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类生活历史世界是否具有如叙述文本所呈现的故事性样式，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问题。本文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叙述主义内外宽广的理论语境下通盘考虑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反观点，认为基于叙述理解与实践活动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根本理由，关于历史潜在地具有故事性结构的主张可以获得正当的理论辩护。

关键词 历史本体论 叙述 故事

1970年明克（Louis Mink）在“作为理解模式的史学与小说”一文中提出，“故事不是被经历的而是被说出来的”。（Story is not lived, but told）[①]这是我们今天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专业文献中较早看到的关于生活—历史[②]与故事关系的（否定）论述，以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一举成名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这一问题上与明克“同调”，[③]他们两人是历史故事性否定方的主要发言人，其观点具有代表性。生活—历史世界之是否具有本然故事性结构直接说来是一个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话题，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谈论更多似乎是出于对史学文本的认识论或修辞学反思，[④]这是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将之考虑在内的。此外，关于这一话题的思考和谈论不仅局限于历史哲学专业领域内，在萨特、麦金太尔及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和其他许多人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思考与言说，其中萨特的观点甚至早在1930年代的《恶心》一书中即已成形。众多理论家对这一问题“歧途同归”的兴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理论魅力与价值，同时亦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在这样一个广泛的学术背景下全面思考历史存在的故事性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提出并为历史具有内在的故事性这样的本体论立场提供正面辩护。

 

和几乎一切哲学问题一样，人们围绕历史是否是故事的不同观点不但涉及实质性的思想分歧，亦牵涉因概念、论域的不同导致的思想混乱，所以，概念与论题的澄清是必不可少的首要论述步骤。

本文论题所包含的“历史”和“故事”作为自然语言概念正好都具有相互联系但区别明确的主客观双层含义。幸好中文中我们恰好有“史学”一词可以用以指代历史作为文本的主观义，因此，本文论题乃专指客观历史存在本身的故事性。至于“故事”，今天日常语言中均作“叙述性文学作品”即虚拟叙述解，所谓“虚应故事”。但究其本义，它原训为“过去的事情”，与历史（英文The Past）正好同义，这从今日汉语中仍大量使用的“故旧”、“故人”、“故乡”乃至“故纸堆”的构词法中即可窥其消息。英文（及法、德等西文中）“History”一词均含故事义，日常语言中西人往往乐于将之拆字为his story。故事（Story）和叙事（Story Telling）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叙事是故事的动词化语言事件，而故事则为叙述的名词性结果。“故事”作为叙事文本的今义在认识论上落脚为纪实与虚构之分，通常认为文学故事为虚，史学记述为实。在语言文本或修辞层面，故事指的是叙述性语言构造，基本的时间顺序、可辨别的开头、中间与结尾，可理解的情节及贯穿性的意义线索等是故事的基本构成要素。与此相联系，当我们在本体存在的意义上言说故事时，则指的是与故事文本相对应的结构或存在样态。准此，本文论题所关注的是客观历史是否具有小说、戏剧、神话以及史学叙述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上述故事性形式特征与结构。

对故事的通常理解往往暗中取法于文学作品，当怀特[⑤]质问“世界真的以精致故事的形式向感知呈现了自身吗？这些故事有中心主题，严格意义上的开端、中段与结局，以及令我们在每一开端中瞥见其‘结局 ’的融贯性”时，[⑥]他心中浮现的显然是故事的文学形象。文学故事尤其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故事的戏剧化“巧构”[⑦]（无巧不成书）与生活和历史在有机化乃至理想化程度上的存在明显的反差。作为有机整体，小说、戏剧的每一局部细节都丝丝入扣地指向和服从于整体，用罗兰·巴特的话说，话语中是没有“噪音”即没有冗余的。就像记得是契诃夫说的，戏剧第一幕墙上如果挂了一枝枪，在终场前它必须打响。小说世界中一切都是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就像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有解释且果报分明。这一切当然令人猜疑现实生活是否像小说世界？然而，文学故事并非故事的唯一样式，以之为标准考虑历史存在的故事性是导致误解的基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即便文学界中人亦早已意识到那种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类型过于明确的条理性恰恰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⑧]因此，20世纪文学作品除侦探、武侠类外基本摒弃了19世纪的“巧构性”，例如，为了更贴近生活的原生态，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各种无关人物、情节的纷然杂陈，在开始似乎别有意味的出场人物尔后却完全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中，令欲知“后事”的观众期待落空。总之，如果说文学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是强故事性，那么，客观历史所具有的则是弱条件的故事性。

在概念层次上，历史之是否为故事的问题不但涉及对故事涵义的清晰理解，还牵涉到对历史的具体界定。前此历史哲学对“历史的意义”与“历史中的意义”的细致区分对我们理解历史的故事性是富有启发的，同样，说历史是故事既可能指关于整个历史本身的统一整全故事（The Story of History），亦可以指历史中具体的各种故事( Stories in History)，这在语言上可以分别表述为历史（整个）是（一个）故事与历史中有故事的不同。在此，文学故事对历史故事理解的影响再次表现出来。文学叙述作品往往构成封闭独立的文本世界（而史学文本则是具有相互参照的互文性的），如“大观园”就像是一个将一切囊括其中的“小世界”，由此造成整个生活世界不多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统一故事的印象，而现实生活或历史如福柯和萨特们所揭示显然不能被完全装进任何一个故事框架内，相反，综观现实生活世界，其中充满断裂、冗余等从故事的有机角度看不谐和的因素。从存在形态上说，人类历史从整体上说在时间荒野中诚然漫无际涯、无首无尾，但其中诸般事项则未必如此。进而，历史中的各个时代与各种事件亦在相互依存中成立，不存在先验的开端事件或结局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着经验上可确认的因果以及首尾、始终关系。在历史中有（各种）故事的意义上肯认历史是真实的故事应是我们的论题所在。正如关于历史整体意义的思辨一样，视历史本身不多不少正好是一个故事或一套故事亦只有在奥古斯丁式历史神义论的假设下才有可能。[⑨]因此，本文关于历史故事性的主张是在历史中的故事而非整个历史的故事的思辨意义上立论的，换言之，我们主张的是历史中有真实的故事。必须指出，说历史具有故事性不等于说历史只是故事而绝无非故事性的成分，相反，否定历史故事性的主张严格说来则必须证明历史并不具有丝毫故事成分，史学之为故事完全出于文学性手法在史学文本中的运用。[⑩]

关于历史故事的最后一个需要加以厘清的问题是其存在层次或范围。法国年鉴学派强调对历史长时段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由此拒斥传统叙事史。他们的观念与实践揭示了历史存在的尺度问题，以及在宏大时空尺度上历史存在样态的变化，但由此否定事件层面上史学叙述的地位则失之偏颇。按照我们的理解，历史的故事性主要体现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经验尺度上。顺便指出，在话语的层面上，故事叙述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性，就是其以自然语言对经验平面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历时性描述与科学在人工符号中对世界的抽象共时性把握的根本区别，故事是经验世界的事情，除了历史与自然分别为人类世界与非人世界的区别之外，这一点对于说明自然界本质上为什么没故事应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总括以上论述，本文所欲辩护的是这样一种本体论立场，生活与历史在经验层面及局部范围内潜在地具有特定的时间性及情节性样式，在与文学故事有别的弱意义上，故事是人类历史中的客观现实，这正是我们籍文学与史学获得对生活—历史意义理解的根本理由。以下我们将会看到，对历史故事性的一些否定意见或疑虑可以由此廓清预先排除。

 

传统史学由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兰克、柯林武德的主流观念认历史为我们所经历但未经叙述的故事（untold story or lived story），而史学叙述则是其语言表现形态(told story)，二者有如叙述学所谓“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叙述是对生活、历史的“模仿”。然而，这样一种直观信念在当代历史哲学内外被当作不求甚解的天真观念遭到质疑：明克、怀特、汉斯柯纳尔（Hans Kellner）以及安柯斯密特（Franklin Ankersmit）、罗兰·巴特等基于文本（而非语言分析哲学陈述句子）的修辞、符号学反思基础上的文本建构主义立场提出史学叙事无底本的主张，萨特、福柯直接基于对生活—历史的形上本体思辨和后现代思维解构历史的故事性。在理论光谱的另一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卡尔（David Carr）、帕特尼（Nancy F. Partner）、卡罗尔（Noel Carroll）及诺曼（Andrew P. Norman）洛伦茨（Chris Lorenz）等学者针对怀特观点的直陈反驳，他们分别从经验的时间结构、人类生活实践内在的情节性、叙述与生活的互动等角度试图对生活—历史的故事性进行论证；此外，我们在例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阿瑟·丹图（Arthur Danto）乃至历史哲学圈子之外像麦金太尔、理查德·卡尼（Richard Kearney）、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克利斯蒂安·斯密（Christian Smith）等人的论著中可以辨认出关于历史故事性的或隐或显的肯定理解。以上所列举的名单当然并非完备，但它已足以提供一个关于这一论题有价值的主题线索。

明克与怀特质疑历史故事性共同的纲领性提法，是故事是被讲述的而非在现实生活中实际经历的。理由是，明克说：“生活本身是没有开始、中段或结束的”，这些都只存在于“我们事后向自己讲述的故事中”。“只有在回溯性的故事中才有未完成的愿望，错误执行了的计划，决定性的战役与观念的萌芽”。[11]怀特亦认为，“我们不会‘生活’在故事中，尽管我们事后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我们生活的意义”。[12]这里所涉及到的第一层意思，是现实本身没有绝对的起点和终点，任何事情之前或之后都存在更前和更后的事情。进而，由首尾规定了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我们从生活没有开始与结束的说法中可以察觉到以生活整体为对象绝对化的形上思辨气息，而这是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予以排除的。现实或历史当然不像书本上的故事可以被妥贴安置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之间，但这只不过表明了生活中各种事情的相互缠结，并不表明其间不具有各个事件相对分别的界限与及其始末。

上述言论中比较深刻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生活—历史内含的“当下进行时态”及“过去或完成时态”不同时间基点上两种存在形相变换的洞察，伴随而来并与之相重叠的则是“当事人”与“叙事者”间不同认知视角的转换。

同一历史在当下与事后不同时间基点上呈现出的本体论差异可以分别标示为历史Ⅰ与历史Ⅱ。[13]历史Ⅰ属于本然生成中的动态存在，它面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从而具有可能性的品格。历史Ⅱ则是定型实然存在，此际，前此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已经隐没在最终惟一实现了的现实性之中。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是，在历史Ⅰ中故事尚未结束，只有在历史Ⅱ的层面上故事才存在和可以被讲述。正是基于对此的认识，怀特才说经历的故事的说法是矛盾的。注

故事的结尾总是在将来，分析历史哲学家丹图通过他所谓的“叙述句子”对此做出了清晰的语言分析。叙述句子在字面上描述的是一在先的事件，而其成立则参照了在时间上晚于其所描述事件的后来事件。例如，只有在 1930年代以后的时间点上中国人才能有意义地说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尽管严格说来其“本事”发生在1893年。在当下处境中即使是“理想编年者”也不具有叙述者的时间视点。[14]并且，事件发生的方向与对事件的叙述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开始，在当下历史中（historical present）中我们总是面向着未来，而故事虽然表面上也是顺着说的，可实际上则是“张果老倒骑驴”式地由后说前的，齐克果（Kikergard）所谓“向前活，往后说”（we live forward and narrative backward）。在叙述中我们是“被故事的结尾紧紧咬住”的。[15]

上述观点对不同时间基点上事情本身暗中的本体论转换及其与叙述之间微妙关系的观察本身是深刻的，但由此得出“或者活着，或者叙述”[16]的截然二分则未免言之过甚。就每一当下言之，事件诚然总是居于未完成的时间之流中，对于事情的当事人来说，故事永远在形塑中。但是，就算对生活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极端的瞬间当下进行时的理解，[17]对于历史我们却恰恰无权这么做，因为，历史之为历史恰恰立足于过去时或现在完成时的存在，“历史出场每当历史不再”[18]。从叙述的角度看，史学与文学本质上均蕴涵“事后诸葛亮”式的全景视角。因此，上述论点丝毫无损历史之为故事的可能性。因此，“经历”故事与“说”故事间的时间间隙最终说明的只是认知上的差异而非存在上的差别。当事人对一些东西不如尘埃落定后故事讲述者那样了然于心，但这只说明其可能不知，却不能证明其所经历的不是故事。借玉?生诗言之，虽然惟在“追忆”中人方觉“此情可待”，当事者“当时”处在“惘然”不觉中，但这并不能改变“此情可待”的客观存在。否定生活—历史故事性的人心中现实生活的当事者与叙述者截然对立的图像根本上忽略了在生活与历史实践中“我们其实总是努力占有一个类似故事作者的地位。”[19]

对历史故事性的否定逻辑地蕴涵关于历史存在只是时间之流中无头绪、无结构的一片混沌的看法，事实亦是如此。在怀特们看来，历史实在用是一片混沌状态，它只是“巨大的无意义事实、事态与事件的堆积”，[20]其对应的文本形态就是年代纪或编年史，它仅仅是一种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直接记录下来的记事，并没有“一个结构”或“意义秩序”。[21]援引现象学的理解，人们对此提出反驳说，人类任何当下经验其实都是在过去暂留与对未来的预期二者之间呈现的，也就是说，世界即使是在我们的被动经验中“已经是被结构了的”。[22]基于对故事叙述与人类经验时间性品格间“并非偶然的联系”的理解，法国现象学家利科在其巨著《时间与叙述》第一卷中详细论证了“经验的准叙述性质”。[23]总之，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无论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是孤立事件无结构的排列”。[24]我认为，关于历史实在的这样一种看法的背后归根到底还是那种文学式的强故事观作祟。在此，并非偶然的是，小说家张爱玲就说过“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这样的话，她将此比喻为“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打成一片混沌”。她并且将历史与小说相比较，主张历史不应像艺术家那样追求叙事的“完整性”。[25]有趣的是，钱?书在他的小说《围城》中借人物之口在表达关于现实的看法时使用了同样的“收音机喻”：世界的情形好比一个有不同频道的电台，如果我们在收音机上平移旋纽，则听到的是东一个台西一个台支离破碎、莫名其妙的各种片段，但他进一步说到，如果你选定某一台节目听下去，在它的“上下文”中“就了解它的意义”了。[26]可以补充的是一点，一般说来固然不存在由各个频道内容有机构成的总内容，可是有时我们在两个频道间甚至亦可以听到具有连贯性的内容。因此，摒弃关于故事的文学性理解及历史之为整全故事的观点，主张历史内部无故事即无客观脉络可寻，无可以理解的意义是不成立的。

关于生活、历史内在故事性最根本亦最有力的论证莫过于叙述与生活的互动关系，这构成对割裂历史与故事（叙事）的根本反驳。直白地说，人类不仅在语言上是故事的讲述者与听众，更是自己生活—历史故事的创作者,并且，语言中的故事对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的形塑有着深刻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针对明克、怀特故事是被叙述而不是被经历的说法，麦金太尔针锋相对地说：“故事在它被说出以前就存在。”（Stories are lived before they are told）[27]

人类在观念与实践两个维度上都是具有超越性的存在，就前者而言，我们具有超越当下时空“将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作为今后被述说的故事的一部分来看待”[28]的历史眼光，即海德格尔所谓“先行到死”的存在理解。正如帕特纳富于教益地提出的那样，人类历史感与故事感是一致的。[29]在实践层面上，人至少在有意义地生存的层面上“其实总是努力占据一个类似故事作者那样的位置”，[30]或如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人在他的虚构中，也在他的行为和实践中，本质上都是一个说故事的动物”。[31]归根到底，讲故事、听故事的人和行为者是同一个人。在此，行为的目的指向使之具有未来参照的性质，目的成为生活实践故事的预设结尾，由此出发，特定行为或事件具有类似故事的完形整体轮廓。参照目的，手段被选择，步骤被筹划，当下周遭事物作为有关与无关的构成前景或进入背景，和叙述对情节的组织一样，原本也许浑然一片的生活亦围绕特定实践行动被整合起来，逐步具有了情节梗概和故事的轮廓。

对于叙述与生活历史实践的相互交织关系，卡尔概括道：“故事因其被经历而被述说，并且按所述说的那样被经历”。[32]或按利科的透彻论述：“如果说事实上人类行为能够被叙述，那是因为，……行为本身总是已经被符号所中介了的”。[33]海德格尔爱说人是能追问存在意义的“此在”，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在本文的论域中，人对生命与历史的理解无非是在故事中的理解。并且，“创造历史与叙述历史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34]故事历史[35]与历史故事相互塑造，“故事依其被经历的那样被叙述，并像它被叙述的那样被经历”，[36]《春秋》是纸上的历史，历史是展开的春秋。意大利学者艾柯在其1994年的一本书中以14世纪以来与圣殿骑士有关的故事为例对“小说塑造生活的机制”作了有趣的阐释。[37]顺便指出，生活与艺术也是相互模仿的，原本是师法造化的画写江山进而产生江山如画的理解。

当然，现实中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故事不是依任何“作者”的意愿一义地写定，这是文本中故事与现实故事的区别所在，但这对历史的故事性并不构成根本威胁，不同行为在特定时空及事项下交织呈现出相互关联的客观“情节”是很正常的，就像语言并不是某个仓颉而是众人的“创作”，但最终却呈现为有条理的系统。此外，生活实践中本来要进这个屋却身不由已推开了另一扇门，或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类的际遇可谓所在多有，这分明是生活与历史中真实发生的悲喜剧。

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生活与叙述的辩证关系，由于人行为者与叙述者的双重身份，生活和历史被内在地赋予了故事性的结构，而文学和史学叙事才成为我们得以理解生活与历史的精神方式。历史非故事论者总爱说故事结构是由叙述者外加于混沌世界的语言构造，如果要这样说的话，这首先是因为人作为行动者在生活历史实践中首先将秩序与意义（故事）加诸世界。与怀特同为叙述主义阵营中人，利科对历史故事性的正面肯定值得重视。他坚持经验的准叙述性质与生活的“潜在故事”性，其根本结论是，现实的未经言说的故事是文本故事的根基（anchorage points），对故事的言说、阅读与理解只不过是那些未经言说的故事的延续。[38]

关于历史故事性正反方观点的直接论辩大致如上，但是，怀特以及安柯斯密特主张历史非故事论理由背后的直接原因或理论动机是他们对于历史叙述所持的文本建构主义观点，前者对于后者来说实际上是其史学叙述虚构性观点逻辑地要求的支撑点，因为，假如历史是故事，那在理论上对后一立场将有釜底抽薪式的效果。

众所周知，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洞见是对史学的语言文本与修辞学审视，他关于史学叙事在超出单一语句的文本层面与文学文本分享虚拟叙事手段的见解现已广为人知，其要点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其一，史学叙述在文本构成上可以辨认出与文学叙述异曲同工的话语模式、编排方式等叙述手法，无非都是将事件编排为传奇、喜剧、悲剧或闹剧诸种情节类型，使用隐喻、提喻、转喻、反讽等喻义手段。在他看来，历史事件本身并不直接呈现为故事，更不具有例如内在悲剧、喜剧或闹剧结构，将事件处理成任何一种故事类型在“事实”或“逻辑”上均无根据，[39]这只是史家加诸散乱历史事件的人为释义手段，它在本质上可以被看作是“文学虚拟物”（Literary Artifact）。[40]一旦读者识别出史学文本内含的故事类型，他就获得了对所讲故事意义的理解。

其二，历史叙述的虚构性还表现在选择性上，同一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既可以被编码为悲剧，亦可能找到可信的史料以同样的合理性被赋予喜剧的性质，并且，同样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史学叙事中可以充当不同的情节要素，具有不同的意义：“国王的死在三个不同的故事中，或许是开头、结局，抑或只是过渡性事件。”[41]换言之，语言的不一致性暗示相应实在对象的缺失。

基于上述认识，怀特将史学与文学叙述等量齐观，认为“所有故事都是虚构”[42]。在此，其暗中当作前提的是文学叙事的非真实性，可是，这一前提本身是否无懈可击？文学在虚拟外貌下涉及“关于事实的普遍类型的再现”意义上的真，[43]可以视为某种“虚构的真迹”。[44] 艾柯说得好，“小说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寄生虫”，[45]任何最大胆的文学创作总是以现实为底子的。史学与文学间虚与实的界限其实并不如我们可能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即在文学内部，由神话、童话到小说、历史小说乃至纪实文学之间就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真实性等级或现实主义程度，这对我们理解文学与真实的关系当不无启示。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在怀特的用法上，虚构的意思与虚假尚有一间之隔，[46]是侧重在人为创制的意义上说的，因此，跟巴特认为“历史叙述正在消亡”[47]的消极看法不同，他认为这并不“贬低我们赋予史学的知识地位”。[48]但他确实认为，史学故事在根本上乃人造文本构造而非脱胎于客观实在，由此否认故事在历史实在中的客观存在。在这一点上，他关于客观实在性的理解的确表现出人们所诟病的“类似于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49]

正如人们注意到的那样，怀特所谓史学故事文本乃是文学性叙述结构加诸历史事件做成的观点与康德关于知性范畴加诸感性经验材料做成知识具有明显相似之处。[50]我们知道，继承休谟关于因果关系非客观实在性质的论证，康德亦不认为知性十二范畴为自然界所固有，但却无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经验有效性知识的成立。正如有人所说的，“在康德的理论中，想象力对知觉起作用，但是我对我的房子的知觉绝不是虚构的”。[51]不过，科学知识所及乃现象世界，关于世界本体（物自身）是怎样的则付之阙如了。依照这样的思路，我们也许可以对怀特的观点做这样的推想，由于故事与叙述话语结构的内在关联，我们无法将之推及历史实在本身。这样，既于其否定历史故事性的基本论点无碍，又能为史学叙述及其认识论地位留一步地。不过，如果在康德式本体论的意义上看待历史故事性问题，不可知论是无可避免的后果。因此，我们倾向于丹图所主张的斯特劳森“描述的形而上学”立场，肯定我们描述和谈论世界（叙述）的方式与世界的存在方式（故事）之间的一致性或连续性：“对我们思考和言说世界的方式的哲学分析最终成了对世界的一般阐述，……产生出描述的形而上学。”由此，“叙述例示了我们表现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关于开始与结束、转折点、危机与高潮的语言与这一表现方式纠结得是如此紧密，以至我们关于自己生活的图像必定深刻地是叙述性的。”[52]

至于叙述的不一致性，其所表示的与其说是“底本”不存，不如看作“底本”多重性的表现。丹图讨论过像“搞法国革命”这样的事项动词（project verb）所涵盖的多重现实。[53]作为法国史上与1789年这一时间段相关的“事项动词”，“搞法国大革命”当然不是对于那一时期内所有法国人都为真，即便对那些参与到法国革命中的人，亦非每时每刻为真，“比如，在搞革命”的同时还可能在“搞对象”。因此，“文革”是民族之浩劫与对特定背景中的孩子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是并行不悖的。所有这些只不过表明了真实的故事与纸上故事在复杂性程度上的区别，表明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多面相性即多故事性，却不能作为其非故事性的论据。[54]

古斯曼（Lionel Gossman）在《历史与文学》一书中对当代史学与文学中非实在论与非现实主义的同步现象有深刻的观察，[55]而前此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司各特历史小说出现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56]其实，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怀特、安柯斯密特以及罗兰·巴特等理论界新派人物所持的历史非故事性观点与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乃至萨特的有关思考在理论上的共鸣，从各个角度折射出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理解，从根本上说，对历史故事性的后现代状况即利奥塔所谓的“质疑大叙事”以及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历史感的消失”有深刻的关联，而这最终均聚焦于意义问题。意义断裂处，故事不复存在，故事的瓦解与意义的失落间有着深刻的思想史关联。

故事叙述与意义建构和理解（Story telling and Sense making）的关系是学术界的共识，正是通过各种或虚或实乃至亦虚亦实的故事，我们赋予世界以可资理解的意义，使它在我们眼中逐渐由神秘变得清明，由陌生变得熟悉。因此，故事感的破灭无论对于个人（佛洛依德）或是文化都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症候。在这方面，萨特等法国哲学家及荒诞派戏剧家关于故事与生活断裂的体认与艺术展现，其根底正是存在意义的失落即“荒谬”感。

萨特著名的口号是：“存在先于本质。”换言之，存在本身是没有本质即内在规定性的，也可以说是不具有内在意义的。《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曾计划撰写一位18世纪外交家的传记，为此一直努力在图书馆中查阅资料。支撑这种行为的是这样一种的世界观，即相信生活经验可以被讲述成有条有理的故事。但有一天他却“突然地、表面上毫无理由地认识到我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欺骗自己，”[57]他现在终于醒悟到，生活与故事是两码事：“当存在突然揭开了面幕，……现在只剩下一堆柔软的、怪模怪样的形体，乱七八糟”，[58]在此，存在的异形喻示意义的丧失，其所导致的身心反应就是“恶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叫人上当的是：一个人是各种经常要讲历史的，他在自己的历史和别人的历史的包围中活着”。[59]作为他的反衬，书中对主人公女友安妮看待生活的文学眼光和试图以字母顺序读书达成对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理解的“自学者”的反讽也都透露出对生活世界有意义秩序的不信任。洛氏最终放弃了自己已进行多年的写作计划，宣告故事的破产。

萨特关于存在无内在意义的形上体认在另一位存在主义者加缪那被正式命名为“荒谬”，而其戏剧表现形式则是同样发源于法国的“荒诞派戏剧”。荒缪或荒诞感的产生依加缪本人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个能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的幻觉和光明消失了，人便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这种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布景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60]贝克特《等待戈多》《上课》之类荒诞派戏剧在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戏剧”表现为缺乏传统戏剧有头有尾的情节叙述，其开头与结尾几乎一模一样。这可以被理解为“正视失去了原本意义与目的的宇宙的方式之一”，而“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作肯定性叙述总是一种蛮干行为”。[61]

如果说上述诸家直面的主要是形上层面存在意义的迷失，在故事—意义关系的另一端，福柯、利奥塔则是从意义解释权即意义的权力机制对各种现代性叙述提出质疑。利奥塔对后现代气质的经典概括是对所谓元叙事的怀疑，其基本形态正是启蒙叙事所代表的历史哲学的叙事。[62]根据福柯关于权力的“谱系学”眼光，传统的史学叙事话语可以被理解为是以口述与书面的方式为权力加冕的仪式，通过对历史话语权的控制，权力使人服从。[63]关于叙述与权力关系的具体机制，有学者指出，故事所特有的内在融贯性使得其中所讲述的事情显得像是具有不可避免的本然因果性，而权势者在故事中又是以主角的身份出现的，这样一来，其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上位于是就像支配叙述的逻辑那样让你觉得是那么的自然和必然。[64]为了反抗这样的史学叙事，福柯对之行“知识考古”的逆向操作，解构前此被精心纺织从而看似天衣无缝、光滑平整的统一连续性历史画面，揭示长期被压制和掩盖着历史的“断裂”、“离散”和“异质”、“非连续性”的一面，“让历史的滑稽剧重新开演”。[65]他自己的史学性著述如《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涉足的都是前此人迹罕至的边缘领域。怀特和安柯斯密特对福柯和利奥塔均不陌生，相信这些观念对他们的历史故事观是有影响的。

不论是由意义模糊或失落导致的故事难以讲述，或者是一元权威叙事对意义的劫持均是实情，但我们不应将之误解为故事的终结，而只不过是时代变迁导致原有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失效，它所提示我们的是，新时代应该有新的故事和新的讲法，应该警惕单极一元叙事背后的权力阴影，“一言九鼎”的大叙事应代之以“众声喧哗”的小叙事，由此推不出全面否定叙述从而故事的结论。归根结底，“饮食可使我们维生，而故事让我们不枉此生”。[66]如果未经审视的生活依苏格拉底所言不值得一活，那么，佛洛依德的启示则是，无法叙述的生活不堪忍受。

 

根据以上论述，尤其是叙述与行为、生活与叙事互动关系的理解，我们相信，生活与历史的故事性不但是可以获得正当辩护的理论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人生观与历史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生活与叙事的特定区别不加思索，对故事的不同层次与复杂性不予理会，对叙述可能包含的欺骗性不置可否。因此，问题最终成了在什么意义上说历史是或不是故事。

在“一个故事”的意义上，生活及历史均不是这样的故事，在这一意义上，福柯们对历史断层与非连续性的揭示、非故事论者对生活历史与文学叙事整齐划一和无噪音性的强烈对比的敏感乃至对某些故事都值得肯定。不过，在区分整体与局部故事的前提下，这些均无损历史的故事性或者说历史中是有故事的。

最后，生活历史中的故事是有待叙述的，也就是说，历史故事是内在于历史现象中潜在的胚子，而不是现成完形的东西，故事有待在叙述上被讲出且“讲圆”。（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67]并且，现实中实存着的故事的可能性是丰富的，其中何者最终成为被辩识、认可乃至定形的故事既取决于话语权，亦受制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乃至偶然性，只要不是抱持某种一元论的故事观，故事可被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并不构成质疑故事实在性的理由。

总之，生活、历史中的各种际遇与事件是有情节有首尾的，但它们在未经讲述之前属于潜在的故事。它们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情节和不同首尾的故事，不可能被无冗余地被整合在任何一个故事中。在潜在与局部的意义上，故事性内在于历史中，这就是本文的最终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