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二十世纪文论史上影响力最大、持续最久的两个理论流派。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二、三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那场论争之后，在二者之间寻求对话遂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方向。巴赫金就是在二者的对话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大厦的。[i] 如果说在苏联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巴赫金的对话还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学术选择，那么在六十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对抗的消解和学术壁垒的打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需求。[ii] 结构主义在六十年代之后的繁荣使二者之间的对话进入新的阶段，晚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对话是这一对话的主要形态。
虽然从表面来看结构主义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后裔，与马克思主义同样相距甚远，但在事实上，大多数结构主义者早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并对马克思主义了如指掌。比如罗兰·巴特就把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定名为马克思主义阶段，[iii] 而斯特劳斯则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iv] 所以，詹姆逊认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不无道理。但是结构主义者却是在背离自己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批判中走向结构主义的。同时，当结构主义风靡欧美学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发展也不可能再“以意识形态为由而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这样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因此詹姆逊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v] 可以说结构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同时，如果没有对结构主义的吸收和借鉴，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六十年代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与结构主义的对话使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科学化道路，从而与传统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表现出新的理论特征。这样，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话就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结构主义对萨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吸收和借鉴。
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话表现在多个方面，从文学理论和美学角度来看，威廉斯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本”和“符号”问题。[vi] 文本和符号都是结构主义的核心问题，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特征。与符号的联姻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异彩纷呈，而对文本理论的吸纳则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对文本内涵的不同理解体现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路向，而在文本问题上的融通则打开了二者对话的广阔天地。文本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因此，就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展开分析不仅有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及其发展脉络，而且对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i] 杨建刚，《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ii] 杨建刚，《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
[iii] 巴特在《罗兰·巴特自述》中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以及在这个时期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家。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写作《写作的零度》的时期，主要集中于社会神话研究，而这一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就是萨特、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第二阶段是符号学阶段，此阶段深受索绪尔的影响，集中于符号学研究，写作了《符号学基础》和《服饰系统》。第三阶段则是写作《S/Z》的阶段，他称为文本性阶段，主要受到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和拉康的影响。而第四阶段则受到尼采的影响，是回归道德的阶段，写作了《文之悦》和《罗兰·巴特自述》。
[iv]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xiv
[v]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vii
[vi]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