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翰·塞尔是当今美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他对虚构话语的探讨采用的是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语用学角度研究虚构话语的方法。本文集中考察了塞尔对虚构概念与文学概念的区别，虚构话语的特征、有关虚构的严肃话语以及虚构话语与虚构作品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以便更好的把握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文学的特点。

关键词：塞尔　　言语行为理论　　虚构话语　　

约翰·塞尔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心智和语言哲学家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严密化”，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20世纪70年代，言语行为理论被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他的著作被英美批评家频频引用，而塞尔本人也写有多篇涉及文学意义、虚构话语等文学理论问题的有关论文，尝试用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文学理论问题。塞尔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他的文学兴趣，而是他认为文学理论中许多问题首先是由于语言上含糊不清造成的，他经常批评文学批评家走错了路，他认为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澄清语词、语句和概念的意义，就能解决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难题。塞尔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对虚构话语的语用特征所做的开创性探讨即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鉴于塞尔有关文学理论的论作国内介绍的还不多，本文将简要介绍和评述塞尔对虚构话语探讨的要点，思路和方法，这对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文学虚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从方法和意义上认识和运用言语行为等语用学理论研究文学理论问题提供一点管窥之见。

 

一

 

众所周知，探讨虚构问题很早就被认为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从柏拉图斥责诗人说谎到锡德尼为诗辩护，否认诗人说谎，虽然褒贬不一，但是虚构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甚至在文论史上不少批评家认为虚构就是文学的代名词。但是塞尔在其名作《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１］一文中却首先提出要区分开虚构和文学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虚构和文学概念并不是同一的，“一些虚构作品是文学作品，一些则不是。今天大部分文学作品是虚构作品，但决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P319）塞尔还指出正是由于大部分文学作品是虚构作品，才导致了我们常常把文学定义和虚构定义弄混。应该说塞尔的区分是严密并符合实情的，因为今天存在大量如传记、纪实作品、报告文学等交叉性边缘性文本，在讨论虚构或文学问题时是不应该忽略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们文论界却常常只考虑诗、小说戏剧等少数几种强势文体的特征。

对文学概念，塞尔认为实际上是不能研究和分析的。塞尔主要举了三个理由说明他的观点：第一，他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一个或一系列共同的特征，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它们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第二，他确信“文学并不是一种内在特性的名称，而是我们对一段话语所采取的一系列态度。”（P320）塞尔认为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作品是由读者决定的，而是不是虚构作品则是作者决定的。第三，他认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一部历史作品看不看成为文学作品，这是由读者来判断的事。塞尔这三个理由是层层递进的，从第一点可以看出，塞尔是反对本质主义的，他不认为众多文学作品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本质”。第二点塞尔实际上批评的是形式主义文学观，即通过寻找诗的语言所具有的种种内在特征来追寻“文学性”，他主张的是从语用学的视角，即强调从文学语言使用的外部环境，读者态度来决定，这样一来，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自然就模糊了。可以看出，塞尔的文学观既反对传统的文学本质论，也反对20世纪上半期盛行一时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他是站在语用学立场上评论这些文学观的，是很有借鉴之处的。

对虚构概念，塞尔当然认为是可以分析和研究的，他从话语层面指出虚构话语的特征是“非严肃的”(nonserious)，他解释说这里的“非严肃”不是指一个作家写虚构的小说或诗歌是件不严肃的事情，而是说当他（在作品中）告诉我们现在外面正在下雨，这不是说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他并不在做一个严肃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虚构话语是非严肃的。塞尔的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他的老师奥斯汀，1955年，奥斯汀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如何以言行事》那个著名的讲座中，曾经把诗歌和舞台演员的台词看作是一种以特殊方式被使用的语言，与日常用于交际交往的言语相比，它们不是被严肃的，而是以一种“寄生”于常规用途的方式被使用的。[2]（P21）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日常正常使用的言语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收到言后之果，而文学言语的使用显然不能实现以言行事的效果，因而奥斯汀把它们排除在正常的言语行为之外，认为是非严肃地使用。塞尔显然继承了他老师的这一看法，在这里把非严肃扩展为整个虚构话语的特征。

塞尔对文学和虚构概念的分析带有英美分析哲学所特有的注重语言分析的特征，语言使用追求精确，严密。虽然塞尔强调指出他分析的是虚构概念而不是文学概念，但是他毕竟也指出了大部分文学作品是虚构作品，他引用的例子也多是来自文学作品的，所以他对虚构话语特征的探讨，我们认为仍然对文学虚构的研究有启发意义。

 

二

 

20世纪前，文学批评家一直是从虚构和现实的区分角度来探讨虚构问题的。进入20世纪，随着文学研究领域语言学转向的出现，文论界开始转向从语言层面探讨虚构话语的特征。一个常见的思路是把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进行对比。由此，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奇特化”（陌生化）观点[3]（P6），新批评的前驱瑞恰慈则提出了“伪陈述”观点[4](P244)。前者采用的是从语形学视角，后者则是语义学视角。塞尔对虚构话语的探讨也同样遵循这个思路，但是其独特性在于他是从语用学视角，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来对对这个老问题做新的解释的。

塞尔随意选择了纽约时报一篇新闻的开头和艾里斯·莫多克的小说《红与绿》的开头做对比。

华盛顿12月14日电——一批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官员今天拒绝了尼克松总统提出的由联邦政府提供财政援助来换取当地政府允许削减财产税的建议。

 

1916年4月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午后，在都柏林郊外的一个花园里，刚被任命为著名的爱德华骑兵团陆军少尉的安德鲁·切斯-怀特正悠闲地消磨时间，心想，还能过十天不用骑马的美妙生活。

 

塞尔认为两篇作品的作者在开头都在做一个典型的断言言语行为，这需要满足一系列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规则和条件，要点如说话人要担保某事是如此的，所说命题是真的，要举出理由和证据加以说明并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言语等等。塞尔把它们归纳为必要、预备、恰当和真诚四条规则。这些规则是支配了断言这种言语行为能否成立的要素，每个做断言的作者应该有责任遵循这些规则。塞尔认为新闻作品作者都遵循了这些规则，而莫多克的小说却没有遵循其中任何一条规则。莫多克的小说既不需要断定她所说的真实性，也不需要列举事实加以证实，即使她本人也不相信自己在小说中所说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责怪她的不真诚。那么莫多克到底是在做一个断言吗？塞尔经过详细分析认为莫多克不可能在做断言，或者至少肯定不是做平常的断言，那么莫多克的这段话用意何在呢？塞尔认为她在假装或者模仿地作出一个断言。因此，塞尔得出了他的第一个对虚构作品的结论，虚构作品的作者是在假装做一系列好象正常的言语行为。从假装是个意向动词出发，塞尔得出第二个结论，即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虚构作品不是从文本性质上，句形和语义方面考虑，应该从作者的意图来考虑。塞尔的这个看法是和当代许多文学批评家的观点完全相反的，当代批评在分析文本时是竭力排除作者意图的，但是塞尔指出，也许读者在分析文本时不该考虑作者隐蔽的意图，但是“设想一个批评家完全忽略作者的意图也是荒谬的，因为甚至把一个文本断定为小说、诗歌已经在做一个有关作者意图的声称了”(塞尔：P325)。20世纪声称“作者死了”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背后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语形学和语义学，而塞尔则是语用学视角的，可以看出，不同文学理论对作者地位的评价与其采用的何种语言学视角有密切的联系，采用语用学观点是承认作者地位的，当然这个地位不同与作者中心霸权地位，我们将看到，在塞尔那里，语用规则将起到制衡的作用。

塞尔还进一步分析了虚构话语作为模仿的言语行为是如何发生，存在的。塞尔分析指出，严肃话语要成为严肃话语的话，就应该遵循一套把词语或句子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规则，塞尔称之为“纵向规则”（vertical），但是对于虚构话语这种不严肃的话语，则存在一系列语言学之外的，非语义学的惯例，它们打破了使词语或句子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纵向规则，使一般话语所具有的言语行为作用悬置起来。塞尔称这些非语言学，非语义学的惯例为“横向规则”（horizontal）。这些规则的存在，不涉及话语意义上的差别，而是在实践中让说话人按通常的意思使用词语和句子，但是不承担话语所要求的有关行为的承诺。塞尔最后的结论是，“构成一部虚构作品话语的言语行为的虚假表现存在于意在包括横向惯例的实际履行的话语行为中，这些横向惯例暂时悬置了话语正常的以言行事行为。”（塞尔：P327）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塞尔对虚构话语特征的探索集中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作者的意向因素，即作者有意图地在模仿和假装做正常的言语行为；二是话语规则因素，在虚构作品里，由于横向规则的存在，其话语正常言语行为作用被悬置，因而不能向日常话语一样起实际的作用。塞尔的解释是运用语用学视角，显然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这些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批评流派视角不同，后者往往从文学话语内在特征或语义差别上着眼，而塞尔的语用学视角并不认为虚构话语与日常话语有什么不同，差别是外在的，是作者的运用和话语惯例的差别在起作用。

 

三

 

塞尔在得出上述结论后，把它们运用来解决人们有关虚构作品一些传统疑惑问题，他主要谈了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谈论虚构的严肃话语。我们知道塞尔已经区分了虚构话语和严肃话语两个概念，但是他指出还存在一种有关虚构的严肃话语。那就是读者谈论虚构作品时出现的一种话语，例如，当我们说：“永远不存在福尔摩斯夫人，因为福尔摩斯从没有结婚；但是有华生夫人，因为华生结过婚，尽管华生夫人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塞尔认为，尽管福尔摩斯和华生是柯南·道尔虚构的人物，但是上述的谈论是属于有关虚构的严肃话语，因为这可以精确地对照已经被创造出来的福尔摩斯的虚构作品。塞尔的意思是说，作者在创造虚构作品时，由于他的话语并不指向现实中真实的人与事，所以他写出的只是非严肃话语，作者是通过假装模仿现实中存在的人和事，创造了虚构作品。但是虚构作品一旦创造出来，我们处在虚构作品之外的人（读者）则能真正地在话语中指称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事，因为读者的话语能够满足严肃话语的条件，有一个在先的虚构人物存在，而不是读者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看出，塞尔区分严肃和非严肃话语以及有关虚构的严肃话语，关键是看话语之前人和事有没有在先存在。当然，塞尔也指出，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作者的假装和模仿，因为读者在谈论这些虚构人物和事情时，也在假装它们存在。但是塞尔认为读者谈论虚构人物是有真正所指的，尽管指向的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也是作者已经在先创造出来的人物，这种真正的指向决定了读者有关虚构的话语是严肃的，而不象作者在假装指向一个现实中不存在人物，那才是非严肃的。可以看出，塞尔对话语讨论是既复杂，又有逻辑性的。关于虚构的严肃话语的提法很有启发性，这实际上也提醒我们，读者的接受再创造过程不是天马行空，胡乱改编的，是要受到已经创造出来的虚构作品的限制的。

另一个有意思的方面的塞尔对虚构作品指称特征的看法。塞尔指出虚构作品里的所有指称不都是假装模仿的指称，其中包括一些真实的指称。就是说许多虚构作品包含了非虚构因素。例如，塞尔指出柯南·道尔创造的福尔摩斯是虚构的人物，但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伦敦却是真实的指称。又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彼尔等主人公是虚构人物，但是故事中的俄罗斯是真实的俄罗斯，反抗拿破仑战争也是真实的所指。塞尔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虚构作品的类型是由虚构作品中非虚构因素决定的。如自然主义小说，幻想故事、科学虚构作品和超现实小说的区分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作者对真实事实承诺的程度所决定的，这些真实的事实或者是如伦敦、俄罗斯这些具体所指或者是人们能够做某些事的一般事实，塞尔指出，《第五号屠场》中比里能以一百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到一个不可见的行星去旅行，我们能够接受，这是因为这是科学虚构作品，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福尔摩斯身上则是不可接受的。塞尔还批评文学理论家总是含糊地描述作者是如何创造一个虚构世界，小说世界的过程，他认为他的观点能说清楚。塞尔总结说，通过假装指向一些人和叙述他们的事情，作者创造了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品中，作者把指向真实地点和事件的所指和虚构的所指混合起来，因而有可能让我们（读者）把虚构作品看成我们存在的知识的延伸。作者和读者共同建立起一系列理解，涉及到有关横向规则如何中断严肃话语纵向规则的。作者要和他建立或遵循的规则一致。由此塞尔得出虚构作品并不都是由虚构话语组成的结论。塞尔进一步举例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里娜》开头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全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塞尔认为这不是一句虚构话语，而是严肃的话语。是一句天才的断语。同样，纳波科夫在其小说《艾达》开头故意反讽地错误地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不幸的家庭也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塞尔认为这同样是一句严肃的天才的断语。这些严肃话语同样是一部虚构作品的组成部分。塞尔关于虚构作品包含非虚构话语、指称的观点是很独到的，对解释虚构作品与真实因素的关系有了更合理根据，这极大地扩大了我们解释虚构作品的能力，很值得文论界借鉴。塞尔最后还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需要大量的虚构作品存在，塞尔认为是答案不是单纯和单一的，他指出部分答案将不得不考虑想象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正是虚构作品存在的价值所在。

总的看来，塞尔用言语行为理论对虚构问题的探讨采用的是语用学视角和方法，国内文论界对这种视角和方法还不熟悉，这种语用学视角和方法能够始终坚持从微观的话语层面出发，避免了我们熟悉的大而化之，不切实际的讨论方式，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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