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生态符号学的发展
作者：彭佳
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作为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过去近二十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诺特（Winfred Noeth）在1996年提出这个术语时，是想要用它来描述和研究所有生命体及其环境的相互符号关系，这个分支后来也被称为生物生态符号学（biological ecosemiotics）。然而，就如生态符号学的另一位奠基人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研究无法和一般的生物符号学领域相区分；因此，它后来也就被后者所覆盖，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子学科。而库尔所提倡的文化生态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研究,即对人类和生态环境之符号关系的研究，则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文化生态符号学向深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塔尔图学派（Tartu School of Semiotics）符号学家的推进。著名的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是这个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同时，生物符号学的先驱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也在爱沙尼亚出生，其学术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在塔尔图度过。塔尔图大学建立的乌克斯库尔研究中心，就由生态符号学家马朗（Timo Maran）主持，该中心已经主办过多次与乌克斯库尔研究和生命符号学相关的学术研讨会。
现有的文化生态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对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这两位符号学大师的思想的拓展和结合。洛特曼继承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Tartu-Moscow School）的模塑系统观，将自然语视为“第一模塑系统”（First Modelling System）,认为它形塑着人对世界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则被称为“第二模塑系统”（Second Modelling System）。并且，洛特曼将以自然语为边界的民族文化视为一个“符号域”（semiosphere），它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域”（biosphere）的耗散系统。
美国著名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 A. Sebeok）发展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模塑系统观，将生命体物种特有的、对自然的认知和反应系统称为第一模塑系统，这是人类和其他生命体所共有的模塑系统。而语言和文化，则是人类所特有的模塑系统。在他的努力下，西方符号学界开始了“生物转向”，将符号的边界拓展至整个生命领域。在此基础上，伦理符号学的代表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和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指出，当生物符号域（biosemiosphere）已经拓展至全球范畴，所有生命体的符号活动都休戚相关，人类作为唯一能够对符号活动进行反思的动物，对所有的生命体具有不可推脱的伦理责任。
这样的伦理立场，是推动生态符号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在塔尔图，生态符号学们以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Umwelt）理论为起点，将人类的意义世界视为具有生理、语言和文化三重模塑系统的世界：他们关注的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如何映现了自然，并且参与了自然的再生产。同时，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环境界，即意义世界，自然并非人类专属的产物，而是一个多重的、多元的生命场域。
在此认知下，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生态符号学概念，如多重自然（multiple natures）、自然文本（nature-text）、地方性（locality）等等，其中一些概念在本刊的前两辑“生态符号学”译文专栏中已有介绍。生态符号学的研究在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旅游学、风景研究等领域，得到了全面展开。
三、朱林、刘晓嵩：凉山彝族治疗仪式的生态符号学分析：以会理县“密”仪式为例
五、温弗里德·诺特：生态符号学:理论、历史与方法（周劲松译）
六、卡莱维·库尔；彼得·特洛普：生物翻译:环境界之间的翻译（钱亚旭译）
九、卡蒂·林斯特龙；卡莱维·库尔；汉尼斯·帕朗；风景的符号学研究——从索绪尔符号学到生态符号学（彭佳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