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译著之中，罗曼·雅可布逊的《普通语言学论集》对日本的语言学界、符号学界、文学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该书日文本“序言”里，语言学家川本茂雄扼要分析了雅可布逊的著作在结构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方法论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对于雅科布逊阐释的

“二值对立”的音位学原理以及在词法、句法等平面的运用，对于雅科布逊从语言研究出发，向通信理论、失语症、诗学理论等领域的积极探索，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事实上，收录在本书的雅科布逊的一些重要论文，如“语言的两个侧面与失语症的两种类型”、“论翻译的语言学侧面”、“语言学与诗学”、“语言学与通信理论”等，在很多地方都涉及到符号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通过对失语症的研究，雅科布逊揭示了语言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人类意识中的存在根据。通过对翻译问题的语言学探讨，雅科布逊揭示了三种类型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转译，即同一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转译、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转译、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译的根本规律，而这些规律的揭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皮尔斯的符号“解释项”的理解和发挥。通过对诗歌语言符号在传达过程中承载的六种功能的分析，即著名的符号传达六功能模式，雅科布逊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所提出的诗歌语言陌生化手法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对于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以及任意性特性所蕴含的语言符号的非自由性和僵化的惰性，从语言符号的创新性的角度给予了重要的补充。这些重要的符号学见解在后来日本学者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诗学与文化符号论》等有影响的著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马丁内的《一般语言学原理》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符号二层分节的理论，并把它作为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符号系统的重要特点加以发挥。尽管后来埃科的《符号学理论》等著作在80年代翻译成日文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二层分节的符号结构特征不仅适用于自然语言，而且适用于电话号码之类的人工符号系统，但马丁内的二层分节理论对于日本符号学界探讨一般符号系统的结构特征，给予了很大启发。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世界范围的结构主义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所起的巨大作用自不待言，对于日本符号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产生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人类认知系统的结构概念的阐释，对于语言符号先验任意，后验必然的重要见解，对国际著名学者丸三圭三郎研究索绪尔符号学、语言学思想在整个20世纪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彻底探明索绪尔任意性理论的核心实质，给予了重要的启发。

梅罗·庞蒂的《符号》一书认为，索绪尔对于20世纪人类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人所认知的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对于一定的系统，处于特定的关系之中这一重要见解。此外，梅罗·庞蒂还指出，如果从符号是代表不同于自身的他物，并且充当着表现或认识的工具这一经典的符号定义出发的话，语言符号实质上不是典型的符号，因为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或音响形象与概念不可分割的结合体，不存在用能指去代表所指的问题，这和用风向标代表风向，用烟代表火，用国旗代表国家等符号功能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这一观点表面上看和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是最典型的符号的著名论断相矛盾，但实际上揭示了语言符号的非符号性，揭示了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符号系统的显著特征，同时也说明，对于语言符号的认知和研究，不能简单的和其他非语言符号系统加以类比。梅罗·庞蒂的这些重要的符号学见解在丸三圭三郎的《索绪尔的思想》这部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符号学界最高研究水平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

普里埃特的《符号学是什么》提供了关于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术语的简明定义，但普里埃特还代表了欧洲大陆自索绪尔之后符号学研究视点的重大转变。索绪尔本人对于符号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限定在对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即日文中的所谓“意味作用”（signification）的探讨，普里埃特则提出，符号问题的研究重点是符号的传达或交流(communication)，从而从符号结构关系的研究转向了符号功能或符号的语用侧面的探究。从近代符号学的研究重心的转变过程考察，西方现代符号学确实存在埃科在《符号学理论》一书中所界定的“意义作用”符号学(semiotics of signification)和传达或交流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两条研究线索。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对比和参照，丸三圭三郎在研究索绪尔的重要著作中才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去解释何以索绪尔的符号学是典型的“意义作用”符号学的理由。

洛特曼的《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符号论》均翻译出版于70年代末，前者包括“结构诗学讲义”和“艺术文本的结构”，后者收录了洛特曼的“论文本形态学的若干问题”、“文本的结构描述过程中的原则性难点”、“文化的类型学描述中使用的元语言”等重要论文。作为塔图文化符号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认为，文学艺术的语言系统是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二阶模式系统。和自然语言符号的可分节特性相比，艺术符号以不可分节的文本为单位，直接描摹外部现象，建构关于外部世界的模式。洛特曼的艺术符号观在继承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同时，在《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一书中，洛特曼对于由事物到信号，再发展为符号的过程，以及所依据的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的划分标准，还有关于符号文本和非符号文本的区分等，基本上都被日本符号学界所接受，并成为8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广义的文化文本，包括都市符号文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上文我们曾经说过，70年代巴尔特的主要著作均已经翻译成日文出版。在探讨日本8、9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不能不专门提及巴尔特的著作在日本符号学界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在众多巴尔特著作的日文译本中，《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叙事故事的结构分析》、《时装的体系》三部著作影响最大。

《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是巴尔特探讨符号学问题的最为系统的一部理论著作。本书从表面上看其理论出发点不外乎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说，书中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基本上都是索绪尔在《教程》一书中反复论述、使用过的，但巴尔特受索绪尔的启发，从索绪尔论述语言问题时喜欢采用的一些著名的比喻出发，将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彻底定位到语言符号之外的其他文化现象上。索绪尔使用象棋、波浪、建筑方面的比喻，是为了更好的解释语言问题，而巴尔特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例如“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直接意义”、“间接意义”等出发，目的在于从符号学的角度解释大众文化现象，或建立一种广义的大众文化符号学。因此，巴尔特在该书中尝试性的提出了服饰、家具、烹饪、汽车等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论基础，这对于日本符号学界，尤其是日本记号论学会自90年代以来热心探讨音乐、建筑、漫画等文化现象的深层符号学依据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向导。丸三圭三郎在其《索绪尔的思想》一书中专列一章比较和分析了索绪尔符号学思想对巴尔特的影响因素，以及索绪尔对符号学的定位，即语言学属于符号学的一部分，与巴尔特的观点，即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之间的本质性趋同点。此外，巴尔特在该书还对索绪尔过于排斥符号的物理承载体，认为决定符号本质的根本因素是符号之间的对立性差异的观点提出了修正。巴尔特以服装系统为例指出，尽管服饰的意义从本质上讲在于不同服饰品种之间的差异，但服饰的最基本的物理承载物——布匹，对于服饰符号的构成并非完全可有可无，而是弥漫到服饰意义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服饰系统的各个细节之中。不过，这些问题日本符号学界很少提及。该书的译者渡边淳在译后记中仅仅粗略的交待了翻译经过，而对巴尔特的重要符号学观点未作深入、细致的解说。

《叙事故事的结构分析》一书是巴尔特阅读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的形态学》，受到启发后，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解剖叙事作品，即较之以前的汽车、烹饪、服饰等符号现象更为复杂的叙事性符号文本的理论尝试。对于宏观文本的结构分析，在民间故事方面有普洛普的开创性成果，在神话方面有列维—斯特劳斯的鸿篇巨制，在电影方面有梅兹的专题研究，对于小说之类的复杂的符号文本的结构分析，自然首推巴尔特的这部著作。

该书日译者花轮光认为，《叙事故事的结构分析》一书涉及到叙事文本的三个平面：功能平面、出场人物平面、叙事行为平面。就功能平面而言，巴尔特对普洛普以来所形成的叙事功能理论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深化：一是对“功能”范畴作了下位区分，即将其分解为狭义的“功能”和“标记”，以及狭义的“标记”和“信息提供因子”；二是通过纵向嵌入关系的引入，将叙事故事从最小单位到最大分节片断接合成一个逻辑整体。就第二个平面而言，自普洛普到布雷蒙，基本上将叙事作品中人物的角色或功能限定在6、7种，而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作品中出场人物的数量的多寡，而是要根据出场人物对一定的行为域的参与来界定其角色或功能。巴尔特将叙事故事和句法结构加以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叙事故事的功能相当于句子的动词，而出场人物的类型则可以和体现一定格关系的名词形式加以类比。至于第三个平面，巴尔特书中未作详细的解释，但由于巴尔特的叙事结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所以从这一角度讲，叙事行为平面实际上对应于语言学中的语义层次，这方面的问题的解决自然有赖于语义学的研究进展。花轮光还指出，巴尔特在探讨叙事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努力上最终走向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矛盾，而不得不求助于叙事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这也是符号文本的自主性特性的限度所在。

《服饰的体系》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著作《符号学基本原理》不可分割。该书译者佐藤信夫认为，《服饰的体系》一书是根据结构主义思想将符号学一般原理应用于具体社会文化现象的最初，也是最成功的尝试。佐藤甚至认为，本书是索绪尔在《教程》里对符号学科所作预言的最令人满意的应用性成果。根据译者的理解，巴尔特由于认识到语言在众多符号现象中所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和索绪尔相反，他把符号学界定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而任何意义上的符号问题的研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语言研究。在这样的理论认识指导之下，巴尔特的服饰符号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服饰符号语言的探索和分析，是对这种特殊的语言符号的意义的探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本书对于符号学界的最大启示，并不仅仅在于佐藤所指出的这些基本符号学范畴或概念的认知，而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由此引发的世界范围，当然也包括日本在内的对于当今社会各种流行文化的符号学分析浪潮。最近几年，不仅在日本符号学会的年度会议上，而且在各种国际符号学会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广告、连环画、城市交通网络、互联网等为分析对象的符号学研究成果。如果把巴尔特的这部著作放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来考察符号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也许能够更加深切的认识到这部著作的历史性意义。

6、70年代，日本学术界对结构主义方法作了很多研究和挖掘。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结构主义的世界》一书中。该书论文的作者川本茂雄等人分别以“语言学的发展道路”、“罗兰巴尔特的文学符号论”、“人类学中的结构概念”等为题，对结构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在语言学、文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应用状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

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著名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的《文化与歧义》一书。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在日本符号学界和人类学界引用频率极高，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山口昌男的学术视野非常广泛，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皆有涉猎，且时有真知灼见发表。山口昌男的学术出发点基本上还是结构主义的二值对立的分析方法，不过，山口在分析众多文化现象的时候，摒弃了结构主义二值对立的机械、刻板的一面，而强调文化对立、区别特征的多元性和辩证性。但是，山口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家。在其著作中，虽然可以看到对于符号学概念或术语的广泛运用，但在解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山口笔下的符号学分析方法，包括符号学的各种基本概念，都是从广义的角度上使用的。例如，在分析政治权力结构时使用的符号的有标记和无标记概念，在分析都市文化结构特点时使用的术语“浮游的符号”等，都和语言学、符号学的基本定义相差甚远，乃至矛盾。

自80年代以来，对于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在70年代完成了主要的经典符号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之后，日本符号学界跟随欧美现代符号学的发展潮流，开展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符号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与此同时，70年代尚未来得及翻译出版的部分经典符号学著作，如皮尔士、艾科、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普里埃特等人的著作在80年代和90年代陆续翻译成日文，对日本符号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大多经过译者本人或其他符号学专家的消化和诠释，对于西方经典符号学理论的传播和应用，无疑做了大量的向导和梳理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和日本学者池上嘉彦等人的入门性符号学著作相互映衬，在整个日本符号学研究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

8、90年代特别值得提及的重要符号学译著有：

皮尔斯：《符号学》（皮尔斯著作集之二）（「?号学」，ﾊﾟｰｽ著作集２，内田?臣?，１９８６，?挪??浚?话?疲骸斗?叛Ю砺邸罚ā赣?号?」，二册，池上嘉彦?，１９８０，岩波??辏?ⅰ犊?诺淖髌贰罚ā搁_かれた作品」，?原?明?、１９８４、青土社）；《文本的概念》（「テクストの概念」，谷口勇?，１９９３，而立??浚?ⅰ斗?叛в胗镅哉苎А罚ā赣?号?と言?哲学」，谷口勇?，１９９６，而立??浚?ⅰ斗?叛?朊拧罚ā赣?号?入?」，谷口勇?，１９９７，而立??浚?豢ㄎ鞫?骸断笳餍问降恼苎А罚ㄈ?木恚?ā弗伐螗堀胄问饯握苎А梗???裕??删慈?#12539;木田元?，１９８９，岩波??辏?槐就?崴固兀骸兑话阌镅匝е钗侍狻罚ā敢话阊哉Z学の????」，岸本通夫??，１９８３，みすず??浚?桓窭茁硭梗骸督峁褂镆逖А罚ā??造意味?』，田?u宏・?居正文?，１９８８，?伊国屋??辏?ⅰ堵垡庖濉罚ā敢馕钉摔膜い啤梗?嘤鹧腥?U，１９９２，水声社）；波德里亚：《物的体系》（「物の体系」，宇波彰?，１９８０，法政大学出版局）、《符号的经济学批判》（『?号の??g学批判』，今村・宇波・?@井?，１９８２，法政大学出版局）；叶尔姆斯列夫：《论语言理论的建立》（「言?理?の?立をめぐって」，竹内孝次?，１９８５，岩波??辏?黄绽锇Ｌ兀骸妒导??叛А罚ā?g践の?号学』，丸山圭三郎?，１９８４，岩波??辏?ⅰ斗?叛г?怼罚ā赣?号学原理」，山内?美夫?，１９８１，?挪??浚?豢死锼沟偻蓿骸斗?沤馓迓邸罚ā河?号の解体学』，原田邦?，１９８３，せりか??浚?ⅰ斗?派?陕邸罚ā赣?号生成?」，松枝ほか?，１９８４，せりか??浚?ⅰ妒?栌镅缘母锩?罚ā冈?的言?の革命」，原田邦夫?，１９９１，?挪??浚?ⅰ蹲魑?谋镜男∷怠罚ā亥匹?攻趣趣筏皮涡≌h』，谷口勇?，１９８６，国文社）；莫理斯：《符号理论的基础》：（「?号理?の基?」，内田?臣?，１９８８，?挪??浚?幻纷龋骸兜缬胺?叛е钗侍狻罚ā赣郴??号学の????」，浅沼圭司??，１９８７，水声社）；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昔?の形?B学」，北??\司ほか?，１９８３，白???浚?煌卸嗦薹颍骸断笳鞯睦砺邸罚ā赶?栅卫碚?」，及川ほか?，１９８７，法政大学出版局）、《象征表现与解释》（「象?毡憩Fと解?」，小林文生?，１９８９，法政大学出版局）；特鲁别兹科伊：《音韵学原理》（「音??の原理」，??肷评稍U，１９８０，岩波??辏?涣形?middot;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族の基本??造」，??Y?|一?，１９８４，みすず??浚?焕?疲骸痘钌??囊?铩罚ā干??侩L?伞梗?妹撞┰U，１９９８，岩波??辏?话投?兀骸段难Х?叛А罚ā肝难Г斡?号学」，花?光?，１９８１，みすず??浚?ⅰ队跋裥薮茄А罚ā赣诚瘠涡薮茄А梗?急兢郅?U，１９８１，朝日出版社）等。

《符号学》（皮尔斯著作集之二），与《形而上学》（皮尔斯著作集之三）和《现象学》（皮尔斯著作集之一）一起，收录了皮尔斯绝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哲学论文和手稿，对于日本学术界系统地了解皮尔斯的哲学、逻辑学、符号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其中，《现象学》卷的译者米盛裕二著有《皮尔斯的符号学》，到目前为止，该书可以算是日本符号学界唯一一部系统研究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著作。当然，对于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点的介绍和分析，尚有《符号学》卷的译者内田种臣等人发表的重要论文。其实，要了解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离不开对于皮尔斯整个哲学体系的把握。例如，皮尔斯著作中随处可见的符号三分法，无论是符号的种类、还是符号的构成，都源于皮尔斯的现象学哲学基础。皮尔斯首先从哲学本体上区别开现象的第一性、第二性及第三性，然后才发展出作为现象的认知工具的符号逻辑学的三维视点。这一点，米盛裕二和内田种臣分别在《现象学》卷和《符号学》卷的译后记里都作了明确的阐释。

《符号学》卷收集了皮尔斯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论文：一、以符号学本身作为探讨重点的“1904年的符号分类”、“1908年的符号分类”（给魏尔比夫人的书简）；二、以范畴论作为研究重点的“现象与范畴”、“心灵的基本要素”；三、以心灵的哲学探讨为重点的“心灵的基本要素”、“知觉与知觉判断”、“思考、记号、推论”；四、以意义研究为重点的“何谓意义？”；五、以人类学或一般意义上的人学研究为重点的“人是象征符号”。皮尔斯在这些论文里提出的许多符号学术语，以及对于其符号学思想的某些表达方式，不乏暧昧、费解之处，内田种臣对此作了不少梳理工作。内田认为，皮尔斯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是我们如何从真正的怀疑迈向真正的信念，用符号学术语来表述的话，就是我们如何创造出实在世界的真正符号表现。此处所提到的“我们”可以表述为“依据经验学习的人”、“科学的知性共同体”、

“共同心理”等等。符号学的基本哲学精神可以归结为“在一定的知性共同体内实在世界的表现形态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一宏观命题，而这一命题的实现，需要通过反映特定思维过程的逻辑论证行为。构成逻辑论证行为过程的有关环节包括符号、解释项（预想、倾向、规则、习惯、法则等）及对象。其中关键的是“解释项”这一环节。解释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皮尔斯的名目繁多的分类中可以看出，而皮尔斯所辩证指出的符号过程的转换和融通性也正是体现在解释项与符号的互换、互释的特点之中。同时，皮尔斯所提出的符号的“意义”问题最终也落实在符号的“解释项”上。在对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的基本内核加以简明的阐释之后，围绕如何理解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或《符号学》一书，内田提出了10条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1、什么是符号现象？2、符号的对象指什么，特别是所谓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分别指什么？3、什么是符号的解释项，有必要区别开什么样的解释项？4、如何进行符号的分类，分类的角度和标准是什么？5、符号的分类有何变化，其中有无规则可言？6、心灵现象的基本要素有哪些，与符号现象的基本要素如何对应，进而言之，与符号的三种作用或关系如何对应？7、何谓意义，与现代意义理论，如行为主义意义理论、逻辑实证主义意义理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以及言语行为意义理论有何关联？8、“实在”（reality）、“真理”（truth）等概念具体指什么，与传统的认识论有和关联？9、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角度看，胡塞尔的“意向性问题”应该怎样理解？10、皮尔斯的符号学对于美学有何贡献可言？

    本旺里斯特的《一般语言学诸问题》虽然主要讨论的是语言学问题，但其中部分篇目，如“普通语言学的最近发展趋势”、“索绪尔去世后半个世纪”、“语言符号的性质”、“动物的交际与人类的语言”、“思考的范畴与语言的范畴”、“语言学中的‘结构’概念”、“语言分析的层次”等论文则涉及到符号学，尤其是语言符号学的许多核心问题，对于比较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本质差异，准确描述语言符号的特性，提供了不少独特的见解。本旺里斯特提出并界定了语言符号的必然性概念，从而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进行了修正。尽管国际著名学者丸山圭三郎对本旺里斯特的这一观点颇多批判，但不可否认，本旺里斯特的语言符号观也被不少日本学者所接受。

格雷马斯的《结构意义论》、《论意义》等著作代表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在符号意义的分析方面达到的最高水平。格雷马斯的结构分析方法在日本符号学界受到的评价较多，但格雷马斯在《结构意义论》一书中讨论的符号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却很少有人提及。如格雷马斯以人的感知方式为出发点对符号能指所作的分类，显然不同于索绪尔对于符号能指的界定，但也间接反映了索绪尔把符号限定于形式平面，从而将符号的物质依据排除在符号本质属性之外的做法，不能为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后期代表人物所接受。这方面的研究和比较，日本符号学界显然做得不够。

埃科的符号学研究虽然不像巴尔特那样富有天才的创见，也不可能和索绪尔、皮尔斯并驾齐驱，但埃科学术著作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以及对各种符号学流派的批判眼光，在目前世界符号学界都是不多见的。艾科的著作翻译成日文的有《符号学理论》、《开放的作品》、《文本的概念》、《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符号学入门》^、等，其中在日本较有影响的是《符号学理论》、《开放的作品》、《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三部作品。《符号学理论》（日译本题为《记号论》）一书，附有译者池上嘉彦的长篇解说，也是目前日本符号学界对埃科的作品分析、梳理最为细致的文章，代表了日本学术界对于埃科符号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水平。

译者池上嘉彦认为，“意义作用”（signification）和“传达”（communication）这一对概念是埃科《符号学理论》一书的基本出发点。前者和埃科提出的“代码理论”相对应，后者和埃科提出的“符号生产理论”相对应。“意义作用”和“传达”这一对概念与索绪尔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anguage performance)，以及莫理斯的“句法论”（syntactics）、“语义论”（semantics）、“语用论”（pragmatics）等概念并不能简单类比或等同。

具体讲，埃科在本书所提出的符号学设想，经过池上的整理和归纳，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符号的社会、文化的惯习性条件到符号的自主性和自立性特点

埃科认为，并不是任何能有所代替、表现或指涉的东西都能简单的成为符号，这和皮尔斯过于宽泛的符号定义显然不同。换句话讲，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或文化系统之中，并且受到有关社会或文化惯习约束的表现形式才能成为符号。这一界定不仅从哲学的角度引进了符号主体——人在符号的构成和实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为符号的自主性或自立性特点奠定了必要的操作条件。就此，埃科提出了著名的“谎言”理论，即所谓符号和符号学就是研究谎言如何成立的学问。埃科的表述貌似极端，也是《符号学理论》一书费解、艰涩的地方之一。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通俗的解释。根据池上的解释，既然一定的社会、文化框架保证了符号的成立，那么作为符号的发出者和解释者就可以利用社会或文化的规则或约定，通过对特定符号的运用和释读，达到掩盖自己的意图，或借助符号在表面上有所指涉，而实际上符号的指涉物（referent）不出现或不存在的“谎言”目的。既然指涉物可以是虚构的，或根本不出现，而特定的符号仍然能借助社会文化的规约获得存在的根据，那么，符号本身就是不以使用者的主观意志或任何客观事实为转移的独立、自主的表现体系。

二、从符号的代码系统到符号学的对象界定

埃科在本书中提出符号的两种代码类型，即“s代码”（系统代码）和“代码”，前者不属于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而后者则由于反映了符号的内部构成规则，因而属于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埃科以水闸模式为例解释道：为编制所要发出的信息，必须具有将这些信号组合起来的句法系统；为把水流的相关状态传递出去，必须具有区别不同水文状态的意义系统；为接受或辨认所获得的水文信息，信息的接收者必然具有不同的反应，即所谓的行动系统。可以认为，池上对埃科的这一重要范畴的把握是准确的。

三、从“符号生产理论”到符号代码的创新

埃科提出“符号代码理论”和“符号生产理论”以代替通行的“意义作用符号论”和“传达功能符号论”，这一点上文已经交待过。一方面，符号的成立有赖于其内部或语境的规则即符号的代码的约束，而符号的代码制约同时也使符号表现出稳定，甚至僵化的特性，这一点索绪尔早有论述。另一方面，任何符号在一定的场合或时间纬度上又表现出不稳定，或变异、创新的一面。对于后者，池上是这样解释的：“一方面，一定的符号现象确实依据明确的代码，另一方面，有些符号现象无法简单的还原为基于一定的固定代码的单纯模式，而是在使用或解释时，更改了原有代码，进而创造出新的代码规则。”[1]这一观点，池上在后来的《记号学入门》一书中从文学，尤其是诗歌语言对于日常语言规则的违犯，以达到特殊艺术效果的所谓符号创新的角度作了大量阐释和发挥。

四、从埃科所引用的索绪尔符号学定义到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比较

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比较从索绪尔开始就引起注意，但索绪尔在强调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共性的同时，特别指出语言符号的优势和典型性。不过，可惜索绪尔对此语焉不详，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太多发挥的空间。池上以此为论题梳理了从索绪尔到巴尔特以及塔图文化符号论学派对于语言符号相对于其他符号类型的优势地位的论述，并且指出，语言符号的优势地位主要取决对于“表现可能性”（effability）和“翻译可能性”（translatability）这两条显著的特性。

此外，对于埃科所提出的符号生产过程中的符号文本的风格化手段，如过剩编码、矢量化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符号的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区别，并在每一平面之中分别区分出“形式”和“实在”两个层次，加深了对于语言符号本质特性的认识。这在理论上明确化了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的本质定位于形式平面的真正含义。丸三圭三郎在系统探索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尤其是在辨析索绪尔的langue、parole、langage等术语的真正含义方面，无疑受到了叶尔姆斯列夫著作的很多启发。

克里斯蒂娃的著作尽管带有浓厚的散文化思维风格，表面上看缺乏严谨的逻辑性，但和许多法语系学术著作一样，充满了天才式的真知灼见。她所提出的互文概念，对于深化符号文本的认识，扩大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所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莫理斯的著作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对于皮尔斯的符号学说做出了更加通俗的阐释。

波德里亚、麦克卢汉的著作虽然算不上主流符号学的作品，但灵活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对于大众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的承载媒体所作的解释，在传播理论、社会学等领域带来的革命性的冲击也影响到后来日本记号论学会的部分研究活动。

梅兹的电影符号学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电影画面、剪接手段、电影象征化方法的绝妙例子。

托多洛夫的符号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和他本人编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并由此出发勾画符号学的早期形成过程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特鲁别兹科伊对于音位理论的贡献，尤其是对音位区别特征的界定和总结，对于雅可布逊的启发已成学术界公论。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也可以回溯至此。

8、90年代巴尔特作品的日文译著以《影像修辞学》最为重要。巴尔特对于以照片为代表的影像符号是否具有间接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可以讲是目前为止对于图像符号最深入的分析成果。这已经远远超越了皮尔斯对于符号的繁琐分类。

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实际上出版于40年代，远远早于《结构人类学》一书。和后者相比，前者更多的属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该书翻译成日文较晚，对于日本人类学界是很大的遗憾，但对于符号学领域的研究充其量提供了一种实证的分析案例，方法论上的遗憾是没有的。

卡西尔和德里达的著作，应该放到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中加以考察。其学术目标是哲学，而不是我们所界定的符号学。当然，二人的著作中涉及符号问题的部分也不少，但那只是在宽泛意义上的符号学，或符号哲学的研究。

 

“日本记号学会”成立于1980年，可以看作是日本有组织地开展符号学研究的标志性时期。日本记号学会的成立宗旨明言：“最近，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乃至于一般生物界的运行机制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符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符号现象和认知、思维、表现、传达以及行为等具有深刻的关联。因此，可以预想，对于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情报科学等学科，以及文艺、设计、建筑、绘画、电影、戏剧、舞蹈、音乐等领域，如果从符号学的角度加以探讨，一定会开拓出新的视野。但是，符号学目前就其本质、内部机制、研究方法而言，仍然存在很多模糊不清之处，而且其研究涉及到众多领域，因此，为推进这一新学科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专家交换信息、通力合作。”[2]从日本记号学会的成立宗旨不难看出，日本学术界有意通过这样的学术团体促进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渗透，同时也对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属性提出了新的定位。

从日本记号学会20余年的发展历史考察，从学会成立之初就确立的研究宗旨始终贯彻于每一年度的符号学年会，但每届符号学会仍然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在探讨符号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几乎每届符号学会议都有大量论文关注文化、艺术、空间、媒体等各门类的符号学问题。将各年度出版的论文集《记号论研究》（迄今共出版21集）梳理一下可以发现：80年至85年五年间，日本记号论学会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基本上集中在对符号学基本原理，以及巴尔特等经典符号学理论大师所涉猎过的若干符号理论的应用领域。81年结集出版的首届日本记号学年会论文，题为《记号面面观》（「?号の?相」“?号学研究１”，北斗出版，１９８１），其他几集分别题为《演示：记号、行为、表现》（「パフォ?マンス：?号・行??/span>・表?」“?号学研究２”、北斗出版，１９８２）、《符号过程：文化的模式》（「セミオ?シス：文化のモデュ?ル」“?号学研究３” 、北斗出版，１９８３）、《意义作用：意义产生的现场》（「シニフィアンス：意味?生の???/span>」“?号学研究４” 、北斗出版，１９８４）、《诗性：艺术符号论》（「ポイエ?シス：芸?の?号?」“?号学研究５)”、北斗出版，１９８５）。

86年出版的记号学会论文集《叙述：文化叙事学》（「?り｜文化のナラトロジ?」“?号学研究６” 、?|海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６）则是沿着巴尔特等人开辟的传统，将符号的分析单位扩展到动态的宏观文本的可贵尝试。本论文集反映了上一年度记号学年会确定的新的研究基调。这本书以“叙事”或“叙事论”为中心论题，广泛采用了文化符号论的研究视角，对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以及民间故事、神话、诗歌、俳句等文学样式，乃至于电视媒体、服饰等众多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范围广阔的符号学分析。本论文集所收的代表性论文有以下几篇：“模仿论的两种类型或模仿的循环”、“日语叙事文本中的时态转换”、“民间故事的结构与文体的取向”、“推敲的符号学：兼论芭蕉咏蝉句的推敲”、“奥斯汀与詹姆斯蒂尔：作为言语行为论的《红字》”、“服饰的符号学：巴尔特《服饰的体系》序论”、“叙述的诞生：以电影为例”、“音乐话语——初步的定义”、“差异、对立、反复——文化叙事学透视”、“文化的叙事与媒体——电视的神话化与媒体论的课题”。

87年的论文集题为《文化的界面：疆界、界面、越境》（「文化のインタ?フェイス｜境界・界面・越境」“?号学研究７”、?|海大学出版会、198７），反映了上一年度年会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新的主题：人与自然或人与机械的结合点可否通过符号学加以解释。和86年的论文集相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有一部分是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的符号论研究成果，如“计算机技术中的界面”、“建筑的序列”等。其余文章也都是围绕人和自然、环境之间，或不同领域之间的结合点，即所谓的界面问题展开的，如“东洋的场所——知识与权力的界面”、“人与建筑——居住生活中的非自觉交流”等。值得关注的是，所谓文化的界面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应用性问题，而且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理论范畴。“界面的符号论”、“脱界面论”、“界面：表面的一元论”等文就是这方面的理论探索。

88年的论文集《文本记号论：语词和造型的诗学》（「テクストの?号?｜ことばとかたちのポエティクス」“?号学研究８” 、?|海大学出版会、1988）可以看作是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图文化符号论的文学、艺术符号文本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延伸。其中，探讨一般文本概念及其理论问题的论文有“文本的声音与听者”、“文学文本中的文学符号的有关问题——面对德里达的挑战”、“文本记号论再考”、“文体学理论面面观”等。运用符号文本理论解释具体的文学作品或媒体、广告等大众文化现象的论文有“诗画相通”、“文本的空间与都市的空间——以苏里茨纳的‘轮舞’为例”、“乔叟的《坎特布雷故事集》及其叙事结构”、“短歌的诗学——友则的‘樱之歌’的结构分析”、“梅丽美的诗歌文本”、“‘会话文本’的结构与信息的连续性”、“通感隐喻的心理、词汇论分析”、“广告文本意义生成的记号论”、“摄像、表演实验与文本分析”、“乒乓球——球局的结构分析”等。

89年出版的学会论文集《都市、建筑、宇宙学》（「都市/建?/コスモロジ?」“?号学研究９” 、?|海大学出版会、 1989年）讨论的是这样的主题：通过都市和建筑，宇宙包容了人之躯体这样一个小宇宙，而近代以来这种关系丧失了。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着重新缔结人与都市、建筑新型关系的课题。相应地，88年度年会的议题确定为“作为错综体的建筑和都市——以宇宙学为论题”。收集在本书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如“都市与身体的近接性”、“作为都市象征的城堡——从都市景观论入手”、“建筑功能的研究视角”等。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的学会论文集还收录了几篇探讨符号思想史的论文，如“古斯塔夫·舒伯特与布拉格学派——语言研究的概念框架”、“17、18世纪英国语言思想中的符号论问题——洛克和哈里斯”、“瓦来里语言思想的一个侧面——语言活动中的‘移动性’和异质性”。在相对集中的主题下发表符号学思想史方面的专题研究，反映了日本记号学会在研究当代文化符号现象的同时，没有忘记对符号思想的发展脉络的整理和把握。

进入90年代，日本记号学会的研究活动受到了当今世界科技主义、全球化、媒体化浪潮的猛烈冲击。自90年以来的学会论文集几乎每年都呼应时代的鲜明发展特征，运用符号学理论解释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机制，或者从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中寻找符号学发展的灵感，丰富符号科学的内涵。

90年的学会论文集《变形的记号论》（「トランスフォ?メ?ションの?号?」“?号学研究１０” 、?|海大学出版会、 1990）从文学等叙事作品中人物、事件等的蜕变规律出发，将“变形”从理论上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符号论范畴，对语言理论和社会现实，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本身进行了非常有特色的探讨。在论文集中，围绕叙事故事中的变形问题的文章有：“反讽的妖变——文本维度的变形”、“民间故事的空间变形”、“隐喻变身故事”等。从哲学、艺术、科技的一般原理出发探讨变形问题的论文有：“作者的变形——作为记号的‘我’”、“作为艺术创造原理的变形手段”、“社会学理论中的变形”、“人工智能与记号主义”、“人工哲学家的可能性”、“超文本的问题”、“‘信息’宇宙论引论”、“会计的记号——经济和语言的媒介”。另一方面，与上一年度相似，本年度的论文集中也有部分文章在继续探讨符号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如“科勒里奇的语言思想”、“超现实主义的记号论”等。

为避免冗长的叙述，我们不妨将此后出版的所有日本记号学会的论文集的主要论文篇目列举如下：

1991：《形态与形象的记号论》（「かたちとイメ?ジの?号?」“?号学研究１１”、?|海大学出版会、 1991年）

“现代——形状与形象”、“脱离知识的‘体制’——知识媒体的新开发”、“考古学与记号论”、“传说——‘形态’和‘形象’”、“视觉世界的图像模式变迁”、“语法结构中的相似性——迈向‘形态’的语言学”、“诗的词语——色彩和形态”、“自传性自我的形态和形象——作为记号的‘我’”、“作为形象的‘性’——语言和性别差异研究”、“里法泰尔诗论中的解释项”、“想象力与象征——科勒里奇作品中的‘创造与表现’的问题”、“《唐诘诃德的》的记号论——以前八章为中心”、“作为‘时空’论的‘对话’主义——巴赫金理论的视野”、“读者的作品生成论——文本分析方法论试论”、“信息的定义”、“标记性”等。

1992：《后现代的记号论：情报与图像》（「ポストモダンの?号?｜情?螭阮?像」“?号学研究１２” 、?|海大学出版会、1992）

“情报与图像中的身体性”、“照相图片中的‘右’和‘左’”、“关于‘相似性’”、“诗歌中的相似性”、“语言符号相似性再考”、“符号领域与经营领域的交叉——企业文化中的记号”、“礼品——时代的信息”、“记号领域与监察领域的相互渗透——为呼应市民与社会”、“会计记号论的视角”、“从文化批判到社会调整”、“逃学与居住空间的符号过程”、“皮尔斯的记号论与‘认知场’”、“蒙娜丽莎中的对立性一致”、“溶解的人称——‘能’手法试论”、“达利的麒麟——一种解读”、“想象力与表现的问题——以科勒里奇为例”等。

1993：《身体和场所的记号论》（「身体と?鏊?斡?号?」“?号学研究１３” 、?|海大学出版会、 1993）

“迈向开放的记号学”、“不以音声为载体的语言传达形式中的歧义性”、“歧义的记号论”、“情报与场所——以‘不在此处在何处’为例”、“身体、文本、场”、“石头的记忆——从道具到概念”、“作为生命的形态的语言”、“‘叙述’的修辞——‘无个性’叙事者的身份辨认”、“选举竞争考——国会开设初期所见到的选举修辞策略”、“作为记号的装饰——伊斯兰装饰与皮尔斯的记号论”、“琉球所处理之绘图的记号论”、“仪式的创造性——天主教的弥撒与茶道中的变化”等。

1994：《生命的记号论》（「生命の?号?」“?号学研究１４” ，?|海大学出版会，1994）

“从语言中心主义到语言相对主义”、“生命、关系性、形态”、“作为生命基础的分子的记号作用”、“生命记号论引论”、“关于情报编辑叙事的思考”、“叙事故事中的性、生死及规范”、“生命的二重结构——生命圈和记号圈”、“作为原初比喻的‘换喻’”、“皮尔斯与记号过程、认知、自我意识”、“文字的记号学——阿拉伯数字的神经心理学考察”、“作为记号游戏的茶会——道具如何讲述？”、“竹子与壶的象征——略论茶浴”、“东亚符号学的可能性”等。

1995：《记号的力学》（「?号の力学」“?号学研究１５” 、?|海大学出版会、1995）

“记号发生的力学”、“记号的自我复制、繁殖之力”、“任意性的神话”、“狂乱的书写——浪漫派的符号论创新”、“通过象征和隐喻达成的自我实现——以诗人北村透谷为例”、“记号解释与创造性——以乐谱解释和话语解释为中心”、“记号的创造性与知识的体制”、“时间的记号学考察”、“从日美棒球报道中见到的语言和文化的模式”、“关系性的艺术——北斋作品中公认的类似性关系”、“环境记号论构想”等。

1996：《多文化主义的记号论》（「多文化主?の?号?」“?号学研究１６” 、?|海大学出版会、1996）

“多文化主义与记号论”、“内在的多文化”、“多文化主义备忘录：论后冷战时代的知识和文化的命运”、“四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与多文化主义”、“实存与多文化主义”、“论媒体和俱乐部：同质性和异质性”、“‘东洋’的发现与东方主义”、“多文化主义与博物馆：全球化时代中对他者的言说”、“漫画叙述中的视点及其关键性成分——自言自语”、“话语与语言歧视：性差异的意识形态机制”等。

1997：《感觉变化的记号论》（「感??淙荬斡?号?」“?号学研究１７”、?|海大学出版会、 1997）

“通感与记号学”、“感觉的重组与共振”、“易懂性与媒体扫盲”、“触觉与美术：以视觉障碍儿童为例”、“聋哑者与视觉：手语中视线的分析”、“何谓网膜中心主义”、“作为语言的手语：超越语言中心主义”、“作为感觉协同技巧的武术”、“身体、感觉、宗教：从保鲁莱奥岛的实例考察”、“视觉变化的位相：角度和照相”、“埃科之于德里达：皮尔斯的无限记号过程解释”、“叙事理论中的视点再考”、“叙事论再考”、“环境记号论及其后现代”等。

1998：《声、响、记号》（「?・?き・?号」“?号学研究１８” 、?|海大学出版会、1998）

“后学术时代的记号论”、“记号学与大学”、“声音：自然与文化的连接点”、“声响的科学”、“歌为言之初”、“论笙”、“日本的传统音色所象征的状况”、“乐谱的哲学:读解作曲家的信息”、“音乐诞生自记号的精神”、“美学与世界的创造”、“记号的影子”、“苏维埃国家《战斗故事》的生成修辞”、“自言自语的自我意识与‘我’”、“语言的暧昧性所导致的‘前社会性’抵抗”、“引用策略的语言人类学考察”、“时装中的反讽法”等。

1999：《民族主义与全球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グロ?バリゼ?ション」“?号学研究１９” 、?|海大学出版会、 1999）

“作为思想化身的爱尔兰：超越民族认同、超越主权、星期五合约后的爱英关系”、“语言、民主、全球化:从英语社会论的立场分析”、“国语是如何产生的？”、“性与民族主义”、“民主的人种化与性”、“强奸神话与近代性感的编造”、“叙事表现与叙事能力”、“杰雷特对文学现象的探究”等。

2000：《文化的假设性：从建筑到漫画》（「文化の?⒃O性｜建?からマンガまで」“?号学研究２０”、?|海大学出版会、2000）

“假设性与记号论之旅”、“自我或任性”、“温泉文学的系谱”、“在美术与漫画系统的夹缝中：会田诚的《花子》”、“东京工程：假设建筑物”、“假设剧场”、“纸的建筑物”、“传承与传统”、“出版社的假设性”、“从《天方夜谭》看假设性文学作品的可能性”、“虎之门的恶作剧图鸦”等。

“平安时代知识情报的类聚和集成”、“松平定信的文化遗产情报收藏与《集古十种》”、“书籍的集聚及其往来：从满洲到江户”、“东洋/日本美术的收集、展示、显露及其非议”、“收藏品、记号、拜物教”、“作为原始乐器收藏品的雅乐乐器群：解读其结构的多种代码”、“虚构话语的记号论”、“虚构作品的指涉问题”、“从情报的收集到情报的筛选”、“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解释中的记号论侧面”等。

 

 

由于日本的符号学研究自90年代以来吸引了生命科学、建筑学、环境科学、文物考古等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的积极参与，传统意义上的符号学科已经发成了巨大变化。面对不同

的文理知识背景的符号学者，概述和评价这一阶段的符号学成果，遴选有代表性的符号学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本部分拟重点评述三、四位在符号学研究上具有理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其余边缘性、交叉性研究学者暂时略去。这几位有代表性的符号学者分别为：对索绪尔思想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一流学者丸山圭三郎；在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等众多学科皆有很高建树，且时有真知灼见发表的文化符号论学者山口昌男；对符号学教育以及符号学理论的普及做出很大贡献的原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池上嘉彦等。

 

 

丸山圭三郎的著作主要有：《索绪尔的思想》（「ソシュ?ルの思想」，１９８１，岩波??辏?ⅰ对亩了餍鞫?罚ā弗渐伐濠`ルを?む」，１９８３，岩波??辏?ⅰ段幕??叛У目赡苄浴罚ā肝幕??号学の可能性」，１９８３，日本放送出版?f会）等。其中，《索绪尔的思想》一书最具代表性。《阅读索绪尔》虽然是《索绪尔思想》的通俗版本，但也在“索绪尔与人类学”、“索绪尔与文化记号学”等章节上创见很多。无论是从日本近现代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审视，还是从整个世界的索绪尔研究，或语言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整理的角度考察，怎么评价丸山圭三郎的巨大贡献，都不为过。就符号学方面的成就而言，丸山主要是从文化、历史、社会的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系统地阐释了索绪尔的任意性学说，并把它作为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基石加以定位。此外，长期以来，由于索绪尔的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加之对于索绪尔原始手稿的整理、挖掘工作不力，《教程》一书所暴露的概念、术语，乃至思想体系上的矛盾，使得国际上对于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思想的研究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之中。丸山从索绪尔的原始手稿、学生的听课笔记等第一手资料出发，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放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以及和此后的哲学流派的影响关系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对于索绪尔所提出的所有语言学、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均作了细致、深入的辨析和梳理，对于澄清学术界长期以来在索绪尔思想上的误解和滥用现象起到了巨大作用。根据丸山的理解，索绪尔不是单纯学科意义上的语言学家，而是从语言研究出发探索并发现了人自然、人与文化之间本质关系的天才哲学家。

1、对langage、parole、langue一组基本概念的辨析

丸山通过对索绪尔原始手稿的阅读和分析认为，所谓langage，索绪尔的本意是指种系和个体双重意义上的人类的普遍的言语能力、抽象能力、范畴化能力。这种能力植根于人类文化的深层，是人类的一种天赋的普遍性能力。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能力，并借助其间接性、代替性、象征性、抽象性，人类的一切文化的运作才成为可能。对这一术语，《教程》许多译本，包括中文译本在内，都倾向于把它理解为“言语活动”，因而和具体语言事件混为一谈，曲解了索绪尔的原意，也降低了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思想的哲学高度。

Langage和langue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人类的天赋、潜在的语言能力必须体现于一定的社会,表现为特定的社会制度，后者即langue。Langage和langue处于普遍性与个别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关系之中。如果说langage是和自然相对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那么，langue则是由于历史、地理等的多样性而形成的个别、具体的文化。Langage的实现必须借助于langue,而langue的达成离不开langage这一人类潜在的分节语言能力的前提。

虽然langage 所指的这种潜在的语言能力必须借助于langue才能实现，但langue并非任何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不同社会的不同全民语所具有的语音、词汇、语法的规则的总和。这种规则的实现还离不开一定的言语共同体之中的具体的语言使用者，即具体语境下的讲话者和听话人。由具体、个别的讲话者在特定场合下实施的言语行为，就是索绪尔所说的parole。相对于个别、具体的parole,langue是抽象的，社会的，但二者也处于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之中：parole的每一次实现都必须取自langue的规则宝库，不可能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结果，而langue规则宝库的构成离不开parole对这些规则的反复运用和尝试，直到一定言语共同体中的人群普遍接受为止。正因为如此，parole不单纯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和确认，因此也有其社会性的一面。Parole不仅是个人物理、偶然的现象，而且还是语言创新的源泉。具体的语言使用者通过类推所达成的语言创新，都逐渐被吸纳到语言宝库之中，丰富了特定的语言系统，这也是parole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面。丸山指出，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里，langue 和parole并重，而《教程》里所说的语言研究的对象仅仅是langue的观点实际上是索绪尔的学生对于索绪尔思想的极大误解。丸山认为，索绪尔的langue概念具有高度的方法论意义：一方面为后来的布拉格学派的音位理论和哥本哈根学派的语符学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langue概念所反映的从表层的意识现象到潜在的无意识结构的探讨，在语言学之外的领域，如列维—斯特劳斯所代表的结构人类学等，在具体成果上体现为对于表象的社会现象后面深层“社会结构”的发现和阐释。2、对索绪尔语言“体系”观的阐释

丸山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体系或系统，其核心是指语言表现为一种价值体系。在这一体系里，不存在任何先验、自然、自在自为的独立实体或单位，整个体系的构成，也不是由这类孤立的单位或实体聚合形成的。相反，只有通过人的视点而构建的语言体系作为前提，也即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框架内形成的语言系统之中，才会出现各种经过分节的非连续性语词单位，而这些非连续性语词单位只有相对于有关语言系统，并借助于彼此间的对立或差异，才能获得存在的规定，才能拥有一定的价值和功能。因此，丸山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体系从本质上具有任意性、形式性、差异性、否定性等特性，是人类主体文化认知和劳作的结果。换句话讲，是人创造了语言，并通过语言构建了关于外部世界或自然环境的认知模式，凡是进入语言体系的成分都是人的一定视角的反映。在语言体系之中，各种语言要素相互依存，并通过彼此间的对立而界定自身的价值。在这样的体系之中存在的只是各要素相对于整体并在彼此间达成的对立关系。

对于索绪尔的这一语言学思想，丸山认为，可以从人类认识史的发展过程中找到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根据。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主体人的出现，使得自然和文化发生分离，所有的自然都是经过文化过滤过的自然，都是文化所折射的自然，不存在独立于主体人的孤立、自在的自然。从实证的语言现象考察，语言中零符号的存在，其非实体性、非自然性，正说明了文化产品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形式性。丸山指出，索绪尔的语言体系观是对语言分类观背后所隐藏的原子主义的扬弃和批判。

其次，由语言体系概念引发出索绪尔所提出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范畴。索绪尔认为语言体系中的各种成分或要素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主要归结为“聚合”和“组合”两种形式。这两种关系形式也可以说是语词或其他语言成分的两种典型的存在方式。不过，无论是“聚合关系”，还是“组合关系”，都是一种规则系统，都属于langue层面，而不是parole层面。这样两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句法平面，而且渗透到语音、形态，乃至语义层面。此外，丸山还指出，索绪尔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分别对应于精神层面，表现为精神活动的两种形态，并为此后雅科布逊和巴尔特关于非语言系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即所谓隐喻和转喻的关系的研究和发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共时和历时是索绪尔提出的另一对重要的范畴。这两个概念也和索绪尔的语言体系观不可分割。丸山指出，共时和历时不仅仅是单纯针对语言现象总结出的规律性范畴，而更重要的是，索绪尔所提出的这对范畴在语言学史和语言特性的认知上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在索绪尔提出并系统论述这对范畴之前，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基本上被研究个别语言现象的历史演变的历史语言学所垄断。自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说问世以后，语言研究开始重视语言在一定时间平面的共时状况。此外，从语言特性的认知这一角度看，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现象的变化都是系统性的，是从一种共时体系到另一种共时体系的变化，而不是孤立的语言要素的变迁。换句话讲，离开了语言所处的共时体系，任何语言要素的单纯的历时考证都是没有意义的。丸山认为，索绪尔所提出的这对范畴从认识论上讲是历史连续性神话的颠覆，是对语言乃自然生长的生物体的错误语言观的革命性批判。从这一角度看，索绪尔的理论贡献无论在语言研究方法论上，还是在哲学认识论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3、对索绪尔符号学思想的发掘和发挥

丸山认为，索绪尔对于符号学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众多符号学教程里所提到的索绪尔本人对于符号学科的定义，也不仅仅是这样一条定义里所指出的语言是一般符号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以及语言是各种符号体系里最典型的符号系统之类的论断。构成索绪尔符号学思想基础的是索绪尔所提出的任意性学说。围绕任意性学说所形成的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以及语言符号本质上诉诸形式平面，而与语言符号的物理、生理因素没有本质关联的观点等都是索绪尔符号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讲，索绪尔语言学最重要的精髓就在于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索绪尔以语言学为模式构建了包容语言学的符号学，这是科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与伽利略对物理世界的革命性变革可以等量齐观。

丸山指出，索绪尔的符号学说是对幼稚的“言语命名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唯理主义、经验主义的批判。所谓“言语革命论”是自柏拉图以来所形成的对于语言与所反映的对象的关系的传统认识，根据这种观点，首先有事物存在，然后才有反映事物的符号。换句话讲，符号具有外在、先验的基础或根据。索绪尔认为，在分节语言产生以前，我们周围世界处于一种馄饨、连续的状态，而只有主体人的出现，以及人使用语言以对馄饨、连续的自然界加以切分、分类，并形成一定的概念和范畴系统，自然界才变成文化过的自然，才变成对于人有意义的存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有了语言，才有概念和范畴，有了概念和范畴，才有经过分类、整理过的自然，才出现有意义的自然环境。因此，是人通过语言创造了相对于自己有意义的世界，同时在这一过程之中，人自身在思想和意识上都得到了发展，而这一漫长的过程就浓缩、包容在语言之中。因此，人的意识和思想脱离不开语言，甚至人之为人的存在规定就在于语言之中。各门语言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对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和认知方式，是对连续性世界所作的非连续性切分的多棱镜，并具有自身独特的格式塔结构。由此出发，索绪尔对于语言符号本质的理解，和以往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工具，或语言是外界的被动反映的幼稚、浅薄的语言观迥然有别。在解释索绪尔的这一重要思想的时候，丸山举了很多实际语言的例子，由此来证明索绪尔观点的合理性。例如，在日语里，“木”一词不仅指树木，而且指作为桌子等家具制作原材料的原木，而在英语里，“tree”一词并非和日语的“木”义项等同,即只具有前一意义，后一种意义则由“wood”一词代表。不同语言色彩词的多样化和非重合性，亲属关系词的覆盖范围因民族而不同，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不同民族的语言构成了各民族独自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而不是相反存在着任何全人类共同的认知、概念系统。不可否认，丸山在论述索绪尔的语言观的同时，受到了萨丕尔·沃尔夫“语言相对论”的深刻影响。

正是因为基于上述有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独特理解，丸山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具有下面一些显著的特点：

1、语言符号的非符号性

这一论断表面看来和索绪尔本人的看法相矛盾，但实际上反映了丸山对索绪尔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丸山指出，当我们说烟代表了火，闪电代表了暴风雨，因此认为烟是火的符号，闪电是暴风雨的符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遵循这样一条常识性的符号定义：符号是代表或代替、指涉不同于自身的他物。语言符号的情况和这样一条常识性或经典性符号定义不同，语言并不代表或代替什么不同于自身的他物，语言本身就是音义结合体，概念或意识浓缩在语言形式之中，二者不可分割。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只能从理论上分离开来，而在经验上无法分离的主张，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此。因此，所谓语言符号的非符号性，实质上就是指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非语言符号的特殊性。语言符号的这一特征也决定了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不存在任何服务于语言之外目的的独立、可分解的语言形式。语言就是思想，思想也就是语言，二者结合在一起，互为依托，离开了其中任何一方，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将丧失其存在的理由。

2、语言符号的形式性

丸山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的形式性，即只诉诸形式平面，而和语言的物理、生理特性没有本质关联的观点，和索绪尔所坚持的语言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任何自然的馈赠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对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的形式性，应该从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平面学说的角度加以理解，否则就会拘泥于形式一词的字面意义，而无法把握索绪尔思想的真正精髓。叶尔姆斯列夫把语言首先分解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其中每一平面都有形式和实在两个层次与之对应。就表达平面而言，形式层次表现为语音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即音位特征，而实在层次则体现为未经分节的语音连续体。婴儿模糊不清的语音连续体和成人音节分明的语音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讲是实在和形式两个层次的差异，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就内容平面的形式和实在的差别而言，形式表现为语言成分之间的意义差别和对立系统，而实在平面则是人的意识混沌未分的状态。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虽然索绪尔强调语言本质上是形式的，但索绪尔本人并不否认语言的物理、生理质料，即实在平面对于语言体系的支撑作用。虽然语言的实在平面不决定语言的本质，但毕竟是使语言从抽象的能力、关系具化为一个个人所发出的语言事像的基本前提。丸山对于索绪尔的这些重要的语言学观点的辨析，应该讲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事实上，无论个体还是种系的发展情况都证明了索绪尔关于语言从根本上讲诉诸形式平面的思想是深刻和合理的。

3、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引起争论，许多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往往拘泥于对不同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非自然、无理据的结合关系，或事物与语词之间非必然性对应关系的肤浅理解，很难体会到任意性学说在索绪尔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丸山认为，任意性学说是索绪尔符号学的基本原理，与索绪尔的整个语言学思想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丸山认为，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可以通过符号内部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加以揭示。也就说，在语言符号的听觉印象和概念之间不存在自然、逻辑的关系。这一种任意性，丸山称之为纵向任意性。从原理上讲，这种任意性无需考虑整个语言系统就可以发现。第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还可以从一定的语言系统中不同的语言成分之间的横向关系看出。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语言系统内部共存的各种语言成分都是通过彼此的对立关系而获得价值的界定的。这种任意性实质上就是指语言符号价值的任意性。就不同语言系统而论，这种对立方式或对立关系因语言体系不同而有别，其间没有任何必然的理由。例如英语的mutton(羊肉)一词与sheep（羊）在语义范围上构成区别和对立，而法语的mouton包括了“羊肉”和“羊”两种语义内涵，彼此间兼容而不构成对立。为什么英语的情况和法语的语义差别系统不一样呢？进而言之，为什么英语和法语对于现实连续体的切分方式有所不同呢？这中间没有任何理由可言，也就说，是任意的。归根结蒂，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这种任意性切分方式是各自的社会任意约定的结果，而不是遵循任何自然法则的必然产物。这种任意性，丸山称之为横向的任意性特点。丸山指出，就两种任意性而言，第二种任意性实际上蕴含着第一种任意性。换句话讲，第一种任意性是第二种任意性的必然结果。

至于索绪尔任意性理论的哲学内涵，丸山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从另一方面蕴含着作为社会、历史、文化产物的语言只有放在以不同方式切分现实世界的特定文化框架之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其主体人对自然的变革和颠覆结果，即语言这一文化而非自然的产物。

4、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之于现代主要思想流派关系的分析

丸山除了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深刻分析，并重新整理和揭示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核心成分之外，还就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与现代思想流派之间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挖掘和研究。

对梅罗·庞蒂的影响：

梅罗·庞蒂通过对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可分割关系主张的阐释，提出了语言符号非符号的著名论断。对于这一点，我们上文已有说明。语言符号非符号的观点并不是对语言的符号特性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和其他非语言符号本质特性的比较所揭示的语言符号的一条重要特点。换句话讲，语言符号不是一般符号定义上的符号，也不是可以和其他常见的符号现象加以简单类比的符号种类，而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体系。

索绪尔与巴尔特之间的异同点：

众所周知，自从索绪尔正式提出符号学（semiologie），并对其基础理论、关键概念术语进行了开创性的阐释之后，围绕符号学的理解和研究实际上形成了两条主要潮流。一条是以布依散斯和普里埃特为代表的“交流或传达的符号学”；另一种就是以巴尔特等人为代表的“意义作用的符号学”。由于索绪尔的符号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意义作用的符号学”的先驱，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与索绪尔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巴尔特在运用和解释索绪尔的符号学说的时候，在许多概念和术语的内涵上，与索绪尔的原意有很大差别，并且常常又扩大误用之嫌，这也正是巴尔特的著作受到许多法国同行，如穆南等人非议的原因之一。

    首先，关于符号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学科隶属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属于广义的符号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巴尔特反之,即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巴尔特观点的依据是：在现代社会，语言无所不在，任何符号现象都可以转化为语言问题，任何社会现象都离不开语言的诠释和辅助。丸山指出，尽管索绪尔明言语言是更广阔范围的符号学的一部分，但索绪尔同时还指出，语言是众多符号体系中最典型、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其他所有的符号现象都可以在对语言符号的解剖过程之中得到本质的说明和解释。就强调语言符号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一点而言，索绪尔并不亚于巴尔特。所以，丸山认为，在对于语言符号地位的认知上，索绪尔和巴尔特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字面上的表述。巴尔特和索绪尔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前者把后者的发现作了推向极至的夸大，二者间并无实质性差异。

另一方面，丸山还指出，所谓符号学应该分为基于任意性理论的原理符号学和基于语言符号是各种社会现象的结构化手段的结构化符号学两种类型。从这一角度看，无论是索绪尔还是巴尔特，在对语言符号的本质特性的认识上并无根本差异。

此外，丸山还就索绪尔符号学思想与泰尔凯戈尔学派之间围绕货币比喻所形成的方法论差异，以及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之间就符号的非符号化、非符号的符号化、语言中内在的意义、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等重要哲学命题所形成的深层次的传承关系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分析。

 

 

和丸山相比，池上嘉彦的符号学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池上长期以来致力于语言学、符号学经典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撰写了多部符号学普及读物，且十分畅销，加之本人在书中也时有独特的观点发表，因此在日本符号学界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池上的符号学著作主要有《符号学入门》（「?号?への招待」，１９８４、岩波??辏?ⅰ妒?в胛幕??叛А罚ā冈?学と文化?号?」，１９８３、筑摩??浚??送饣褂卸杂谟⑹?挠镆宸治鲎ㄖ??约盎驶示拗?队镆迓邸贰敢馕墩?」（１９７５、大修???辏┑龋?杂谌毡居镅匝а芯抗毕咨醮蟆３厣系闹饕??叛Ч鄣阆低车胤从吃凇斗?叛?朊拧芬皇橹小３厣显诙杂镅约捌渌??畔窒蠹右苑治鍪保?酆衔?樟烁骷腋髋桑?绕涫茄趴刹佳返挠镅越患使δ芄郏?约耙月逄芈?热宋??淼乃?佳?傻奈幕??叛У幕?纠砺鬯枷耄?⑼ü?毡疚难А⑽幕?械男矶嗍吕??辛舜丛煨缘姆⒒雍徒馐汀３厣系姆?叛?枷胫饕??ㄒ韵录父龇矫妫?/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