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巴赫金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理论研究-符号学论坛

谈巴赫金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作者：胡壮麟来源：网络转摘浏览量：5882 2009-08-11 14:47:58

已故俄罗斯学者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西方发现后，从此被公认为哲学家、思想家、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而闻名于当代学术界。本文作者曾从符号学的视角介绍过巴赫金的一些理论（胡壮麟，2001），这次想就巴赫金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如巴赫金在巴赫金小组中的作用和地位，巴赫金究竟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反形式主义者，斯大林批判马尔时的巴赫金，以及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和神学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巴赫金早期的某些理论是以他为首的巴赫金小组一起研究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沃洛西诺夫(Valentin Nikolaevich Voloshinov,1895-1936)和梅德维杰夫 (Pavel Nikolaevich Medvedev,1891-1938)的某些著作是巴赫金操刀的。有趣的是当人们在巴赫金在世时期待他对一些作品德著作权加以澄清，巴赫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样，有些文献中把一些沃洛西诺夫和梅德维杰夫的论著直接引为巴赫金的作品，但现在更多学者主张在归属权未确定前，为慎重起见，应当保留发表时的原作者署名。本文也按照此办法处理。这样，本文讨论的不仅是巴赫金，有时包括他的亲密‘战友’沃洛西诺夫和梅德维杰夫。

1．巴赫金在巴赫金小组中的作用和地位

巴赫金早期的学术活动是与一些观点相近的学者共同进行的.关系密切的有沃洛西诺夫和梅德维杰夫，被称为巴赫金小组（The Bakhtin Circle）。小组的其他成员有卡甘（Matvei Isaevich Kagan，1889-1937)，Lev Vasilievich Pumpianskii (1891-1940)和Ivan Ivanovich Sollertinski等。（Brandit，2006；Wikipedia， 2007）。

该小组主要研究俄罗斯革命后出现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特别是文艺创作问题，审视语言如何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冲突。这个小组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是对话的。不同社会价值的互动，受到‘他者’言语的再强调。

巴赫金早期参加小组的学术活动是肯定的，但这个小组何时被称为“巴赫金小组”，和巴赫金在小组中的地位或作用却有若干疑点。

疑点1：小组成员最早于1918年在白俄罗斯的Nevel 和 Vitebsk活动。据报道，这些活动最早是由在德国学习康德哲学的卡甘回国后发起的。卡甘是俄国共产党前身——社会民主党党员，其信仰接近马克思主义。（Brandit，2006）这样, 这个小组为什么不叫卡甘小组，而叫巴赫金小组呢？

疑点2：1924年小组活动移至列宁格勒，小组成员相互接触和发表的论著增多了。卡甘的主要著作为1922年的《历史为何成为可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古代》。沃洛西诺夫就当时有关弗洛伊德写了文章和编过书（1925，1926）在1929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梅德维杰夫对印象派诗人Aleksandr Blok写过专著和有关文章，1928年出版了《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巴赫金本人则仅在1919年发表过2页长的短文“艺术和回应性”。直到十年后的1929年出版了小册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的问题》。他在1924-9年期间的成果或没有发表或者没有完成，如1924年的“言语艺术创作中的内容，材料和形式”和1924-7年的“美学活动中的作者和英雄”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重新整理发表的。在这个情况下，很难见到他在小组中的核心作用。

疑点3：由于1929年小组成员被捕，活动中止。从现有报道看，小组中被抓的就巴赫金一人，时间在1928年末，但被抓原因是他参加了圣彼得堡宗教哲学会的地下活动。最初判刑10年流放到Solovetskii岛，由于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评受到好评，高尔基为他说情，加之多年的疾病。被减刑至6年。因此对巴赫金的抓捕看来不是针对小组的学术活动，因为其他成员没有受到牵连。沃洛西诺夫在列宁格勒的Herzen语文学院任教至1934年，发表东西不多，因肺病两年后死于疗养院。卡甘多年在一家有关能源资源的百科地图社任编辑，1937年死于心绞痛。梅德维杰夫193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著作权理论的专著，并任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学院的正教授。他是在1938年被捕并消失的，原因不详。这时, 巴赫金早已结束他的流放生活.

疑点4.: 1921年起, 巴赫金先因骨髓炎, 后又患上伤寒, 身体极度虚弱, 这对他的学术研究有负面影响, 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必然影响到他在小组中的骨干作用。其次，除沃洛西诺夫和他在1895年同年出生外，其余学者都比他年长，如梅德维杰夫(1891)，卡甘 (1889)，Pumpianskii (1891)。但更主要的是他在学历上也不占上风。巴赫金于1914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中间曾参加反对十月革命的白军，最后在1918年毕业。但他的论文直到1940年代末才提交和申请答辩。（Brandit，2006；UXL Newsmakers，2005)。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所谓的“巴赫金小组”应该解读为“有巴赫金参加的小组”，而不是“以巴赫金为中心的（学术）小组”。

2. 巴赫金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反形式主义者？

在巴赫金研究中，人们经常报道他反对形式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作为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是与俄国形式主义有联系的，如他的作品被经常与洛特曼（Yuri Lotman）相比较。 1963年形式主义学者雅柯布逊便把巴赫金列为他们的成员。在俄国形式主义后期式微之时，巴赫金等人试图采用社会历史的方法来解决形式主义所面临的问题。（Lähteenmäki,2006；Surdulescu, 2002）因此，本节主要讨论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巴赫金本人的著作看，的确有形式主义的成分，如他对文学体裁的界定不同于他人。他第一个对小说体裁与诗歌进行对比（如同音乐中多声部作品与无伴奏作品的比较）。其次，他对文学结构本身也感兴趣，在历史传统下分析其动态功能，特别是它的颠覆作用。但是，他的探索领域延伸至形式主义所关心的领域之外，如他不仅仅是研究文学语言，也研究其他表述的社会和思想意识形式，如狂欢形式。由于他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位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哲学家有时被称为形式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现象学家、原始解构主义者，甚至被斯拉夫人称为东正教的激进主义者。（Surdulescu, 2002）

Surdulescu（2002）认为巴赫金不可能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不时批评形式主义者忽视社会因素，他的基本原则和概念远远超过古典马克思教条的简化决定论。但是他又和两个宣誓过的马克思主义者——沃洛西诺夫和梅德维杰夫结盟,因此有几篇正统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主笔人今天还是有争议的。有一项研究（指1928年《文学学科的形式主义法，作者可能是梅德维杰夫，也可能是巴赫金) 猛烈攻击形式主义学派更可能是梅德维杰夫的。一则如上所述，巴赫金本人与形式主义多少有些联系，二则把当时尚未出道的巴赫金的作用似乎估计过高，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权当时对巴赫金的镇压是针对他们进行地下的宗教活动，而不是语言学的问题。

与Leo Spitzer 等语文学家一样，巴赫金受Vossler 和 Croce的影响，反对纯形式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对文化和美学理解语言和语篇怀有敌意。巴赫金对Croce的看法可以和Sapir 的思想比较。当代后结构主义运动从巴赫金的论点中发现他赞同这个运动。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巴赫金的思想说复杂的。他既有形式主义的思想，也有反对形式主义的思想。他反对形式主义，更主要的是为了给形式主义找到一个出路。

总之，巴赫金的观点很广，符号学家（部分发展了索绪尔的观点）也可以从巴赫金身上找到他们的这位前辈。将来也许有人把后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研究和巴赫金及其同事们的语篇研究结合起来。两者是互补的。如果一个学者感兴趣的是一套语言学单位和特征，从而概括语法（如同比较历史重构），这人可以重点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如果感兴趣的是话语和语篇，那么可以把这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可主要采用巴赫金的观点。如果二十世纪强调不同观点的对立，在新世纪也许会转向结合。用物理学的隐喻，正要建立的统一理论应当将一个语言系统的宏观世界和一个话语或一个语篇的微观世界结合起来。（Ivanov， 1999）

3．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与马尔和斯大林的比较

作为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马尔(Nikolay Yakovlevich Marr， 1984- 1934)，在十月革命前已被选为科学院院士。革命后仍高居要职，后任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思想研究所所长，屡次获得重要奖励，他的语言学观点长期统治着前苏联语言学界，被认为代表一种能解决语言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Tchougounnikov，2003)

马尔的语言哲学体现于他的雅菲语理论（Japhetic theory）。在十月革命前,他认为Basque,Etruscan, Sumerian, Elamite等语言与高加索语言同出一源.后来被他包括的语言越来越多,以至不能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的技术解释。马尔甚至认为雅菲语比印欧语系和闪语出现早。（Rubinstein,1951：295）

在此过程中，马尔提出所有语言都具有四种元素，以不同组合方式互交和杂交，导致世界上每一种语言的产生，这个产生过程是分阶段的，在进化过程中有3个语言系统。第1个系统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其特征为话语和词汇多义性合一的结构，语义不能按实体的和功能的意义区分。第2个系统是基于经济不同方面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分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第3个系统是具有国家结构的阶级社会，这样的社会决定于劳动的技术分工，语言的特征为曲折变化的形态学。这样，马尔的观点又表现为（1）语言是受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制约的。（2）语言演变是与社会演变联系的。经济是基础，语言是上层建筑，是社会和历史上阶级的形成的产物。在演变过程中，出项“革命性的跳跃”。（Tchougounnikov , 2003；Rubinstein, 1951）

马尔后期遇到其他语言学家同样的问题：语言变化呈现同样的规律性，即不决定于说话人的意志。这时，马尔认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语言问题。人的部分知识性活动和灵感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太容易预见，通常与说话人愿望相左；人的部分知识性思想是言语交际的问题，这是一个未注意到和不能控制的社会活动，因此语言变化的法则，不论是语音或语义，不能轻易地认为具有同样的操作方式，如同物质活动的法则的操作一样。（Miller, 1951）

1950年6月，斯大林首次通过《真理报》向全国发表他对语言的观点，并对已经去世十余年的马尔展开严厉批判。这些文章后结集成册，以《马克斯主义和普通语言学问题》出版。（Rubinstein， 1951；Tchougounnikov，2003）

就语言本质问题，斯大林阐述的内容为：

（1) 语言不是社会的物质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2) （马尔的）阶级语言并不存在，只有全民的语言真正存在。社会方言和阶级套话的存在并不与人民的普遍语言的存在有矛盾，而是证实它的存在：社会方言和阶级套话从属于后者，仅仅是后者的分支。

（3) 马尔主义及其关于阶级语言的混乱的观点和语言是上层建筑的定义是错误的。因此在语言学界内部马尔主义者对语言的统治必须终结，应该以自由的学术讨论实现之。

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后对苏联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是恢复了原苏联革命前俄罗斯语言学的传统，恢复了被马尔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名义所摧毁的历史比较方法。斯大林不接受‘原始语言’的说法，但认为语言之间在起源上是有关系的。这个确认使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摆脱了早期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指控。在1950年的文章中，斯大林反对民族语言的阶级性，否认为了恢复语言演变的连续性的语言革命。语言是交际方式，为社会各阶级服务是同样的，不受阶级异同的影响。但社会阶级会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例如，统治阶级制造阶级方言和沙龙行话，以保持与人民的距离。

总之，非苏联语言学家和斯大林都不接受马尔的社会学理论，宣称难以发现马尔思想的连贯性，这不仅是技术性问题，也是因为他不能协调种种概念条件以满足任何一种假设。斯大林对社会中“基础”和“上层建筑’共有3个观察。（Miller, 1951:368）

观察1。 ‘属于基础’或‘属于上层建筑’被认为既是思想内，也是思想外的范畴。因此，思想范畴的意义不是通过概念分析发现，而是对思想外现象的内省。斯大林因此认为思想范畴不足以充分描写社会中实际能找到的描写，语言学理论工作需要创造更多的思想范畴。将生产赋予社会中范畴地位也具有历史意义。即使在1938年，斯大林在讨论时把现象看作只是事实，没有给以范畴地位。哲学上的发展是在1938-1950年期间发生的。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思想的出现一致。新范畴的出现意味着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机械决定论的显著修正，强调无意识的部分。

观察2：某些马克思的概念，如‘阶级’和‘社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的原则。斯大林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不同经济区分的阶级，他们的互动是有组织的，不是盲目的、破坏性的。

观察3：马尔和斯大林的共同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特定的语言学理论。.

从1920年代到1950年苏共一直支持马尔的学说，使其具有官方的地位，如今一夜之间予以否定，并对已经死去十余年的马尔口诛笔伐，其背景至今不很清楚。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原因是马尔和他去世后的马尔主义者一贯飞扬跋扈，压制异己，造成党内年轻语言学家的极度不满；另一个原因是马尔的理论确实混乱多变，经不起实证的检验，更不能为现实服务。

巴赫金小组在对待索绪尔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方法上观点有分歧是肯定的，但不能忽视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有相近之处。那么，批马运动时仍然健在的巴赫金的处境如何呢？我们先从巴赫金小组与马尔观点相近的问题讨论。

（1）阶级语言和思想意识符号

根据Tchougounnikov （2003) 和Lähteenmäki（2006）等学者的分析，巴赫金小组也曾热中于阶级语言的观点。不过，沃洛西诺夫突出使用‘思想意识符号’这个概念。他在1929曾论述，作为语言符号的词是中心的，但作为思想意识的符号从来不是中性的。他对思想意识符号定义为“具有折射性潜势”。即将客观现实向人类意识如实地折射或移置。语言符号通过社会环境互动及其影响，具有思想意识符号的地位。在社会均衡发展的环境下，思想意识符号趋向统一。因此，思想意识符号是超越于个体的实体，它表示集体的经验或集体的真实生活，而不是个体经验或个人的真实生活。人们需要具备统一的符号资源。等同的发音和社会价值，这两者决定抽象的语言符号。这是由内在言语完成的。在对弗洛伊德(Freudianism, 1927)的批判文章中，沃洛西诺夫建议将Freudianism的意识和无意识替换为新的对立：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没有与Freud弗Freudianism可相对应的客观现实性。在Freud认为，无意识只是伪装的有意识。心理分析的实践事实上是官方和非官方意识之间的矛盾。内部语言在表现，即外部语言之前，总是有意识的。Freud佛从事的是寻找被压制的语言。但语言的整体从定义说完全和全部是有意识的。由于语言是一个社会事件，没有内部和其他之间的真正区别，区别总是策略或政治的问题。因此，沃洛西诺夫（或以此名义发表的巴赫金）深信符号的社会认定出现在内部言语中。思想和语言是同一个过程，内部言语最初含有每一个言语行为的可能体现。集体的或社会的群体，通过内部符号的机制作出决定。

梅德维杰夫1928年在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中使用了‘思想意识元素’ （ideologeme）和‘社会评估’（social evaluation）的术语。思想意识元素被定义为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可区分的地带。它是思想意识或社会环境在艺术形式中的物质化。它是思想意识和社会环境与它所决定的艺术形式之间的结合部或接触点。梅德维杰夫的另一个观点是‘思想意识桥’（ideological bridge），它指通过对话至少有两个意识之间的对话点。思想意识桥便是说话人在他本人和听话者之间的投射。（Tchougounnikov，2003)

总之，巴赫金小组有3个基本观点：‘思想意识的’，‘对话的’，和‘多声部的“，这3个词语被认为是（1）人类语言的基本维度；（2）在每个语段中所含的‘无形’成分；（3）语言学功能和社会构成的必要条件。由于形式主义和诗学无视这些成分，它们不可能抓住这些成分。形式主义理论思维不能接触到语言的内部现实。社会学的诗学或语言的对话研究是发现和解释这些现象的唯一可能。这样，巴赫金小组的论著具有如下意义：（Tchougounnikov , Serguei M. (2003)

——个体通过语言符号受到社会语境的充实；

——社会环境是生成符号的机制；

——在个体的话语活动中，他者的地位是说话人在自己的构建中形成的；

——他者通过语言手段的产生同时是说话人自我的产生；

——他者是真实社会语境的功能；

——思想意识符号基本上是物质现象；

——在有生命机体中，总是有一个精神中心，对全部功能进行控制和协调，称为‘构成体系’（architectonics）；

——将一个已决定的真实生活经验转移而不受任何符号物质的决定，思想意识符号是理想的工具。它处于永恒的形成状态下，从不与符号物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小组的思想与马尔主义者是吻合的。1932年由马尔主义者编写的苏联中学教学大纲中对语段做过如下的定义：“语段是一个交际单位，反映说话人阶级意识所折射的现实。”（Tchougounnikov，2003)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这些观点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发现，是具有革命性的观念的源泉之一。

（2）语言杂交的思想

斯大林对马尔的语言杂交理论不置可否，因为从苏联科学界的官方态度来看，当时同时倡导的是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和他的杂交理论。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巴赫金小组的立场。沃洛西诺夫（1929）曾阐述过将语言杂交的隐喻使用于阶级战争的语境中。在思想意识符号中的存在（Being）的折射，决定于在同一符号群体中不同社会利益的‘杂交’。一个阶级不完全与一个符号群体一致，也不与在思想意识交际时对同样符号集体使用时一致。不同阶级使用同一语言，但不同的重音被“杂交”于每一个思想意识符号。其结果是符号转变成不同重音之间的阶级战争的场面。沃洛西诺夫把这种杂交现象称之为符号的‘生命’，如果它是一个有机体的话。由于不同重音在内部杂交，符号是活动的，有生命的。另一方面，从阶级战争的作者中提取的符号消解为比喻，成为可进行语文解释而不是社会学解释的物体。统治阶级为这个意识形态符号寻找永恒的无阶级意义的地位，将一场社会重音的战争打压下去，将符号束缚为‘单重音’（ monoaccentuality）。

沃洛西诺夫引用马尔关于语言杂交是语言演变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把它称为‘思想意识的或对话的元素’（ideological or dialogical element）。一个符号内部思想意识或对话类型的互相杂交的重音是语言符号或死或活的基本条件。这种思想意识的或对话的实例使词语具有生命。像‘思想意识的’和‘社会的’词语成为‘有生的’或‘有机的’同义词，而像‘语言学的’，‘抽象的’，和‘形式的’被用来指死去的语言学事情。

在另一个场合，沃洛西诺夫再次引用马尔的观点，后者认为印欧语言学是从书面语言的‘石化’发展出来的。这种研究死的外来语言和书面文件的传统导致对语言的被动理解。用沃洛西诺夫的话说，从比较语言学理论化的语言是‘死的，书面的，外来的’，其方法也是‘死的理解’。现在有些学者，在研究巴赫金时倾向于回避这些问题。但结合这些背景，对他的‘对话理论’，‘多声部理论’和‘泛语言学’的认识会有重要启示。

这里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是在沃洛西诺夫的专著发表20年后才接受马尔的杂交理念的，尽管他不接受其内容并回归到传统的新语法学派的方法。斯大林的观点是：不管革命性的突变或第3种新语言的产生，都是两种语言的杂交的结果。优势语言尽可能保持不变，但从劣势语言吸收了许多成分。其次，斯大林也接受了不同语言‘互相繁殖’（mutual fertility）的观点，劣势语言也可从另一方吸收‘最好的特征’。例如，苏联各民族语言不时从所接触的俄语中获得滋养。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斯大林在1950年批判马尔运动时，巴赫金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联政府当年对巴赫金小组的镇压主要针对他们地下的神学活动；其次，从集中营释放后，巴赫金小组已不再存在，巴赫金本人在此期间发表文章不多，又不是掌权的马尔主义者，不成为打击的主要对象。最后，巴赫金小组的有些观点与斯大林有不谋而合之处，更不宜受到打击。

4．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神学思想

巴赫金的理论基础是多方面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又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他的神学思想。（Blank， 2003）一个东正教徒并为宣传东正教而不惜坐牢的学者，难道在他的理论核心中竟会没有神学的思想吗？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Felch 和 Contino（2001）收集有关成果，合编了论文集《巴赫金和宗教：信仰的感受》（Bakhtin and Religion：A Feeling for Faith）。该论文集出版后，立即有3篇书评问世（Brandist，2003；Blank，2003；Kobets, 2004），可见其影响之大。有必要在这里多费些笔墨。

（1）对他人的爱。在该论文集中，第1篇是Alan Jacobs 写的"巴赫金和爱的阐述学”，讨论文学批评的神学方法。作者谈到巴赫金的伦理信仰和对基督教的有关施舍，爱，耶稣放弃神性为人，个人禁欲主义，克制和责任心等基督教的概念。通过对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对这些概念的比较，该作者认为巴赫金的立场是癖性的和东正教的。巴赫金是St. Augustine的继承者，贯彻了后者的神学概念。St. Augustine曾说，“没有必要有这么一个箴言：任何人只能爱自己”。巴赫金进一步解释为爱自己是“不可能的”，这个思想源自他在“作者和英雄”一文中说过“我不能爱自己因为我不能想像自己。”

（2）美学和神学。 Pechey 钻研巴赫金的美学世界，证明它遵循的是俄国东正教，即深得其神秘性。巴赫金有两个公式将其结合：“神学折射的美学”和“美学折射的神学”，力图采用神学方法，使美学摆脱西方哲学中认识论的从属地位，并实现“精神世界的现代化”。

（3）神人合一。 Ruth Coates的文章为“巴赫金心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亚当”，说明巴赫金的哲学来自基督教的二元张力：沉沦和神人合一。巴赫金的文章 ”走向行为的哲学”(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美学活动中的作者和英雄”(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 Activity) 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问题（Problems of Dostoevsky's Art）充满对沉沦的怜悯。她在结论中指出对巴赫金来说，世界的赎罪不是一个通过十字架的一劳永逸的行为，而是一个永远进行的过程。具体说，巴赫金坚信世界是由善与恶两种力量统治的，这在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中甚为重要，尽管他做了相当程度的修改。

（4）东正教和语言理论。 Alexander Mihailovic 用巴赫金的对话统一理论对早期基督教经文进行比较，从而对巴赫金和马尔的语言理论进行对比。巴赫金关于语言演变的观点与马尔的单一语言的历史存在有些相似，但这种相似是表面的。巴赫金的神学语言模型进一步证明他对信仰的感受。Mihailovic 说，“语言统一性的观点——事实上是斯大林和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共同提出的——正是巴赫金特别想从这个（神学）视角解决的问题。”

（5）外部性。 Charles Lock 写了“巴赫金和东正教的加插诗”。在本文中，作者提出耶稣的两面性要通过创造主和创造的区别去理解。这里的两面性和巴赫金的‘外部性’有助于了解巴赫金对基督教神人合一概念的依赖，基督的双重性，即早期基督教和东正教所说的基督双重性的共生，以及巴赫金思想中作者和英雄之间的界限。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词的实体可以有两种声音共存。

从3篇评论来看，Brandist(2003)的调子不是太高。他认为巴赫金和宗教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论文集的文章只说明这个复杂问题的若干方面。但从历史语境看，巴赫金在他所发表的著作中，对特殊的神学来源似乎不很熟悉，只是他著作中的神学问题的比喻以及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使得在巴赫金研究中把宗教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总的来说，宗教考虑当然会有一些，但这只是在巴赫金的哲学思想和特定著作中隐含的，不能直接挂钩。如要把宗教和哲学分离，我们首先要分析哲学著作中隐含的对宗教的态度，以表明这来源于巴赫金的著作。不然，需要证明巴赫金属于哪一种宗教哲学。

Blank(2003)在评论该书时指出,巴赫金的有些思想与早期的神学家,如St. Aigistome. St.Gregory of Nyssa, St. Gregory Palamas 相似,有的与当代俄国东正教的思想家相似,如Vladimir Solovyov, Sergii Bulakov, VladimirLossky, 和 Georgy Florovsky 相似。不过，他指出该书的副标题“a feeling for faith” (对信仰的感受)虽然是巴赫金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一篇文章中使用的。其原意是“不是信仰(指在过程,在人,在变革中对东正教的特殊信仰),而是对信仰的感受, 是一个得到更高和最终价值的整体态度(通过整个人)。“但在编者的引言中，认为这句话不仅是该书的结构，也指编著论文集的合理性，“为了探索巴赫金自己对上帝和基督传统的敞开胸怀”。实际上，这给人的印象是歧义的，抓不住的，巴赫金好像在说信仰还不如说对信仰的感受。这样的问题会令人怀疑东正教的教理，即区分活的信仰和无生命的教条。按东正教的传统，信仰可以有弱有强，可以受到怀疑而侵蚀或完全消失，但它意味着丰满，完全和完整，巴赫金的话“对东正教的特殊信仰”与“对信仰的感受”比较是另一种意思——它期待人们不是信仰这个宗教本身，而是信仰上帝。

Kobets（2004）认为论文集的出版影响很大。该书从比较神学，文学批评和俄罗斯文化进行探索。通过巴赫金思想的棱镜，可以对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文化有所了解。

此外，Slater (2007)与Coates 和Lock具有相同观点，即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可以从耶稣找到原型。在基督教语境中语言的使用要注意在忏悔话语中不同的声音，它可能包括上帝的声音，一种暂时裁决的无定的‘第三者’，通过他者的声音听到，但又不将整体的多元性瓦解成相对性。Tull(2005)认为巴赫金关于作者和创造的英雄的观点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它构建了自我,他者,甚至上帝。他论文选题中一个内容便是探索他称之为“忏悔性自白“ （confessional self-accounting）的语类，对自悔者和听者都成了建立信仰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上，Tull 又讨论另一种相近的语类——圣经中表示哀悼的圣诗。这些圣诗表达的语气和活动有关孤独，内心的不安，和转向上帝和他人，从而重建能够受到爱护的自我。

基于上述背景，巴赫金的理论已成为神学研究的基础。如Green 认为在讨论解释圣经时所遇到的两个问题：“主观性/变异性和表述”时，巴赫金的理论是有帮助的。（Treloar，2003） Ugolink（1989）在阐述东正教在解决东西方思想意识的交战中的经验时采用了巴赫金的理论。巴赫金在去集中营前和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他者’的问题。Ugolink 还考虑俄罗斯基督教和美国新教徒之间的对话问题。

结束语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巴赫金是一个由不同思想有时相互一致有时尖锐对立的极其复杂的人物。要了解巴赫金，便要联系他的出身，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政治立场，他和同路人的相互影响，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政治遭遇，他的健康，他的宗教—。在我们与巴赫金对话时，脑海中泛起的和耳中响起的应当是杂语的，多声部的。

参考文献

Bakhtin, M. (1935/1981).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1981).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59-422.

Bakhtin, M. M., & Emerson, C. (1999).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Vol. 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lank, Ksana. (2003). Review Essays. Listening to the Other: Bakhtin’s Dialogues with Religion,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Classics.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Languages. Pp.283-297..

Brandist, Craig. (2003). Review: Bakhtin and Religion: A Feeling for Faith. Ed. by Sisam Felch and Paul J. Contino.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randist, Craig. (2006). Bakhtin Circle.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elch，Suzan M. and Paul J. Contino, eds. (2001). .Bakhtin and Religion: A Feeling for Faith.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Ivanov, Vyacheslav. (1999) Bakhtin's Theory Of Languag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odern Science. A position-paper for Bakhtin Workshop "Bakhtin in Context(s)",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December 3-4, 1999。

Kobets, Svitlana. (2004). Bakhtin and Religion: A Feeling for Faith.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Lähteenmäki, Mika. (2006). Research Interests. August 22, 2006.

Miller, M. (1951). Marr, Stalin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Soviet Stuedies. University of Glasgow.

Rubinstein,Herbert.(1951).“The Recent Conflict in Soviet Linguistics”. Language. Vol.27,No.39Sil.-Sep.,

Saussure, F. de (1916/1977)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 C. Bally and A. Sechehaye,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A. Riedlinger, Lausanne and Paris: Payot; trans. W. Baskin,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Glasgow: Fontana/Collins, 1977.

Slater，Peter (2007) Bakhtin on Hearing God’s Voice. Modern Theology. 23 (1), 1-25.

Surdulescu, Radu. (2002). Form,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ity in Critical Milieus，Universitatea din Bucuresti. Last updated July 2002.

Tchougounnikov , Serguei M. (2003) Bakhtin's Circle and the "Stalinist Science". Toronto Slavic Quarterly.

Treloar, Revd. Richard. (2003). Book Review: B. Green, Mikhail Bakhtin and Biblic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Atlanta: SBL Publications, Published in Volume 51.

Tull, Patricia K. (2005). Bakhtin’s confessional self-accounting and psalms of lame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ume 13, Number 1.

Ugolnik，Anthony. （1989）. The Illuminating Icon. Eerdmans。

UXL Newsmakers. (2006),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Thompson & Gale.

Voloshinov, V.N. (1927/1976). Freudianism: A Marxist Critique. Trans. I. R. Titunik. New York: Acadenuc Press.

Voloshinov, V.N. (1929/1986).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oshinov,V. N. （1994a）"Critique of Sausserian Linguistics," Bakhtin Reader,ed. Pam Morri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25-37.

Voloshinov, V. N. （1994b）"Language as Dialogic Interaction," Bakhtin Reader: 48-61.

Wikipedia.（2007）. Bakhtin, Mikhail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modified 18:51, 23 June 2007. Retrie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 Mikhail_Bakhtin"

胡壮麟。2001。“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外语研究》2001年2月。收录于王铭玉、李经纬主编《符号学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12月。10-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