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若阳评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吴若阳
《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反对阐释”观点在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体现。在这部作品中，她通过对疾病意象及其隐喻的剖析，批判疾病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文化和道德的荒谬，提倡疾病与隐喻分离，恢复其本来面目。桑塔格的个人经历与体验是这部作品诞生的刺激点之一，她曾经身患癌症，在持续数年的治疗期间，除开病痛伤害本身，更遭受许多来自社会对于疾病偏见的二次伤害。在作者看来，后一种附加的伤害远远比前一种更厚重、更致命，因为它以道德评判的方式使患者备受羞辱。这部作品的诞生便是她对有关那些围绕癌症展开的神话描述的小书计划的实现。
一、时间跨度大但内核一致的前后两篇
本书收录两篇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第一篇的疾病主要涉及到结核病、癌症，第二篇主要围绕艾滋病。《作为疾病的隐喻》发表于桑塔格癌症康复之后，而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艾滋病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重现，便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前者主要批判了结核病与癌症在社会层面的偏见，全篇通过引证名著或作家的评论来反复论证观点。后者则更加丰富精彩，通过传播范围和防范手段的呈现来反衬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态度。
如译者卷首语所说，本书两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时间虽相差十二年，但是主题和处理方式却是相同的。通过考察疾病，尤其是恶性肿瘤和传染性疾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等是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方面的欠缺”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或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在桑塔格发表文集时，结核病已经不构成当时当地的主要威胁，桑塔格列举分析了史上人们对结核病的观念变化过程，具有回顾分析的意义。而对癌症和艾滋病，其批评内容则呈现出相对更多的现实意义。
二、还原疾病的本原面貌
在某种疾病被查明原因和明确治疗手段之前，它在人类面前总是神秘的，并往往被赋予各种隐喻。对疾病的有限认识会产生某种禁忌思想，它把疾病从医学范畴拉入想象领域。疾病本身以及伴随而来的症状与人的道德、品格、气质、情绪、生活方式等等联系在一起，构成疾病的隐喻。一旦人们不再将疾病视作纯粹的疾病，就可能被尚不明确的神秘事件唤起“全然古老的恐惧”，从而失去对生存的理性认识。
例如，肺结核病带来的脸色苍白、体质羸弱往往被喻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等贵族气质、浪漫气质的表现，并为当时的人所追捧，希望在患上这种疾病后在消解粗俗肉体、灵魂大彻大悟中死去。癌症则被喻为不详、可恶、反感和压抑。艾滋病一开始被喻为“同性恋瘟疫”，并与同性恋生活方式画上等号，并被宗教借以攻击同性恋，认为这是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梅毒等性病往往与道德败坏、性滥交联系在一起，并被用来道德评价患者。
疾病与隐喻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双向互动的面貌，疾病被赋予隐喻的同时，也逐渐变成了某种意义的代名词。首先，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伤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
苏珊·桑塔格通过《疾病的隐喻》论证了疾病神秘化产生的问题，她认为“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且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作者表示，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就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揭示隐喻有助于纠正有关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疾病的隐喻之所以产生，本质上是因为人们对某一疾病缺乏了解，但又不是全然一无所知，它处于从无知到认知的神秘缝隙之间。对它的早期界定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使用惯例的形成，即使后来医学界对这一疾病有了深入把握，隐喻也还是会留存在文化领域，让疾病变成一种表达文化概念的符号。从隐喻上看，传染病不像结核病、癌症，或者偶像剧中的白血病那样能赋予个体某种形象特征。相反，它会在抹去个体的身份特点后，将其归入到群体行为中，甚至归入一种野蛮、落后的自然地位。
疾病看起来越神秘，就越有可能给它赋予意义，也就越害怕道德上的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传染。在隐喻思维的影响下，患者被指责带有道德上的失败，带有那些外在的、可察觉的、可读的内在缺陷。要治愈它，就必须对有关疾病的论述去神秘化。我们必须反对解释，反对寻找心理原因和隐藏的含义。桑塔格写道，“任何事情，都比给疾病赋予意义更具惩罚性”。简而言之，当隐喻把人们分裂开来、破坏公共知识和理解时，我们就必须要抵制它的诱惑。
对疾病所作的批判性、历史性的思考，贯穿于整个十八世纪。桑塔格举出笛福《大疫年记事》（一七二二）和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德《未婚夫》（一八二七）这两个复杂的叙述文本，认为二者都强化了有关瘟疫的一些由来已久的简单化的观念。而文学作品对瘟疫的通常描述中往往存在着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例如，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这些表面上的玩笑不经意间透露出“对疾病的形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样的事实，而邪恶似乎与非我、与异族相关。最终人类对疾病的种种解读方式，不过是对个体死亡的恐惧。而社会性的隐喻种种，也许是人为维护自己所在群体的存活所做的努力。
桑塔格写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阐释”，将疾病还原为疾病，不带有任何意义的看待疾病。“要正视癌症，就当它只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来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从医疗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方式。然而疾病不止是人类生物学的一部分，更是人类社会学和文化学的一部分。科学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人类对疾病的理解也伴随着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互相塑造而更新。疾病反映着社会现实的多重维度和层面，若人类能在疾病漩涡中寻觅、梳理再舍弃一些内容，整理一个方向，寻觅一种意义，也将会是混沌的社会中的一丝光亮。这不是一次激发想象的行为，而是一种平息想象的实践。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将“反对阐释”的策略运用在真实世界中的一种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