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5日，由我校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毅衡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开题暨研讨会在我校望江校区文科楼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出席了会议，并为课题提供了宝贵建议。
傅修延教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政协常委）：
赵宪章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到这儿后很开眼界啊，赵毅衡教授带着这么大一个团队、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很羡慕。从赵老师来到川大后，我感觉到终于有了学术上的知音——形式研究知音。赵老师作为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可谓非他莫属。尽管学术界对符号学研究有不同看法，但我始终认为，任何一门学问如把自己关在书房内是没有前途的。我指导博士生写论文，向他们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一项就是“现实关怀”，即学问不能老是躲在书斋里。当然，现实关怀有各种各样，赵毅衡教授领衔的这个项目就是其中一种。
因为时间关系，正面的我就不想多说了，有几个想法和建议。项目第一个子课题的主题是很清楚的，是基础理论方面的，赵老师作为这个子课题的负责人毫无疑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怎样体现第一个子课题与其他四个子课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儿刁难，因为这五个子课题各有它的独立性。我首先认为这五个子课题的选项是好的，是非常贴近现实的，也是可以把这五个子课题都做得很深，是有话可说的方案。但是，怎样体现第一个子课题与其他四个子课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是一个问题。至于后面四个子课题之间的关系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第一个子课题与其他四个子课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是否应该考虑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现实关怀与学理性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要在学理上搞出些成绩来，并在学术界被认可，能够成为一家之说，自圆其说，还要和现实保持距离。其实这是一个矛盾：一个是要直面现实，一个是要和现实保持距离。我觉得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难题，特别是涉及到商品、信息这两个本身就和现实密切相关的领域如何与现实保持距离。对这两个子课题，我认为应该有个案分析。因为你面对现实是最近的，是直接对现实发表看法的，如果你总是在理论里面绕来绕去，恐怕不符合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要用个案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第三个问题我就龚鹏程先生负责的部分发表几点看法。龚老师今天没来，让我失去了一次请教的机会。这个子课题应该说是可以在学理上做得很好，做好了之后也可以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这个子课题的问题不在于讲到什么问题都要联系现实，而在于站在现在的立场、用现在的方法，特别是符号学的方法对古代进行阐释，这阐释本身就表达了你对现实的关怀。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刻意把这一点说出来是不必要的，他可以把这一点融化到前面对传统的阐释中，这样恐怕更好。那么，这个阐释有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符号学本质之间的矛盾。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文学，最核心的东西是“文以载道”，但是符号学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一种形式研究，这里面的矛盾我觉得很难处理。我在写完《西方形式美学》之后，试图写一本《中国形式美学》，从《易经》开始入门，但是很快发现不行，很难避免把西方的概念拿来硬套，所以就放弃了写《中国形式美学》。这就是说，“形式”属于西方学术传统，不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文以载道”。我看了龚老师的论证以后我觉得起码要分清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从符号学的立场与角度阐释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是不同的。你借用现代的西方的符号学观点和立场对传统文化进行阐释这是一回事，而你阐释中国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搅在一起、搞不清楚的话，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子项目有一个缺憾，那就是“历时研究”，这里面没有，让我觉得很遗憾。例如，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一个历史线索。例如从先秦到两汉的有个转变。先秦的符号学思想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名家、墨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家、墨家的相关讨论，特别是“名实关系”的讨论，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一些理论很接近，但是到了汉代之后就变了，魏晋时期稍微有点儿复兴，隋唐之后又回到了汉代的传统。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符号学就是从名家、墨家思想那里开始的，后来为什么中断了？在西方，柏拉图的符号学思想为什么被延续下来了？中国古代的符号学思想，从汉代到魏晋有一个复兴，到了隋唐、宋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得有一个总体把握。这个问题在这个子课题里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考虑到的。这是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里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古代的一般符号学思想和伦理符号学思想。我觉得这很难处理，因为先秦时期就有这两种。“名实关系”可以看做是一般符号学思想，可是儒家或其他各家符号学思想其实就是伦理符号学思想，或者说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伦理符号学》作为这一子课题的标题，不能将其概括整个中国符号学的全部，只能说是中国符号学的主要特点。所以，怎么处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般符号学思想和伦理符号学思想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儿的，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
最后一个是可听可不听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下文化符号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两大类，一个就是听觉符号，一个就是视觉符号（听觉符号包括语言符号）；或者说一个是语言符号，一个是图像符号。而图像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这个课题要面对现实的话，就要面对当下符号学的这个现实；换言之，关于图像文化、图像符号，本课题是不是应该关注。为什么说可听不可听呢？因为我自己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会带有个人的东西在里面。
就讲这么多吧！
王铭玉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非常同意傅延修、赵宪章两位老师的意见。今天会场没有麦克，但是我们两位老师声音洪亮，一是在解决没有麦克的问题，更在于他们提高声音，表示对课题的高度关注。我这次来主要是学习。和赵老师相识是我上一次来川大，我不知道赵老师也在教室下面坐着。我在上面跟学生交流语言符号学的问题，下来之后我和赵老师认识了。在此以前我听说过赵老师以及他所从事的学问，从那次以后我们在学术上的交流可以说还是比较多的。
这次课题拿下来来之不易。尽管川大是名校，但是对文科来说拿这样一个国家级重大项目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首先表示祝贺。另外，我想对获得这一课题的重大意义讲几句。目前，我正在和几位学者合写一本书，叫做《符号学王国》。以前提及符号学王国我们说是三个，即法国、美国和俄罗斯，但是在《符号学王国》这本书里面，我们一直在打造第四个王国－－中国符号学王国。当然我们这个《符号学王国》里主要是介绍，中国符号学王国不能是靠我们吹出来的，一定要靠我们实实在在做出来。所以我认为赵毅衡教授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把中国符号学向第四大王国迈进过程中间，做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一点谁也不能忽视和否认，而且我觉得将来总有一个时刻此事会载入史册，这是我评价的第一句。第二句，中国符号学要走向世界，你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大家都在努力，但是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一个最重要的契机是文化。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强国地位的树立如果没有文化软实力的跟进，就永远处于弱势！所以赵老师及其团队抓住文化符号学的构建，这一出发点、切入点非常好。第三点，在整个符号学构建的过程中间关于批判和建设的问题，我非常同意课题组的观点。大家翻开以前的符号学专著以及关于符号学的各种论述，你会发现，批判的多，批判完了看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寥寥几句。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批判，但全是批判是不行的，有破有立，“立”一定是我们的主旨。所以你们在想到课题的时候，想到批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到批判为辅建设为本，我觉得这个观念和思路非常好。第四点，除了文化符号学总论之外，还打算从门类做起，这一点非常可取。只有我们把门类建全了，我们才能构筑中国符号学的核心地位。因此我对这个课题非常看好，这次来我是很有收获的。
以上是我对课题讲的四大优点吧，下面谈谈对课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设性的意见。
第一，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第一个子课题是赵毅衡教授负责的，为什么我说这一点太关键呢？因为其他子课题都是同时在跟你做的，他们都是在文化符号学思想的大旗下展开自己的研究的。那么现在文化符号学理论基础是什么，尤其是框架是什么？我觉得是赵教授你要首先做起的，你不做起的话，其他子课题的旗号不明，无从谈起，甚至会严重偏离主题，这是我感到的眼前的第一步，也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第二，刚才赵宪章教授也说了，在课题的申报过程中，大家都提到了你选择的几个子课题的问题。为什么就选择这几方面？这是因为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典型性表现更多？就此而论，你恐怕首先要把文化符号学的框架建立起来，比如在文化符号学框架里面有这一个两个……十个，在这十个里面你先选择解决这四个。在框架建立的同时要强调这四个子课题本身的重要性。一定要让人去除质疑，坚信我们不是因人而设的课题，而是因为课题才需要我们这一班人。现在我感觉到课题的构成多多少少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有时不得已而为之之事。但是一个理想化的课题的设置应该是我的这个框架需要什么，我们来共同打造什么。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在看材料的过程中间，感到你们把信息符号学、商品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生态符号学都放在文化符号学之中，这个做法不是不可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把上述各个符号学视为彼此平行的符号学研究也无可厚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你们需要讨论。我觉得其他几位子课题负责人一定要舍弃一些。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不要着急把自己的信息符号学、商品符号学提得那么高，应该是从信息符号学来看文化符号学，从商品符号学来看文化符号学等等，共同服务于我们的总课题研究。而等到将来时机成熟你们出专著的时候，倒无所谓，可以分别独立，比如说我是《信息符号学》，我是《商品符号学》，我是《生态符号学》。但是在这个总课题下面不能过分强调你们子课题的独立地位，你们强调多了之后可能会造成对总课题逻辑关系的减弱。
第四点，与符号学的关联性，项目研究的统合性怎么样。从几个子课题来看，它们可以被充分的符号化，也可以被淡痰的符号化，甚至也可以完全无符号化。如果各自搞各自的，最后几本书放到一起就是这个总题目了，将来的符号化指标就要打折扣了。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赵教授作为首席专家，要时刻做好驾驭工作，你要把整个课题的统合性充分表现出来。
最后一点，我非常同意赵宪章老师提的意见，即要注意虚实结合。现在搞符号学的人是既欣慰又可怕，欣慰的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怕的是什么呢？人家都说我们符号学是玄学。符号学一定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千万不要把它弄成玄学了。悬在空中之后，别人不理解你这个学问的成果。所以说一定要找落脚之处。我在看完诸多符号学思想之后我就觉得要找到它的落脚点。以语言符号学为例，我在跟同学交流过程中说符号学要从天上落地，语言学要装上符号学的翅膀方能升天，成为一门领先的科学，成为一个有用的科学。所以我非常同意虚实结合做法，拿符号学来解决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所以赵教授说抽象的东西我们要讲一些，具体的东西也涉及一些，我倒觉得你那本开篇之书可以理论为主，而其他几本书一定要想方设法在虚实结合的“实”上下功夫。
以上为个人的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张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非常高兴能有学习的机会啊！川大做得非常好，大家也知道南师大也做符号学，甚至于开了世界符号学大会，我们有英文杂志，叫《中国符号学》。但是我很敬佩赵老师，我比他年轻十几岁，但我没他那么大的气魄，而且我还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多事情做下来，而且还能够拿国家招标项目非常值得敬佩。
好话不讲，我觉得真正的朋友是提意见的。第一个呢，我觉得招标书里面的很多任务是没办法完成的。比如讲，在第三页，“致力于……”。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因为不可能大家都认同你，就是在我们圈子里也做不到。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文化符号学体系。为什么？当然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期望这样，但我们是做不到的，我觉得是这样。
另外，刚才赵宪章教授讲的逻辑关系，我想到我们做符号学的魂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符号学。不是说中国没有，咱们就做符号学。我们做符号学是出于对事业，对中国发展的热情。我就说库尔，库尔我在美国认识他，库尔在08年美国符号学大会上讲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库尔说：“我们做符号学研究是为了把世界变得多元”，也就是说一般看到杯子就是杯子，但是符号学就是在杯子里边看出无穷多的意义。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的灵魂应该是多元化，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多元、更加平等、更加民主，我们才做符号学，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书最灵魂的东西应该是多元化，包括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归纳到一点上去，因为你也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把它归纳到一点上。所以我觉得他的灵魂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不认为世界上没有文化符号学体系，有，洛特曼就是文化符号学。但我觉得通过一种招标项目就超过他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很难，因为他不是一个项目做成的。洛特曼做了几十年，带着塔尔图符号学团队做的，但是我们可以和他做的不一样，我认为是这样，比如像我们，我们这选的几个点都非常好。但是比如讲我们生态符号学，我们为什么要做生态啊，生态符号学不是用它来解决环境问题，那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有专门治理环境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生态符号学？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态文学也存在这个问题，什么叫生态文学啊，研究生态就叫生态文学吗？那研究工业叫工业文学，研究农业叫农业文学，不对的呀，那是我们在50年代比较低级的时候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所谓生态文学、生态符号，因为二十世纪是以人为本嘛，以人为中心，我们通过解构主义的洗礼以后，我们通过环境，通过生态，把人本中心结合进来，我们要变成多元，变得复杂化。包括我们的商品符号，我们的信息符号在内，我觉得这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魂，这样子我们做才有价值。否则我们做起来就不会有学术激情，不会有冲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灵魂，团队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当然赵老师你带的团队里当然会有一种精神哦，我只是觉得项目里面应该有这样一种精神拉扯起来。而且通过做这个项目，对社会，对民族进程，对文化进程，它都有一种推进作用，而不仅仅是在符号学这种阳春白雪或者下里巴人的世界做我们自己的东西。
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项目里面要有一种东西，也恰恰是塔尔图学派注重的东西，他不仅仅是符号信息的传递，其实任何一种符号文本都有一种意义再生机制，也就是说它怎么创造意义，符号文化文本怎么创造出意义来的。他不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达机制，比如说过去我们讲文学，说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就是信息传递机制。文学文本的意义再生创造机制，这个价值就比反映社会，比如说一面镜子啊，要好得多了。我觉得我们研究意义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这跟多元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我有一个想法，应该说川大做得非常好，但是还有一个未来，我不知道对不对啊，赵老师在国际前沿走的很多。我们俩都是搞外文的啊，但是我有一种质感，二十世纪是形式语言学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是认知语言学的世纪，也就是符号的认知研究，大脑、神经、认知，包括语言学这门将来会拉动文学和文化的整体研究。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做这些符号认知的事情，比如脑电图啊、核磁共振啊、符号在大脑中的反映啊，组成这样一个创新团队。为什么？我实事求是讲，川大当然比较重视这个项目，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不知道川大是不是啊，一般是重视理工科的。国家三大奖只有理工科没有文科。但是我们把脑科学跟我们的符号学的认知研究联系起来，我就不相信连国家重点实验室咱们就得不到。就像下围棋一样，不留出一个眼来就会死嘛，所以我觉得要留出眼。当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记得我们是从06年开始做这个的，没有钱没有人，但我们这个班子最终还是做起来了。文学认知我们现在也在做，因为文学的陌生化程度在大脑中是可以反映的。所以包括文本的心理认知机制，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就说这些吧！
董天策教授（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应赵先生的邀请参加这个会，非常荣幸，赵先生一直是我敬仰的学术前辈。另一方面我又诚惶诚恐，因为前面发言的专家都是做文学的、做语言学的。我是做新闻传播学的，一般认为新闻传播学比较关注具体的业务层面，所以新闻传播学在文、史、哲面前，还是一个亟待发展亟待提升的学科。今天赵先生给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
符号学研究跟传媒，跟媒介文化，跟信息社会的联系，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我们现在讲信息社会也好，讲媒介社会也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我想表达的第一点看法，是赵先生主持的这个国家重大课题立意高远，意义重大，可以说是一个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课题。
第二点，课题组所表达的学术立场值得充分肯定。其学术立场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批判与建设的结合。关于中国文化也好，关于符号学也好，按西方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批判，但批判之后带来的感觉是零碎。而且，我们的语境和西方的语境完全不一样，中国还处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这样一个阶段，不管是从文化生产还是从符号生产，都需要一个建构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学术立场是非常可取的。
第三点，课题组的学术策略从总的来说是很好的。赵先生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切入，对其他的子课题做一个指引，然后下面四个子课题关注具体的重大的问题，这是把理论探讨与问题结合起来，这几点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当然，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就是前面几位教授都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课题的总论与下面几个子课题的内在逻辑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澄清与梳理，我就不多说了。
其二，从操作技术层面，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比如说龚鹏程先生领衔的那个子课题，在我看了材料、听了陈述之后，感觉这个子课题的论述比较模糊。刚才赵宪章教授已就此问题做了很深入的阐释，这个子课题牵涉到太多的材料，太多的资源，我们怎么用现代的符号学理论视野去审视它，然后又从那么多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提取出来进行理论的整合、阐释，再加以现代性的转换，这里面的问题我觉得太多了，因此有关研究还要进一步清晰化。第四个子课题是生态符号学，我总的感觉是比较虚，或者说比较空疏。怎样把理论的关照与现实的问题进行学术的聚焦？这个子课题的问题边界还缺乏一个清晰的界定，核心的概念还有待明晰化。比如，刚才PPT展示的时候着重谈了“符号生态域”，特别强调这是“符号生态域”而不是“生态符号域”，但是子课题的设计指向，又是建立生态符号学。从内在关系来说，“符号生态域”与“生态符号学”内在的逻辑理路是怎么区分的，又是怎么关联的？像这种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此外，在操作层面上，几位专家也说了，要虚实结合，尤其是后面四个子课题要加强个案的研究，把课题做得比较实，才能发挥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的理论指向，实现课题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谢谢！
项楚教授（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当代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既是个现实性的课题又是个前沿性的课题，做好了呢他可以推动现实的文化建设，同时又有理论的建树。
我认为中国文化毕竟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而符号学呢，是在西方产生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特色的文化它必然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说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在西方产生的符号学要适当地中国化，这样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使符号学更加完善，更加完美，因为以中国文化现在在世界中的地位，没有中国元素的符号学不是完美的符号学。
我看到里面的一个子课题，谈到中国传统的符号思想这么一个课题，中国传统文化有几个支柱啊，儒释道，其实我觉得儒家也好、释家也好、道家也好，他们都有一套各自的符号系统。刚才赵宪章老师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当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其实有一套各自的符号系统。但是这些符号系统又能够和谐地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它们都成了文化的基因。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的思想里面，不管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些文化基因都在起作用，它会无形中指导你怎么看待世界，怎样处理事务。但是这几个文化系统啊，儒家和道家它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佛学呢，它是外来的，但是外来的呢，他又中国化了，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所以我刚才看到一个子课题里关于佛教有两个研究的项目，一个是唯识宗的，一个是禅宗的，其实这两个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把唯识宗当成中国传统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呢，其实你主要研究的是汉译的《唯识论》等这一些著作，但是他的思想是印度的思想，他没有很好地像其他佛教宗派那样做到中国化。他可能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符号学的资源，但是他是印度人的思想，玄奘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因为他表现了印度繁琐的哲学，中国人不太容易接受，他又没有很好地中国化。所以虽然得到玄奘的介绍呢，但他很快就衰落了，他没有进入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之中。但禅宗就不同了，他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你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啊，玄学的思想啊，他就是完全中国化了，然后一些宗派是深入人心啊，像什么净土宗啊，老太婆都会说阿弥陀佛，就是不识字的老百姓他脑子里就有大量的这样的符号，在指导着他的思想和行动，所以这个课题，这些所谓的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比较独特的基因其实是表现了中国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就和其他的文化有所区别，然后中国的文化就贯彻着中国人的这些思维方式。中国文化里人的各种行为，哪怕你要做广告，做宣传，你要能够成功，你就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然你就成功不了。所以我希望这个课题呢，把它真正地做好，既对当前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发展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同时又能够使符号学的理论得到提升，谢谢！
蒋晓丽教授（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舆情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是文新学院的老师，今天参加这个开题报告会暨研讨会，是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的，因为赵老师是我非常崇拜、敬仰的专家，为他拿到这个课题而高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多一点了解他这个课题，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能够对《当代中国文化现状和发展的符号学研究》有个深入了解，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特别是今天来了这么多的符号学的专家。刚才他们的发言对我有很好的启发。刚才董老师也说了，他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我也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科在强大的人文学科面前，确实有点儿说话没有底气，就像我今天发言的声音一样的，细小而乏力。赵老师这个课题确确实实让我看到了人文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实关怀，看到了他们为当今的文化建设表现出的最真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光是批判，他们也通过自己的丰富学养和智慧思考为当下的社会，当下的文化建设提出自己的解答和设计。这个课题确实是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形而上与形而下，还有就是学科融合的一个课题。所以这样一个课题对我们学院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大家知道我们的学院叫文学与新闻学院，这个课题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把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统筹起来了，体现了学科融合、交叉的特色，所以我们真是非常感谢赵老师在这方面做出的极大的努力。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他的团队，对我们的学院具有很好的带动和支撑的作用。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能够领会和理解到。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说两点，因为我自己也做了一个重大招标课题，这个课题在去年已结题了，我从现实这个角度出发把其中一些应尽量避免的问题，或者说我的教训说说，希望能够给课题一点点启发，从而避免少走一点弯路，更好地顺利地结题！
第一点就是在开始着手时，这个课题的各子课题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既然是开放的，那么各个子课题就可以展开相对独立的研究。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总课题，在最后结题的时候，， 要求各子课题在总课题中要有不同层次的担当。它们彼此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它们内在的逻辑性，是一个总分总的逻辑关系，还是一个总和分的逻辑关系，在动手之前要把它想明白，把它处理好，以减少以后协调上的难度。从目前的情况看的话，这个课题主要是一个总和分的逻辑关系。如果是总和分的逻辑关系的话，最好在赵老师承担的第一部分中有一个总体架构的说明，为什么共有五个子课题，除第一子课题外其他四个子课题各自承担了什么样的分工。我们要建构的文化符号学，除了管总的这个第一个子课题外，下面的四个子课题各自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担当。我们这个文化符号学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为什么只有信息符号、商品的符号，伦理的符号，生态的符号，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子符号系统，因为我们知道文化符号涉及到文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在文化的架构下我们再看它下面子课题各自逻辑的合理性。我们也知道不可能通过一个重大招标课题把文化子系统的符号研究全部都解决了，但为什么我们只选择了这几个子课题，那么我们这个课题还是不是开放的，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发展其他的子课题进来支撑这个总课题？所以赵老师是设计总体的，你的第一个子课题就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结题的时候，他会把课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1+1+1+1的简单集合。，可能各子课题总会有各自的偏重，会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当然允许不一致，但是它也要有一个相对的统一：自由与开放，规约与不拘一格，总课题与学术个性都要把它有机地统筹起来，这样的话以后才好结题。这是一个建议！就是围绕文化符号学的建构，要有一个论证，为什么需要这几个子课题来支撑，从而把我们每一个子课题负责人个人的学术所长和总课题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点因为我是新闻传播学这方面的学者，所以我更关心信息符号学的建构研究。我也看到了一些年轻的，非常优秀的学者进入到我们这个信息符号学课题组里面。这个子课题非常值得肯定的是它从意义社群到主体建构，以及我们交往的这个规则和文化的规约这四个方面来展开研究思路的，我觉得设置很有新意。面对这个虚拟的新的环境，我们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都没有办法回避这个大背景。大家都知道信息社会的研究里有个称为教父式的人物，叫尼葛洛庞帝，他在《数字化生存》这本书里面说到现在信息的DNA正在取代原子而成为我们社会的基 很本的交换物。因此我建议课题组的学者们一定要注意到互联网技术，或者叫新媒体的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这两年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大数据”，，很多学者已经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了，这也应该是我们传播学、传媒研究的前沿问题。而“大数据”带来可能很多本质上的改变进而影响人们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它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它的强大的数据抓取和统计能力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对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带来挑战，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建立在典型性，或者是概率性和假设上的，如果有了“大数据”，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浩如烟海的数据里迅速给你分析出来一个所谓的事实和结论。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符码“最简单的说就是以一总多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基本信息，相当于是元信息，那么在大数据面前，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在虚拟世界中去寻找和建构这样的符码体系？像这样的问题，在课题中最好有回应，因为我们经过三年四年结题的时候，这个大数据的观念意识可能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了，已经不是一个前沿，甚至是一个非常常识性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兼顾到虚拟社会的发展趋势，因为虚拟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就是与技术有关系的。没有技术就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强大的信息社会，就没有带来那么大的社会变形或者改变。
另外我回应一下张杰老师说到的不止要批判，关键在于建设，这就涉及到你这个符号的有用性的问题。你建构起来的符号学它不仅在理论上是有合理性的，它在现实中甚至也是可操作、可检验的。这就涉及到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现在比较热的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符号学较早引入到广告学的浙江大学（原四川大学）的李杰老师，他和新华总社建立了一个认知行为研究实验室，，其实与符号学联系非常紧密的。他就是通过眼动仪，感应器、核磁共振等设备来验证广告符号能够对我们人体，对我们人体认知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触动，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的。这个在传统的靠经验、靠推理来说的研究思路之外，又多了一个重要的可验证的科学依据。所以如果真要在这方面找支撑的话，其实可以有一些开放式的合作。我就提一点这方面的建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傅其林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是来向赵老师学习的。前面各位专家的意见以及赵老师的团队的汇报，让我领会了很多东西。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说问题，我觉得这个课题要抓住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时代性，也就是当代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中国性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文化。我觉得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整个课题的原初的目的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有的老师说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课题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为正是回应实践的问题，赵老师这个课题是最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可能对理论的探讨很多了，包括符号学的各个流派，但是对中国本土的、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怎么认识，怎么解决，很多人没有系统深入地做这个事情。但是怎么样来把握这三个关键词？课题的总体设计以及子课题的设计都要回到这些核心问题上去，不然到最后都是各成个的，各建各的理论体系，就不会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兴奋，它就是要以符号学的方法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化文本，以发掘新的意义。
赵老师这个子课题从文化符号学进行建构，我认为是非常好的，通过文化现象研究来推进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但是一定要回到本土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中国的当代的文化的现状。课题对符号学展开研究，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问题。通过现实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文化分析，对理论进行推进，可能会发现有的理论根本就不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研究，或者理论本身就有问题。
然后就是文化现象，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到底是什么，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是什么，这就涉及到后面的四个子课题怎么来推进。后面的四个子课题真正地要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典型问题。根据我的理解，这些子课题还没达到这个目的。每个人研究一个领域，从一个方面设计一个课题思路，但是对普通人来说，作为中国当代的普通人来说，当代文化符号到底是什么？值得思考。唐小林老师子课题涉及信息社会网络问题，网络对我们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除了网络，媒介，刚才蒋晓丽老师提到整个媒介体系问题，尤其是图像文化，当代中国的图像文化都离不开网络，我们的手机已经融入到网络，电视、电影很多都涉及到媒介问题、媒介奇观的问题。我们的新闻，新闻成了一个媒介，一个景观，这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问题。所以选择文化，选择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时候要注意典型性。第二个子课题涉及消费文化，很典型。胡易容老师选择这个课题也很有针对性，确实中国已经进入了全球消费语境中，但是从普遍上看，中国当代消费文化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格局，什么样的符号框架？不能忽视旅游文化热，其实这是个全球问题，中国也非常突出。这涉及到消费文化符号问题。另外关于传统符号学理论的问题的子课题，我觉得这不适合总课题的框架。此子课题的几个分支课题主要是中国的传统的符号学思想，而总课题是解决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与发展。项老师提出的意见非常好，中国传统的文化在中国当代是怎样的符号体系？国学热、传统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礼节都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中衍化为一种符号，但是这个符号不是原初的符号，在中国当代有新的符号设置意义，中国当代的传统文化基因、符码整个地呈现出来了。传统文化在整个当代文化谱系的生成机制，应该得到符号学的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怎么样在当代存在，该子课题的重点应该回应这个问题。然后包括生态符号的问题，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化符号是什么，要把典型性体现出来。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文化现象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符号，因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就是年轻人。譬如流行文化，它在中国到处蔓延，包括西方飘过来的流行文化、中国新生的文化符号，每天都在发生影响并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现实。
张小元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前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午十二点了，我就简单说啊。
赵老师这个课题非常好，可以说，终于结出了我们盼望很久的硕果。当年赵老师牵头，我们成立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的时候，我就预感到是一件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的大事——对我们文学与新闻学院，尤其是对新闻传媒，符号学会给被认为是“无学”的学科带来理论的高度和学术的深度。
具体说这四个子课题，赵老师的第一个，是提纲挈领的总论。我完全没有能力评述。用当下的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不明觉厉”！
第二个子课题，是关于信息社会的，属于我的专业内的问题。我就多说几句。首先，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课题在其中的重要性。为什么说，现在是信息社会呢？信息不是说前现代和古代没有信息，只是那些时代信息没有处于整个社会核心的位置。所谓信息社会，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围绕着信息来组织来展开。
其次，该子课题把互联网作为自己研究的关键性“语境”。互联网表面上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质是一场信息革命，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将彻底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最根本的是改变我们的存在方式。鲍德里亚，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被传播，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一件事情没有被符号化就没有被赋予“意义”， 一件事情没有被有效地传播，对社会就没有发生影响，这件事情就等于没有发生，在等于不在。
最后，我就是回应一下蒋老师刚才说到的大数据。的确，我非常希望此项研究要关注大数据。大数据横空出世会冲击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路径和假设。我们传统的理论研究都是形而上学的，都是要依靠“元语言”的，都是“自上而下”的。大数据则是真正“自下而上”的。比如这次东莞事件发生以后，大数据马上精确呈现：之前所有在东莞地区活动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现在有百分之多少流向香港，百分之多少流向北京，百分之多少流向成都……成都竟然排名第三名。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和设想。大数据就是这样无可辩驳地把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大数据就是这样。大数据不需要大胆假设，不需要小心求证……我认为这会改变我们以前研究问题的许多内容，更重要的是，大数据会颠覆我们以前所有研究问题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此时当下，互联网所造就的新的信息社会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文化的新问题，有勇气的研究一定要有所关注、有所回应。
冯宪光教授（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川大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今天赵老师课题的开题报告，研究的是“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这是当今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这个课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课题组做了陈述，我总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课题整体的思路还是清晰的，子课题的布局还是适当的。在评审的时候以及在今天的开题报告会上老师也有提出来，为什么当今中国文化问题是信息、消费、伦理、生态这四个方面，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这四个课题的分布，四个子课题的布局，我个人的意见认为是恰当的，为什么呢，我们学校在申报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时候学校就有一个论证，当时我就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因为我是这个学院的，他们就叫我重点考虑这个课题，我一开始拿到他们申报书的时候我也有些疑惑，我也把握不住，最后我就查什么东西呢？我就查近三年的国家立项的社科基金项目选题，恰好这四个问题就在文化研究当中，在文化理论研究当中存在，所以当时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支持这四个方面。现在课题就是这样一个布局，因为任何一个课题都不可能承担对一个研究对象的完全解答，我们都是做一种有限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限性的研究。目前选择这四个方面把它做好，能够回答当今中国文化现状和发展的一些问题，我们研究任何一个对象都是选择有限性的范围，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觉得要抓住这几个问题做深入研究，做出我们的贡献。
另外我听了开题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课题组工作积极努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们的预期成果定的非常高，他们的预期成果丰富，这就是说他们宣告他们要在课题有限期内投入很大的工作量，这个不简单，从这一点，我看到他们是投入了很大的热情，这个工作态度值得我学习。另外一个对课题的总体的设计，对课题的内容的本身的拓展，进行了双向出击，第一个要用符号学的理论来分析我们当今中国的文化的现状和发展的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又要在分析现状实践的过程当中，对符号学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建构，所以在课题设计上既要做好对策性的研究，又要进行我们学术性的理论推进。这个是不简单的，这个思路还是很好的，他也符合我们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的提升不仅仅是逻辑思辨的结果，要在现实的问题的研究当中对理论的发展进行推进，我个人感觉到课题组思路的整体环节就提升了理论创新的含量，彰显了我们这个课题的创新意义，这也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希望课题组把这个很好的东西继续发扬。
下面我准备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因为你双向出击啊，双向出击要有一个主攻方向，我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题立题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对我们国家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提出一些重要的对策性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国家立这个题的主攻方向，所以我们在双向出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首先找到主攻方向。实际上我们最后的成果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研究的符号学报告》，我们要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一个对策性的方案，这是第一个，然后才有我们的文化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生态符号学等等，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最终的成果不能就是个文化符号学，或者生态符号学。因为我们这个题目主要就是用符号学来研究中国当今的文化发展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充分认识和发挥符号学在研究文化问题上的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哲学、文化理论、社会学都做了很多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成果。但是我们做的是符号学，为什么要用符号学来研究它，我简单地理解，刚才赵老师说了，符号学就是要探究文化意义的，就是他面对文化意义的时候，能够比较全面地呈现和覆盖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我们现在很多学科去研究文化有他学科的界限，他实际上就把文化对象分解成你学科研究的对象，而符号和文化，符号和对象和他的意义，本身是重合的，所以我们就要发挥这个优势，所以我们要超越其他的学科，所以赵老师的文化意义理论要研究符号学意义的文化之维是什么。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要有超越性，实际上他在超越当中他也要覆盖这一切，要覆盖以前的哲学、文化理论、传播学等的研究，我们都要覆盖。其实我们将来的符号学报告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另外一个建议，我们要建构文化符号学、生态符号学，有一个建构的思路问题，赵老师和他的团队在符号学方面很强，像这样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研究对象的特性，把对象当做一个平面来对待，用符号学的观点来解析它，这样就没有切入文化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多少年，我本人是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我们面对的是文学，但是我们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就插入文学本身，得出一些结论，这只是对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解说，不可能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以就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些思考，比如说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与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怎么搞，你比如说一篇文章，很有名的，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写的一篇文章，两位都是结构主义的大师，分析了一个文学文本，波德莱尔的《猫》。这篇文章很有名，我读了觉得他并没有建立结构主义的诗学，他只是用结构主义一般的理论来解释文学的文本，他只不过在文学文本中进一步实施和论证了结构主义的方法。符号学解释的能力越强，人们越是可能把符号学作为人类一般认知理论来运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文化符号学就一定要找到我们研究对象文化的特殊的切入点。在现代学术环境中，符号学是一种普适性很强的分析理论，文化符号学对符号学本身的建构不一定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文化理论却不然，文化符号学应该是一种文化理论，生态符号学是一种生态理论，所以我建议要从人类与文化的基本关系这些问题入手，来进行符号学的思考，因为其他文化理论都是在这一基本问题上面搭建起来的，那么我们要建立文化符号学就不仅仅是符号学对文化的一种阐释，你阐释半天实际上还是符号学，所以建构的思路在这里，他有一个互文性的问题，他必须要把符号学的这样一个要素和人类文化学的要素结合起来，所以像这种东西一定要有互文性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