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的《新闻符号学》即将付印出版，作为李玮的博士导师，我甚感欣慰。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历经一年多的删减与增补、修改与完善后的成果。
说来，该书能够最终成稿并得以顺利出版，与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的扶持与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2008年12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在赵毅衡教授的主持下创立。自创立以来，研究中心系统开展符号传媒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搭建了包括“符号学论坛”网站、“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动态”电子月刊、《符号与传媒》双语纸质刊物、“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官方微博等研究平台，发展了一大批致力于符号传媒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团体。李玮，便是其中既勤奋、又幸运的一个，她不仅得到了研究中心其他研究成员的支持与帮助，更是得到了赵毅衡教授的亲自指导与提携，在此，由衷的感谢。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与“意义”的学科，是一门致力于“人化世界”而非“自然世界”的学科。赵毅衡教授将其比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数学”、“公分母”、“共同的方法论”，足见其重要性。符号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的建设已经较为稳定和成熟，拓展其门类应用，是当下符号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我们看到，广告符号学、品牌符号学、游戏符号学、体育符号学、电影符号学、图像符号学、音乐符号学、时装符号学、文学符号学等等新的门类应用正在不断被人探究。相比之，由于新闻学长久以来宣称的以“报道事实”为要务的属性和原则，使得符号学在新闻学领域的应用，还没有系统的拓展。
因此，可以说，李玮的《新闻符号学》一书，用符号学之“符号”与“意义”对人文社科的普遍适用性来重新审视新闻传播中的“事实”与“价值”二者的关系，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系统探究新闻文本编码与解码过程中的表意机制，一定程度上就具有新闻学研究中“前锋”的意味。
比如，本书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以“符号意指”、“双轴运作”、“符号衍义”、“伴随文本”以“异项标出”等符号学理论主线，逐一探讨了新闻文本中的符号表意机制，揭示了新闻文本如何通过意指与修辞来构建内涵与神话、如何运用选择与组合来实现特定价值偏向的文本意义生成、如何在不同层级与不同方向的选择与调控中实现语义流动与话语转换、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伴随文本来实现新闻生产与收受的联合表意，以及如何通过标出他者身份、标出异项行为的方式实现“他者”与“我们”身份建构等内在机理。类似的研究，以及由此提出的观点，在新闻学研究中，是第一次。
再如，本书第七章，更是从符号学角度探讨了过往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新闻传播中，“事实”与“价值”到底孰先孰后？新闻到底应该是“镜子”，还是“探照灯”？新闻的本质应该是“反映”还是“建构”？作者从人认识世界过程中普遍的“符号化”以及“符号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片面性”等内在属性入手，再结合当下的后现代思想语境、新媒体技术语境、全球化社会语境以及和谐社会本土语境等外在需求，提出了用旨在获取传受者之间认同与共鸣的“符号之真”超越过去一味要求“反映”事实的“客体之真”。这一认识，确实能更加切合当下中国在意识形态管理、舆论引导、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对新闻传播功能与职责的期许。
如果再说到本书对“新闻符号学”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那不仅在中国境内，就算在世界范围内，都当属先锋。过去，有学者用符号学来考察过新闻传播领域，但多局限于单篇论文中，也多局限于在修辞、意指、互文方面进行探讨；过去，也有学者试图勾勒出新闻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但是一来缺乏理论框架合理性的论证，二来缺乏微观文本分析的支撑。从此角度上来说，李玮的《新闻符号学》一书，对新闻学借助其他学科的视野来反观自身来说，意义重大。
当然，新闻符号学研究，不仅要做好“新闻学的前锋”，更要扮演好“符号学的后卫”这一角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如前所述，符号学是一门探究符号表意的学科，因此其尤为适用于那些人类主体能动性强、人为表现空间大的领域，如广告、电影、音乐、文学等。
相比之那些领域来说，在新闻传播领域，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虽然传播者有选择报道或不报道的相对自由，有选择报道该事件哪个方面的操作权限，也还有如何来解读该事件的主观空间，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新闻的纪实性本质是不能忽视的。换言之，新闻领域，是衔接人化世界与客体世界的一个中间地带，也就是符号学能拓展到的门类应用的边界地带。
因此，一方面，新闻符号学研究要探究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符号学表意规律与策略，力求为传受者之间达成信息的传递与收受，价值的认同与共鸣提供一些传播技巧上的参考。但另一方面，新闻符号学研究必须谨记新闻的纪实性本质，必须守住新闻传播的“事实”第一性原则，真正扮演好符号学的“后卫”这一角色。毕竟，矫枉过正、过犹不及，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而这一点，期待本书作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继续思索。
蒋晓丽
2014年11月6日于川大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