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的自我主体性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理论，而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少数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之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瓦解了人的主体说，认为主体是被建构的，而不是完整独立、恒定不变的。女性主义者将这些研究成果纳入性别研究领域，提出主体性是男权压迫和男权控制的形式，作为人的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主体，也是被建构的，而文学叙述是现代性别建构的重要场域。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秩序和男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在于掌握了话语权的男性建立了一套“男性化主体”的自我再现系统，而女性的屈从和他者地位的形成，也是在于女性被剥夺了再现自我和他人的权力。

　　关键词：主体；客体；自我；他者；性别建构；文学叙述

　　　一、自我主体与性别建构

　　人的自我主体性是一个现代性的哲学命题，它是建立在对西方中世纪所流行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的挑战与反抗上。西方现代哲学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主体，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从笛卡尔、布莱尼茨到康德、黑格尔，西方现代哲学大都在高扬、推崇、论证人的主体性，对人的理性意识无限肯定，认为“存在着一个自我或内核，像灵魂或本质一样一出生就存在，虽然最终会有不同的可能发展，但在人的一生中基本保持不变，由此生发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1]196其实，从启蒙以来西方哲学家所致力建构的理性和主体性哲学，只是从少数欧洲白人精英知识分子的感受和认知出发，站在他们优越的文化立场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力。

　　在西方现代文化史中，对这种抽象的、超验的主体观的质疑和批判与主体性思想理论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早在18、19世纪，大卫·休谟、马克思、G·H·米德都对这种个人主义主体观和唯心主义主体观提出质疑。大卫·休谟否定主体性是个体存在的本质，认为我们所谓的自我只不过是一堆不连贯的感觉而已，是我们的想象赋予他们连续性和恒定性；马克思认为主体并不能完全依照他们的自由意志来行动，他们是由社会来决定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使自己成为个体；G·H·米德认为自我不是给定的，而是作为他或她的社会经历的结果，在个体身上发展起来。现代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家都承认存在一个自我，只不过完整的自我整体和结构与社会紧密相连，人的个体身分是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真正对以主体性为基础的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进行颠覆和挑战是从尼采开始，尼采宣称主体是一个谎言，主体不是给定的，它是某种添加、发明和投射到已有事物的东西。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和拉康的“镜像阶段”、“他者”学说则从心理学角度对人的主体性提出挑战。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发现，动摇了过去假定主体的和谐性和整体性，而拉康把主体视为“在进行中”，由于它的破碎、不独立，人的自我主体的建立只能借助于“他者”——这个代表了无意识和欲望、语言的存在，一个人只能在“他者”身上认出自己，这就意味着主体是分裂的，总是处于形成之中。尔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又发起了对主体性的最强大的批判攻势。结构主义不仅否认主体是创造者，而且认为是外部结构的产物。德里达颠覆解构了主体性的基础理论二元对立命题，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人所谓的自我连续性只是一种由于生活需要所维持的幻觉，是外部世界在内心的投影，并不是确切无疑的客观经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则从权力话语层面消解主体性，认为主体不是起因，而是建构的，人的身分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人的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主体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对主体性的影响更推进一步，认为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人的所谓本质自我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是拥有社会生产身分的社会存在，人类是依照我们所接受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身分，从而成为一个主体，主体是由文化赋予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主体性作了最后的清洗，他们认为主体只能出现在话语中，在后现代社会，主体不仅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身分，而且这些变化、流动的身分缺乏一个连贯或整合的自我，缺少统一性。(注：关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建立与解构的过程，参见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分：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现代哲学自我主体说的建构与消解过程，是因为它和人类社会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认识与社会性别建构紧密相连。主体性学说的建立解除了人类对神、宗教的崇拜，是人类现代性启动的标志，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僵化的性别认知和性别关系模式。“现代性是一场变革，并自认为是把所有人类关系从自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是关于凡人建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在这次变革的高潮中，我们仍寻求再次回到自然的纽带之中，并想象其为一次逃脱，为一种解放。”^[2]56-57现代性的启动导致了传统神义论对生命意义以及幸福的解答都失效，人类一方面获得了对自我、对世界的控制权、解释权，但是，也失去了由宗教庇护而带来的归宿感和永恒感，从而陷入了恐惧与焦虑中，于是性别神话再次被创造出来，性别差异或者说性别身分被视作可以超越工具性、理性社会制约的人的本真本质，从而赋予动荡变幻的世界和人生以秩序和意义，在性别差异的想象中建立自己强大、有意识的身分，获得安全感。现代性“提出了令人尤为困惑的问题。它驱使人们去把社会性别想象成某种社会化的东西，同时又与自然分类相对应。它驱使人们把本体论的不安全性作为由宗教提供又被摧毁的理性化，从中寻找新的避难所。最后，它使得人们去显示男性气质的构成并非自然，但仍可以解释男人在权力、资源和地位上的垄断。”^[2]24然而，前现代男权制的生物学基础并不牢固，所以，现代的自我主体哲学又建立了一套人为的价值观念将父权制延续下来，为男权统治的合法性出示证据。长期以来被视为“客观真理”、“客观知识”的主体性既是一种男权压迫和男权控制的形式，也是支撑现代社会男/女性别秩序、男性霸权的思想基础，它使父权制、男性统治在现代社会的推行与延续拥有了哲学基础，获得了合法性。自我本质论和性别本质论、二元对立论与男主女次说一脉相承。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将男性定义为认识主体，男性是科学研究和科学活动的主体，而人类科学、理性所征服、所穿透的自然就如同女人，科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样，是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秩序。由男性精英所建构的自我主体哲学断言：“我是自成一体的、自我控制的宇宙中心。世界的其余部分，我将其定义为他者；他者只有在与我——作为男性/父亲、阳具拥有者的人——相关时才有意义。”^[3]293通过这样一种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虚构想象的男性自我本质的主体论，现代社会形成了男/女、主动/被动、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等一系列有着等级秩序的二元对立，构成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等性别概念，建立了现代性别神话。现代性别认知模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膜拜，解魅中的最后残余；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挣扎，在无神的、混乱的世界上，对性别的‘崇拜’成了社会关系的依靠，以此来保护男人的特权，抵御现代性的破坏性逻辑”。^[2]14

自我主体哲学的解构为解构性别神话、瓦解男权统治提供了理论资源或者说哲学基础。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与批判和女性主义对性别本质说的批判有着精神的相通之处。性别认同是人类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基础的基础。“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不断展开的关于两性差异的叙事之中，这一叙事形成并规定了我们的角色认同、个人行为、自我观念以及性欲满足的种种可能的范围和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这种叙事来生成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男性和女性意象；我们所创造的种种幻象、生活故事、浪漫爱情、矛盾对立都可能以男性和女性情结为焦点。”^[4]37既然不存在本质、独立、统一、个性化的自我，既然主体是建构的不是生就的，那么，作为自我主体建构与认同的重要组成——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也非生就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任何自我身分的形成都是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自我身分的界定“总是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性、生活方式的区分”。^[1]194性别认同也是如此，人们认同于一种性别，同时又形成与之相对的异性/他性的情结。“我们感到自身缺乏的、想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同时又莫名奇妙地惧怕的，就是他性；我们将他性投射到异性身上，便使他人对我们具有了正面和负面的价值”，^[4]44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非社会意义的男人和女人这样的事物，男性特质建构是建立在对“他者”女性特质的建构上。

　　尽管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对主体性的消解，为性别本质、性别神话的解构提供了话语武器，但是真正为性别解魅、彻底击破性别神话的还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吸纳了男性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指出了传统的性别本质主义、性别秩序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性别神话是西方父权制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早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就在女性主义经典之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波伏娃犀利地指出父权制社会将女人定位在第二性——他者的位置上：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没有自主性的、与男人相对立的次要者、被定义者。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发展了波伏娃的女性建构说，吸收了拉康、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亚斯贝斯、利奥塔等人对主体本质论的批判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以此区分自然性别(Sex)。女性主义认为性(Sex)是人生具有的，是“一种形体禀赋，表现为人体的各种结构和功能属性，包括性激素、大脑机制等生物性基础”，“在男性或者女性特有的形体禀赋中先天带来的是我们人类无法逃脱的限制”；“性别(Gender)需要后天发展”，“性别起源于社会、文化、家庭对两性的不同期待。”^[4]37-39人们按照由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有关男女的社会分工、角色期待、行为规范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塑造想象，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有着等级秩序的性别关系模式。而这一套性别关系模式已经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础的部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人是强权统治下的第一个、最后一个、或时间最长的臣民”，^[5]149对女性的压迫也是社会压迫、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长久的形式。“人类所有不平等机制都源于男性的优越和女人的服从，而性政治在历史上则发挥了作为所有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作用。”^[5]183现代男性气质或者男性特性是一种“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及幻想而存在，即关于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有助于男人和女人去理解他们的生活”。^[2]3男性首先虚构想象了一个强大自主的自我性别主体，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安全，把“对异己品质的恐惧和幻想组织起来”，^[4]50塑造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自己能够把握与控制的镜像“他者”——女性，从而使男性自我主体得到永远的确证，获得了自我控制、自我支配的想象性满足，缓减了宗教神话解魅之后的不安全感。“通过把我们那根源于必死性的心理的不安全感的层面投射到我们所认为的男人与女人互补的特点上，我们能把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必死性的责任投射到别人身上。”^[2]14这就是为什么宗教神话解魅之后的现代社会仍然热衷于制造并坚信性别神话——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并当作信仰加以信奉推广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研究表明，话语对主体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德里达、福柯等学者宣布主体已经死去，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是由话语建构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家马里·柯里认为：“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讲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我们要学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这就赋予了一般的叙述一种潜能，以告诉我们怎样看待自己，利用自己的内在生活，怎样组织这种内在生活。”^[6]21从某种意义上看，自我主体身分的建构是在话语中完成的，是被叙述出来的，而文学叙述又是人类的最主要、意义非凡的话语表达形式之一。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中也提出文学起着建构主体的作用。作为自我主体认同与建构的基础，性别认同与建构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故事；性别是一种话语存在，是由话语决定的。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具有巨大感染力、不断重复的文学叙述就是制造性别身分与意识形态主体的最主要途径，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之一，所以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朱丽亚·克里斯多娃把语言符号变革比作政治革命，认为它会像政治革命一样，引爆一场象征和主体的动乱，语言变革才是社会秩序变革的潜在基础。

　　不论是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福柯，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女性主义者米切尔·巴瑞特、凯特·米利特等，都注意到话语再现对主体形成的作用以及再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德里达说在当代“再现是一个最重要，最富生产性的问题”^[7]20。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话语本身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也指出文化是一处斗争的场所，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权力内部斗争的一种体现。^[7]21米切尔·巴瑞特表示：“各种话语都处于某种权力关系中，权力是话语在争夺控制主体过程的动力体，也是这个过程的总和。”^[8]136凯特·米利特则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尖锐地指出，在男权制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甚至那一切超自然的权力——神权，或‘上帝’的权力，连同与它有关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或者，就像T·S·艾略特曾经评说过的那样：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父权制社会之所以能够将对女性的压迫如此持久地推行下去，女性以及其他社会边缘群体受压迫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稳定，都是因为他们这些没有拥有再现自我和他人权力的人“在一系列认可的政治结构中没有得到再现”。^[5]39女性被剥夺了自由地为世界和自己命名的权力，而男性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通过神话传说、历史著作，尤其是文学叙述来制定刻板僵化的两性形象、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模式；通过一个被动、感性、弱小、低劣的女性他者形象和主动、理性、强大、优越的男性此者，在文学叙述的写作与阅读中设计确认男性自我，获得了主体的位置和身分。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指出，话语之所以会有力量，能够形成行动，不是因为它反映了个人的意思或者意图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援引、重述了现成的规则与惯例。长久被男权社会强行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不了解男性话语以及其言说规则，因而也丧失了在文学叙述中自我再现的能力，女性成为沉默者、无言者。在这由话语所建构的性别叙事中，作为受压迫、受支配、受排斥的社会群体，女性是缺席者、不在场的，女性只能听凭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者——男性，错误、歪曲地再现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作为男性自我认同、性别建构过程中的“他者”，在主体/客体、独立/依附、大/小、主动/被动、理性/感性、尊/卑等二元价值判断中，女性被指认为属于后者。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它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男权制社会中，不论在哪种意识形态之下，女性都不是以作为以历史存在的真实形态而出现在文学叙述中，她们都是男性根据自己的体验、理解、需求创造出来的镜像，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欲求被忽视和歪曲。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文学叙述，对个人、主体具有强大的召唤作用。巴柔在考察形象“社会化”过程时曾指出，虚构的形象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作家把关于他者的看法构思成作品；通过书籍、影视或其他传媒表现出来，或通过出版发行推向市场；大众(读者、观众)通过阅读行为接受了这些形象，同时读者的作用又反作用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家的创作——如此循环往复。”^[10]8文学叙述具有控制读者立场、使读者与作品所呈现的主体立场完全一致的作用，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自身和他者的认知。在充满着男性自大和女性歧视的文学叙述的长期诱导与规训之下，女性自身又将这种扭曲、异化的性别想象与设计加以接收和内化，使女性产生幻觉，自觉认同“他者”的地位与形象，从而疏离自我，采用男性的立场、标准、视角观照自己，认同接受被男性所定义的他者、客体、被动的社会性别立场与角色，不仅被迫遵从男权社会对女性社会性别的他塑，而且自觉依照规范进行自塑，造成了女性的自我仇视、自我排斥。

三、女性写作与女性建构

　　根据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受压迫、受排斥、受支配的社会群体反对文化霸权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用一种对于自身以及自身与他者关系的更加真实、更加正确的再现来取代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对自身的错误和歪曲的再现。”^[7]21在男权社会中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利用话语霸权建立了“男性化主体”再现系统，自我证明、自我肯定，通过言说使男性的主体地位、阳物中心主义、阳物统治制度得以产生和繁衍，并且在再现过程中借助所谓客观、普适性的话语机制将其意图隐藏起来，从而使女性沉默不语，接受男性再现系统强加给自己的角色、价值、形象。女性要改变被压迫和支配的处境，改变他者的地位，建立女性的自我主体，就必须打破“男性化主体”自我再现系统，拥有再现自己的权力和能力，改变被书写、被叙述、被再现的历史。埃莱娜·西苏大声地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8]188但是，人类现有的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写作方式、思维体系、哲学体系、文学象征体系等等都隐含着权力运作方式，恰如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激愤之言：“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语言。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9]67朱丽亚·克里斯多娃认为女性要摆脱他者地位，成为一个“解放了的人”，仅仅简单地反对代表“父亲法律”的“象征秩序”是不够的，女性必须穿越代表父权秩序的话语场，发现第三种方式，它使女性能够接近符号秩序，而不必接受关于女性的男性模式。为了扭转与颠覆男性的以二元对立为核心的逻各斯中心和菲勒斯中心，朱丽亚·克里斯多娃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基础上提出了诗性语言理论，这是一种孕育于子宫，同母性密切相关的话语，它具有“易变性、多义性、否定性以及语义滑离、无逻辑等特征”，“否定形而上学的统一性，打破传统的语义逻辑结构，释放语言多义的无限潜能”。^[11]241埃莱娜·西苏提出了 “阴性写作”，这种从身体出发、用白色墨汁(乳汁)留下女性痕迹的女性写作，与女性的身体节奏和性快感息息相通，通过“飞翔”姿态的写作，女性一方面能够将自己“嵌入”历史，打破男性制定的稳定、纯粹、统一的话语规则和象征秩序，一方面又可以创造获得逃离“黑暗大陆”的场域，接近无限的空间，使女性在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中获得女性成长的自我主体认证。莱克勒克提出要建立一套女性话语，也就是建立在令人难以想象的身体快乐之上的话语，认为对女性身体快乐的压抑是一切压抑的起始，女性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包括文学叙述在内的话语，不仅具有再现的功能，也具有创造的功能。女性要彻底改变从属的他者地位，获得真正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建构主体性自我，必须确立言说的自主性，确立自己的话语。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关于女性话语存在分歧，但是，她们大都同意女性话语的建构与表达必须建立在女性各种生命经验、生活经历、心灵感受的真实再现与表现上。

　　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性别对文学并不构成直接的和必然的关系，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非结构因素，并不直接构成文学的结构要素如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12]那么，文学叙述是如何来表现它的性别内涵、性别建构意义的呢?“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有性别的(主要是社会性别)作者功能这个媒介来实现。性别不同的男作家或女作家基于不同的性别经验和心理功能，一般来说会将他(她)的性别观念或性别无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投射文学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的结构和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人物关系、话语方式等，构成文学文本中的不同的性别内涵。”^[12]人类社会现有的符号系统都铭刻着男权中心的痕迹，彻底消除现有的符号体系、重建全新的女性话语系统也是不现实的，这是女性必须面对的一个悲哀沉重的现实，但是，女性仍可以对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符号系统加以改造和利用。露丝·伊斯格瑞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一书中指出，女性在有意识地重读和复述父权制核心文本时，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她可以游戏本文，在这种游戏式的模仿中，她可以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13]8在《话语权力与女性的从属》访谈录中，她再次阐明女性的从属地位与话语权之间的关系，认为即使是“模仿”性的女性写作也可以通过嬉戏的重复效果，使可能看不见的东西得以“看得见”，使语言掩盖起来的女性的可能运作显现出来。^[14]227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穿越男性话语场，保持女性“风格”，“摧毁”男性逻各斯中心的话语体制，“这种语言工作将会挫败任何不愿触动话语的话语操纵。不仅在表达方面如此，而且在自成逻辑的先入观念上也是如此。因此，这种语言工作的功能就是扔掉阳物中心主义、阳物统治制度，使它脱离锚地，以便把男性交给他自己的语言，为一种不同的语言开辟可能性。这意味着男性不再是‘一切’。男性将不再一手包揽和包办所有事务和一切事物的属性。界定所有价值的权力，包括滥用的占有权，将不再属于男性。”^[14]230鲁宾逊在《使主体性别化》一书中也认为女性可以在男性话语霸权体系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的性别化主体。鲁宾逊认为女作家创作具有既内在又外在的双重性，女作家一方面需要在男性中心的话语之中运作，处于这种话语秩序之内；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们的主体位置在这种排挤女性的话语秩序中无法实现，而处于这种秩序之外，而正是这种边缘的位置使女作家得以进行自我表述。^[15]女性写作除了从题材、人物、风格的选择的差异上显示女性的性别内涵，也可以从叙述结构、文体语气、叙述模式、叙述视角、叙述策略等方面微妙的变化上，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性别立场。例如“从认知角度去分析自然与女性之隐喻关系……摒弃支配妇女和大自然的陈腐观念……为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社会结构打下基础”^[16]102-106。这也要求女性读者改变以往的男性中心的阅读立场，以“对抗式”的阅读方式来阅读男性文本，发现其中所隐藏的性别歧视事实，正确理解女性文本，发掘其中所潜藏的女性经验和女性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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