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里重要的问题是，真理并非在权力之外，或者说，权力缺少这东西。与神话相反，其历史和功能会回报深入的研究，真理不是对自由精神的酬报，不是旷日持久的孤独催生的子女，也不是那些成功地解放自己的人的特权。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只有借助多种多样的限制形式，它才得以产生。它导致正常的权力效果。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真理的体制，也即真理的“一般政治学”。也就是说，它所接受和创造的种种类型的话语，在功能上体现为真。它是使人区别真假说明的实际机制；是每一说明所赖以认可的手段；是在掌握真理的过程中被赋与一定价值的技巧和程序；是那些受到指责，说了信以为真之事的人所处的地位。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五个重要特征：真理集中于科学话语的形式及炮制它的机构。它听命于不断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刺激（对真理的需求，就像对经济生产和政治权力的要求那样。）它是在多种形式上广泛传播和消费的对象（通过各种教育和情报机构进行推广。其幅度在社会的主体部份涵盖得相当宽，但承受不了一些严格的限制）。它是在几个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操纵下（包括大学、军队、文字、媒体），尽管不是绝对排斥，却相当垄断地产生和传播的。最后一点，它是整个政治论争和社会冲突（“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问题所在。

在我看来，知识界目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不是“普遍价值的承载者”。勿宁说，是占有专门位置的人，但其专门性，在我们的社会里，与真理机构的普遍职能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拥有三层专门性：阶级地位的专门性（不管是作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小资产阶级分子，[①]还是作为无产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专门性；这一点与知识分子的条件相联系（ 研究领域，在实验室所处的位置，在大学、医院等场所服从或反抗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最后，真理政治学在我们社会里的专门性。只有具备最后这一因素，其地位才能具有某种普遍的重要性，它的局部、专门的抗争在效果和意义上才不仅仅是专业性或派别性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真理体制的一般水平上运作和抗争，这种真理体制，对于社会的结构和职能表现得如此重要。“为真理”，或至少“围绕真理”，发生了一场战斗。人们再一次懂得，我所说的真理，意思不是指“将被发现和接受的全部真理”，而是指“整套规则；按照这套规则，真与假得以分开，权力的专门效果也得以附丽在‘真’上”。人们还会懂得，这不是“代表”真理而战的问题，而是围绕真理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经济和政治角色而战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真理”和“权力”，而不是根据“科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因此，可以采取新的方式来正视知识分子的专业化问题，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所有这些肯定看起来既很混乱，又不确定。实在不确定，并且我在这里所说的，首先应看作是一项假设。为稍稍减轻其混乱，我倒想提出几个“命题”；这些命题不是斩钉截铁的断言，而不过是一些建议，有待进一步验证和评估。“真理”可以理解成一种分类程序系统，用于某些陈述的产生、调节、扩散、传播及实施。

“真理”与产生和维持它的权力系统，结成某种循环关系；与它所诱发，反过来又推广它的权力效用，也形成这种关系。这是真理的一种体制。

这种体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它是资本主义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同一种体制，经过一些修改，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行之有效（中国的问题存而不论，我对此所知甚少）。

知识分子的根本政治问题，不是批评似乎与科学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或保证由某种正确的意识形态伴随的科学实践，而是要确认建构一门新的真理政治学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或他们头脑里所想的东西，而在于真理产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

这不是把真理从各种权力系统（可能是一种四不象的怪物，因为真理已经是权力）解放出来的问题，而在于把真理的权力从种种霸权形式中分离开来。这些霸权形式，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上的，是目前真理的权力赖以运作的手段。

政治问题，总而言之，不是错误、幻觉、偏狭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就是真理本身。尼采的重要价值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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