她最后一本书中指出，这一概念创造了整体分析的视角：“洛特曼的‘符号域’概念涵盖了文化符号学的所有层面。所有异质的符号系统以及‘语言’系统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但是从抽象意义上来看，它们总有一些共同的品质” (Portis-Winner 2002: 63;cf. also Portis-Winner 1999) 。艾德拉·安德鲁斯( Edna Andrews) 认为洛特曼的“符号域”概念非常有助于理解符号过程：“洛特曼关于符号域与传播符号学的大量研究为透视符号过程的‘结构性原则’提供了概念依据以及研究范式”( Andrews 1999: 8)。此外，尼尔·康沃尔（Neil Conwell）则认为“符号域”的特点在于：它连结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组织了集体记忆，乃至于将系统转换到一种非常具有功能性的机制中来。而这样的机制甚至可以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相关联起来 (Cornwell 1992: 166)。
而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便可顺理成章地推出“符号域”这个术语的第二个优势：动态性。 伯格斯拉夫.齐尔可（Bogus ł aw Ż y ł ko ）强调，跟随洛特曼思想的演进路线，“符号域”的概念意味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转变。而要促成这种转变，则必须了解“整体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作为第一、第二模拟系统的集合概念，转换到文化作为“符号域”的概念范畴，这种转换其实更是一种从静态思维到动态思维的转变。如果我们参照前者，那么文化则类似于由符号系统组成的静止单位；反之，如果我们参照后者（即符号域的思维），文化则以“异质集合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其间充斥着“渐进”和“突变”这两种不同节奏的运动形式。
而弗洛伊德·麦乐（Floyd Merrell）也强调“符号域”所体现出来的动态性优势。他在比较了皮尔斯，洛特曼以及生物域的研究方法后，说道：“文化是一种过程（Process）,绝非结果（Product）[…]”((Merrell 2001: 400)。
我在此提出“符号域”在学术接受上的两种优势是为了强调洛特曼方法论原则之一，即“对话主义”（Dialogism）原则，它本身促成了其“符号域”概念的建立。 通常“对话”（Dialogue）这个词与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 的理论相关，显然洛特曼的“对话主义”原则是与巴赫金的学说是有理论渊源的。巴赫金在署名瓦伦金.伏罗希诺夫（Valentin Voloshinov）、实际由他本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文中写道：
直接或间接指向某一想法的表述（utterance）的任何要素、或者说一个完整的表述都会相应地被我们用不同的、活跃的语境来进行表达。任何理解都是对话性的。理解相对于表达的关系，正如对话中一方的词语相对于另一方词语的关系。理解就是在寻求与对话中一方的词语对立的词语（a counter word）。只有当我们想要理解一个外来语的词汇时，才会在母语中寻找“相似”的词语（a similar word）。 （Bakhtin 2000:436）
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对话理论的对比研究（Shukman, Lachmann, Danow, Bonafin ），但是他们却都没有强调“双重理解方式同时进行”的重要性。理解在本质上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它在创造了不同（词语与对立词语），另一方面，它在二者之间寻求相似（词语及其翻译）。并且，如果这种“理解的对话性”是先天存在于人的思维方式中的话，那么我们则可以在本质上讨论两种对话类型。（ also Torop 2002: 599 –602)
进一步说，在洛特曼看来，仅仅了解在对话中所使用的语言是不足以理解对话的。在《论符号域》中，他写道：
没有交流则就没有意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对话先于语言，对话创造了语言。符号域的观点是完完全全基于以下观点而建立：各种符号的集合体在结构功能上先于单个孤立的语言而存在，这是语言存在的前提。没有符号域，语言不仅不能使用，而且甚至不存在。 (Lotman 1984: 16)
在《心灵宇宙》（ Universe of the Mind, 1990 ）一书中，洛特曼继续讨论符号域，并且强调了“对话情景先于对话而被理解”的观点：“对话的需求，对话情景都先于真正的对话甚至语言而存在：符号情景是先于符号过程而存在的” (Lotman 1990: 143–144) 。这样一来，“对话”这一术语不仅与“符号域”概念紧密相关，而且成为符号域的“本体特征”之一。1983年，洛特曼在研究中通过对符号域的讨论，首次从“整体与部分”的动态关系发展了“文化的对话模式”：
既然所有层面的符号域——从人类个体（或个体文本）到全球的符号集合体——都类似于通过从一个符号域插入另一个符号域而形成的，那么每一个或者其中一个符号域则同时都是对话的参与者（符号域的一部分），也是对话本身（一个整体的符号域）。 (Lotman 1984: 22)
对话是符号域的本体特征，这也同时意味着符号域的外部与内部边界应当是“双语”的。边界进行分隔，并由此确立了身份；它也起到联接的作用，通过将“我们”和“他们”的并置，为身份提供了解释。因此，洛特曼认为符号域边界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作为一种翻译机制的角色而存在。人类的意识活动也和这样的翻译机制相关，因为在确立个人身份的过程中，人首先要自己解释和描述身份为何物。因此，翻译机制成为了人类思维活动的基础。因此，洛特曼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思维的最基本行为是翻译”，“最基本的翻译机制就是对话”（Lotman 1990: 143）。
符号域的对话性也为符号域概念增添了科学史的重要维度。1992年，洛特曼在《符号系统研究》第25期（ Sign Systems Studies ， vol. 25 ） 的前言中写道（这也是洛特曼生前最后一篇文章）：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符号学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其艰难的发展道路中，符号学获得重要的一点成就在于它与历史学的合一发展。历史的认知向符号学靠拢，而符号学思维也包含越来越多历史的特质。符号学方法正在力图避免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条件性阻隔。 (Lotman 1992: 3)
洛特曼也在此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代都可以用某种语言来描写昨天，但可以用来描写明天的语言” (Lotman 1992: 4) 。
谈到当代科学与符号域概念结合的趋势，我们必须要记住符号域作为对象概念与元学科概念而同时存在。符号域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符号域也是我们研究文化所使用的方法。人们常说“用符号域的方法研究符号域”，其实这并非是一个悖论，反而恰恰指出了研究对象与描述语言之间的对话性特征。 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动力促使科学去探寻新的描述语言；相对的，这些新的描述语言反过来会影响文化动力因素，因为他们为文化的自我描述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描述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翻译语言。因此，“符号域”这个术语其实联接了文化符号学许多其他概念，也在文化发展的动态关系中获得新的关联。
由此，第一个值得我们重读的是俄罗斯“形式主义”领军人物 尤里.特尼亚诺夫（Yurij Tynianov） 的相关论述。在《文学事实》（ Literary Fact, 1924 ）一文中，他写到：“文学事实是异质的，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文学是一种不断演变的秩序”（ Tynianov 1977: 270 ）。对于 特尼亚诺夫 来说，文学秩序或文学系统的问题统统源自于功能问题：
文学系统首先是文学秩序的功能系统，并且这种功能系统不停地与其他秩序发生关系。 系统在其结构层面改变，而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变异却一直保留。如同其他文化一样，文学的演变——无论是其节奏，还是其特征——都不会与整个系统同步，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关联。这种演变特征取决于与其相关的其他物质的特性。结构功能的演变会很迅速地发生，而文学功能的演变却需要经历几个时代的时间；最后，整个文学系统功能的演变，依赖于其他相邻系统的关系，其演变时间则需要几个世纪。 (Tynianov 1977: 277)
依照 特尼亚诺夫 的系统观，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秩序与其他秩序——如日常生活秩序，文化秩序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日常生活在口语层面与文学秩序关联，因此，文学对日常生活发挥了言语功能 的作用。而作者对自己文本的要素的态度则发挥了结构功能 ，而同样是这篇文本，作为文学作品，却对文学秩序发挥了文学功能 。反过来，文学对日日常生活的影响，则反映了其社会功能 。因此，对文学演变的研究首先假定了与文学关系最近的相邻秩序或系统的关系，其次是从文学结构到文学功能、再到言语功能的逻辑路径。总之， “演变是系统内部结构与形式二者相互关系的改变” (Tynianov 1977:281; cf. also Torop 1995 –1996; 2003: 328–330) 。
第二个我们需要重访的是符号域学术史上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他在于1956年发表的《作为语言学问题的元语言》（Metalanguage as a Linguistic Problem ）一文中写到：“我们必须在语言功能的所有变体上研究语言”（(Jakobson 1985: 113) 。由此他提出了交际模式的六因素及其功能，并且他认为这种“多样性并非是由某种语言功能的单独作用造成的，而取决于这些语言功能间的层级次序” (Jakobson 1985: 113) 。
随着文化技术环境的迅速发展，我们认为这种分层原则是雅各布森翻译与感知过程理论的基础。他所谓的语际翻译（ interlinguistic ） ，语内翻译（ intralinguistic ），跨符号翻译( intersemiotic) 这三者翻译类型既是三个独立整体，同时也是单个翻译过程或者部分交际过程中的内在动态分层关系。同样，雅各布森在强调人类社会的五种感觉的符号价值时是也是采取这种分层原则：“在人类社会中，五种外在感觉都携带着符号功能” (Jakobson 1971: 701) 。雅各布森预见了文本本体多样性剧增并且由此带来的理解难题，因此他强调区分匀质信息（如基于单个符号系统的信息）与合成信息（如基于许多符号系统集合体的信息）的重要性。他指出：“交际研究必须区分使用单个符号系统的匀质信息与基于多个符号混合体的合成信息二者之间的关系” (Jakobson 1971: 705) 。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符号域学者是米哈伊尔·巴赫金 , 我想在本文中谈下他关于“时空体”的理论。巴赫金在去世之时并未完成“时空体”的相关研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时空分层”的角度来重构巴赫金对文学的普遍理解 (Bakhtin 1979: 338) 。在水平面上，所谓的“时空分层”可以分为如下几层：地形时空体（或同音异意），心理时空体（或复调）以及形而上学时空体（或支声复调异调）。但是，在所有这些层面上，我们都可以讨论这些空间分层中“我们”与“他们”的双重性 (cf. Torop 1997 ) ，这种双重性也是所谓“小时空体”的基础，正如路、桥、楼梯等。依巴赫金的观点，不理解这种时空体性质（chronotopicality），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艺术世界（ Bakhtin 1975:406 ）。
由上观之，目前有三种研究路径摆在我们面前： 特尼亚诺夫 关于文学演进过程的分层观，雅各布森关于交际过程的分层观，以及巴赫金关于文本的时空体分层观。而这三种研究路径正好为“符号域”概念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准备。
在《文化符号学研究论集》（ These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s ，1973 ）中，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该文章将文化符号学定义为研究“不同符号系统功能相关性”的科学。这个定义同样包含了符号系统分层的思想：
为了阐明“文化是某种第二语言”的观点，我们引入了“文化文本”( culture text ) 的概念，这种文化文本是嵌在第二语言中的。因此，只要承认一些自然语言是文化语言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自然语言中的文本与文化中的言语文本相互关系的问题。 ( Theses 1998: 43)
我们可以在这里增加另一个观点,作为对可能世界逻辑的补充：“文本空间中某个具体文本的空间可定义为潜在文本的总体。”（Theses 1998: 45）
因此，直到上文发表之时，洛特曼仍始终强调重视文本的开头和结尾，或者说重视文本整体框架结构。对于洛特曼来说，文本是一个“有边界的总体”( a delimited whole) ，并充满了各种边界限定的可能性；无论是自然边界还是人为边界，这些边界限定都保证了我们可以讨论文本的各种层次，以及这些层次的连贯性和层级性。即便当文本并非是自然语言而是电影语言时，洛特曼也可以通过描述电影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在标出性-非标出性的基础上分析电影文本。然而到1981年，洛特曼的文本观点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在《文化符号学与文本概念》（Culture Semiotics and the Notion of Text）一文中，洛特曼用“文本的传播”的概念替代了原初“文本解析/解码”的概念，并且通过对文本在文化系统中的传播和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创造了完全不同的、补充性的传播过程的拓扑学：（1）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传播过程；（2）接收者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传播过程；（3）读者自己内心的人内传播过程；（4）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传播过程，（5）文本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传播过程(Lotman 2002: 88)。在文本分析中使用“传播”这一术语实际上标志着文本分析的“符号域转向”，尽管当时此概念还并未形成。同样，将文本看作一个传播过程，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文本，当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分析这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本身。
当洛特曼的文本理论转向参数式的、多种方法结合的范式时，那么如何将个体与普遍、部分与整体、描述与自我描述等这些相对观念整合在一个更高的范式概念下？这种整合的需求变得很迫切。在文本分析中，“边界整体”与“交际总体”的并置，使系统与过程的分开讨论成为了现实，例如L·叶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也就是这么做的。1978年，洛特曼发表了《文化现象》（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e ）一文，并在该文中提出了一种类型学概念用以区分静态与动态。而这种类型学的基础就是在如何在文化语言中区分动态因素与静态因素：在静态方面：文化语言可以分为离散语言（ discrete language ）与连续语言( continual language ) （像似-空间 iconic-spatial ）两个部分，对于尤利·洛特曼来说这两部分实际上“符号本体原初二元论”( semiotic primordial dualism) 的根本。在离散的语言中，符号先在，意义通过符号传达的意义生成。在连续语言中，文本先在，意义通过有所有异质元素组成的整体文本生成。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很难创造出“可译性”。
在动态 方面，文化的以下两种过程同时 进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文化的不同领域中，文化的“自我交际” （autocommunication）与 “ 身份自我追寻 ” （identiy search）使得文化语言产生了特殊性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整体，它将“自我传播”与“自我理解”的可能性整合到“文化语言”这一层面。并且，这两种过程中都同时显现出这种整合的动态性：一方面，在文化的不同部分中自足地、融合性地产生了文化的自我描述与元描述（或作为文化的描述），；另一方面，文化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交际使得文化语言离散，并且变得如同“克里奥尔语”式的混杂。因此，“克里奥尔化”是文化动态机制的特征，是文化语言成为自洽的，或纯（自我）描述语言之前的过渡阶段。
接着我们将分析“文化的自我模式”( cultural self-models) ，它是文化描述性过程的结果。而“文化的自我描述”作为一个过程，它将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果：文化的自我模式是其第一个结果，它的目标在于将实际存在的文化的相同点进行最大化；其第二个结果在于这种文化自我模式与传统文化实践不同，而且其目的就在于改变传统文化实践；第三个结果就在于文化自觉意识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区别于文化本身的自我模式，而这种自我模式并不导向文化本身（Lotman 2000: 568-580）。这样一来，洛特曼并没有将文化与其自我模式的冲突关系排斥在文化的范畴以外；相反，文化自我模式概念的建立，恰恰反映了文化的创造性。在20世纪80年代，洛特曼在伊利亚·普利高津（ Ilya Prigogine ）的研究基础上 讨论过这种“文化创造性”，在《文化作为自己的主体与客体》 (Culture as a subject and object for itself ) 一文中，他写道：
文化符号学的主要问题是意义生成的问题。我们所谓的“意义生成”其实就是文化整体与文化组成部分共同产出重要的新文本的能力。在伊利亚看来，新文本的生成一种不可逆的结果，例如，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Lotman 2000: 640）
因此，“符号域”这个概念使文化符号学将文化“整体主义”上升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并且成为了分析文化动态过程的一种“ 综上所述，“符号域”概念使文化符号学再次与 它的历史本身相关联，而且也使“应用文化分析”与文化历史、最新的文化现象相关联。研究符号的科学和符号的艺术也得以联接。而正是这些联系决定了文化符号学在研究文化的相关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指出的是，符号域研究符号域自身，文化研究文化本身，这都并非是悖论：因为这些所谓的“悖论”只是发生在人类文化某个单个的符号域中，而每个符号域（或每个文化个体）都在致力于通过不同的科学角度从不同层面来描写文化，而这种描写行为本身则成为了“文化的自我描述”。同样的，我们建立不同研究文化的方法，也使我们自己成为了文化创造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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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章基于“第一届符号域研究国际会议”（巴西，2005年8月22-28日）的演讲稿修改而成，此次会议由艾琳·马查多（Irene Machado）以及她的同事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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