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岁末感言
——写于《仁学和符号学》出版之际
本文初稿完成后，得悉文集《仁学和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已印制完成。遂将本文副题改写如上，以志纪念。虽然现在还不是谈论文集的时候，文集的标题仍然与本文主题相关，简言之，这就是今日海内外很少触及的人生观和学术观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学者伦理态度和其思维方向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从前学者和思想家都喜欢反躬自省，如今海内外的学人却都觉得此一问题已不成为问题了呢？殊不知，这正是今日海内外人文科学和符号学难以顺利前进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什么？今日社会和文化均已高度制度化和商业化（制度化是为了因应商业化，以便使人际竞争更有效率），学者学生只要“照章办事”、“按部就班”即可完成“既定学术操作程序”。一切的一切都可逐一落实在外部行为规范的层次上，而无关于内心世界的操理。结果，连心学、伦理学等直接相关于内心的学术思想，也仅被作为外在运作之材料，操作者本人无须涉及自身伦理心态。
记得80年代时，我看到自己长期准备、积极引介的现代西方理论学术，被刚走出“文革”的一些青年学人热心关注和参与，但却看不到他们的内心因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新伦理情怀。反之，西学理论因其新颖的强势而顿时成为大家争名夺利之“途径”，此后并继而成为学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之工具。我所参与的各个学术领域中，时代精英们陆续蜂涌而至，理论知识纯然成为个人功利主义前进之手段。甚至于文革期间练就的人际斗争技巧也转而施用于学术界（今天他们正要为那一段“启蒙时代”树碑立传，我却认为要等到那一代作风被新时代觉醒青年学人更纯洁的作风汰换后，“启蒙时代”才能真正开始）。那时对外联系渠道开通后，功利主义的学术实践也就迅即扩大到国际场域，渐渐形成了今日我们到处可见的学术思想之“与世界接轨”（到处大拉西方关系。此无他，趋炎附势而已）。在各路追逐西方哲学时髦大军中我真看不到有多少人是怀有中外古哲心志的。说来说去，所关心的不过是“如何有效增进知识以便早日在学界获得社会成功”。
为什么古人要痛斥无处不在的“腐儒”？为什么宋人要说“孟后无真儒”？为什么要把董仲舒之流以下都彻底贬抑？正因牵扯到学术成就与伦理心志的关系问题。好了，今日我们两岸四地的文化精英们不少都是经过“西方梦”熏陶者，遂以为“资历完整，身正无比”。在他们的正规训练中，同样的只有“行”的正不正（合不合各种“法规”）问题，而并无“心”的正不正问题。而前者管控的是行为的技术性和学术的制度规范性，后者才涉及到本源和根脉。现代学人不须也不再关切治学之本根，以为仅仅修剪外观的“枝叶”即可。于是在心与行的巨大空隙内存在着聪明人士大斯操作真伪虚实游戏的空间。
为什么把学术思想理论仅当作功名利禄工具的态度和言行可以行得通？人性一贯如此，于今为烈而已。今日商业化、制度化更为此等“以学求利”人生观提供了“可行性”的技术性保障。结果，学术思想理论的产品数量愈积愈多，而质量却可能是在结构性地逐渐下降。当学术成果仅成为制度性操作材料和工具时，学术实践的可行性就与其内在质量问题完全脱钩了。
新世纪的今日，正当我们应该振奋精神、规划未来之时，却发现国内外的人文学术（我指的是人文学术，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质量普遍地不进反退。当然，大多数国内外的教授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这会损及其继续争取利得的条件。现在，当重新提出良知学之时，正是要学人勇于自省，敢于正视内心，诚于面对真实，包括真实的学术现实和真实的价值目标。这些都相关于我们的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改建任务的顺利开展。西方人没有心学传统，我们中国人有。我把中国的仁学心术学和西方的人文技术学结合在一起的用意正在于此。
一个月前本人在大陆的几次讲演中，我从学生听众的回应方式中，察觉到了纯真精神的律动，这就是心学传统的自然感应，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把此种精神传承系统地运用于现代西学理论研究和古代学术思想现代化研究，其结果又会是如何呢？我们中国读书人在此全球唯物质主义技术化时代如果能够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平行的精神文明地域，参与整理人类之丰富而尚欠缺系统改进的人文理论遗产，我们中华文明的现状就远远不止于是一个经济大国了。那么，中国还有在新世纪，在世界精神文明层次上，进行独立创造和产生成果的机会吗？别忘了，我们前有黄宗羲，近有梁启超，国士仍然“典型在宿昔”，谁曰中土必无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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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精神的本质是人本主义；仁学是最彻底的人本主义，而且是最彻底的理性人本主义。人的本质就是理性加意志。试看行之几千年的历史信条“人能弘道”，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在《论语孟子传习录》中句句体认到的都是此类主体意志论。表面上这类观念似乎不合今日全球化科技工商社会之趋势（千万别盲信国外后现代主义的“花言巧语”）。然而，经过现代“解释学读解”，我们会发现其中正是深藏着中华文明在今日世界大格局中足以成就“历久弥新”大任之“密码”。对此本人已多有论述，兹不赘。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有关“中华文化复兴”的话语，充斥于两岸四地。时当全球化空前发展、科技工商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认知工具、社会形态和精神方向之“共同基础”之际，正当中国社会已历史上空前地跃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之时，我们却极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地区的一些主流文化学术话语竟然不合时宜到这样的地步：一方面，它们完全漠视今日世界大势中人文思想之实际，仅能反古自慰，不知“今夕何夕”；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们公然地、长期地违背孔孟之教到这样的程度，即冒用孔孟名义、泥解孔孟精神，用以阻碍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大发展。二者（前者之无识，后者之无勇）的合力，导致一个严重压抑未来中华文化学术繁荣的口号之出现：所谓“发展汉学”（竟然不能辨识，今日“汉学”乃外国人称呼中国学的用语，此为外国学科，非中国学科。不要以为我们古代也有“汉学”名称，就以为两个“汉学”是一回事！）。（导致我在多日犹豫后决定撰写此文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今日报载台湾某经济大亨要捐设的中国超级“诺贝尔奖”中含有所谓“汉学奖”一事, 该消息扬言奖金可高过诺贝尔数倍。此事件颇可体现科技工商权势以为可用金钱来“促进”〔实为“左右”〕人文学术之意图。似乎人文科学是可以用金钱来刺激其成长的，这些对高级人文学术几乎无知的经济大亨们真地在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了！）于是，从前阻碍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的“国学”、“新儒学”等名目，今日可发展为、汇总于“汉学”，以示国学儒学之“国际化发展”。（研究生同学们注意：对这些名目用法的一种综合符号学分析将可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其实质则是要：
1．根本违背孔子人能弘道之教，使中国的人文思想目标定位在“谋小不谋大”；即全面窄化、弱化中国文化学术的未来，使得中国几千年伟大人文传统不得与时俱进，臻于新境，从而使其失去在世界上发挥精神方向引导的能力和机会（那些声言要用“汉学”来影响世界者，不只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是直接在对中华文明“下软刀子”：即使中国人文学术成为没有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的玩赏物）；
2．使堂堂大国中国的高级人文学术思想失去自主生命力，使其成为低理论水准的、作为国际“少数族裔教养学类别”之“汉学”的附庸；（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文科院士多以国际华裔汉学家充之，明确反映了其“中华国学”依附“国际汉学”之事实，并曾由前副院长张光直代表国际汉学“接管”之〔注意：任命此“接管”的正是科技工商界另一高级代表者，此即：“科技支配人文”之实据〕，并誓言欲将台湾打造成世界另一汉学中心，此即为其“复兴国学”之目标乎？（即把〔中国〕“国学”“现代化为”〔国际〕“汉学”）。这就是他们“中华文化复兴”之具体步骤！今天他们正打算把这一套，通过特殊渠道运作，全面移植到大陆人文学界来！）
3．在全世界成为全面技术商业化时代，使得中国人文科学不得朝向高端现代化发展，从而使其失去以有效思想理论来平衡人类文明全面物化趋向的能力，其结果如前所述：使得人文学术徒徒成为历史文物和文化妆饰，以至于不得不使文化和学术全面屈从于技术和金钱的势力。（港台是彻底的商业社会和商人社会，因其幅员窄小，如同新加坡一般，其人文学术事业只能如此聊备一格而已，“赚钱”乃其社会之唯一人生哲学，在此人生哲学控导下，人文学术想不成为装饰品也难！现在海外商人们又想代表科技工商势力，通过“金钱”〔如设置奖项〕来控导伟大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方向，中国读书人能够听之任之吗？其挑战的严重性，比起“文革”来，我怕要有过之无不及了。“文革”是“明枪”，它们是“暗箭”！）不要以为以上所谈在危言耸听。意图以国际汉学统御国学、儒学的计划，早已水到渠成。这是科技工商时代一切向钱看、一切向名利看的自然后果。这样的信仰和行事原则，对于经济生活的发展来说，其实合乎其生存逻辑，无可厚非；而对于人文学术或人文科学的发展来说，则无异于服用慢性“毒药”。本人多次指出，不能分辨“国学”、“儒学”、“汉学”和“中国人文科学”诸名称的涵义和用法，不仅是源于学术民族主义者的低端字义学辨识障碍，而且根本上源于今日学人不能坚守孔孟“义利之辨”的商人人生观。商人们去奔钱，学者就去奔名，岂非殊途同归？
以上提出的问题可再归结为两条：
1．今日中国面对的世界人文学术文化的“总量”比起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文化的“总量”，要大上不知多少倍，其中的理论化方面更是要大上多少倍的多少倍。在此情况下，学人不能正视新知新学而一厢情愿地倡导“避新、避理以返古、返艺”，这是在爱中华文明还是在害中华文明呢？海外新儒家运动的“避新趋旧”精神是在坚守孔孟吗？对古文字意义泥解如此，而又大言不惭，是不是反映了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色厉内荏？（孔学实践学的要义正在一“刚”字，所严诫者在一“懦”字）由于无真意志力，他们只能“趋炎附势”。（趋古人之势和趋洋人之势，同为趋炎附势；同理，趋洋汉学之势和趋洋理论之势，也同为趋炎附势。）
2．中华文明区的物质化硬体大发展后，文化性的软实力（让我们也用这个功利主义时代的用语）何在？中国有能力以经济生产影响世界之后，还应该关注什么样的世界影响呢？就靠不断展示祖先的文物遗留吗？堂堂大国中国就没有一个在精神上积极影响世界的抱负吗？就非得这样地要在精神上自我矮化吗？中国要想不像七八十年代日本那样仅被视作“经济动物”，能够仅仅依附国际汉学这样一个狭小渠道来在极小舞台上“自拉自唱”吗？具有伟大人文传统的中国就不知道只有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影响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吗？而此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容能够仅只是故事、文物和歌舞吗？再者，如果认识到人文学术理论思想才是软实力应有的核心，这个学术思想应该是按照今日世界标准来衡量呢，还是自说自话地按照古代标准来衡量呢？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是否应该朝向：谋大、谋强、谋高、谋远、谋实？如果是，学术眼光要往哪里放呢？或者更明确地说：为什么百年来自然科学能够完全按照此世界高标准实施，人文科学就一直只能按照本国以往的低标准来规划呢？中华文明就这么不相信自己的人文学术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吗？就只敢跟随在如此狭小的国际汉学后面亦步亦趋以至于宁肯贪图小利而置一国治学之大业于不顾吗？（换一个角度说：一些国际汉学就这么好意思不懂装懂，利用中国特殊历史情境和“思想空窗期”来图谋其直接间接的“新国师”待遇吗？）
我们实际上有两个确信：1.中国必须有认知和有决心参与世界人文科学理论重建的事业，即中国不能够在人类现代文明最关键的精神领域“缺席”；2.中国有能力或者至少有潜力积极参与世界高级人文科学理论发展事业，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今日能够在完全来自西方的学术领域达至世界一流水准，中国的人文学者在自古以来读书人就喜爱的人文学术领域内反而就这么不堪造就吗？（这是我1983年在美西哲学大会分组会上所谈论点之一，时当国内“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亦出于谨慎而未同意夏威夷大学成中英将该文立即刊于英文《中国哲学》上的建议，此文多年后才刊于本人文集内。从此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倒也体会到时代确实在进步着）。
明年秋我们将在南京举办中国百年现代史上在中国人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大会。（自以为关注和企图“主导”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汉学人士对于我们在推进中国现代西学理论方面的工作，一向不置一词，一向故意视而未见。我请广大读者从中检验一下仁学“人焉?C哉”（注：此句中“?C”字，本人在音〔sou〕形识读上一直错误，现又经友人指出，特此更正）的测人术，即不仅由其“言”而且由其“默”，来看穿他们内心之真际，从而更确切地估量其人言论之真伪虚实）其意义当然不在于仅通过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来提高中国学界的学术水平。其最大的意义当然是象征性的，此即：中国人文学术有信心、有能力关注和参与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建设；即不再是满足于通过汉学走向“小世界”，而是要通过符号学、哲学、人文科学理论而走向“大世界”。
以上所谈，只是从中国角度思考学术方向问题。符号学，作为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前沿之一，也有一个自身如何建设的问题；也有一个中国学术如何积极参与此世界主流学术理论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正像港台美华人文学术界战后几十年来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一样，现代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界一百年来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因此，当前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重任，还不仅是在于如何借鉴现代西方人文科学以发展自身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如何对当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主流的健康发展予以积极因应和介入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更是海外学术民族主义连想都没有能力想的问题。他们在今日西方主流学术理论的庞然大物面前，动辄以老祖宗的“博大精深”来虚应故事，而自身不思进取，一味抱残守缺，并只能到大陆来“忽悠学界满大人”（因为今日学界仍然将学人分划为三六九等，港台较大陆略高半级）。当此之时，中国人文学者则必须勇于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知难而上，有进无退，担负起文化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重任，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导正方向，甚至于是以我中华士者之“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大无畏精神面对艰巨，勇往直前。
实际上，就学术全局而论，前述百年来的学术民族主义偏见问题之严重性尚在其次，第一值得我们认真关切的问题其实来自世界主流理论界。我们努力于提升自己的现代理论素养，首先就是要有能力了解今日世界的人文理论问题之所在。如果像海外新儒家那样抱残守缺，我们连了解学术理论大势尚不可能，遑论进而掌握和参与？海外儒界诸公的最大违孔问题，还不是其坚持靠“贩售文化祖业”以维持其当前功利主义诉求方面，而是其以不知为已知的造作风格方面。（大言不惭，不知自反，实乃“国民党文化传统”的最大弊端。居于海外者悉知，他们从不认真检讨百年来的各种弊端和错误，以其当前一隅片面之“小成”遮蔽其以往全局全面之“大失”，而对列入“自家人”者则一味吹捧，此也大师，彼也大师，实际不过汉学系教授而已（此等崇洋慕外风习正是新儒家精神色厉内荏之明证）。对于他们无法跟进的大陆学术理论前沿则故作不知，继而妄思排挤。此类海外华裔媒体又绝对维持其长期一言堂政策，欲与其讨论学界大是大非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绝然是今日中华科技工商文化之喉舌，故热衷于营造作为科技工商附庸之“伪民族主义人文学”，结果（利用大陆崇洋慕外环境）成为间接阻碍大陆人文科学现代化前进的一种势力。
所以，我们关心真实“中华文化复兴”（等于按照今日世界标准进行的中华人文学术文化现代化提升，而不等于“恢复古代文化学术风貌及方向”，否则即为特意诱导中华软实力方向，使其不得在理论上提升，以便遂成一些科技工商人士想把人文学术“去势化”为文化点缀的隐蔽企图）的人文学者，首先要努力掌握现代世界学术理论主流之全局及核心问题，本仁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关注人类生存命运中之特大者、之根本者。作为世界现代化时期之后来者，中国人文学者必须以加倍努力关注“大局”和“基础”，以便朝向理想和久远，实无须尾随海外学术民族主义走向其一个海外“小世界”。人们往往误以为此一“海外”即彼一“海外”，殊不知海外与海外相差可十万八千里！我们今日的特大问题反而存在于国际理论主流界。因为，我们既有一个必须学习新知新学的任务，又需有一个不可对国际理论主流盲目跟风的警惕。由于急功近利风习和长期知识耽误造成的判断力不足（这是外语界出身者最须警惕处，因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讯息来的“快而不深”，因此往往会“后继乏力”。此中最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西语界出身参与电影理论研究者。为什么后来均无声无息了？因为当初不过是依靠外语条件进行表面化的“移植”而已。此一例子实际上反应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舶来派”文化知识分子的通病），盲目跟风有可能使我们大幅度地歪曲前进方向，以为表面上跟从时髦就等于新知新学的提升。为此，我们应该一方面紧追新知新学，另一方面细心明智地察验其表里不一、华而不实之隐蔽处，取其长，避其短。
我们怎样才能完成此辨证的治学方略呢？首先在于治学态度！即仁学的态度学。正是理性的、人本主义的、非功利主义的仁学态度学，才能使我们达至“正心诚意”境界：首先对自诚实，然后对准客观真实。此一仁学态度学可最生动地体现于阳明学，因其策略正在于“摆脱支离”，直攻本心，此即“诚学”是也。我中华精神本有此人间不二法门，却妄自菲薄，不使此心朝向内心实在却希冀于背离人性、诉诸各种超越（抽象修辞学式超越和妄冀永生的神话式超越）。本此人本主义诚学，我们才能不至于被海外思想理论潮流势力本身所惑，而能在此全球化功利主义时代坚持求真、求正之精神传统，并敢于发现世界各类“大师”们的似是而非。（我们发现，有人在一个领域内意图排除他人的个人崇拜，却马上在另一个领域内重新鼓动众人对自己产生个人崇拜；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在一个领域内大搞个人崇拜、装神弄鬼者，竟然好意思指责他人在另一个领域内曾搞个人崇拜。其实彼此的“搞法”何其相似乃尔。于是真情似乎是：狡黠者在甲领域内大斯批判旧“伪神”，自己却在乙领域里变本加厉地干脆以新“真神”自命，并可在科技工商时代受到万人膜拜。原因无他，在甲领域和乙领域内的热衷于膜拜者，实质上是一路人，所以其在甲领域进行膜拜中形成的惯性，可以立即运用于乙领域内的膜拜活动。总归，就有这么多（各层级的技术类）“知识分子”，其基本性向就是要找寻崇拜对象。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当然只能靠崇拜各路“超人”来增加自身生存的信心。重要的是，膜拜者中颇不乏高级科技工商分子，可见熟悉科技工商知识者未必能够辨别人文社会内之真伪也，而科技诸公往往又误以为一己之窄学即可自视为“博学”（“博士”实为“窄士”，业成之时，即作为某种“螺丝钉”加工完成备用之时，而“专家”之证书即相当于“不再知万千他域内知识”之证明。此类专家们自然极易为各路超凡入圣的“伪神”们所惑而纷纷成为“信徒”。结果滑稽的是：在一隅内大有知者竟然可信奉如下信条：必须“不知而能信”方为“真信”。不知他们在本业中学到的逻辑学到哪里去了？难怪：科技工商越发达，到处“拜拜”者也越多！）技术化时代之技术人，能够是无所不知者乎？未来当你们一一在大脑内安装晶片后是否就会更睿智些呢？当然那对于你们欣赏动漫、摇动歌舞萤火棒以及打电玩也许更为便捷了吧。而此即为尔等之人生观乎？
正是符号学的分析技术可以有助于我们辨析“大师”是怎样被制造的，从而可准确了解其功能和意义，不至于对其盲目跟随。学界“大师制度”，即科别权威制度，实为学术商业化时代的特产，古代所谓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今日已制度化为职业竞争中的组织化伎俩和步骤（本人现正应约为比利时列日大学符号学中心刊物撰写一命题文章“论符号学的制度化发展”。因为中外学术文化差异，曾担心本人信奉之“容许异见发表”原则会与西人今日学术刊物“党同伐异”原则相背，以致交稿后彼此出现争执，故又在动笔前再次徵讯约稿人意见，希编辑部不致干涉本人之批评性观点。结果再次获得对方应诺方才动笔。为什么？因为本人正要指出，今日西方符号学以及人文科学整体的制度化发展导致了人文思想理论发展的迟滞，此正是社会高度技术化、商业化之衍生结果。结果学者放弃求真目标而以追求学术市场之“成”作为最后目的。也就是，人文学术以求名利为根本，此与社会以谋物利为第一人生大方向的目标完全一致。此何足怪！一个制度化技术性的后果是：符号学大为削弱了其跨学科理论思考的固有方向，而改以成为人文学术市场内某单一新学科身份为目的。符号学于是有蜕化为学术求利新工具之虞，如照此发展下去，符号学将无益于人文科学建设事业，有朝一日必进而蜕化为纯智性游戏）。
我们不能再盲目跟随西方“大师”走，为此我们先得有能力辨析判断思想高低的根据何在。这又既不是像民国初期人那样仅通过日文汉字方便所轻易舶来的（在较小规模上颇相似于今日欧美留学生界的以译代研者）二手西方思想者可为之，也不是今日仅据西学界较低等级的文科留学生们能够有效应对的。今日国内外的教育和学术全面制度化发展，仅能保障中等以下学术水平之培养。什么精英奖掖制度，学科带头人培养，往往流为学者争名夺利之具，何能名符其实（此等名利奖掖制度徒徒增加学者间的摩擦系数和对学生产生以追逐名利为学习目标的动机。不治根本，只图便宜行事，岂非正是今日学界腐败之根源？）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所不同者，西方在其各自技术面的操作上远为高超而已，以至于人们仅从此角度及其社会成功效果衡量学术高低。
我屡屡举出的显例即是上世纪两大西方顶尖“哲学大师”：极左的萨特和极右的海德格尔。他们以其各自的“修辞学技巧”成功惑乱西方思想界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至今影响力仍在。而人们对其各自的社会性、思想性误导的实迹或视而不见或随意宽谅。此无他，仅因学界放弃求真的科学目标，而以思想市场的运作术成功与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仅此一例，还不足以暴露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界中深埋的“反理性地雷”吗？四十年来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更是变本加厉地要颠覆人类人文理性之基础，甚至于首先要消灭“科学性”之第一特质：“真理”一词！人文学理论家而“憎恨”理性和人性经验原则到如此地步，其思想产物会是什么呢？今日人文科学还能不能成为科学，我们岂非正处于人类人文理性能否发展的关键之时？我们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正是组织于此时，可以说，我们让西方学界出其不意地发现，东方人也要关注由西方人率先发展的现代人文科学之前途了。不能什么都由你们西方人说了算，特别是当西方人文学术在作为“商业时代代表性哲学”的后现代主义的引导下，正在配合科技工商统治势力进一步瓦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基础之时，我们东方学者，特别是东方首屈一指的（西方人最反感此一观念，而要将中国人文学术特有的东方最强传统生命力淹没在广义“非西方文明”的大范畴内）的中华文明内之人文学者，当然要把今日西方人文科学之事也当作自身之事。如无此“国际眼光”，能称其为具有“儒家抱负”吗？如以国际汉学为眼光之边界，岂非自我矮化至极？因为国际汉学实属西学，今日有人要把“国学”挂靠到“汉学”上，岂非是在努力将中国学术全面挂靠到西方学术制度上去？其结果是，使得中国人文之学仅成为“西学偏流”之附庸？我请疏于深思的谋事者们于此深思之。
会议的组织过程同样须与当前西学制度化势力相对峙。由于功利主义已成为运作之原则，职业制度即为学者“拉帮结派”之手段，不同界域、单位和个人，彼此处于相互竞争状态。学术活动的方式和目的主要是追求单位和个人之学术利得，具体说，就是追求个人学术成绩之宣传和声名之积累。难怪国际业界同仁在看到我们的体现“人文科学大家庭”观念的征文启事后竟然脱口而出：这样的征文启事要损害国际符号学学会本身的“利益”！本人作为中国仁学者，以学术求真理和正义，岂能听任此等学科利己主义言论干扰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的大公方向。我遂立即在全球符号学范围内广发电邮严辞驳斥此等西学“专家”之无识和自私，并迫使西人回归他们自己传统上也应信奉的以科学求真理的信念。自此之后，我们并进而真地违背了该学会的传统职业化利得追求积习，尽量广泛地邀集各界西方著名学者与会，特别是哲学界人士。此一做法，最初召致学会内部的“哲学家”的不满（他们正要在符号学学会内部争取在哲学界难以取得的哲学权威地位），而我们同样晓之以理，使其返归西方自己的科学运作原则：必须邀集各界能者与会，以便集思广益。他们信奉的是学术利己主义，我们宣扬的是学术集体主义。学会和大会不是成员谋私利的场合，而是为尽量广泛范围内的众多学者安排不同论点交流和增进认知的场合。
最初，我们的西方朋友担心的是，我们要在大会上集中上演东方历史的“博大精深”，而把他们都当成捧场的“西方朝圣者”。后来他们发现主办方并没有这么浅薄无聊，而是反而设法在此历史性的难得聚会中邀请他们西方社会中的知名学者（“竞争者”）与会，结果弄得他们真是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但有一点是他们明确看到的：主办方是在认真办会，甚至于比西方人更认真办会；而且敢于创造性地办会：此即要在中国六朝古都、历史文明胜地，展现今日全球人文学术理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绝不妄自以为有能力解决相关问题，却是要努力汇集问题，展示问题，让我们大家，让世界各地符号学相关学者，共同意识到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之所在。答案是开放的，是诉诸全球各地学者公论的，而不是由西方符号学学界一家规定的。
例如，我们很可能是在世界上首次“突显”了一个今日西方人文学界最重要、最敏感、最有争议的课题：海德格哲学和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为此我们邀请到此一领域内西方主要学者们组织相关讨论。西方学界的理论多元主义使其消极容忍此一有修辞学迷惑力的海德格思想，使其制度化为某种永久性的单一学科。另一些人则从社会政治角度抨击海德格人格本身。我在与诸相关合作者的通联中强调，不，重要的不是其政治性操守问题，重要的恰是其学术思想本身是否具有内在“合理性”的问题。（前者仅相关于海德格个人，后者则相关于千千万万大战后的人文知识分子们，相关于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方面。这才是我们的关注所在：我们正要展示，二十世纪人文知识分子们的智能还相当薄弱，而对自己跟错的流行思潮从不反省承认，这样的人何能率尔以人生导师自居呢？）我们提出这一不以学术追求职业性利益的立场，正是为了将其思想纳入更广泛、更深刻的语境内来多方面估量其学理价值（其人为纳粹分子，此有确证，不值得进一步考证）。否则，这样的颠覆人类理性的思想如果流行于非西方学界，特别是流行于正处于人文学术现代化、科学化发展关键期的中国人文学界，这将产生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呢？如果我们像一些习惯于对国外流行思想跟风的“以译代研者”那样，只知道对西学理论按其学者知名度的高低决定自身学术方向的取舍，并将此思想导向不熟悉国外学术实情的学生中间去，就将影响到他们的未来进取方向。因此，从西方教授，到有留学背景的中国教授，再到广大师生，再到一般读者，将形成一条（由功利主义控导的）学术方向传继之链索，并通过制度化安排使之长期固定化，学术思想定式化和僵化的态势，也就必将形成。此中学术理论质量问题，哪里是职业制度化后的学界人士能够再加以辨析和纠正的呢？理论的质量基于真理观念，职业的成功基于市场的规范。
整体而言，我们既要防止人文学术抱残守缺，又要防止对外一味跟风，而当二者的合流可能导致对国外学术理论的各个方面亦步亦趋，卒至中国人文科学成为在制度上（由于国际接轨）结构性地、永久性地被“塑造成”国际二流人文学术地区之时，要想纠正，恐怕已经积重难返了。（学术历史辩证法在于：表面上倡导学术民族主义者，最终反而可能会导致学术在“最坏意义上的”全盘西化）为什么在此学术现代化问题上我们反而要提倡在态度学上返归中国古典？（此为另一种学术辩证法：伦理中学和理论西学的有机化合）这正是要强调中国新一代学者应该重视自家“看家本领”，即心学和诚学，也即从根本处确立态度方向和实践意志，获得足够坚强的内力，以确保我们按照人本主义理性标准来检验学术理论之是非真伪。功利主义必将通向趋炎附势，良知心学首先的功用即在于坚定意志，防止各类趋炎附势倾向。
当智仁勇三达德上“仁”（价值）与“勇”（意志）确立后，方能在“智”上一一落实。就西学理论而言，我们中学者应该如何因应呢？我在此再次指出我几十年来体会到的一种“学习辩证法”：技术层面上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必须老老实实做“学生”，即虚心向国外专家学习，而在价值学层面和应用性层面上则保持尽量充分的独立性和批评性。二者不是一回事。许多专家型学者或理论家，学术实践堪称严谨，而却极其不善于灵活思维和创造性发挥。因此文献方面专深的学者中反而缺乏思想家类人物。另一方面，善于灵活发挥和追求“独创性”表现者，又往往知识欠缺，投机取巧，乃至哗众取宠。在学术的技术性层面，因为属于国外学术传统，必为彼长我短；而在价值批判和创造性应用方面，则必然有待于与新环境和新传统之“汇通”和“交流”，在此一跨学科、跨文化场域中则大有国人发挥才能之余地（“中国符号学论坛”的精神正在此，我们要强调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实践战略，用以扬长避短，并用以弥补西学专科化发展中产生的横向沟通欠缺）。要点是，学者须要恰当地兼顾二者。我们须在同一学术实践过程中来回运用这两种态度：谦虚紧随和批评审定。对此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这首先取决于学者学生的仁学实践学体认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依赖制度性的方便和学术市场化的操作以追求个人及集团的名利目标，本文的各种主张都相当于“文不对题”了。其人明明摆着要矢志党同伐异、追名逐利，你却偏要好为人师地促其“克己复礼”（解释学地改称之“克己复理”）和“学为己”！彼此自然是行事南辕北辙，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岁末再叙陈言，所特别寄予厚望者，实为能够摆脱八十年代“文革后遗症”的新一代学人。
2011年12月24日，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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