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莉评彭佳《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
方小莉
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时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2019）如何增进和深化对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深层路径。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纽带，发掘其在符号本体层面上的结构表征、历史演变及融合发展之可能，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认同上的重要面向。符号学作为透视文化结构的一大利器，将其应用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系统进行内部与外界的分析，能在文化逻辑中不断探讨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达致最深层的认同。在上述的问题导向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一书以赵毅衡为代表的“中国符号学派”的理论体系以及前沿的生物符号学理论作为主要架构，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具备“多元一体”性质的实体生成及其文化认同机制。该书是国内学界第一部以民族符号学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脉络及当下高度媒介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进行研究的著作，在理论层面具有较大原创性，并扣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的具体文化现象进行阐述。
该书提出的首要问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民族文化表征为何能与民族符号学的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相契合。因此，在立论之前，作者系统、绵密地梳理与分析了民族符号学的学科发展史、研究现状及这一视角所具备的跨界融合可能。民族符号学作为文化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文化系统的符号结构及功能进行研究，于20世纪70至80年代正式形成。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民族符号学基本上确立起自身的研究范畴。作者彭佳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的民族符号学话语模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其主要分为索绪尔式（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皮尔斯式（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模式和生物符号学模式。（p.20-21）更进一步，作者指出，自从20世纪90年代西方符号学界中兴起的“生物学转向”起，“周围世界”（Umwelt）、自生系统论（Autopoesis）等理论架构为符号学各细分领域带来了新的跨学科的可能。《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试图突破语言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路径，在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上，从生命符号学的整体模式来研究民族文化现象，再进一步上升至符号学基础理论，透视民族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在从民族符号学的角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生产模式。该书结合了以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民族文艺作品等作为研究对象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模式及将民族文化视作一个具有边界的符号域的生物符号学模式进行融合，站在更为宏观、整体、系统的视角上对民族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作者这一开创性的尝试，为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加强文化认同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视角。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等文化文本可触可感，该书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抽象性的理论分析，既使得民族文化实践现象超越个体经验获得理论指导意义，也能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实践的可验证性优势。另一方面，将各少数民族文化视作具备独立性、互动性和相融性的子系统，这就将对民族文化现象的探讨从微观层面跃迁至宏观层面。由此，作者将各民族文化嵌入至中华文化的生态中，融合了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的研究之长，贯穿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共通与互动于中华文化认同中，其视角之广阔可谓令人惊叹。
从该书的章节设置上，可以看到作者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维度上的内外发展逻辑之暗线。首先，该书的核心论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整体性。统摄性的概念，可以用其描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系统模式。从生物符号学视角出发，作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自生系统，它由各族群分化与融合而成。基于“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是动态发展并自我增生的。其次，就民族文化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的发展演变而言，传统的民族文化系统大多以人际传播作为主要的传播方式，而在现代媒介技术下，多元的、融合的媒介传播渠道使得民族文化系统的符号生产与传播变得更为复杂，民俗符号在符形、符义、符用层面都发生了流变，其互动性和变异性大大增强。再次，在具体的民族文化现象中，符号意义会因民族的内外交融与历史记忆的再书写而出现流转演化，其接受与群体认知、社会价值赋予紧密相关，文化的标出性也会出现翻转、消失、融合等现象。从该书的逻辑结构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结构及具体表征的符号学思考兼具宏观与微观、传统与现代的维度，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独特的民族实体的探讨中，该书为民族符号学在理论模式和实践分析维度上的突破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
现代化和全球化在促进当今社会急剧转型的同时，也造成了各地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现代性本身裹挟的否定性使得全球各地各民族原有的文化系统进行重组，而在西方文化主导全球化的格局下，不发达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在存续发展上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如何从外部文化系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文化系统的互动耦合出发，去考察民族文化持续、动态的发展可能，是作为系统性理论的符号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族群结构是在动态中生成的，这一视点与自生系统论对生命体的描述不谋而合。源自于生物学的自生系统论是被用于描述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的差别，强调生命体的各种非平衡性的动态结构，这一理论与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Yuri M. Lotman）提出的“符号域”（semiosphere）存在共通之处，二者均强调系统的独立性与互动性。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发展进行深入的论证分析后，作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自生系统，在近代国家意识产生之前，是透过‘礼/非礼’的文化符码转化来进行自我指涉，并不断将其他族群纳入自身系统的。中华文化作为具有严整的礼仪符码结构的文化体系，将一切不符合其文化礼仪的外部文化要素要么加以排除，从而暂时地或长期地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纯粹将其作为外部环境，建立了清晰的‘我/他’之分；要么对其加以转化，用自身的区分性符码机制对这些要素加以改写，使之可以进入系统内部，并和内部的不同子系统发生耦合。”（p.49）其中，后一种方式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地吸纳族群以进行自我增生，而其内部的族群也在不断“自生”，作者以此来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系统及其子系统的文化运行与发展机制。对于自生系统理论的这一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结构和生产机制的历史动态生成提供了一种建构性的、描述性的模式。
在第二章中，作者以鲁曼的大众媒体自生系统论为基础，将大众媒介对现实的建构运用于对民族文化生产的探讨。大众媒体的每个子系统都具有用于进行符号生产及自我与外部区分的符码，并因新媒介形式的产生而分化出新的子系统。在“可读性/可写性”的二分性符码中，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新媒介技术之间的碰撞与耦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她以锦鲤、熊猫等典型的跨民族、跨时空的民族文化符号为个案，讨论了多重媒介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如何更新了过去以人际传播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民族文化，使民俗符号生发出新的意义。这一不断自我增生的符号生产机制，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话语体系构建可以通过不同媒介和文本的召唤与整合中收束成一个全新的、整体的和系统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与当下的不断结合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符号认同。自生系统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描述，在这里更多地是在文化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正如作者所指出，“本书将自生系统论引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描述时，考虑的时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尤其是民族文化认同体与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并不考察民族的独立或主权问题。”（p.39）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从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架构和赵毅衡提出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出发，探讨指示性（indexicality）和标出性（markedness）理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表现，从微观层面的认知与记忆、中观层面的民族文化的演变模式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作者指出，现有研究在论及指示性时多将其用于对皮尔斯原创的指示符进行并置分析。她认为指示性作为对对象的一种“锚定”，是符号的认知框架，其在符号传播与接受心理、意识形态批评中占据着重要作用。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言，指示性将民族文化现象与民族记忆、民族认同串联而成，递推至更大传播范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体而言，在指示性的生产下，民族成员的的历史与记忆可以转化为一种新的凝聚意识。在新媒介的介入下，指示性的作用机制已不仅仅只是对踪迹的追寻与复刻，它“更多的是倚靠‘此刻’对‘空’指示符的填充，才能将每一个当下转化为未来认知中的、对过去加以指示的‘踪迹’。”（p.142）该书对指示性这一符号生产机制的深入挖掘，在符号认知的操作与运行的探讨中，发展了该理论在新媒介技术下的作用原理。
第四章通过对文化标出性在民族文化中的引入，揭示出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对话性与动态性的特质。标出性理论将语言和文化的对立项中被接受与承认的一方视为“非标出项”，其所承载的各种属性被认作是正常的，而其相对立的则是“标出项”，两者关系的对立性则是由“中项”这一隐而不显的认同项进行调和；由此，二元对立被延伸为一种三元的动态关系。“文化的发展，就是标出性变化的历史。”（赵毅衡，2016，p.282）以此观察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可发现，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互动，在标出性的模式解释中，是在“中项”的作用机制下实现完全翻转或部分翻转的。例如，台湾的原居民文化在被冲击和重构之前，其内部对正项与异项之间的价值对立是十分明晰的，而后经历了先以日本文化为主体、后以汉文化与福佬文化为正项的文化状况下，原本的原住民文化成为了二度边缘化的对象，异域风情的“自我标出”作为其实现翻转的方式，让整个文化系统呈现出“多中心化”的趋势。相较于修辞与风格性的符码而言，标出性是否发生改变，取决于意识形态这一基本视阈的定调。该书作者在此基础上，以中华民族艺术文本中的“马”“舞马”为研究对象，融合了格雷马斯方阵描述其发展过程，并指出，“只有当中项的范畴足够宽广，并且维持在一个较有弹性的状态时，文化的宽容度才能够使其维持稳定，在文化意义想的否定式发展中建立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核心。”（p.187-188）作者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符号学新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探索了多元的文化共同体之动态发展可能，从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整体性建构的维度而言，这些可能性值得被更加深入的探讨。
三
在新媒介语境下，传统文化不断被重塑，而这些元素的意义表达与传统文化系统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如何进行动态性、对话性的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一书提出的问题所在。在这一问题导向下，该书立足于符号学的基础理论，融合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符号学理论，探讨各种媒介的“新”传统文化元素的理论模式与意义根基。作者对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与理论建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创新，也是民族符号学研究的本土落地。从这一点可以说，该书的标题《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巧妙地击中其所发展的两大要点——作为研究对象与落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作为研究方法与对话理论的民族符号学研究。
作者提出的原创性的符号学模式，为一直以来西方主导的民族符号学领域提供了差异性的中国视角，也为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设提供了在意义结构层面上的理论指引。此外，在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媒介符号表现进行的结构剖析中，该书深入浅出地讨论了各种民俗符号的形义流变，其清晰而深刻的分析再次证明了符号学在文化分析上的有效性和阐释力。作为国内第一本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民族符号学研究论著，该书不仅仅在共时截面中论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子系统之间的自我发展与交流互动，更在历时轴线内追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的操演逻辑、剖析当下的符号机制转变及揭示出未来的发展可能。由此可以说，该书在时空的不同面向、不同象限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符号学讨论，是一部深具创新性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
参考文献:
[1]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9-10-24(001).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宗争, 梁昭,编.民族符号学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米哈伊·霍帕尔. 民族符号学：文化研究的方法[M]. 彭佳, 贾欣,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5]彭佳.民族自生系统论:符号学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化认同体[J].民族学刊,2020,11(03):44-53+131-132.
[6]彭佳.论文化“标出性”诸问题[J].符号与传媒,2011(01):66-76.
方小莉，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符号叙述学。Email：clever-wing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