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险可能世界：百年符号诗学概论
作者：唐小林 来源：《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浏览量：5021 2013-08-26 15:02:54
摘要： 符号诗学，是以符号学方法建构的文学理论，是关于可能世界的诗学。近百年来，主要由形式论、结构论、模式论和解释论符号诗学构成，大致走过了一条从“符形学”到“符义学”、“符用学”，再到试图将“三者整合”，深入文化隐蔽机制，全面走向文化符号诗学的道路。
一、绪论：符号诗学的源与流
符号诗学[①] [1] ，[②] [2] ，[③] 符号学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公分母”和“数学”，由此决定了符号诗学的基本特征。它不象其他诗学，比如现实主义诗学、儒家诗学、存在论诗学、基督教诗学等，要为文学提供认识论意义上的基本图式，得出一些关于文学的终极结论。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它象数学、逻辑学在为各门学科运用的过程中，生产出不同的知识。它似“孵化器”，更似一位年轻多产的母亲，在流动不居的时空中，与各种思潮遇合交汇，产下一个又一个的宁馨儿，构成其丰富的符号学文论家族。符号学以其特有的“智慧”，通过改变思想方式，改变和拓宽文学理论的形态、河床和疆域，这也决定了符号诗学不具其他诗学那种“系统性”和“纯粹性”。亦如象棋，规则相同，下法各异，盘盘皆殊。
万变不离其宗。符号诗学的“宗”，在两位符号学理论的创始人：索绪尔和皮尔斯，符号诗学近一个世纪的基本格局、总体面貌，与其理论及理论操作方式密切相关。索绪尔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结构，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3] 。[④] 索绪尔的符号学，还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点：符号之为符号，是依据其在系统中的差异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无理据，是任意性的。差异性原则和任意性原则，使后来的文论家对符号意义的确定性及能指与所指结构的稳定性发生置疑，开出文论研究的另一方向：“解构”，拓开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的另一扇面，突破其封闭系统，走向开放。这是挺有意思的。文论家感兴趣的，还不单是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基本结论，对其走向结论的过程、建构理论的方法，即建构方法论之方法亦兴趣浓厚。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差别/系统、共时/历时、内部/外部、聚合/组合等的二元划分及其学术取向，对构建符号诗学同样发生重要作用。譬如，从聚合/组合引伸出的“隐喻/转喻”范畴，几乎为各种符号诗学所共享。共时性的研究方法，甚至对以“历时性”为其形态的文学史的研究，也激发出新的思路。[⑤] 与索绪尔同时的皮尔斯，不是从语言学，而是从逻辑学走向符号学。他的符号三元理论，对文论发生影响的时间要晚一些，却与当代符号诗学发生深刻联系。皮尔斯认为，符号是“表现”、“对象”和“解释”构成的三位一体。其中的“解释”项，被后来的意大利人安贝托·艾柯进一步生发，极富洞见地提出普遍代码原则，沟通了索绪尔与皮尔斯，整合了叶尔姆斯列夫、巴特、格雷马斯、洛特曼等人的符号学思想，建立起“百科全书”式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和文本理论，对当代符号诗学产生的影响巨大，且方兴未艾。
综合索绪尔、皮尔斯、格雷马斯、巴特、艾柯等人的符号学理论对文论的影响，依据相对的时间顺序，我认为符号诗学诸领域，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主要由形式论符号诗学、结构论符号诗学、模式论符号诗学和解释论符号诗学构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符号诗学几乎走过一条从“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再到试图将“三者整合”，深入文化隐蔽机制，全面走向文化符号诗学的道路。形式论符号诗学偏向符形学；结构论符号诗学偏向符义学；模式论符号诗学偏向符用学，并力求打通三者；解释论符号诗学不仅偏向符用学，而且在整合三者上不断向前迈进。下文分述之。
二、形式论符号诗学
不敢说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当初就受到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影响。事实上，“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的第二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才出版。就在这一年，圣彼得堡的“诗歌语言研究会”，作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第二支也应运而生。只能说，俄国形式主义的某些文论家，比如库尔特奈，与索绪尔有共同的“学缘”，都曾在莱比锡学过语言学。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再加上索绪尔的受业弟子卡尔采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于1917-1919间开始了索绪尔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索绪尔符号理论，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开始并持续发生影响，使之逐渐具有符号诗学的特征。尽管这个学派在20年代后期，因人员流散世界各地，而在形式上趋于解体。
作为符号诗学的俄国形式文论，并未直接提出“文学是符号形式”的口号，[⑥] [4] 。[⑦] [⑧] [⑨] 既然文学作品是一种纯粹的形式，那么“纯粹的形式”，就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理论即是关于这种“纯粹的形式”的知识谱系。这显然是一种文学符号的“能指中心论”。作为能指的文学形式，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逶迤展开的语言符号，就象音乐是一连串流动的声音，绘画是一堆线条、色彩，舞蹈是一系列的身体动作，影视是连贯的运动图像一样。特尼亚诺夫就将文学直接定义为“能动的语言构造”[5] 。[⑩] “文学性”、“陌生化”是形式论符号诗学中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符号“能指中心论”的两个具体展开。雅各布森之“文学性”，被今日汉语学界广泛误读，它绝不是一个哲学的、心理学的和美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在语言学、符号学层面上运作的诗学范畴。换言之，他是从语言学、符号学的位置进入文学性问题的。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就在文学语言的联系与构造之中”。[11] [12] [13] [14] [15] [16] “陌生化”理论，同样是“能指中心论”的诗学观。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17] [18]
三、结构论符号诗学
在符号诗学中，截然划分“形式符号论”和“结构符号论”是困难的，受诟病的可能性极大。“唯物”独尊的前苏联，形式显然“唯心”，20年代中后期，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被迫流散。如果布拉格学派和巴黎结构主义是“结构符号论”的大本营，那么1920年就来到布拉格，1942年又在共同的逃亡途中，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邂逅于纽约的雅各布森，则是其间的信使和先知：他秉持索绪尔的学说，一手牵着俄国形式主义，一手拉着布拉格学派，走向巴黎的结构主义。“俄罗斯”、“布拉格”、“巴黎”，如此血脉相连，怎样一刀两断？
事实上，从“形式”到“结构”，连半步之遥都谈不上，其间的交叉勿容置疑。形式论符号诗学家维诺库尔就认为，以文学作品的“结构为对象，而不是以创造该结构在时间或心理学方面同时产生的因素”为对象，才是在“研究文学本身”，这样的研究，也才具有“文学科学”的品质。[19] [20] [21] [22] [23] 任何符号都是以“感知”作为形式，直接呈现于我们的感官。但是，这个以“感知”作为形式的符号，却是一个结构，一种关系。在索绪尔那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结构；在皮尔斯那里，是表达、对象和解释构成的三元结构。而符号与符号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又构成新的结构，置身于更大的系统。对符号而言，结构生成意义，结构决定意义。文学作为特殊符号，要揭示其意义，就必须研究其结构：“评价一部作品的审美价值依赖于作品的结构”，[24] [25] [26] [27] 结构论符号诗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叙述学。[28] [29] [30] 在符形学基础上，重在对文学符号的符义学分析，是结构论符号诗学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考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构成符义学的基本内容。结构论符号诗学家，力求依据“最小差异性原则”，[31] [32] [33] 结构论符号诗学之所以可能，是基于符号系统的差异性原则，以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原则。正是这两项原则，开启了结构论符号诗学的另一条道路：解构，也因此从“结构”和“解构”两个方向，鬼使神差地依照系统内部的对立与差异，不无反讽但饶有趣味地、在一个更大的局面上建立起结构论符号诗学体系，并使之具有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德里达从任意性原则中发现裂缝：既然能指和所指之间无理可说，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所指保证其能指的确切指向，那么根据逻各斯中心和能指等级所建立的那个结构就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德里达又将差异性原则进行极端推演：不仅符号与符号之间产生差异，符号自身亦产生差异，且这种产生差异的运动永不停歇——因为符号系统内部并不存在一种可以限制差异运动的结构中心（逻各斯）——符号的意义就只能表现为此一运动中的“延异”、“增补”与“播散”。这样，符号意义的确定性被解构。结构论诗学就此敞开另一维度，并由此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结构论符号诗学的两员大将巴特和托多罗夫也纷纷倒戈。这一“倒戈”从反面证明了结构论符号诗学前后期的内在联系。
四、模式论符号诗学
模式论符号诗学，建立在符号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上。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此一观点，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基础：符号学的对象“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34] [35] [36] [37] [38] 符号既是“模式”的，又是“意识形态”的；符号的模式化功能构造现实等符号学理论，对于符号诗学突破单纯的“形式论”和“结构论”具有革命意义。事实上，与“形式论”和“结构论”相伴随的反思，尤其是在后来对其批判的思潮中，已表现出将文学的“形式”、“结构”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贯通的诗学取向。[39] [40] [41] [42] [43] 洛特曼模式论符号诗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充分注意到了文学文本的“交流功能”。文学文本是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共有之物，它使得交流行为成为可能。”[44] [45] [46]
五、解释论符号诗学
洛特曼引发的这场符号诗学的“哥白尼革命”，意大利人翁贝托·艾柯，沿着另一路径，试图将它进行到底。在上个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看到了“接受美学”与“符号学理论”有可能融合的趋势，[47] [48] 滥觞于索绪尔和皮尔斯的两条现代符号学河流，历经半个世纪的奔腾咆哮，终于在艾柯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那里，汇聚成汹涌澎湃的“一般符号学”巨流，为解释论符号诗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坚实广阔的基础。艾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沟通索绪尔与皮尔斯，综合叶尔姆斯列夫多重二元符号论与皮尔斯的三元符号理论，并将后者的“解释项”加以发挥和拓展，创新符号及符号生产理论，突破语言/非语言符号、人工/自然符号的界限，彻底打开符号学的封闭体系，向人类文化全面开放。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在符号和符号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符号组成及其所依据的符码系统、符号或符码运作所依存的文化系统这三大符号学研究领域，[49] [50] [51] [52] [53] [54] 代码促成解释，也促成交流；解释是代码的现身方式，也是交流的前提和过程。解释项在艾柯的符号理论中举足轻重：“解释项是确保符号的有效性的因素，即使在没有解释者的情况下也如此。”[55] [56] [57] 艾柯基于解释的符号和文本理论，虽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也适合文学符号、文学文本，但在我看来，他还没能够建立起真正的解释论符号诗学，或者说他只是为这种诗学的产生和发展，从符号理论、文本理论上开辟和廓清了道路。尽管在《开放的作品》中即现端倪，后来在《〈玫瑰之名〉备忘录》、《阐释的界限》等著作，以及《诠释与历史》、《过度诠释文本》、《在作者与文本之间》等文章中，艾柯的“文艺阐释学”思想声名遐迩，但我以为，这只是对盛极一时的“接受美学”的某种“调和”和“修正”，并非是其符号和文本理论中极富原创性、生发性的解释论向符号诗学方向的深化和丰富，相反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下降”：之所以反而声名显赫，是因为无意中迎合了世俗，即便其“模范作者”、“模范读者”、“文本意图”等概念的提出超出同代人之上。赵毅衡在“虚构中如何述真”、“广义叙述学”的有关论述以及《意不尽言》等著作中，[58]
六、结语：可能世界的诗学
符号学是意义之学，相应地，符号诗学乃是文学的意义之学。但符号学研究意义，与其他人文科学不同，它不直接“给出”意义，而是探测意义形成的机制。换言之，符号学不具体回答“意义是什么”，而是解决“符号如何产生意义”。相应地，符号诗学只是探寻文学意义生成的原因，它是文学的方法论，不是认识论。符号诗学是通过对文学意义形成机制的不断的方法论革命，去持续推动文学新知的产生。[59] 近百年来，随着符号学的演进，符号诗学关于文学意义的探究，粗略地走过了一条从意义在形式、意义在结构，到意义在模式、意义在解释的道路，实现了从较为单纯的文学符形学，到文学符义学，再到文学符用学，以及将三者打通，深入更为隐蔽的社会规约、文化惯例的跨越。诚然，符号诗学的最大梦想，也许是一劳永逸地打捞到文学意义生成的最终模式，或者说探明方法论上的终极成因，但谁知，那只舞动文学意义的看不见的手，被狡黠的上帝隐藏在人类或许永远不能到达、只可无限趋近的地方，这意味着符号诗学有着不竭的动力与永远无法穷尽的魅力。雅各布森、巴特、洛特曼们，各自收获自己时代的战利品，志满意得或不无怅惘地随夕阳西下，而东方初升的朝阳带着一群新生的探索者，又踏上了那条不绝的征程。但前辈留下的遗产是厚重的，且具无穷的启示意义。比如，从雅各布森符指过程分析六要素，到洛特曼符号“模式”与“交流”的两重功能，再到艾柯关于符号“意指”与“交流”两个系统的理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一个道理：符号与传媒，犹如硬币之两面。正如传媒学必然是符号学的，文学传媒学也必然是符号诗学的。越到后来，越深入到今天这个时代的腹地，符号学、符号诗学中的传媒面向，不仅被符号学家越来越重视，而且也会在符号学、符号诗学的研究中，越来越敞现出来，成为要害部门、学术重镇。这里蕴含了符号学和符号诗学发展的无限生机与令人兴奋的广阔前景。[60] 既然符号诗学是文学意义的方法论，[61] [62] [63] [64] [65] [66] [67] 正因为是历险，符号诗学充满陷阱，可供进一步查验的问题不少。比如，符号诗学一不小心，就会沦为一般符号理论或文本理论，而忽略了作为文学理论的特殊性。再如，符号诗学关于文学符号、文学文本意义特性的猜想，依然深入不够，还有大片处女地亟待开垦。再比如，当符号诗学遭遇“解释论”的时候，一种危险就出现了：既然解释就能出意义，其他关于文学意义的猜想是否就显得多余？如是，作为意义之学的符号诗学，就有被自身消解的可能，其作为严格学科的价值亦会受到置疑。在这时，象皮尔斯、艾柯、赵毅衡等符号学家那样，将“解释”始终置于严格的符号学意义下操作，就不仅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几乎是“性命攸关”。
[① ] 台湾学者古添洪有《记号诗学》一书，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出版，据说“是国内第一本记号诗学专著”，“是用记号学的精神、方法、概念、词汇来建构的诗学”，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未曾读到，十分遗憾。
[② ] 1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第 94-101页，商务印书馆，2002。
[③ ] 2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第88-92页，商务印书馆，2002。
[④ ]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02页，商务印书馆，2010。
[⑤ ] 比如艾亨鲍姆认为：“文学的演变是风格和体裁的内部辩证发展过程”，与内容无关（参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378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不是描写的行为，而是一种发现”，这些形式即潜藏于以前的文学史中（参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论》，第5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特尼亚诺也认为：“文学演变的规律即功能和准则变换的规律。”（参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380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这都是从“共时态”角度，对文学史的描述，显然受索绪尔符号理论影响。
[⑥ ] 到后来卡西尔-朗格符号体系里边，才明确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文学属于艺术，当然也是在创造“符号形式”。参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第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⑦ ] 4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载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349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⑧ ] “材料”问题，在思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艺术问题》等中有进一步论述。
[⑨ ] 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维诺格拉多夫在《诗歌语言的理论结构》，日尔蒙斯基在《诗学的任务》、特尼亚诺夫在《文学事实》、《风格学的自述体叙事问题》、《作为演说体裁的颂歌》等文中，都对“纯粹的形式”的特征、重要性，以及与“内容、材料”的关系、区分进行了论述。请见扎娜·明茨等编、王薇生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⑩ ] 5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第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1] 6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4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2] 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第10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13] 转引自《文艺理论研究》，第93页，1992年第2期。
[14]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17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 雅各布森：《现代俄罗斯诗歌》，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345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16] 雅各布森：《现代俄罗斯诗歌》，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372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17]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载《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内布拉斯加1965年版，第12页，转引自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4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9] 维诺库尔：《诗学·语言学·社会学》，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60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0] 托马舍夫斯基：《文学理论》，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373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1] 请参维克特·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抒情诗的结构》，参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佟景韩译，第209-29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22] 比如伯恩斯坦认为：“诗歌的结构分析，应当规定诗歌分成为哪些部分，在诗歌分成部分时，一些材料的（语音的、句法的、语义的）因素起着何种作用，用什么方法分清部分，并将它们结合为一个艺术整体。”参见伯恩斯坦：《朗诵理论的审美前提》，扎娜·明茨等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第351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3] 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这两个学派对具体事物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与形式主义相反，结构主义不愿使具体事物与抽象事物对立，也不承认后者的特殊价值。形式由与自身不同的素材的对立来界定。但是，结构没有特别的内容；它本身就是内容，可以理解为是实在物的属性的逻辑组织中的内容。”参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黄锡光等译，第11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4] 托多罗夫：《诗学》，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2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5] 托多罗夫：《诗学》，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19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6] 罗兰·巴特：《文学科学》，《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第12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27] 参罗曼·雅克布逊、列维斯特劳斯：《评夏尔·波德莱尔的〈猫〉》，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佟景韩译，第212-23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28] 有学者基于“从众原则”、“方便考虑”和“学理原因”，建议中国文论界统一用“叙述”取代“叙事”，笔者认为很有道理，尤其赞成“只有被叙述出来后才成为事件”的观点，所以本文采用“叙述”。参赵毅衡：《“叙事”还是“叙述”?——一个不能再“权宜”下去的术语混乱》，《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9]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第10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0] 杰姆逊曾用其理论分析《聊斋志异·鸲鹆》。参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第四章第一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1] 罗兰·巴特：《结构主义活动》，载《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第29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2] 罗兰·巴特：《结构主义活动》，载《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第28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3]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第1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03页，商务印书馆，2010。
[35] 不同的翻译用词不一。请参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第11-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第6-7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36] 落实到文学上，巴特同样认为：“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它总是被某些来自传统——也就是来自社会——的言语模式所充满。”参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第1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7] 参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号》，敖军译，第32-47页，第三章在物与词之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8] 杜桂枝：《莫斯科一塔尔图符号学派》，《外语学刊》，2002年第1期。
[39] 比如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符号与意识形态同在，“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见巴赫金：《周边集》，李辉凡等译，第3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而杰姆逊《语言的牢笼》，对形式论、符号论诗学的思辨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使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40] 转引自汪正龙：《穆卡罗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兼论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41]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第3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2] 转引自张海燕的博士论文《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研究》，第79页。
[43]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第3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4]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第3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5]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第3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6] 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第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7] 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第2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8] 之所以称“解释论诗学”，是想与读者中心论的“阐释”区别开来。“阐释”在如今的文论中，已有自己的“约定俗成”和确切所指。事实上，艾柯作为符号学的“解释”与作为接受美学的“阐释”之间，有着明显的分野。另文再论。
[49] 参约翰·费斯克对符号学研究三个主要领域的划分，具体见翰·费斯克著《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第60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
[50] 艾柯说:“符号学研究能用作符号的所有事物，能在意义上代替别的事物的就是符号，这些事物不一定存在或只在符号代表它们时才出场。因此，符号学原则上是研究一切可以用来说谎的东西。”（参Winfried No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1990, pp.325-326.）他在另一处又说:“我建议把符号界定为这样一种东西，根据既定的社会习惯，它可被视为代表其他东西的某物”。（参Umberto Eeo，A Theory of Semio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16.）他更简单的说法是：“一个符号是X，它代表一个不存在的Y”。（参Umberto Eeo，A Theory of Semio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当然，洛特曼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符号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具有实现替代功能的能力”。（ 转引自张海燕的博士论文《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研究》，第78页）
[51] 我觉得，只有生造“元符号”这个概念，才能明确表达艾柯代码的实质。
[52] Umberto Eeo， A Theory of Semiotics，
[53] ?原资明：《埃柯：符号的时空》，徐明岳、俞宜国译，第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4]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第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5] Umberto Eeo， A Theory of Semiotics，
[56] Umberto Eeo， A Theory of Semiotics，
[57]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141-158页，第六章伴随文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8] 参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有关章节，及赵毅衡著《言不尽意——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不认为由艾略特、瑞恰慈引导的美国新批评属于“标准”的符号诗学，虽然它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在文本，并给予了“语义分析”、“细读法”等意义分析工具，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文学的意义就在“文本”，不在别处，更没有完整地揭示出文学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虽然瑞恰慈《意义的意义》对文本符号分析所作出的贡献是如此的卓越。
[60] 四川大学2006即成立“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举办“符号学论坛”网站、《符号与传媒》杂志，以及“符号学-传媒学动态”电子期刊，可谓得风气之先，引领学术前沿。
[61] 国人有轻方法论，重认识论的倾向。没有方法，何来认识？
[62] 所以，凡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待和评价符号诗学，哪怕是其中的概念，比如“形式”、“文学性”等，都不得要领。
[63]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4] 托多罗夫：《诗学》，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19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65]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7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6] 列文就将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讲义》称为“一本正统的独一无二的充满符号乌托邦的符号学著作”，转引自张海燕的博士论文《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研究》，第13页。
[67]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7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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