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与当代文化”：2021文化与传播符号学研讨会致辞
各位师长，各位学界朋友：
祝贺“符号学与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在疫情肆虐的今天，办会不容易，会议能顺利召开，能吸引这么多重要学者参加，这本身就说明了符号学这个学科的魅力，也说明了符号学分会的组织力。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符号学分会成立于2015年，至今已经是第7个年头。上个月中外文论学会召开年会暨理事会，邀请各分会的代表向全体理事展示分会学术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符号学分会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有网刊，多次召开国内和国际会议，对推动符号学文论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符号学分会，是我当年提议成立的。分会的工作做得好，说明这个提议和学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此，我向为这个分会辛勤工作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门罗·比厄斯利的《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一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西方文明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仿佛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意识或自我意识的层次，即学会根据符号与指称对象（或指示物）的区分来轻松地思考，并在意识到问题的符号学维度的情况下对它们的特性进行研究。在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吸引力与意义的结合，随意性与符号操作的结合，是我们时代的最为先进的理智能力的普遍特征，标志着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这本史书重视符号的作用，认为符号学的出现，标志着我们不仅在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在对自我的意识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符号学与当代文化”，这是一个好题目，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题目。
符号学的兴起，与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的兴起有关。而文化学的研究，则具有走出语言学的转向，走出分析时代联系在一起。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时还发生一些冲突。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天津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会后，我与几位外国美学家一道回北京。在火车上，两位外国美学家找到我，责问我为什么让自己的学生做分析美学。他们认为，分析美学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后分析的时代，文化研究，生态环境美学、日常生活美学对语言学转向形成的分析美学构成了冲击。我解释说，中国与西方面临着不同的理论语境，在中国，语言和符号的理论仍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不能以某种理论在西方流行的流行情况为自己的尺度。对于中国的美学和文论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哪种理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符号学研究考虑文化问题，面向当代文化进行符号学的思考，这是一个挑战，迎接这个挑战很重要。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我也是充满期待。当代文化中所出现的视觉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态环境美学的兴起、新媒体带来了文化艺术的新载体和新语境，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话题，也带来了巨大的研究空间，这是符号学研究在中国的活力所在。
谢谢海南大学主办这次会议。新冠疫情带来了不便，使面对面的交流变得艰难。但是，新冠疫情使我们习惯于做两件事，一是闭门读书，二是线上开会。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来说，这也可能是坏事中的好事。有了更多的闭门读书的时间，免于为会议奔走四方，省去了不少时间。有线上会议，我们仍可以跟上时代，了解研究前沿动态，同时也使朋友们能相互保持联系。当然，朋友还是要见面，线上见面不解渴。我们还是期待战胜疫情，后疫情时代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祝会议成功，愿各位多保重，期待着线下聚会。
高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