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时至今日，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已不必任何人来重复。虽然今天的符号学帝国已经几乎覆盖了人类经验的全部土地，虽然人们的视域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吉凶莫辨的符号事件，语言仍然是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文明之所以是文明的首要标记。无论技术可以带给人们多少新的色彩、信的图像、新的媒介极其综合，解释这些色彩、图像、媒介以及信息的权柄，仍然归于语言，归于人类借以思考、交流，并且确立自身的规则集合。
与此相应，无论符号学的触角已然伸展得多么遥远，它借以支撑自身的骨架中，仍然有无数来自语言学先祖们的钢筋。正如人们无法想象没有了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逻辑一样，一门不考虑双轴关系、双重分节等现象的符号学，也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语言学作为符号学的一支，并不像牛顿力学等学问一样，在提供了一些人尽皆知的法则之后，就退出了研究的一线而进入了教科书。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在使用中获得意义——这句话同时也意味着，语言在使用中生长，并且变异。这些在时间中不断绽放的生长和变异同时也对学问，对思想提出了要求，要求学问和思想的正视与回应。正是通过对使用的回应，语言符号学才能如此稳健地推进着自己研究的纵深，如此扎实地积累研究的土层。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符号学昭示了一门人文学科真正成熟后的形态：并非老态龙钟或者死气沉沉，而是规范与自足。
我们编辑这一期语言符号学专辑的目的，也正是展示一种在富饶的前人成果与规范之上的，对符号学具体学科的推进。我们明白，对于如何阅读这些扎实而稳健的研究并从中得到教益，读者们远比我们更有经验。我们要做的，只是将这些训练有素的成果，递交给训练有素的眼睛。
郭鸿：从西方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看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