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面向灵魂本身——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出版
作者简介
唐小林，男，汉族，1965年2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所长，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成都市李劼人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符号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和参编教材多部，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艺争鸣》等发篇论文多篇，20余篇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摘转。主持省部级重点项目2项，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四川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
内容简介
《面向灵魂本身——现代汉语宗教诗学》站在当代思想史的高度，立于文学发展的前沿，从现代汉语文学的价值根基出发，经由宏阔的历史观察、具体的文本分析，以及作家文化心态的细致勘探，深入考察百年现代性运动中汉语诗学与宗教的关系，并在多元文化的比较与对话中，探寻现代汉语诗学与思想的特点与缺损。并据此对20世纪启蒙运动的文化后果，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反思，某些问题和观点，颇具洞见，发人深省。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基督教进入现代汉语文学的方式
一、1915-1949：伦理话语
二、1919-1979：政治话语
三、1979-2009：宗教话语
第二章 作为现代汉语诗学的宗教质素
一、周作人：人的文学与普世观念
二、史铁生：从审美向宗教的跳跃
三、于坚：诗是经由存在通达神圣
四、北村：写作是与真理达成和解
第三章 作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宗教想象
一、禅境：《流云》小诗的小与大
二、《阿难》：人如何站出自身
三、《锁沙》：人性、神性的诗意构筑
四、从延河到施洗的河：《青春之歌》与《施洗的河》对读
第四章 作为现代汉语作家的或一限度：以郁达夫为例
一、卢梭：精神父亲与人文导师
二、黑色的光辉：欲望、沉沦与救赎
三、超越性亏空：汉语思想的现代性缺损
第五章 现代汉语诗学的现代性与可能性
一、现代汉语诗学的现代性与基督教
二、建立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导论
三、新启蒙视野下的现代汉语灵性文学
参考文献
后记
自序
“现代汉语宗教诗学”，是我在2003年“首次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1]在那个会上，我还就现代汉语宗教诗学的概念及其建立这门学科的事实依据、学理依据、方法论立意等进行阐释。距今已快十五年了。[2]
而关于它的起意，更早。大致是在1982年或是1983年，我从县城新华书店的旧书库淘到一套新书——上下册的《郁达夫小说集》，[3]回家读到痴迷的程度，那时我正好十七、八岁，郁达夫式的苦恼与我的青春无助，恰相呼应。不久又读到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4]新鲜的思想、清新的笔调、论辩的欢畅，奔涌的才情，让我欲罢不能。我决定以郁达夫小说研究为题目，撰写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于是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资料搜索，甚至不惜自费驻扎西师图书馆查阅和抄录资料，半个月下来，就抄了厚厚三本，自己顾不过来，还请朋友帮忙。
两年时间，我几乎读完有关郁达夫的全部资料。郁达夫真正打动我的其实是他的精神、情绪和思想，但临末我做的却是关于他小说形式的文章——《论郁达夫小说的结构艺术》。尽管这篇小文章被收进首届文科电大优秀毕业论文选集内部出版，把我义无反顾地带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之途，却无法释怀我的遗憾。我被一个问题，也是我没有想清楚，不敢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的问题所困扰：为何一个既具人文精神，又有宗教情愫，还不乏士大夫趣味，打通中西古今的作家，却无法安顿自己的灵魂？他的自卑自怜苦苦哀告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难道“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爱先生”，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精神问题？那时，我还分不清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
80年代末，我问学海上。此一问题仍然纠缠着我。这时，我偶然读到了宗白华的《流云》，冰心的《繁星》、《春水》，梁宗岱的《晚祷》。三本“小诗”集，不少诗只有几行、几十粒文字，唤出的却是广阔深邃的意境、澄明的世界、温暖的人心。这些与郁达夫迥然有别的文字，既让我震撼，又让我豁然开朗：我似乎找到了解决“郁达夫问题”的入口。兴奋之余，我再次决定把郁达夫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选题。深受“体验论”和“经验论”的影响，我专程去富阳，瞻仰郁达夫的故居，问访郁达夫的故人，沿富春江而下，拜谒郁达夫拜谒过的严子陵钓台，拍摄大量照片。痴傻得尤其可以的是，选择秋天，到北京体味已然变得面目全非的“故都的秋”。只是没有机会去郁达夫最后遇难的苏门答腊岛，因为那在印尼的地盘上。后来连郁达夫流落过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我都去过，而第一冲动竟然可笑到是寻找郁达夫的踪迹。关于郁达夫的“结局”，传说种种后面似乎早有“定论”，但我的心仍未落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2003年，我还向赵毅衡先生请教过此事。赵老师为我联系了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后人，因为据说，本尼迪克特在1948年去世前的一两年，曾到过苏门答腊岛，对郁达夫的死因做过专门调查，其结论与定论似有不同。本尼迪克特的后人，在通信中并没有明确否定“据说”中的事实，但由于本尼迪克特没有留下相关文字，无法提供确凿证据，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扯远了，还是回到先前的叙述。就在我做出决定的两年后，我写下了6万余字的硕士论文——《论郁达夫的文化心态》。但刚一写完，就很不满意，我发现我并未实现我的初衷，很好地解决“郁达夫问题”。
接下来，我离开了学术，浪迹于江湖。为打发晚上的孤寂，突发其想，我开始阅读在无神论教育下十分反感的宗教典籍。一读就是十年。另一扇窗户就这样被打开，有些事情开始明白。
新世纪初年，去川大攻博，起意做有关“超越性”的博士论文。在审理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时，“郁达夫问题”扩展为：为何我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会“集体失语”？在重大的历史灾难后又会“集体失忆”？甚至还会在莫名其妙中“集体狂欢”、“集体麻木”、“集体撒谎”？文化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道统、学统、政统之间，有没有黄金铁律？如此等等。而这些问题与汉语思想现代性的根基有何关系？表现在现代汉语文学和诗学上又是何种景象？
“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就这样在2003年被我提出。但我至今还不能从“总体”上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些弥漫着浓厚“弥赛亚主义”气息的问题，只能经由一些作家、一些作品、一些文学现象，甚至是一些生动的细节、具体的词汇，才能进入我的冥思，而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这些思考绵延的痕迹。
既然是痕迹，就可能被擦抹。或许只有那份沉思的清高，会长存。但，这已属于人类。
后记
整理完这本小书，已经是2015年元旦节后。本想赶在年前完成，但事与愿违，紧赶慢赶，还是跳不出生活的常态。
这本小册子中的绝大部分文字，曾经作为论文发表。没有发表的，也在国际国内学术会上宣读。离最早发表的文章，如今整整过去了23年。我也从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步入“知天命”之年。窗外的鞭炮一声一声逼近年关，关于往事，我无心回忆。
这些文章分别以《一部充实而空灵的宇宙诗——〈流云〉意境探微》、《论卢梭对郁达夫人文精神的塑造》、《文学的人性与先锋以后——对〈阿难〉及其阅读的阅读》、《欲望、沉沦与救赎——郁达夫伦理心态研究之一》、《超越性亏空：郁达夫出世心态的文化审理》、《从延河到施洗的河——50、90年代：想象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极限情景：史铁生存在诗学的逻辑起点》、《普世诗学：周作人早期文论的基本质态》、《最民间的，恰恰是最宗教的——于坚民间诗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论北村的基督教诗学》、《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伦理话语：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人性、诗性、神性构筑的英雄颂歌——评郭严隶长篇小说〈锁沙〉》、《叙述的力量：〈锁沙〉的艺术魅力》、《现代汉语诗学的现代性建构与基督教》、《21世纪文学启蒙视野下的现代汉语灵性文学》为题，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百花洲》、《社会科学研究》、《人文杂志》、《文学评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甘肃社会科学》、《光明日报》、《文学自由谈》、《当代文坛》等报刊，以及卢龙光和王立新主编的《〈圣经〉文学与文化》、杨剑龙主编的《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等论文集上。其中一部分，有幸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等摘转和收录。在此，我向这些报刊和论文集的编者们致敬！
为使本书完整，虽作修订，其中的部分文字与拙作《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有重合，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2010年，在我45岁的时候，我回到了母校四川大学，回到了我的两位导师——曹顺庆先生和赵毅衡先生身边工作，这是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荣耀。两位老师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这位老学生的成长，在学术上不断指点我、激励我、鞭策我，这本小册子中的文字，无法回报他们的恩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崇尚学术的氛围，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思考和写作的环境，而且还为本书的出版提供资助。谢谢学院领导和身边的每一位师长和同仁！
多年来，我除了读书、教学、写作、吃饭、喝茶、睡觉，偶尔游，几乎一无所事，爱人韦华梅分担了本属于我的那部分家务事。我的爸爸妈妈，四位慈祥的老人，一位九十有三，三位年近九十，他们都总是表现出悠然自得、生活幸福的样子，其实常常是三病两痛，有时甚至病情危重，但为了不让我分心和挂念，从不主动说起。我此时的心情与平常一样：既内疚又感激。这本小册子中的每一粒文字，都是爱的结晶。
感谢本书编辑的辛勤劳动与精心校对，减少了本书的错讹。
2015年1月4日夜于蓉城之东
[1] 参见《首次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 其间，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吴光正先生近年来着力推进“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建构中国宗教诗学”和撰写“中国宗教文学史”的事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宗教文学史：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2期；《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佛教实践、佛教语言与佛教文学创作》，《学术交流》2013年第2期；《民族本位、宗教本位、文体本位与历史本位——《中国道教文学史》导论，《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等），并发起相关的学术讨论（“中国宗教文学史研究专题讨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开辟相关的学术专栏（“宗教实践与文学创作”专栏，《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有学者正在从事《中国宗教文学史·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这项颇具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当然，其中的“现当代汉语”、“基督教”、“宗教”等概念与我所使用的有所不同。考察的对象和研究的目标也很不一样。比如，《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专门关注中国现当代的基督徒作家的创作，考察他们的信仰经验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言说之形态。”“关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信仰寻求历程，关注在现代历史语境中作家在信仰与历史、文学中的困境，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在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历程中所呈现的丰富形态。”（荣光启：《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漫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2期）它的重点是“基督教徒”、“信仰”和“文学”的关系。正是这样的“不同”，才是最值得欢迎的，它达成了“中国宗教文学”研究的多元格局和繁荣态势。
[3] 《郁达夫小说集》上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