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利评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奇利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也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书中，作者通过自身的实地考察经验形成14篇学术文章，为人们对乡下人的偏见以及乡土社会中一些常见的现象给予了社会学视角的解释，在探讨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话题中描绘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一个礼治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欲望乡土社会”。但作者在书中并不单单写乡土面貌，也在“从欲望到需要”这最后一章埋下了现代社会发迹的种子，似乎能让人从中窥见一二未来的乡土社会：从欲望到越来越多的需要。
一、从欲望到需要
《从欲望到需要》是《乡土中国》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从概念上对“欲望”和“需要”二者进行区分，其中“欲望”可以作为人的直觉和经验驱使行为，同时这种行为是自然而然生发的；而“需要”则更多地表现为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行为。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但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需要’，因之有了计划。”这就是导读将乡土社会称之为“欲望乡土社会”的由来。
《乡土中国》成书于1948年，从成书时的乡土中国到今天的城市时代中国，半个多世纪带来的变化不言而喻，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人们一大部分的生活离开了足下原有的土地，有读者因此将现如今的乡土社会称为“从土里拔出的社会”。但这样形容似乎并不妥当，因为流动不代表扎根，“乡土性”仍然深深扎根乡土社会当中，并未从土里“拔出”。但不得不承认城市时代中的乡土社会遭遇了许多挑战，从“欲望到需要”这一章中就不难发现作者已关注到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
21世纪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加速了乡土社会“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甚至是“从欲望到越来越多的需要”，而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回到《乡土中国》一书中去探究导致这一转变的结构因素，这些因素以根深蒂固的乡土性和世代的长老统治尤为突出。前者提供生存基础，后者提供生存指导，两者均为乡土社会中的人按欲望行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城市化的进程打破了乡土社会的稳定，生存基础和生存指导受到威胁，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需要。
二、欲望乡土社会的生存基础：土地和乡土性
“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也点明了土地对乡村人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生活基于土地，也直接取资于土地，从育苗、插秧、施肥，无数个风吹日晒雨淋，农民也能坚守住这种像土地讨生活的传统，就像是半个身子插入了土里，身上也因此沾染了“土气”。
但是这种“土气”是因不流动发生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理念也由此在乡土社会中扩散，土地成为乡村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资本。这段时间河北暴雨，洪水冲坏了许多农田庄稼，不敢细想这次天灾对农民和种粮户的打击有多大，我妈妈那一辈农人看到新闻也止不住叹息。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到他老师给他讲述的故事，说有一批中国人即使到了远在西伯利亚的地方，不管天气如何也会播下些种子，看看能不能种地发芽，这样看来，不妨说“土气”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这种“土气”在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由一家的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人口因此也一代接一代的累积起来，聚村而居成为大的村落。没有分到土地的人则外出寻找机会开垦土地，才能安定下来。费先生将“家”看作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在结构原则上呈现出一贯的、单系（父系）的差序格局。而祖辈关于土地的经验和经历也会在这种格局网络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年轻一代通过“习”的方式掌握祖辈的经验便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一辈子，直到他们自己的下一代从他们手中接过祖祖辈辈的土地，一轮一轮传承下去。
假设社会安稳无重大变迁，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乡土性的影响下，守住土地的乡村人获得坚实的生存基础，按照欲望行事，从而在“欲望乡土社会”中过活，这符合他们的生存需要。
三、欲望乡土社会的生存指导：长老权力与礼治秩序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真冤枉了他们。”在论文字下乡的两章中，作者从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论证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重要性程度，最后指出乡土社会中的人们，更习惯的是面对面的亲密接触，这一群在反复地在同意生活中定型的人们，并不是“愚”到连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文字或不需要借助文字来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因此，文字的普及与否、接受教育与否不是用来衡量乡下人智力的标准，只能说是相应部分知识的缺乏，就跟城里人缺乏在乡土社会生存的知识是一个道理。
因此，单从文字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的文明程度是不恰当的。乡土社会中的文盲也并非出于“愚”，而是由乡土社会的本质决定的，乡土社会中的“传情达意”与“经验传递”是有其自身的特殊语言的，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因此，文字的普及程度并不影响乡土社会中生存经验的传授与继承。
这些生存经验的累积在时间上表现为两方面的阻隔，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乡下人通过“习”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不断累积自己的经验，从而打破今昔之隔。世代之隔的打破则依靠他人经验的累积，而这里的他人主要是年纪比自己大或辈分比自己大的长辈，这就牵涉到了长老权力和长老统治。
作者提出长老权力是发生于社会继替过程中的教化性的权力，也是一种“爸爸式”的权力。此外，书中还提到了“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时势权力”这三种权力的概念。其中，同意权力是基于社会合作的。乡土社会中的部分事务如水利需要人进行合作，因此，自己如果在合作中不尽其分，就会影响他人，受到别人的干涉；同理，对于不尽其分的他人，我们也可以尽心必要的干涉，从而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这样就发生了权力和义务，而这种同意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也是社会化分工顺利进行的前提。在同意权力的作用下，乡土社会中建立了同意秩序。但并非所有乡土社会中的人都处于这一同意秩序中，进入同意秩序需要被社会承认，得到承认则需被“教化”，从而摆脱“未成年”“无自我意志”的枷锁，这一过程需要长老权力的干涉。
乡土社会中的未成年人由此受到长老权力的干涉，但他们无需对此表示反抗。他们在这种权力的教化下获得生存经验和生存指导，像是一种对传统的遵守和继承，“遵守传统不会出错，不遵守传统可能会造成祸端”。此外，他们对这种权力的臣服也出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表现在对长幼之序的严格遵守，这种“礼”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治使乡土社会中的人通过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依靠在今昔与世代之隔中不断累积的记忆与经验便可以按欲望行事。因此，臣服长老权力和礼治秩序不仅是乡土社会中合乎生存需要的存在，也是来自乡土文化深处的命令。
四、现代乡土社会：从欲望到越来越多的需要
土地提供生存基础，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下的传统与经验提供生存指导，使得乡土社会中的人并对传统经验墨守成规，从而具备按欲望行事的资格，无需对社会进行“计划”，也即无需深究从欲望到需要要经历如何的社会变迁，自己需要为之做出何种准备。
费孝通先生在论证“血缘与地缘”这一章时，强调了外人融入乡土社会的困难，融入的条件之一是获得可以使用的土地（强买强卖的方式似乎行不通），表示自己在这里扎根，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一个亲密的社会，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外人难以开发在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也就无法轻易通过人情世故获得他人信任，所以，这一类寄居在血缘性社区边缘的人成为了乡土社会中商业活动的的媒介，因为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然而，现实情况确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涌入城市发展，这跟现代城市化导致以往乡土社会的生存基础和生存经验的冲击有关。土地的直接产出已无法满足家族的经济需求，乡土社会的生存基础被破坏，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求新的机会，以保证生存的需要。此外，现代乡土社会内部的群体分化程度较高，进城的农民工、受空巢的老人，大龄的老农，受现代教育的留守儿童等，这些群体并非少数，但相互之间的割裂感却相对而言较为严重，乡土社会中的密切合作模式被打破，长老权力早已式微，时势权力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但随着社会资源的过度集中，现代乡土社会中又很难造就时势权力，能够有实力真正掌握时势权力的人少之又少。
在书中的乡土社会中，“他（未成年）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而臣服于长老权力的“幼（未成年）”，在现在看来，服从旧秩序的心愿已大大降低，但又难以在乡土社会以外的土地上建立新秩序，只能无奈辗转于这两者之间。同时随着教育的普及，乡村青年接受的教育、所认识的世界又与他们自身真实的生活发生割裂，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凸显出来。社会变迁之快使得人们无法完全按照父祖辈传授的经验生活，也无法仅依赖于土地的收成实现经济保障，因此无法再“欲望行事”，从欲望到需要的迫切性由此可见。
然而，社会变迁之快打乱了以往乡土社会的长久稳定，甚至而冲击了乡土社会的情感模式，婚姻的成本也随之增加。现代化带来的各个层面的冲击使得坚守乡土社会和走出乡土社会奔向城市的人都在夹缝和进退两难中寻求生存，他们对未来的风险估计够高，由此也产生了规避生存风险的愈来愈多的“需要”，也即从欲望到越来越多需要的现代乡土社会。
书中有一句话，“一个在乡土社会里中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然而，当真正的时代变更来了，人们才恍然发现，自己已无法临时出局，只能随时代一起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