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专辑
主持人：张碧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st Semiotics）这一术语并未获得基本语用范畴和价值内涵的统一。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以这一概念指涉巴赫金学派、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以沙夫与罗西-兰迪为代表的意大利学派、甚至法兰克福学派等诸多学术团体的相关批评方法。但事实上，不同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全然处于同一维面，他们或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入手探究符号学现象；或以符号学为方法，探究资本主义文化机制；或探究马克思主义货币流通理论中的符号语言本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一个缺乏统一方法内涵的称谓方式，然而，其价值内涵的丰富性、多元性，亦由此得以彰显。
客观地讲，尽管马克思本人显然无意、无暇专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符号、语言的生产机制，但其《资本论》《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多次使用“符号学”术语，毕竟体现出其关于符号现象的研究意识。例如，其关于商品价值的确定及转型机制的理解，便完全可被理解为对符号现象的探讨，我们甚至毫不夸张地认为，整个《资本论》在事实上，就是一部符号学论著。对此，意大利学者罗西-兰迪及其同仁奥古斯托·庞齐奥在其相关著作中，已有明确论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二元论模式，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弗洛伊德的“意识-无意识”一样，开启了近代思想传统中还原论的认识范式，也因此与弗洛伊德理论一样，都具有某种索绪尔传统的符号学特质。当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这种认识争论不一，明确承认者（如亚当·沙夫）与明确反对者（阿尔都塞）无不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是在自己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上，进行了意见独到的理论发挥，在这一点上，甚至阿尔都塞本人亦莫能外。
巴赫金学派的符号学研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意识，在探讨方法和旨趣方面，皆不尽一致，而更多地体现为对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维度，审视作为上层建筑的符号现象的表意过程，并特别突出其动态机制，这在其关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语言哲学的论述中得以突出体现。同时，一个不应被忽视、同时学界却鲜有提及的事实是：让巴赫金学派蜚声学界的“对话理论”及“狂欢理论”、以及“互文性”问题，同样应被置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得到审视。事实上，在英、法学界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已经或隐或现地涉及了这一点，例如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的论述，正是在意识形态维度的观照下得以展开的。
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语文化研究界，往往表现为对欧陆学说包括符号学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方法的延续。在这一派学术谱系之中，对符号学的理解，更多体现在其一系列社会文化批评过程中，或曰，符号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论方法。在一系列大众文化批评中，我们分明看到，葛兰西、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巴赫金、克里斯蒂娃乃至拉克劳和墨菲的相关符号学理论及意识，无不在其批评过程中得到体现。当然，这一派的某种社会学研究层面旨趣，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原本所带有的强烈的价值理性倾向，而体现为某种韦伯所强调的“价值中立”式研究趣味。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即使在其内部，亦充满诸多探讨和争论的学术谱系，而这也正是其价值及魅力的重要体现。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关于人道主义及反人道主义、个体性与主体性、价值理性及科学理性等诸多问题上，产生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和争论，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探讨中，不断发展着其掘进之途。事实上，即便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诸多学术流脉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学术谱系及立场、方法的差异。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范围的学术批评领域内，仍能够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其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其话语及方法在争论之中的不断前行，这也恰符合巴赫金对符号气韵生动的生成机制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