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建立中国学派的可能性-理论研究-符号学论坛

符号学：建立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作者：谭光辉来源：符号学论坛浏览量：4120 2012-03-31 23:36:28

符号学：建立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评赵毅衡《符号学》

赵毅衡历时四年写成的《符号学》为中国学者进入中国化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宽敞的大门。该论著集西方符号学研究前沿成果之大成，汇各应用符号学之精髓，结合当下文化形态与中国国情，演绎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符号学体系模式，推动了理论符号学的发展。

当代西方学术有四个重要的理论支柱，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其二是精神分析，其三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其四是形式论，形式论最重要的分支学科就是符号学。中国当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同样以这四个理论支柱为根基，实为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引入和运用。除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充分的中国化色彩之外，中国学派的其余三家均未能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加入领跑者的行列，让国内学者深切感受到“失语症”时代已经到来。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拒绝加入与世界学术的对话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建立全面民族化的学术体系未必是治疗失语症的灵丹妙药。因此，如何站在西学前沿，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特点，有效推进世界学术发展，才是中国学人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不乏关于符号学诸问题的讨论，但却没有一个纯理论性的符号学科产生。中国符号学研究仍然处于向西学引进的阶段，中国文化内部的诸多学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产生的力作。

形式论在中国的发展，赵毅衡在《形式论60年》中说得很清楚[①]。与形式论大潮相比，符号学的引入显得不成规模。1980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翻译出版。1985年，张晓云翻译日本学者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甘阳翻译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瞿铁鹏翻译英国学者霍克斯（Hawkes.T）的介绍性读物《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董学文翻译巴尔特《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李幼蒸翻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三联书店）。1988年，李幼蒸翻译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由三联书店出版，开始掀起符号学理论著作翻译的热潮。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翻译过来的重要符号学理论专著包括司格勒斯的《符号学与文学》（1988）、吉罗《符号学概论》（1988）、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88）、艾柯《符号学理论》（1990）、波利亚科夫《结构—符号学文艺学》（1994）、高概《话语符号学》（1997）等等。翻译过来的符号学论著看起来不少，实际上并未让符号学在中国形成系统性影响，《皮尔斯文集》至今未被翻译，仅涉及很少符号学论文的《皮尔斯文选》迟至2006年方被翻译出版[②]。在西方符号学理论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符号学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在20世纪90年代，仅有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和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可以算是立足中国文化的本土化符号学研究。前者结合西学理论，以中西文学为基，开中国本土符号学研究之先河；后者贯以“符号学”之名，实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文化之综合研究，离符号学研究之本质尚有距离。21世纪，在一批学人的努力推动之下，更多的符号学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虽有胡壮麟、丁尔苏、王铭玉等人对语言符号学的推动，但自成体系的中国本土化符号学研究仍然乏力，中国学者的符号学研究多为符号学理论的应用和对西方符号学研究的整理，这就使得中国符号学研究未能加入全球对话，尚未能从理论上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毅衡的《符号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基本原理

该成果以符号学基本问题为中心，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在这些成果基础上进行了发展性的论述与推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超越索绪尔、皮尔斯、卡西尔、巴赫金的新模式，成果主要是对这些学派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与运用、与其他学派的跨学科融合，于理论符号学自身发展并无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符号学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消弭了符号学自身的独立性，符号学成为公用工具却未能有效地独立发展，是西方符号学研究面临的一大瓶颈。受制于文化体系内部的先天性困境，西方纯理论符号学难以为继，这就为中国学者加入纯粹符号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符号学四体系各有优长，如何将其精髓贯通使其成长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公分母便显得极其重要。中国学人对符号学的体系性梳理不能受制于西模式，而是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批判、发展的眼光认真对待这些基本问题，《符号学》为我创造了很好的范例。

上编把符号学理论分成十个基本问题：符号构成、符号过程与不完整符号、任意性与理据性、符号表意、媒介与渠道、伴随文本、双轴关系、符号解释、符号修辞、符码与元语言。下编是在基本原理之上的发挥阐释与符号学理论创建。这些基本问题沿符号表意过程展开，涉及符号传递过程各方面。这一展开模式与西方符号学派各家均不相同，但是却包括了所有符号学家都关心的基本问题。围绕基本问题，梳理各家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本书的重要亮点。兹以《后记》列举的新想法为主脉，罗列该书创新观点如下。

《符号学》开篇便解决了困绕符号学界许久的符号定义问题，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这一定义所指涉的对象，涵盖了已知所有可能被认可的符号。确定“感知”为符号的种概念，有效地解决了潜在符号、零符号、空符号、梦境符号、思想符号和诸多不完整符号的问题。该定义还解决了符号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意义，指出符号学即意义学，这既符合西方学者对符号学的基本定位，又简单明了地解决了符号学的工作与努力方向的问题。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生成与解释的学问，少有人注意到符号意义的滑动与变化。巴特与德里达对符号意义的滑动有过精彩的论述[③]，巴特与德理达说的是结构的开放性与意义的多元性、滑动性或不确定性。巴特强调的是读者参与创造意义，德里达更极端地消解了意义存在的可能性。本书提出的三个符号意义滑动的问题与此相关但不相同：符号的降解——物化、符号意义增值——符号化、符号意义衰减——片面化。这三个概念既是符号表意过程之外的问题，又是符号表意的内部问题，因为正是符号意义生成与继承过程中的表意滑动造成了符号与所指关系的变化。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共时性关系，而是一个共时性与历时性结合的动态滑动关系。符号学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符号表意研究，而是一个非常具有主观性的表意过程研究。符号滑动把静态符号学变成动态符号学，显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符号滑动的概念有德里达理论的痕迹，但是没有像德里达那样把意义的延展推向无限，而是让它中止在某个点，更易理解、操作。

不完全符号的概念整合了分散于符号学研究诸家中提到的边缘符号现象。信号、镜像、无发送符号、潜在符号、自我符号均被基础符号学理论家分别讨论过，但是没有被系统地归纳到一个大概念之中。这一思路有效地解决了符号学中未被实现的符号的归属问题。《符号学》把信号描述为“不需要解释，只需要反映的是信号”，信号是一种不完整符号。信号没有被看作符号的对立物，而是被看作符号的一种，解释可以把信号变成正常符号。潜在符号概念把所有的可以被符号化的物或可感知的物的缺失视为符号，大大拓展了符号学的研究空间。因为符号的种概念是“感知”，所以，没有被感知的物或物的缺失就不能被视为符号。然而，自然界确实有大量符号没有能够及接收者，却不能因此而否认这类符号的符号属性，《符号学》认为大量符号是潜在的，而不是已经被“符号化”的。同时，论者又敏锐地注意到所有符号的发送者必定是符号的第一个接收者，这就为潜在符号的符号化过程做出了全局性思考。无发送符号用来描述那些必须依靠人强加意义才会有意义的符号。《符号学》的精彩论断是：“对无发送符号，解释操作却是‘反者道之动’：接收者反向作倒推，构筑发送者意图作为意义解释的根据。”因符号发送者必定是符号的第一个接收者，“无发送符号”的接收者也必定是符号意图的发送者。“无发送符号”实际上是符号接收者向自我发送意义，“构筑发送者意图”其实是一种假借他人的主动构筑意图与发送行为。在这个理论支撑下，所有理想的符号过程就不可能是不完整的过程。而事实上不完整符号却大量存在，它的“符号化”实现依赖于阐释者的意图构筑或发送者的意图反思。自我符号则把自我纳入历时性中进行讨论，“自我”被看作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主体，后我把前我符号化，自我本身成为符号，前我向后我发送符号意图。极而论之，大部分符号表意都有“自我符号”的初始阶段，符号表意的第一个解释者就是发送者自己。“自我镜像”是符号学中最难解释的问题，本书没有回避，而是取了一个鲜明的立场，自我镜像仍然是符号，因为“我面对我，但是我并不了解对象我的全部情况。”不完整符号是符号学中的难点，论者对这些难点问题做了细致的清理，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和立场，对不完整符号的多类型探讨使我们对符号本身获得了完整的认知。

伴随文本是《符号学》独创的术语，概括影响符号文本意义的诸多文本类型。型文本、副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等在西方符号学中分散讨论的话题被纳入一个概念之中，且建设性地将其分显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很清晰地梳理出一条基本线索。每一次文本解读，只能在“宽解释”式的“全读”与“窄解释”式的“细读”两个极端之间取位。文本创造者对伴随文本的过多运用导致“伴随文本狂热”，对接收者而言则可能导致“伴随文本执着”。这一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文本间性”问题，是文本与文化间出现偏义现象的根本原因。伴随文本极大地影响文本阐释，这一概念有利于发现症候，实现文本与文化的批判。

符号的解释是符号意义实现的关键。皮尔斯的“无限衍义”理论认为任何解释项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符号，因此符号解释是无穷尽的。按这一理论，符号解释永无终结。但事实情况并非这样，符号传达必然能让大多数接收者大致接受符号意图，符号发送者的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停止点，在本书中被命名为意图定点。这一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无止境的符号解释过程变为可终结的现实符号过程。论者还有生动的事例说明对意图定点的巧妙控制可以有效赢得某社群人员的支持甚至实现艺术的创新。意图定点理论的更大意义在于它解决了理论符号学中的关键性难题——符号表意如何可能、符号修辞如何可能，因为在作者看来，比喻实际上就是意图的定点。

符号修辞最难说清的是象征。《符号学》给出了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清晰明了的解释。该书认为，所有象征原先都是比喻，是比喻理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理据性上升的动力是某种比喻在文化社群中反复使用，意义累积而发生的符用学变异，其意义往往是比较抽象而难说清楚的精神，它是一种二度修辞格。象征有三种生成方式：文化原型、集体复用、个人创建，所有象征都是人类创造的。这一重要的理论总结不但是符号学的贡献，也是对所有人文学科基础理论的重要贡献。

符号解释必须依赖符码和元语言。符码是个别的，而元语言就是符码的集合。元语言集合不是指元语言本身是一个由符码构成的集合体，而且指接收者在每一次作解释努力的时候都会调用一个临时性的元语言组合。元语言集合的来源有三：语境元语言、能力元语言、文本自携元语言。由于三种元语言的共同参与，解释者的每次解释都会调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本书的独到之处还不仅于此，论者进一步思考这个复杂的问题：元语言与元语言之间不单只有层控关系，如果同一个解释者在同一次解释努力中调用了不同的元语言集合，会不会发生元语言集合之间的冲突？这种现象随时可能出现，同一层次的相互冲突的元语言完全可能被同一个解释者调用，从而产生“解释漩涡”，这一理论能有效地解决“悖论”或“反讽”问题，悖论和反讽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解释者调用的元语言集合冲突产生的解释漩涡，这是理论符号学的重要发展。

原理部分的十个问题，涵盖了理论符号学界着力讨论的基本问题，该书没有罗列、介绍、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将各家观点整合、批判、吸收、反思、发展。既跳出西方符号学研究四模式的框架，又将四模式的精髓融会贯通。

二、立足当下与本土的理论推演

“推演”部分进一步突破了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既有对基本原理部分的拓展，又有符号学新问题的提出。因此，《符号学》既把理论符号学研究向深度推进，又将其研究领域向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拓展。

符号学中讨论得最早的话题是任意性和理据性问题。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以任意性为基本原则的，皮尔斯发展了索绪尔理论，指出语言符号具有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两种理据性符号和规约符号这一非理据性符号。《原理》在这二者基础上提出了超越性意见：理据性滑动。理据性滑动的基本意思是：非理据性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获得理据性，理据性符号会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理据性丢失。这一论点有效地将符号的表意过程从静态转化为动态，不再孤立、静止地讨论语言问题，是对符号理据性讨论过程中的重要收获。

虚构中如何叙真的问题是从文本阐释理论中发展而来的重要理论，其理论基础是格雷马斯的“叙真方阵”。格雷马斯的叙真方阵没有考虑接收端因而显得很不完整，《符号学》发展了这一理论，将述真问题分解为“同意接受”各类型和“拒绝接受”各类型，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虚构中如何叙真的问题。论者认为，虚构文本（各种艺术）的叙真结构是一个假戏假看模式中镶嵌了一个“真事真看”的接受模式，从而使艺术虚构中的叙真成为可能。在第一个层次中，其结构模式为“作伪意图不可信文本不愿接受”，其中镶嵌一个“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的模式。这一模型的建立使艺术的叙真问题在符号学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标出性”这一概念由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伊提出，然而并未在符号学中广泛讨论。《符号学》将这一观念推演为符号学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对基础理论符号学的重要贡献。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发现了中项偏边现象，中项偏边是文化演进的重要规律，当中项联合正项排拒异项的时候，异项就成为标出项。社会和文化循中项偏边规律以历史翻转的方式演进，艺术通过中项偏边成为标出项而烙上风格标记。中项偏边规律解释了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当代艺术危机也源于此，因为艺术永远是标出的，而泛艺术化、泛审美化使本应为标出项的艺术进入日常生活，得到中项支持而成为正项，艺术便不得不增加标出性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这使当代艺术不得不求险求奇，玩命表演，最终使艺术家疲惫地放弃创新努力，使艺术消失于实用之中。当代社会的危机，在于将艺术的非正常作为生活的正常，从而使人类迷失自我。拯救当代艺术之道，在于返回艺术本身，使艺术重新艺术化，这是非常睿智的判断。

符号学研究必然进入符号文本研究。符号文本分为两类：包含情节的文本是叙述，不卷入人物与变化的文本是声述（陈述、描述），因此，符号学必须讨论符号叙述的问题。这一领域极为广阔，论者在本书中只论述了最简叙述的定义这一基础问题，深入讨论将在“符号叙述学”中进行。最简叙述定义涉及两个重要的维度：1.有人物参与的变化，形成情节，被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2.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叙述与符号的根本区别在于“有人物参与的变化”，与其他叙述定义的区别在于：1.强调人物这个必要元素；2.认为叙述不必“重述过去”。叙述的分类可沿三个方向展开：事实性/虚构性；记录性/演示性；时间向度。本书对符号叙述学的探讨，没有展开，值得期待。

普遍隐含作者概念的提出，也是对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推进。《符号学》没有陷入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的复杂术语群的纠缠之中，直接从符号学角度讨论“自我”与“身份”问题。“自我”与“他者”对应，是“主体”的概念集合，“自我”概念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主体间性，即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来理解。“身份”是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自我”则是身份集合形成的。身份为自我赋形，自我以身份展开，并由各种变动不居的身份累加而成的复合整体。现代社会身份变动不居把自我稳定性抛入焦虑谜团导致自我危机，逼迫自我作纵横移动。本书建议一方面可以向下移动寻找“按符号方式格式化的”无意识作为自我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又可向上位移寻找“他人的自我”或“主体间性的自我”使自我丰富、理想化。这两个方向的寻找均可能使自我处于危险之中，用“中庸之道”解决自我危机便成为现代人防止自我上下剧烈移位的可行之法。自我在时间中的展开被视为横向位移，两个维度的位移可以视为自我这个符号文本的聚合轴与组合轴。更进一步，本书认为自我通过反思认识自我只能依赖于“元自我”。自我通过构筑文本表达自我，然而文本身份并不是自我身份，文本身份构筑作者身份，而非作者身份建造文本身份，这就为阐释学的理论基础增加了符号学论据。在这个基础上，就自然而然推导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对符号文本而言，隐含作者是一个“普遍隐含作者”，是各种文本身份集合而成的一个“拟主体”。普遍隐含作者既可以看作是广义叙述学的推导，又可看作是对文本身份的符号学把握。

符号学进入更广阔的后现代文化领域，能够更有效地指出后现代社会的诸多危机，“异化符号消费”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推演。后现代性以符号方式管理欲望生产为主要模式，物质竞争让位于符号竞争，这直接导致当代符号危机：无限度地追求欲望的欲望，过度娱乐使意义退场，符号表意时空距离消失，面对无限选择时的单轴化生活方式。后现代社会成为符号生产与符号消费主导的社会，社会生产与消费危机靠符号拯救，从而使符号消费成为异化符号消费。符号消费总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那时候便必须回到物的生产与消费这种本真生活中来，后现代社会“再产业化”也便是必经之路。后现代社会中的人因选择过多反而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就不得不依赖“替代选择”，然而替代选择又会造成人的自我的丢失，失去寻找意义的能力和愿望。这种选择能力的丢失还会导致文学经典选择沿单轴运动，即失去聚合轴操作能力，知识分子过度靠拢组合轴操作的群选经典生产方式，可能导致文学界的灾难性后果：文化丢失历史，留下满世界无文本身份可依的空洞人格。

本书最后一个精彩论述，发生在符号学与历史的结合处。符号学覆盖了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唯独历史例外。《符号学》试图寻找到历史演进的元语言：历史中的人们如何用意义活动推动历史。论者将敛财冲动与抑制敛财的冲动并存于一个解释中的局面称为“动制分源”，现代化需要动力，也需要制约，现代性的元语言组分本是可以互相冲突的，而一百年来的中国全盘西化派和儒学救国论者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元语言冲突造成的评价漩涡是历史演进的有效符号力量，因此，中体西用没有错，而中国现代化的危机恰恰在于制动元语言或动力元语言的单边缺失。中国现代化的拯救之道，在于引入西方动力元语言的时候不要忘了在本民族文化中寻找恰当的制动元语言，只要制动元语言不压灭动力，就可以帮助现代化。至此，《符号学》便完成了从微观到宏观、从技术向真理、主体、社会、身份、艺术、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扩散。

三、“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思辨模式

西方学者对符号学诸问题的展开，均有自己独特的思辨模式。皮尔斯的精彩论述散落在庞大的文字碎片之中，格雷马斯用代码代替文字，把符号学变成了抽象的代码集合。西方学者的精彩论述，对中国学人来说有两个巨大的阻碍，一是语言障碍造成的文化差异，二是思维方式与例证的疏离感。如何摆脱西式思维的隔阂进入符号学的大门是本书的重要任务。中国人对待西学向来有四种态度：全盘西化、国粹主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本书从了两个方向进行思辨，为中国符号学派的建立寻求方向。

其一是“中体西用”的思辨模式。这是指用中国式的思辨方式构架全书主脉，用西方理论作为论述的基础工具。按赵毅衡的理解，西学是工具，中学是价值；西是“通”，中是“本”。虽说是在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对《符号学》一书同样适用。全书的思路展开方向，与西方符号学教材差异很大，完全尊重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安排章节。西学各家主要精彩论点，全为论者所用，全书建立的符号学原理与在原理基础上生长的价值体系，全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本书解决的重要的问题包括：1.为什么多计谋的中国人的艺术想象并不比别的民族高？2.为什么“文革”在政治上的符号学策略是错误的？3.为什么当下文化的泛艺术化倾向是危险的？4.为什么中国当下的异化符号消费会带来符号危机？5、中国的经典重估出了什么问题？6、为什么“中体西用”没有错？7、新儒家的整体元语言错在哪里？这些具体的中国问题的有效解决，必依赖于对符号学基础理论的认真清理。因此，《符号学》既有效地推动了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又取得了解决当下中国文化症结的重要收获。

其二是“西体中用”的思辨模式。这一思辨模式的用法与上一条近似，但方向相反。禅宗的诸多精彩论断、中国日常生活现象、古代哲学家的著名言论，均被整合进来作为论述的依据，完成对符号学基本原理的建构。中国学问的现代整合是本书与西方符号学划清边界的表征。例如在论证元语言冲突问题时，举丹霞天然禅师取木佛烧火的例子，在论证符号的物化时用孝元皇太后以玉玺打人为例，论述伴随文本时以《疯狂的石头》为例，都是西体中用的好例。

这两类思辨模式的核心是“中西结合”，即学术研究要为中国服务，要解决中国现代文化、生活、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又要将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中体西用”中镶嵌了一个“西体中用”。二者结合紧密，并不可分，这与其他中国符号学研究学者大异其趣。李幼蒸是中国最早介绍符号学的研究专家，他的的巨著《理论符号学导论》的研究模式是分门别类地介绍西方符号学诸学派的主要成就与观点，未能从问题出发展开中国符号学研究。孟华的《符号表达原理》虽然列举不少中国例子，却很少用符号学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中国符号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在于并没有将符号学真正中国化，更没有做到全方位的中西结合。

国人引入西学的路数，长期存在体用之争。梁启超是中体西用的实践者，王国维是西体中用的最初实践者[④]，主张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的也大有人在，中西如何结合是困扰中国学界的大问题。对“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辨析，李泽厚的态度相当明确，他认为“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都不可取，“只有去掉两者各自的片面性，真理才能显露，这也就是‘西体中用’。”[⑤]但是，这一设想仍然有缺点，因为不论哪种态度，归根结底都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的，即任何一种态度实际都是一种西学引入的方法，都是要为中国思想寻找一个立足点，以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李泽厚说到了真理，但是认为“西体中用”才能使真理显露，仍然难避片面，因为只有真理本身，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四种态度都是靠近真理的方法。只要能接近真理，任何态度都是对的，不必纠缠于无谓的体用之争，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找到正确地认识真理的方法。20年代的学衡派提出融合中西学术的基本设想，却被五四知识分子一棒子打死，然而激进主义思路并没有让中国学术为世界学术做出多少贡献，反而造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失语。以此观之，中西融合、动制分源的学术思路实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用《符号学》中的观点来看，全书就是一个大的指示符号，是中国符号学的转喻。

四、中国符号学的元元语言评价漩涡

任何符号的解释，必须依赖元语言。任何文化的评价，必须依赖元元语言。如果把符号学看作一种文化，是研究文化的文化，那么对它的评价也必须依赖元元语言。元元语言冲突，造成评价漩涡。那么对中国符号学的评价，仍然无法逃脱此规律。文化的元元语言是意识形态，因而，评价中国符号学的元元语言就是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哪些意识形态可能造成对中国符号学派的评价漩涡？

按许多当代学人的理解，当下中国实际上处于“意识形态真空”[⑥]。换句话说，中国评价系统的元元语言丢失了，我们已经失去评价文化的能力。若我们承认这种论点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持此论点的人必然要面对更高一层的元语言悖论，因为评价者必须进入更高一层的元语言系统才能得出这个结论。笔者认为，元元语言永远不会丢失，只可能存在元元语言混乱、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一种既是美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产生出来的。”[⑦]只要有艺术生产和文化生产，就有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真空”，实际上是指没有一个强势的意识形态取得统摄地位的暂时状态，而这正是多元文化社会的基本形态。在这种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最有可能造成冲突，形成评价漩涡。

就现实层面来讲，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处于一种中西交锋、互相混杂的状态之中。西方各类产生于不同意识形态之中的理论同时进入中国，西学内部存在意识形态冲突；提倡国学的新儒家观点亦不尽一致，仍然受不同的意识形态干扰；国家意识形态也试图在混乱之中有所作为。意识形态混乱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真空，不然会造成理解上的严重混乱。意识形态单一化，评价体系自然容易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意识形态多元化，评价结论无法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价值判断必定多元。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中，要对任何一个学说进行令人信服的评价都是无法做到的。

从大的层面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处于中西抗衡的状态之中，这个大的抗衡状态之中包含了西西对抗与中中对抗，共时性对抗与历时性对抗搅在一起，乱成一锅粥。如何从混乱的局面中寻找出一种共识？笔者个人认为仍然存在一种普遍的价值，可以容纳各家思想，这个普遍价值就是对真理的探寻。各种学派都认为自己是在寻求真理，但是他们寻找真理的方向与方法不尽相同，以致互不相让，冲突不断。评价漩涡的形成，都是因为现实利益冲突造成评论者站在了相互冲突的立场。只要寻求真理的努力没有改变，即使发生元元语言冲突，也可以在更高层次的元语言中得到和解。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语言、元语言、元元语言，找寻的是真理与规律，意识形态不能控制它，意识形态是它研究的对象。它本身直面的是真理，而不是立场与利益。因此，虽然各种意识形态有可能试图对符号学作价值评价，最终都将徒劳无功，低级元语言永远无法对高级元语言发言。中国符号学面临的问题在“中国”二字，一旦涉及地域，就会让人联想到价值冲突。这个问题在《符号学》中被轻松化解，因为符号学的中国化并不是立场与价值的中国化，而是事例与问题的中国化，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始终指向普遍的真理。

终上所述，中国符号学派的建立有充足的理由与准备，更有得天独厚的语言资源与文化资源，当西方理论符号学处于发展瓶颈的时候，中国学者的努力必将为世界理论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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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②] 《皮尔斯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③] 参见何林军《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273页，“巴特和德里达：文本与符号的意义滑动”。

[④] 参见庄桂成《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1897—1917年间的中国文学批评生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113页。

[⑤]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第364页。

[⑥] 持此论的学者不少，简单列举几位如下。徐友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一系列巨变使得出现了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真空’，弘扬传统文化好像能达到宣扬爱国主义，增强凝聚力的效果。”贺雄飞主编《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243页。赵毅衡：“我们面临当代世界最大的，也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一个意识形态真空，我们的任务不可能靠反思合法性成问题的规范来完成”。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3页。这个论点如今勿需论证，已经深入到高中教材。张冬梅：“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的一系列巨变使国内出现了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真空’（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怀疑、对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不足……）”，张冬梅主编《2005高考总复习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3页。

[⑦] 阿尔都塞：《抽象画家克勒莫尼尼》，《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