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认知科学的兴起和影响，在许多学科中出现了“认知转向”，纷纷将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各自学科，于是认知语言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认知音乐学，等等，无不挂上“认知（的）”这个修饰语，以了解本学科研究目标的内在意义。同时，在关于意义如何发生或交换的现有文献中出现大量的图表表达，如图象图式、理想认知模型，心智空间映现等。此外，随着神经科学的显著进展，有关人类神经系统结构间接地形成无数表达的假设，转而被用来支持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或美学经验的有效元素（Simonsen and Vang. 2008）。本文试图讨论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何被应用于符号学的研究，从而推动了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研究的出现和发展。

 

作为认知符号学的两个基本元素（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孕育时期。根据 Miers （1982）的综述，Saussure 1916年在谈论语言作为意义范式时，认为符号学是关于心智运作的“普通心理学”，这个普通心理学就是今天的认知科学，这以后有Jakobson 1956年的关于选择的观点和Levi-Strauss 对神话或迷思（myth）的处理。Peirce 1951年的观点可认为是有关符号集之间的指称意义，对心智表达的符号学解释隐含地认为是分布于整个表达领域的泛指过程。 因此，在上世纪人们采用符号学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曾期待产生一个在音位描写以外的实用方法，而语言的认知模式直接指向心理语言学的实证科学。这有利于弄清 Saussure 有关所指受指关系模糊不清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了解 Peirce心理表达的符号学解释涉及符号化的无限过程的观点。

认知符号学作为一们新兴学科的名称是本世纪的事。2007年《认知符号学》杂志在丹麦正式出版，发起人为丹麦的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认知科学系的认知和文化中心和Aarhus 大学的符号学中心。该杂志的宗旨是将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传统相结合，研究“意义”。该学派认为，人类的头脑既“认识事物”，也“感受事物”，所具有思考和感觉的能力是互补的。如果我们认同认知有高级和低级之分，高级的认知能力一般指抽象、语言、话语，结构、法律、音乐、视觉艺术，和文化实践，其基础便是使用常规制定的和有意向的符号，常称为语符或象征符号，那么符号学应当是研究这些“高级”认知的学科，是依靠以表达为基础的交际。这些高级认知手段的内容可以通过所指称的意义表达的交换而共享，这些意义又转而让探索主体，符号结构和头脑如何识别成为可能，也是使意义产生和理解成为可能的认知机制。由此可见，人类的思考和交际的心智活动是极为相关的。人类社会和文化，以及文明，是通过认知符号功能和实践连接的，有时合作有时矛盾。对这些科学知识的探索被许多科学社团认为日益重要(The Editorial Group， 2007)。为此，该杂志力图整合认知科学，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最终目的是对人类的意义产生的领域，以及具身化和非具身化的各种方式提供新的见解，从而在人类认知和人类符号经验和行为方面进行创建、对话、辩论，和合作，

与此同时，在挪威 Agder大学任教的Paul Thibault (2007)和英国Hertfordshire 大学的Stephen Cowley 合作开设了一门简称为“活动，认知，符号学”的课程，讲授基于动作和感觉的语言的互动和分配。Thibaul认为，过去的研究或是强调内部心智表达，或是强调外部社会结构，现在人们将两者结合，考虑基于外部的认知符号模式。因此，他的课程通过个体内部，人际协调，基于具身的感受——动作系统，和在多元施动和多模态下的互动，研究语言和其他具身符号学资源和感觉模态，来共同发展高级认知过程， 包括情绪的表现，身体感受的状态，和价值系统。

那么，认知符号学的研究者究竟在研究些什么问题呢？鉴于由 Peter Lang AG公司出版的最具权威性的《认知符号学》杂志已经作版两期，另4期主题已经选定（Andreassen,et al., 2007a),本文逐次介绍这6个选题，并适当补充美欧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

施事(Agency) 在不同理论中有不同理解，现象学中指主动的有意向的主体与其他施事主体的互动，对物质环境中出现的客体所提供的信息（如对感觉器官互动的明显特征和可能性）作出回应；在（新）行为主义的概念中它指计算机模拟的网络，施事在抑制器系统中的反应，如物质的或社会的限制。因此，施事问题如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会对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结合产生障碍。但是，如果我们着重符号学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对现象获得接近某些可区别的，甚至普遍的性质；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认知分布的和具身化的主体来说，它具备固有的人类价值（Andreassen,et al., 2007b)。

施事在理论上有若干令人注意的特征。一个特征是“施事感觉”和“动觉”（kinaesthesia）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有关我们启动（实际的或假设的）自我活动的能力。当代的研究表明它是具有适当感觉经验的先决条件，并由主体间的有意向的结构完成。Overgaard 和 Grünbaum （2007）通过他们的研究认为：对空间物体的真实的视觉感受在于主体能进行“自由的动觉活动”，而且这个能力与施事者的感觉有关，即使施事者不是有意识的，也是如此。这样，施事者的感觉可理解为内隐的意识，使某人的身体对正在做某事者在功能上有联系，这就是说，某人自己是有意向活动的发动者。

如果上面的定义是直觉的或直接的，Shaun Gallagher （2007）从神经生物学的领域深入探索，发现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他们对他人或事件归因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在于对决定自我和他人神经部分映现的破坏。换言之，这个“谁”系统是自我施事感觉的整体部分，也许甚至是基本的主体间理解的部位，因为当主体从事特定意向的动作，并且观察他人进行活动时，同一脑部地区是活动的。Grush（2007）也从事施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他大胆进入自我和身体的思维表达，从而提出了表达的模拟理论，即主体——客体互动的复杂的神经“模拟器”衍生自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肌动控制过程，这对我们了解自己作为施动者，假象和正确预期自我发动的动作或他人动作的结果是关键的。

Donald 和 Andreassen （2007）的讨论恰当地总结了前面的论点，同时在更宽的人文语境下给施事定位。因此，他们分析了我们生活的细微的社会世界，也分析了人们用来外化和讨论人们认知的能力，即人们的记忆系统的复杂的文化结构。与此相同，Tylén (2007)审视了社会态势和文化遗产，将他的符号注意力移向意义是如何从衍生自看来不显眼的现象中。如人们在解释一块墓碑之后的原因施事时或引人着迷的一眨动时，观察到有意向的意义的效应。它是一种内在的符号能力，起源于共享的注意力，显然是人类特有的解释性认知的形式。

这一点可能解释为什么人工智能研究和机器人难以把握真正的施事。人们可以合成可视为施事的有机体，但只要在人工智能社团中的概念还是像今天那样模糊，它们就缺乏适当的突现的施事。为此， Sørensen 和 Ziemke (2007)对当代关于复杂的自我组织的调节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建设性的评论。

总的来说，这六篇文章都认为施事的概念是人类经验最重要的方面。正是这种概念把我们界定为独特自我的个体，也是这种概念给我们提供主体间理解和互动的基础。

有关施动的讨论，必然将人们引入探讨施动者对符号的意识，这涉及方法学问题、思维的架构、意义构建的过程、婴儿认知的考虑、动物认知的意识，以及交际行为的讨论。为便于思考，本期编者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如我们的意识是否不涉及某种符号化过程？反之，如果我们在从事符号活动，在符号生成和解释中，我们是不是有意识的？在人类思维中文化和社会环境有何作用？意识和符号化过程是否有赖于有意向的施动者和语符环境？在此过程中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如何描写含义和受指意义？我们对语篇、有意识行为和语符化的分析，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具有神经生物学的意义？ （Brandt & Simonsen. 2007）

德国神经心理学家 Ernst Pöppel（2007）的研究对认知符号学具有标志性意义。他关于神经思维时间格式的研究表明，神经科学方法如能和社会文化、文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研究建立联系，在探讨思维和意义方面会有成果。

作为表率，Pöppel 在行文之初引用了中西哲学家的富有哲理的观点。如他首先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第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这里通过老子的口提出一个“知人”和“自知”的问题。Pöppel引用的古希腊哲学家 Parmeniders 的话：“思维和存在是一样的”，这个哲理引导我们思考主体和客体关系的问题；德国作家和诗人Christian Morgenstern的名言“所有的思维是调整的”，提示人们意识和符号不是恒定不变的；德国哲学家 Martin Heidegger所言“我们从来不是走向思想。思想向我们走来”似乎表达的是客体对主体的影响；至于歌德和席勒共有的思想：“我思，故我在！然而谁能总是在想呢？许多时候我已经存在， 但我真的什么也未想”反映了他们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困惑。所有这些引言都是为了启发人们思考心智现象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心智是什么构成的？Pöppel 在文中提到美国哲学家 John Searle 的 4条标准：自我意识，主体性，原因，和意向。他发现如果不和这些标准的对立面一起考虑，讨论难以进行。为此，他提出这是否语言的一个原则：通过可能的对立面来强调某事物？进一步说，是否对立本身才能揭示有关思维的某些事物？

Oakley （2007）认为符号学和意义都是注意力的功能。他提出的注意力模式包括3个互相有关的3个子系统：信号系统，选择系统和人际系统。这3个子系统包括8个元素：信号系统的改变和趋向，选择系统的发现、维持，和控制；人际系统的共享、和谐和指引。他认为注意力和符号化共同构建有意义的场景和心智空间，不管那是事实、假设和好像。

Violi (2007) 承认意识总是包括符号功能,因而没有符号化就没有意识,此话反说不一定对,因为我们在意识充分发展之前,符号化已经存在。她的实证数据来自对新生儿早期发育阶段的观察。为了充分了解成人和新生儿之间最初的互动中符号化的发展，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的思维和表达的内在的认知主义观点，代之以Vygotsky 和 Peirce 的理论为基础的外在的符号学观点。外部的思维不完全存在于有意向的主体中，也不在客体中， 而是在他们互动的主体间的空间中。这样的分析必须考虑情绪、感情、感觉和身体感受。

Deacon (2007/2008) 在他的长文中指出，科学性强的符号化过程理论必然要以信息理论为基础,从而使相关的概念在物理的、生物的、认知的，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用途获得统一。遗憾的是这样的统一至今没有出现，而且信息内容的成因地位仍然是模糊的。缺乏这个基本的符号学理论趋向于现象学的术Concer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语，而不是对自然系统的表达过程做动态的解释。Deacon 在论文中提出，导致科学符号学理论发展的信息问题在于有必要从负面关系，即如果不存在的情况，分析此问题。这一想法支持了上述 Pöppel的观点。

在此以前，Cunninghan（1998）继承Peirce 符号学观点进行研究。他认为，认知是符号的作用或符号化，通过符号构建结构或经验。这个过程涉及符号化的3个元素（符号，客体，和解释者）的不可还原的三元关系。 再者，符号作用在网络的无限过程中扩散，形成符号潜势的根茎状结构。每一个生命体根据本身的经验和物种的特征，构建自己的客观世界(umwelt)。在这一观点中，人类认知的基本状态是信念的集合，这些信念刻画了参与者的客观世界。真实地构建和再构建他们的客观世界。

认知诗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当前的热点之一。认知符号学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因为它是关于意义的符号学和关于思维的认知科学的自然汇合点。文学是关于思维的专门 “窗口”。反之，对思维如何工作的某些知识，即符号认知过程，包括它的语言学方面，又是文学阅读和解释的必要条件。事物对我们思维产生意义的方法莫过于文学，而诗歌则更是语言的起源（Brandt， Line，et al. 2008）。

正如 Brandt 等人所持的观点，认知诗学是一门年轻学科，但源远流长。包括完形心理学、神经科学、当代语言学（从符号学，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到认知语义学和现代具身化哲学（从现象学和思维理论到当代符号学）。由于对人类的意义和思维世界的探索是多方面的，诗歌本身是对符号认知的探索，每个人对它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有所熟悉。做非文学研究的 Sigmund Freud 在概述他的元心理学时曾评论道：“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多，去找文学吧。” 这是 Brandt 等人选择认知诗学作为《认知符号学》第2期主题的原因。

 Line Brandt (2008) 认为文学表现的行为不是由参与者编织的，它植根于可直接指称的时间和空间，指向有“情景”的交际。但它所表述的内容不是由可观察到的事物直接陈述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文学的使用为符号学和认知科学提供有趣的案例，它把人类认知作为主题兼及现象的王国和表达的机敏。反之，从文学研究看，认知科学可以提供某些认识上的和方法上的优势，为文学研究者就研究对象提供一种思考方法，同时体现独特的表现手段，特别是产生的环境。它也标志意义构建和解释的普遍过程。

作为一种词语产品，诗歌取自大脑中若干非词语结构。甚至在语言出现以前，有些行为已经出现了,如将某些感知的材料结合，并将若干个事件一起处理的能力增加了。这两个演化的阶段出现在语言之前，但容许被叫做诗歌的特殊活动出现。需要指出，游戏(game)和制造工具这两个行为也一定出现了。前者给事件提供框架和好象如此的意向，制造工具的技能通过节约和再利用手工制品提高了模拟能力。作者称之为古诗学(Palaeo-poetics)，它研究可预先适用于语词构造的认知技能。所有的口语或书面语的诗歌均从此产生（Collins，2008.)

另一篇文章(Freeman, 2008)讨论概念整合在认知诗学中的作用，它深入观察读者解释文学文本时的认知过程。研究者的步骤为先描写一次非正式的实验；通过实验结果来决定人们为了解决类推问题实际使用的映射策略；从中发现人们按照相似性和相关性进行映射，而不是自发地按人类固有的基于形式的更抽象的推理过程；然后从概念整合的视角分析 Emily Dickinson 的一首诗。分析表明由于读者采用不同的类型学知识并进行投射，根据他们各自的知识、经验、意向和动机，对文本产生意义，从而有不同解释。从他们的解释中恰恰没有对抽象性质给以注意，如序列和形状，音韵和语言学特征。虽然这些抽象元素可以揭示诗歌的情调和感受，但这需要在更完善的系统中去映射。Freeman 在结论中提示，基于艺术理论的新的系统映射给认知诗学的阅读提供一种方法，可以将解释性的（概念的）反应和经验性的（情绪性的）反应结合。

根据Petitot （1991）的评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兴起于欧洲，但在上世纪6、70年代停滞不前。人们在80年代重新评估其假设和哲学理念时曾提出今后发展的3个可能的方向：（1）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人文科学不可能真正科学化，因此应采取解构主义和非理性立场，应恢恢诗学和文学传统。（2）方法论者认为符号学是没有特定对象的方法学。（3）今天有可能在结构主义和自然科学之间建起桥梁，而无须将对象制约于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这一方向形成概念框架，在此框架内符号认知形态动力学的研究程序近年内有了发展。Petitot 认为符号认知形态动力学为标准的结构主义语义学指出了“形态学转向”，从而可以把认知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从Petitot 的讨论可以看到，一反认知符号学是将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符号学研究，他探讨的是从符号学的理论去解决认知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次年，Rinner（1992）对Manfred Frank 的《什么是新结构主义》一书作了评论。他指出Frank 的第3个问题基本上是针对意义的观点是语用学的“言外之意”，而他认为意义的语用解释是没法控制的。对语码模型有所批评，对语言“类型”也提出挑战。按照Frank，一个符号的每次使用和对符号的每次认同的源头是有规律假设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不能从语码，即解释推导。

士年后， Winder （2002）报道了法国在以Derrida,Foucault 和Lacan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结构主义(neo-structuralism)，它是基于使用电子方法的结构主义。Winder在论文中审视了以新结构主义为指导的对语篇的分析, 并认为电子评论研究最终将由两个主要塑造我们社会的战略定位来界定，即计算机新信息处理技术和数百年来在语篇研究方面的表达技术。两者如何互补，是人文科学和计算科学的关键问题。这对工业和语言学也很重要。批判研究的方向只是在纯学术圈中进行，但受工业性电子语篇所投入的规模所制约。

今天，Simonsen 和 Vang.（2008）的语气更为强硬、更加明确。两作者认为.认知科学中的“新结构主义”元素与后结构主义彻底决裂。多年来第一次把意义看作以人类主体和世界之间的真正联系的基础，受具有更清楚结构的大脑——身体干预。研究的重点从个人的因而是不稳定的对世界的解释，转向探索人类普遍性，普遍图式，和其他不变因素，我们的神经系统和特定种类的社会互动的倾向似乎在群体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两个层面上创建。

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研究符号的产生，活动和解释。这些符号既是物理的也是生物的，如声音、物体、气味、动作，也可以是有机体优势觉察不到的一般是分子层面上的符号。生物符号学的一个目标便是对自然世界普遍存在的生命和意义形成一种新的观点（Emmeche,2003）。生物符号学之所以纳入认知符号学的视线，在于它要描写身体和心智之间的延续性，使我们能了解人类的“心智”自然地衍生自具身化动物“知识”的原始过程（Wikipedia，2008a）。

对此，Sonesson 和 Zlatev（2008）作了更具体的阐述，那就是认知符号学要人类文化所经验的意义和更广的生物界中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认知科学和符号学两个不同传统要融合，便要一方面了解意识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了解意识与生物的关系。在认知科学中，大脑，而不是计算机，一直是心智的主要隐喻。生物符号学便是试图弄清楚意识/意义和生物之间的异同。

其次，受 Peirce符号学理论的启示,生物符号学的概念已被投射到细胞的层次，或更传统的生态学的动物符号学的层次。如果符号早在细胞之间互动时出现，那么，整个有机体在哪个层次上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或者灵长类动物与其他物种如何不同，或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如何不同。这就需要对古典符号学，即人类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进行比较。生物符号学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便是提出“符号阀限”（semiotic threshold）的概念。但为了使该理论更有用，应该了解得更精确一些，从而更清楚地了解演变和儿童发育的过程。

从发展和演变的视角，人类符号学显然与生物符号学并不脱节。这并不是说人类符号学的古典问题需要从生物符号学重新考虑，但要说明人类“使之成为差异”的原因。问题是符号学能否比时尚的“模因学”（Memetics） 和新达尔文主义对人类符号活动作出一个更满意的答复。

有趣的是该学派的 Merlin Donald, Terrence Deacon 和 Michael Tomasello等学者提出认知科学的“符号学转向”，因为人们一般把认知符号学看作符号学研究中的“认知转向”，因此当我们谈论认知科学的“符号学转向”，更确切地说，我们讨论的是符号认知学的范畴了。不管怎样，人类符号学是在人类演变和发展研究的框架中进行的。它与生物符号学的不同传统表现在，人类符号潜力是按阶段展开的，保持了早期阶段的潜力。人类身体的模拟似乎是一种语言之外的独特能力，在生物变化终结时，人类自然地获得新的能力，如图片、文字和理论思考的出现。因此，在两个传统中，人类文明的特殊性是关键的，最初通过模仿，引向符号功能，然后通过外部的，相对持久的表达，这“第3次具身化”完成了那些自我具身和外部具身的过程。最后，古典符号学很可能也是那样对发展心理学、演化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作出贡献。

Sonesson and Zlatev（2008）期盼同行们交流如下的研究成果：

——利用符号学阀域的概念，讨论人类符号研究和特定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认知和符号学的观点，既从演变的层面，也从文化史的方面，说明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的特殊性。

——从认知符号学的观点，审视演变和平行发展。

认知符号学把美学认知(esthetic cognition) 或认知美学(cognitive esthetics)作为研究内容，实际上是对认知科学，美学，和符号学3个元素的结合。这方面的研究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早在1984年，Wellbery （1984）认为美学认知涉及任意的和自然的符号学方法，所表达的客体和它们的特定发生情况（如诗歌描写实践中的动作，绘画空间中的物体，和种种表达方法），以及各种艺术对所使用的符号的条件和限制。这表明在美学话语的转换中，不少研究者已离开传统的模仿美学，转而强调方法学，特别是不同艺术使用不同符号的种类。其次，Wellbery 认为美学的发展史所依据的理论是心理学的，不是形而上学的。现在要弄清的是底层话语矩阵的决定因素。第三，最近的研究把美学看作对主体性思想意识的反映，而 Wellbery 感兴趣的是美学理论的解构，以便探索主体范畴的语言组织。总之，Wellbery 是要表明这一经验的形式可理解为对世界普遍直觉的重构，求得人体各个机制的统一，使想象得以充分发挥。可见美学话语包蕴于符号或符号学中。虽然在修辞学和符号学的最近研究中仍有人强调美学理论中的修辞学因素，但在新的美学--符号学模式中修辞学问题已被略去。她认为，Goodman 有关美学的征兆是陈述性的，不是外露的。 某些征兆存在于象征中。Goodman 对隐喻非常重视，由此产生的的对艺术的注意力可以提高认知理解，因而不能把隐喻仅仅视为装饰，真是如此，可以不用隐喻而不引起认知丧失。事实上，在宗教画和印象派诗歌中意义是会丢失的。虽然许多哲学家认为丢掉的是美学意义，不是认知意义，Goodman却不这么认为，没有隐喻，不能提高对这些作品的理解。隐喻的力量是重新设置先前没有人观察到的意义领域，它在艺术作品中有认知的力量。即使科学研究有时也需要隐喻，类推和其他间接参照方法。艺术作品的意义不决定于艺术家和受众，而是它所象征的内容，因而是认识上的。这就联系到人们心目中的“美”是否有客观标准？或受一定文化影响？例如人的肥瘦，身体部位的暴露，皮肤的黑白，都会影响对美的认识（Wikipedia，2008b）。

Bundgaard 和 Petitot（2008）认为认知科学有关对美学的兴趣，对美学经验元素的调查，这些元素如何产生意义，以及对人们的教益，在欧洲符号学研究中刚刚起步。两作者特别提到由于视觉艺术的认知比文学作品的认知处理得少，应特别重视前者，这有赖于认知科学、完形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语言学和艺术理论的学者共同努力，以解决如下问题：美学经验和美学对象的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日常认知和构建日常意义？视觉认知和语言认知在哪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美学客体的认识？

认知美学和符号学的结合有助于产品设计的研究。当代设计趋向于对用户的界面更具美学效果，不论是可触摸的或直觉的。在意义构建上对传统设计的符号学提出挑战。一个主要问题是设计符号学经常讲符号学的观点限制于以客体为导向的认知，因为这样的“认知模式”毫无歧义地与视觉形式匹配，但这不能抓住身体活动和视觉之间、情绪和视觉之间的跨模式的互动。为此，Markusen （2008）认为设计符号学应利用形态动力学（morphodynamics)的模型，和对大脑、身体和思维的神经认知学的研究的模式，两者互补。通过案例，这些模型可以解释在概念意义固定在感觉的形态学和结构中的回应环境，可把它称为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美学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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