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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中期前的苏联符号学研究

作者:王铭玉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7117    2009-09-10 11:37:26
 本文作者:王铭玉, 陈 勇
摘 要: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学术界对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洛特曼的研究非常重视,但对该学派形成前,亦即20世纪中期之前的苏联符号学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而正是这一时期的符号学,覆盖着学者们在历史主义研究、解释学、文化学、戏剧理论、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包括了以雅各布森和巴赫金为代表的过渡型研究,为莫斯科-塔图学派的最终形成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关键词:苏联符号学;文化符号学;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洛特曼
 
0.引言
洛特曼及其所代表的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Москов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作为俄罗斯符号学的集大成者,集中了最为优秀的俄罗斯符号学家,与同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最终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几乎成了俄罗斯符号学的代名词,在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占有显著位置,至今仍是世界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与传统一脉相承的联系。我们将十月革命后到20世纪中期的苏联符号学研究状态,也即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形成前的这段时间置于我们的考察视野,试图以此揭示苏联符号学发展的整体脉络。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变更给俄罗斯知识界以极大的冲击,俄罗斯思想界失去了往日的争鸣局面,学术气氛开始变得凝重起来。尽管如此,苏联的符号学研究领域仍然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艰难的处境中完成其符号学探索的。这个时期到20世纪中期是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成形时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主义研究
以比齐利(П.Бицилли)、卡尔萨温(Л.Карсавин)和维伊万诺夫(Вяч.Иванов)为代表的持历史主义态度的历史学家对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对中世纪符号普遍性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
比齐利属于彼得堡学派的文化学者,将其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中世纪的研究中,用象征主义(символизм)和等级主义(иерархизм)这两个参数来描述中世纪的特点,并最终在上帝这一永恒符号那找到了对许多符号现象的解释。他认为,中世纪的认知主体为象征符号所包围,他们将象征主义日常化,同时把等级关系看作一个表示从属关系的自上而下的统一体。比齐利研究文化的历史问题时,特别强调文化的双语性,认为文化本质上正是用别的方法无法表达的象征性表述,文化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文化的多样性取决于象征表达手段的多样性。卡尔萨温也对中世纪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区分了集体意识的两个特征——理智和本能的作用,强调了中世纪缺乏个性这一事实,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提供的是对世界的惟一解释,以此排除对世界和人自身的任何个人性的解释。历史研究在对比两种观点、对比两种态度中所体现出的这种符号学特点在俄罗斯符号学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乌斯片斯基(Б.Успенский)、古列维奇(А.Гуревич)、克纳别(Г.Кнабе)和拉比诺维奇(В.Рабинович)的研究中。(同上,1998168)维伊万诺夫从对酒神和其宗教仪式的描述出发,分析了仪式交际现象及宗教仪式中人的忘我和本能状态。这与巴赫金狂欢式的符号世界和当代宗教仪式中的表演相呼应,形成一条连续的符号学研究线索。维伊万诺夫在分析宗教仪式各个组成成分的特点时引入了对抗(диада)这一概念,并将其发展为二重性这一重要的符号学方法论原则;他认为仪式是最为古老的交际形式,因此赋予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作为象征主义理论家,维伊万诺夫看到了象征符号的神秘性和多义性及其所反映的系统性,并以此为基础将其与一般符号区别开。
2.解释学的态度
什佩特(Г.Шпет1879—1937)是解释学(герменевтика)的代表,同雅各布森、维诺库尔(Г.Винокур)、亚尔霍(Б.Ярхо)一起参加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他是俄罗斯学术界最先直接使用术语семиотика的学者之一。同历史主义学家一样,什佩特也是从历史的角度,在试图使历史主义的方法客观化、使历史成为精确科学的道路上开始其符号学研究的。他认为:“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只承认认识的一个起源,即词;词是一种形式,历史学家能在那找到现实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科学研究,词是一种符号,历史学家从它可以走向具有其独特内容的对象,这个内容正是这个符号的意义或意思。”(转引自Почепцов1998180)他认为解释学思想的产生源于人们认识作为表述符号的词之作用的愿望;词是文化的原型,是理智的表现;作为符号的词的理论是形式本体论或者符号学范畴中的对象学说的研究任务。由此可见,词在什佩特的研究中充当着从起点到终点全过程的主要角色。什佩特从意义本身的主观内容和客观内容出发,看到了解释学的两种方向,一种走向阐释的多义性,一种走向阐释的单一性;同时,他区分了意义(значение)和意思(смысл),认为前者是字典中体现的,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的特点,而后者则与具体的言语语境相关,是单义的。他认为,作为解释词的意义的解释学不仅要研究意义,还要研究词汇使用的多样性及使用者的心理。什佩特在《美学片段》(《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фрагменты》)一书中将符号学定义为“关于符号的本体论学说”,并以词为操作单位,对一系列符号学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在文学理论方面,他认为,词本身不是美学对象,其美学特质存在于结构之中;认为诗学不是美学,跟美学也不存在上下位关系,诗学同句法学和逻辑学一样,很少解决美学问题,诗学应该是关于词(语言)的感觉和内部形式的学说。什佩特是一位全面的符号学家,戏剧理论在其研究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他认为剧作者和演员履行着完全不同的功能,甚至分属不同的交际领域,他十分强调戏剧表演中演员的创造力。
       什佩特在俄罗斯符号学史上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关于表述(сообщение)[1]的观点在雅各布森的《语言学和诗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致于后者称他为老师。他提出的语言艺术等符号领域的方法论样板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洛特曼的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的方法论,也得到了雅各布森的高度评价[2]。他在分析情节问题时提到,情节之所以能让人感兴趣是因为其中存在两种成分——重复成分和区别成分,而正是以这种重复和变化为基础,А.韦谢洛夫斯基和普洛普才开始自己的研究。
3.文化学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十月革命后二战前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形成了统一流派、具有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占据主流地位的形式主义方向,另一个则没有形成统一的流派,主要表现为各个学者多样性的研究。在这种多样性研究中,弗洛连斯基(П.Флоренский)因为其充满宗教色彩的独特的符号学观点而在学术界影响颇深。他留下的符号学遗产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关于符号的学说、语言学和交际学中的词、魔幻理解中的词、空间和时间符号学、可视符号学领域。(Почепцов1998195)他对符号的基本定义是:符号是一种不是它自身,高于它而本质上又是借助它加以表达的东西。随后他在另一个定义中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色彩:“符号是这样一种本质,它的能量同另一个更高的本质相互融合,因此尽管显得有些矛盾,但也可以说符号是一种高于它自身的现实。”(转引自Почепцов, 1998197)他认为词在最高程度上符合这种符号定义,受其科学观念的影响,弗洛连斯基试图实现词和符号从其主观平面向客观平面的转移,从符号性向物质性的转变。针对词起作用的方式问题,他认为词是一个有自己的结构和能量的有机体,只要词与个体的联系得以确立,交际过程中的其他事都是自然而然的了。可见弗洛连斯基赋予了词强大的交际能力,他甚至认为词就是说话者。弗洛连斯基在艺术领域内的探索也反映出其深厚的符号学理论造诣,这首先体现在其对艺术作品中空间和时间的分析上。他认为诗和音乐侧重于时间上的组织,以期能让读者或听众根据作品的题旨想像这些题旨的实现过程。对于空间,他认为关注空间组织是各种艺术创作的共同点:“艺术家的目的就是使现实改换面貌,但现实只是一种特别的空间组织;因此,艺术的任务在于重组空间,即用新的方式组织空间,用自己的方式安排空间”。(Почепцов, 1998208)这样就形成了音乐、建筑、雕塑各自的空间性特征:节奏感、对称性和突出性。同时,不同艺术门类所运用的空间组织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出同质性,这是由艺术家经历的从偶然到不变这样一个共同的历程所决定的,这样就分别形成了。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Е.特鲁别茨柯依(Е.Трубецкой),他认为教堂建筑对写生画的类型有影响,同弗洛连斯基认为要在博物馆的语境下理解圣像的观点类似,Е.特鲁别茨柯依认为圣像画不是独立的表述(сообщение),对圣像画的分析只能在教堂的语境中才能进行,同时指出圣像画与现实主义写生画的区别在于:由于受制于教堂的建筑线条和圣像壁的结构特点,圣像画中人体的几何形状往往缺乏现实主义写生画所具有的合理的比例感;但人物的建筑风格却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对称性。对这一点,Е.特鲁别茨柯依用另一个概念“圣像的建筑性”(архитектурность)来加以解释: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他要服务于整个教堂建筑的需要。由此得出了圣像画的象征性(符号性)特点,因为这种“教堂性”反映的是人类的将来:“圣像不是肖像,而是未来教堂中人类的原型。因为我们在现今有罪人群中看不到这样的人类,而只能进行猜测,因此,圣像只能作为未来人类的象征性描绘。”(转引自Почепцов, 1998217—218
4.戏剧理论
在符号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戏剧都因为其作为一种表演性的符号语言所具有的直观性和多符号语言并存的特点,而对符号学的发展起着本质性的推动作用。在革命前的俄罗斯是这样,如以梅耶尔霍尔德(В.Э.Мейерхольд)和叶夫列伊诺夫(Н.Н.Евреинов)为代表的戏剧符号学研究,在革命后的苏联符号学界也一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库格尔(А.Кугель)。在苏联,意识形态化的思潮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科学自然首当其冲。库格尔在分析戏剧和宗教仪式时,认为任何宗教仪式都包含非常重要的戏剧成分,戏剧中信仰的痕迹越少,戏剧则越是偏离自身理应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产生错觉(иллюзия)是演员技巧的重要组成成分,演员的才能表现为他能让错觉变得完美,能让人信服。产生错觉的根源不在于客观现实,而在于一种洞悉现实的心情,一种艺术作品所流露出的令人激奋的、忧伤的、失望的东西。而演员作为作品和观众间的中介和桥梁,其表演应该具有让人激动、让人振奋、让人绝望的感染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演员可以等同于一种交际渠道,其符号特性就表现为演员的行为过程。在作者、导演、观众和演员中,库格尔认为演员的作用高于一切。这与梅耶尔霍尔德的观点相去甚远。库格尔研究了交际中的对称规律,认为这就是一种分寸感。库格尔将生活向符号模式转换的过程与另一概念“节奏”相联系,把节奏看成是新的艺术交际方式,是交际过程中的一种符号相关关系,而节奏的实现依靠的是任何表演形式均需要的对称感[3],节奏感和对称感是不可分的。戏剧语言符号性的另一特性表现为有声语言的功能范围明显变窄,沉默、姿态、身势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同先前的戏剧理论家一样,库格尔也重视戏剧的多结构性、戏剧影响的多渠道性。
5.形式主义文学理论
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俄罗斯形式主义运动发起人和主要代表是彼得堡诗语研究协会成员埃亨巴乌姆(Б.М.Эйхенбаум)、什科洛夫斯基Шкловский)和特尼亚诺夫(Ю.Н.Тынянов)。
形式主义学派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定了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揭示了文学文本的一些结构手段。其中对20世纪文学符号学影响最深的是其“偏离观”(отстранение),即将被描述的对象脱离开大家所熟知的意义系列,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例如1926年成立的“现实艺术联合会”(Обэрин——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е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的成员们反对传统文学遵循的典型原则,而追求转瞬即逝的、即时的、奇特的效果,而当偶然的、奇特的东西经常化时,它就不再是一种偏离。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上,形式主义研究首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强调文学作品本身及其构成方式。什科洛夫斯基指出:“显然,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内容方面,即作者处理的现实层次方面,而在表达方式方面。”(转引自李幼蒸,1999586)这种过分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而忽略内容层面的观点使形式主义一方面同传统的人文思想脱节,另一方面也同信奉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的时代主流及意识形态化倾向格格不入。当然,迫于苏联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化的压力和对形式主义方法的理性反思,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及思想层面的内容。如什科洛夫斯基由于看到形式主义方法的局限性,从30年代起转而从社会—历史层面来研究艺术。
受人文学科科学化思潮的影响,在文学的学科定位上,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独立于其他学科或理论之外。以此思想为指导,形式主义者开始关注文学文本形式方面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系统性、客观性等特征。作为对这种倾向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波切普采夫(Г.Г.Почепцов)指出,“如果说人文科学领域在科学态度的框架内产生了符号学的话,那么同样的问题(结构性、系统性及其他)也存在于文学。”(Почепцов, 1998248
6. 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研究
在俄罗斯符号学史上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研究属于过渡型研究,他们两人分别是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彼得堡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如雅各布森与莫斯科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巴赫金则深受20世纪初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他的理论中能明显感受到形式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的产生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如洛特曼偏爱二分法是直接受雅各布森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巴赫金关于法国诗人拉伯雷的文集直接导致莫斯科-塔图学派向文学符号学的转向。从时间上看,雅各布森和巴赫金也正好处于俄罗斯符号学从成形到成熟、从现代进入当代的过渡时期。
6.1 雅各布森的研究
雅各布森(18961982)无论是在俄罗斯符号学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形成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一方面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首任会长,另一方面是彼得堡诗语研究协会的积极分子(他将捷克诗歌与俄罗斯诗歌进行对比的著作是协会出版的第一批专著之一),后来又成为1926年成立的布拉格学派的重要成员,丰富的学术活动及与同时代一些知名学者的广泛接触和对话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雅各布森就开始强调建立关于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的必要性,并经常谈到广泛开展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符号学60年代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先是在苏联,然后在美国,稍后又在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国家。雅各布森参加了1965年华沙国际符号学研讨会和1966年莫斯科塔图学派的符号学夏季研修班,表现出了对一般符号学问题和符号学个别问题的浓厚兴趣。
在思考皮尔士的符号学观念时,雅各布森试图解决当代符号学最为现实的一些问题,这些思索体现在《寻找语言的本质》一文中。雅各布森对皮尔士根据能指与所指的不同关系类型(семиозис)将符号分成索引符(индексные знаки)、像似符(иконические знаки)和象征符(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знаки)的符号三分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象征符(如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性联系也存在于另外两种符号中,如写生画以相似性为基础,应属像似符,但将三维物体投射成一幅二维的写生画,这其中是有一些约定性的规律的。作为象征符的语言符号的各个层级中也都存在像似性的成分。由此出发,雅各布森认为,这三类符号并不是各不相同的、独立自主的符号类型,这种分类考虑的只是能指与所指之间起主导作用的不同关系类型。事实上也的确存在过渡型的符号,如象征像似符、像似象征符等等。同时,雅各布森进一步扩展了皮尔士的三分法理论,从相似性/相关性、事实的/约定的这两组二项对立的不同组合中,雅各布森看到,除了皮尔士所说的三类符号:事实相关符号(即索引符)、约定性相关符号(即象征符)和事实相似符号(即像似符)外,还应存在第四种组合,即约定性相似符号,他认为,这第四种组合对于音乐是非常典型的。
雅各布森在考察符号的表达与人体的五官间的对应关系时注意到,符号世界中的绝大多数符号都是通过人的视觉或听觉感知的,因此他对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的构成一定与空间相联系,而后者的结构因素中总少不了时间(以同时或先后的形式出现)。“像似符号在纯空间、视觉符号中的主导地位和象征符号在纯时间、听觉符号中的主导地位使我们有可能弄清与符号系统的划分、随后的符号学分析以及心理学阐释相关的一些原则间的关系。”(Якобсон, 1985323)这也成为符号分类的另一种形式:空间关系符号和时间关系符号。
伊万诺夫指出,“符号学由对各种符号仅凭印象的研究慢慢变成一门严肃科学,这个转变正是由雅各布森开始的。”(Вяч.Вс.Иванов198526)雅各布森首先是从交际的角度认识符号学的,他通过对符号学、语言学和一般交际科学的关系来给符号学定位。他认为三者构成一组同心圆,符号学研究那些借助表述(сообщение)进行的交际,位居中间;语言学研究借助言语表述进行的交际,在最里层;而一般交际科学研究任何形式的交际,包括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位于最外层。他认为,研究符号不能归结为研究语言这样的纯符号系统,它应该包含对应用性符号结构,如建筑、服装、饮食等的研究。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每一幢建筑,都是一种建筑类型,同时也是一种表述类型;每一件服装都符合这样或那样的实用性要求,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符号特征,事实上,博加特廖夫(П.Г.Богатырев[4]就曾对斯洛伐克的民族服装做过专门研究。
在归纳由洛克、皮尔士、胡塞尔等思想家所形成的符号—逻辑传统时,雅各布森强调符号学中语言学方向的独立和中心地位,而他对符号学的贡献正体现在其语言符号理论上。雅各布森所持的语言中心论的观点事实上与俄罗斯一贯的符号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在此基础上,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很明显,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文化的框架内,语言是作为其底层结构、基础和万能的手段发挥作用的。”(Якобсон, 1985:379)雅各布森依靠交际行为的一般模式,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通讯理论,认为任何一个语言行为的成立决定于以下六个因素:所指(реферант)、代码(код)、说话者(адресант)、受话者(адресат)、接触(контакт)和表述(сообщение),它们分别对应语言的六种功能:所指功能(референтная функция)、元语言功能(метаязыковая функция)、情感功能(эмо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意动功能(кон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联络功能(фа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和诗学功能(поэ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雅各布森明确提出,应该将这个模式扩展到其它符号系统中。他认为,对那些主要指向表述本身,即完成诗学功能的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对各种艺术形式,如文学、音乐、绘画、芭蕾舞剧、戏剧、电影等进行平行分析是符号学最有前景的任务。分析文学作品本身属于语言学家的兴趣和职责之所在,因而他们自然会将注意力投向复杂的诗学问题。正因为此,雅各布森对诗学语言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雅各布森另一个具有典型符号学意义的贡献是他发展了其在布拉格学派的同行特鲁别茨柯依提出的标记理论。
62 巴赫金的研究
巴赫金(18951975)是一位有着文学理论家、美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等多种头衔的学者,埋没多年后被重新发现的20世纪俄罗斯乃至世界的重要思想家。1965年发表的他于40年代写出的有关法国诗人拉伯雷的研究文集,有力地影响了塔图学派的学术方向,使后者从早期控制论和科学符号学方向转向文化符号学方向。(李幼蒸,1999616)因此而被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视为师祖。巴赫金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2030年代,但其著作和文章要不当时没有被发表,要不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概括地说,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哲学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两个方面。前者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一书中,后者则集中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
对于符号,巴赫金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定义,而从多方面论述了符号的独特性,包括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详见胡壮麟,200113)巴赫金强调符号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是与其自身的历史社会观分不开的。他认为记号系统并非只是个别意识现象或个人心理的内在现象,而且也是社会性的、客观的、在个人意识之外被给予的(李幼蒸,1999618)。对于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范围与记号的范围是一致的,“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胡壮麟,20014)。由此,他认为作品(作为特定的符号)的内容是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文学与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法律一起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大厦。
巴赫金是从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式小说、分析叙事文本的对话性结构踏入文学符号学的殿堂的,对话理论是他对符号学的重大贡献。他认为,“小说??是社会各种话语,有时是各种语言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转引自董小英,199423)小说中的对话语言是文学的“最强形式”,排除了统一的、绝对主义的独白通讯形式,即排除了个人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而代之以“民族的和社会的语言多重性”。(李幼蒸,1999631)其对话理论的基础是他者与他人话语在个体话语中的广泛存在,由此出发,他认为,话语具有双重指向性:一方面指向言语的内容本身,另一方面还指向他人话语。这种双声语(двуголосый)的本质是两种意识、两种观点的交锋。巴赫金根据利用他人话语的方式及使用目的不同,将双声语的语体划分为故事体、讽刺性模拟体、讽拟体、暗辩体等几种类型。除了看到生活中人类思想本身存在的对话关系以外,巴赫金在说者和听者范畴中拟出了这样几个对话性关系: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自我、作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人物与读者,并重点分析了作者与人物(即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他将这种作者与人物的对话关系概括为三种类型:主人公掌握作者、作者掌握主人公、主人公即作者。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巴赫金走出作者-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和对陀氏作品的个例分析,进入一般叙述学范畴时才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
7.结语
回顾20世纪中期之前的苏联符号学研究,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内容的丰富多样,几乎涵盖了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也能体会到各种理论的博大精深,它们涉及到了民族精神、意识形态、美学情感等深层次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非常时期苏联人文科学界众多杰出符号学家孜孜以求的探索,他们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总的说来,20世纪中期之前的苏联符号学研究从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精神、艺术、意识形态等方面为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的形成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参考文献
[1]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 北京:三联书店,1994.
[2]俄罗斯网上大百科www.krugosvet.ru的相关词条。
[3]胡壮麟. 走进巴赫金的符号王国. 载《符号学研究》,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4]李肃.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5]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钱军. 语言系统的核心与边缘??布拉格学派理论研究. 福建外语,1996,(3).
[7]Горный Е. Что такое семиотика? // Радуга, 1996. С. 168-175.
[8]Иванов Вяч.В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омана Якобсона.//Якобсон Р.О.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Прогресс»,1985.
[9]Иванов Вяч.Вс. Из истории ранних этапов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метода. //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Истор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д ред. Неклюдова С.Ю.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10]Лотман Ю.М.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 Человек – текст – семиосфера – история.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11]Неклюдов С.Ю. ред. 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Истор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12]Почепцов Г.Г.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емиотики. М.: «Лабиринт», 1998.
[13]Успенский Б.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Том 1). Семиотика истории. Семио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 М.: «Гнозис», 1994.
[14]Успенский Б.А. К проблеме генезиса 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ой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Истор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д ред. Неклюдова С.Ю.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15]Якобсон Р.О.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Прогресс»,1985.


[1] 什佩特认为:“表述是社会交际的根本性的事实和条件;对它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的基础。‘表述’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对应关系,对它的研究需要这样一些对应的术语:说者——听者;作者——读者;权威——认同;来源——继承等。”(Почепцов, 1998: 180)
[2] 雅各布森在1929年给什佩特的信中写道:“读完您在《民族心理学导论》中前言部分所提到的建设性的理论前提,我更进一步明白,对语言系统的分析完全可以脱离心理学。”(同上,186)
[3] 如会见、游行、送别、仪式等任何一种场面都在寻找对称感。
[4] 俄罗斯著名民俗学家。一战期间,曾与雅各布森及同属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雅科夫廖夫(Н.Ф.Яковлев)一起在莫斯科省的一个县完成了对具体社会环境下的语言和民间口头创作的描写工作,并将研究结果写成手稿,可惜手稿丢失。另外还与雅各布森一道指出了语言学与民间口头文学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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