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这篇访谈中，美国著名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教授就“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语境、后经典叙事学多重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故事世界”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当代叙事理论的特征与走向，以及叙事理论教学等重要论题发表了看法。

【关 键 词】戴维•赫尔曼/后经典叙事学/叙事与媒介/故事世界/认知叙事学

 

    访谈者按语：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叙事研究所”（Project Narrative）创始所长。赫尔曼教授目前除了担任《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Storyworlds：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杂志主编、《叙事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丛书主编外，同时兼任《叙事》（Narrative）、《叙事理论学刊》（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等九种国际刊物和丛书的编委。他的著作有《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1995）、《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问题》（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 2002）、《自然语言的叙述》（Narr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2005）、《叙事的基本要件》（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编著有《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1999）、《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3）、《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2005）、《剑桥叙事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2007）、《叙事理论教学》（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forthcoming）等，并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七十余篇。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首倡者与领军人物，赫尔曼教授在当今叙事学界拥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重要影响。

    受《外国文学》编辑部委托，笔者利用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叙事研究所”访问研究的便利，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对赫尔曼教授进行了专访，谈话主要涉及叙事学、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论题。现将全部访谈内容整理刊出，以就教于读者。

    尚必武（以下简称“尚”）：您好，赫尔曼教授，今天的访谈我想从“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说起。据我所知，大约在十年前，您在《认知草案、序列和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要素》（1997）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后经典叙事学”。但“后经典叙事学”真正被学界所认可，成为当下叙事学研究的通用词汇，则是在《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出版之后的事情。请问，您当时为什么想到使用“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呢？或者说，叙事学在何种意义上走向了“后经典”？在我看来，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区分应该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尽管经典叙事学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而后经典叙事学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戴维•赫尔曼（以下简称“赫尔曼”）：1993年，我参加了在杜克大学召开的“数学与后经典理论”（Mathematics and Postclassical Theory）学术研讨会。我之所以提出“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是受到了部分会议论文的启发。在这届研讨会之后的几年里，我阅读了一些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尤其是我读研究生时候的老师阿•普鲁特尼斯基的论文，我开始想把经典物理学与后经典物理学之间的对立，用来类比由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洛夫等人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与被结构主义理论家无法采用或被他们忽视的叙事研究框架之间的对立。

    具体说，在爱因斯坦、波尔等后经典物理学家看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并不是“无效的”（invalidated）。相反，后经典框架试图扩大早期牛顿模型的应用范围。牛顿物理学可以很好地描述和预测像椅子、自行车等中等体积的物体的运动，但是对于更大的或是更小体积的物体的运动，如星系的进化和粒子加速器内部的粒子变化等，就不太适用。如果要解释这些现象，就需要一个有着更大应用范围的理论，牛顿模型则可以被看作是该理论中的一个“特例”（a special case）。同理，在叙事研究的后期发展中，结构主义叙事学并不是无效的。相反，这些发展揭示出：尽管研究故事的学者可以依赖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叙事的某些方面，但是叙事分析的范围——需要被研究的叙事现象的范围，要远比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想象的大得多。

    有必要指出，在那些研究“面对面交际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 in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的学者中，也同样存在一个转向，即对叙事分析模型的应用范围进行类似的重新思考。加速这一转向的是这样一个认识：虽然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在《叙事句法中的经验转换》（1972）等研究中建构的分析模型适合于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一定适用于分析其他的故事讲述情境，如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非正式对话、闲聊、家庭成员在饭桌上的对话，等等。不同交际环境下的叙事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功能。例如，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对话中，为了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可能参与者都想取得发言权。对发言权的竞争将会极大地影响他们讲述故事的形式：在某些重要情况下，故事讲述者除了只保留最重要的信息外，可能会省略所有的其他信息，以便努力表达他们叙事的意义，即为什么别人要听他们说，而不是打断他们。同时，这一语境下的叙事可能具有在访谈语境下所没有的某些社会地位或讲述者的“面子”，因此需要发展一些新的、更加丰富的模型来解释交际中故事讲述的结构与模式。这样，拉波夫的解释模型就成了更大范围内故事讲述情境中的一个“特例”。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叙事学研究的焦点也存在类似的扩大现象。有两个因素导致了叙事学研究焦点的扩大：首先，意识到叙事分析涵盖了跨越媒介的故事讲述，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叙事；其次，吸纳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这是早期的叙事学家在创立叙事学这门学科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中所缺欠的。这些概念和方法来源于“后—索绪尔语言学”（话语分析、可能世界语义学等）、人种学、性别理论、哲学伦理学、认知科学、电影和媒介研究等。例如，性别研究直接对叙事中的人物刻画和叙述模型提出了性别身份的问题；而认知叙事学家的研究前提与认知科学的理念是相似的，叙事既是理解的手段，也是阐释的目标。

    因此，你说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区分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它们之间的区分反映了对叙事研究范围和分析方法的不同理解。因此，我在《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的“导论”中说：“虽然后经典叙事学（不能将它与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相混淆）把经典叙事学视为自身的‘重要时刻’之一，但它的鲜明之处在于吸纳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打开了叙事功能与叙事形式研究的诸多新视角。”

    尚：我非常赞同您关于叙事学研究焦点扩大的说法。同结构主义叙事学相比，后经典叙事学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媒介与方法，但不论哪个方面都使得后经典叙事学具有复数性质。就媒介而言，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叙事，走向了跨媒介叙事学，如数字叙事、音乐叙事、法律叙事、图像叙事等；就研究方法而言，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单一的“索绪尔语言学”方法，出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等。同大量探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关系的论著相比较，对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内部关系的研究似乎成了叙事学界的一大盲点。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后经典叙事学的复数性，以及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赫尔曼：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叙事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主要任务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吸纳新的概念和方法用于叙事研究。相反，它现在有着更大的目标，即重新审视叙事研究的范围和目的。而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在于，思考一系列方法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换言之，如果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一阶段在于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之外的思想，重新评价经典模式的可能性与局限，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出现了新的挑战。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加强女性主义、跨媒介、认知以及其他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就此而言，我建议叙事理论家可以首先并置新方法对于叙事现象的描述（叙述、视角、人物等），接着检验这些描述的重合面，然后再探讨在那些不重合的描述面上，这些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由此绘制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图式。① 此外，这些新方法可以努力合作来实现叙事研究所没有实现的总体目标：更为深入地理解什么是故事以及故事的运作机制。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论点，下面我以我的一个研究课题“绘图小说中的多模态故事讲述与身份建构”（Multiple Storytell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Graphic Narratives）来加以说明。② 该课题聚焦于绘图叙事中文字—图像之间的结合，更准确地说，是探讨文字与图像的结合如何激发阐释者对“故事世界”中人物的推断。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具有一个以上符号渠道的文本如何激发对处于叙事世界中“代理者”（agents）的推断。颇有意义的是，当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在开创叙事学这一研究领域时，他们并没有对叙事的两个重要维度加以评论：一是故事指称或创造世界的潜力，二是媒介的具体性，即故事讲述的方式，包括创造世界的方式都可能会受到特定符号环境表达能力的影响。这两个维度就是我所研究的中心论题。但如何把后经典叙事学的各个分支结合起来，探讨“多模态叙事”（multimodal narratives）的指称维度？或更具体地说，如何探讨代理者在绘图叙事文本的叙事世界中的再现呢？

    我认为，在这些语境下，恰当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让对叙事现象的研究兴趣来综合或整合各种方法，而不是试图事先综合一些方法，然后再“由上而下”地应用这些被综合了的各种方法。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发现有必要结合认知叙事学与跨媒介叙事学的方法。文本线索如何激发对故事世界的推断，或我们称之为创造世界的叙事方式，构成了与认知叙事学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或构成了与故事讲述行为有关的心理方面的研究，无论这些讲述行为是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认知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叙事结构的多重维度以及意义理解的模式，丰富了结构主义者关于人类智力的原初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可以把故事看作是阐释的对象，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组织和理解经验的手段，是一种思维工具。我文章中对“叙事创造世界”（narrative worldworking）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话语模型提示的认知过程或推断，包括绘图叙事中图像和语言激发的认知过程、特定故事世界的本体地位、存在物以及时空形态等。一般说来，故事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让阐释者形成对于情景、人物、事件的推断框架，叙事文本或叙事话语有可能明确地提到也有可能只是暗示这些情景、人物和事件。与此相对照，叙事也可以给大脑塑造和修改故事世界提供蓝图。认知叙事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清晰地组成了建构世界的叙事实践？这与科学工具、逻辑推理以及其他再现模式的读取方式是相对立的。我的研究探讨了在叙事语境下，推断对于理解故事世界的代理者在建构世界实践中的中心地位。

    与此同时，关于具体媒介的问题属于跨媒介叙事学或跨媒介叙事研究的范畴。与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不同，跨媒介叙事学不赞同关于“法布拉”（fabula）或叙事的故事层面（即讲述内容）不会随着媒介（再现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说法。但它也认为，由于部分地依赖于“源媒介”（source media）和“目的媒介”（target media），故事的精髓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被完整或可以被辨认地“重新媒介化”（remediated）。因此，跨媒介叙事学的前提是，只要故事是叙事文本类型的实体，那么以不同媒介传递的故事就会共享某些特征，虽然故事讲述实践会受到与特定符号环境相关的优缺点的影响。在多模态故事讲述或通过多种符号媒介来激起故事世界的叙述形式中，这些优缺点相互作用。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可以给研究绘图叙事中代理者的“视觉与言语再现”（visual- verbal representations）提供启示。

    同理，其他领域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于研究绘图叙事再现人物同性别陈规做斗争是有帮助的。但我这里所讲的主要意思是，对具体叙事现象的研究，如绘图叙事的人物刻画，是理解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最佳方式。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不是思考它们之间的种种关系，而是最好结合研究的中心问题，整合所需要的工具来回答这些问题——有时可以从完全不同的叙事研究传统中获得这些工具。

    尚：自您首次提出“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术语以来，至今已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回顾这十年来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您认为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哪些骄人的成绩？还存有哪些不足或有待继续探讨的地方？

    赫尔曼：我认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主要成就在于，这一领域下的实践者们已经把各自的研究看作是对更大的、多样的、连贯的研究体系的贡献，这个大的学科包括了很多叙事研究的方法和目标。如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做个调查的话，我感觉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数字叙事学家、认知叙事学家以及跨媒介叙事学家都会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项共同的事业，即发展、检测和修正故事及其运作方式的模型，同时也共同致力于理解叙事如何遍布于其他社会文化实践以及意义的生产过程。

    如果回到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涉及后经典叙事学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个领域的方法和概念如何被运用到另一个领域之中。例如，语料库叙事学研究大型叙事语料中的特征分布，这与把观点仅仅建立在对一两个文本分析的个案研究方法是相对立的。挑战不仅仅在于要在大的后经典叙事学标签下把这些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在于为两种不同方法的实践开辟交流的渠道，这样即便它们各自的主要发现不一致，但至少也是可以协调、甚至是可以比较的。③ 这个例子进一步揭示了存在于这个领域内更大范围的挑战：给叙事的人文研究方法和社会一科学方法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例如，在文学叙事学与研究日常交际中故事讲述的人种学和社会语言学方法之间的交流问题：围绕文学叙事研究和日常生活中故事讲述的分析，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研究传统，那些想在这两个传统之间架起桥梁的学者，需要确保当他们在使用诸如叙述、事件、视角等最基本概念的时候，他们不是各有所指。当叙事转向跨越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的时候，需要建立共同基础的难度也就越大。我们还需要明白，叙事的范围大得足够容纳不同的学科兴趣和研究重点，但并不是大到让故事试图纳入所有的事情。那样的话，故事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包括了。

    尚：您在回答叙事学研究的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一个术语“故事世界”（storyworlds），这一术语还是您主编的一本叙事学期刊的刊名。请问，您在选择刊名的时候，为什么使用“故事世界”而不是“叙事世界”（narrativeworlds），而且后者的涵盖范围似乎更为广阔？作为《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的主编，您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故事世界”的具体含义，以及研究“故事世界”的基本方法、主要目标和研究前景？

    赫尔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对第二个问题做一点补充。

    我对“故事世界”这一术语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故事逻辑》一书。在该书中，我把“故事世界”界定为由叙事或明或暗地激起的世界，包括无论是书面形式的叙事，还是电影、绘图小说、手语、日常对话，甚至是还没有成为具体艺术的故事，例如我们脑子里思考的准备向朋友讲述的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编剧写的电影剧本等。“故事世界”是被重新讲述的事件和情景的心理模型：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地点，出于什么原因，同什么人或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相反，叙事人为现象（文本、电影等）、为心理“故事世界”的创造和修改提供了蓝图。在印刷叙事中，这些蓝图由（书面）语言的表达手段构成，这些表达手段不仅仅包括单词、短语、句子，也包括排版形式、印刷页面的空白分布，包括提示小节的空白、新段落的首行缩进等，以及（潜在性的）图表、素描和示意图等。而在图画小说中，非语言形式扮演了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重点安排人物再现场景、使用“语言气球”（speech balloons）的形式，画面中再现场景构成了更大的图像和文本因素的序列，能传达关于“故事世界”的信息，与小说和故事中只有语言渠道而没有图像渠道相比，这种传达方式是不同的。同样，面对面故事讲述的交流者、电影观众以及通过计算机媒介参与故事讲述的人则使用各种不同的线索，建构事件的时间链、事件发生的大时空环境、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物，以及人物所经历的构成叙事性核心特征的破坏性或非常规性事件的“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

    尽管在使用“故事世界”这个术语时，我似乎看重的是叙事世界而不是编码和激发叙事世界的文本蓝图，但实际上我把这个术语看成是描述过程的所有方面，包括运用文本设计纳入关于叙事世界的信息或引发对叙事世界的推断，以及存在于叙事世界中的认知和情感经历。在《故事逻辑》及其之后的研究中，我在发展“故事世界”这一概念的时候，目标进一步走向了认知叙事学的研究课题，或者——重新强调我在回答前几个问题时的定义——研究与心理相关的故事讲述行为。④聚焦于“故事世界”这一理念，不仅可以使我的研究建构在认知心理学家、语篇分析家、心理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对于人们如何创造和理解文本与话语的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可以同这些研究展开对话。从其他相关领域中引入的概念有：指称中心（deictic centre）、心理模型（mental model）、情景模型（situational model）、话语模型（discourse model）、语境框架（contextual frame）、文本世界（text world）、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等等。这些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的研究传统旨在解释文本模式号情景，或它们所代表的世界之间的链接关系。

    我之所以集中研究“故事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我的兴趣在于发展叙事研究的后经典方法，也即是你提到的研究“故事世界”的方法、目标与结果的问题。经典叙事学家、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对叙事创造世界的属性或指称世界的属性加以评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排除了指称，接受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因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结构主义模型的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反，对很多后经典叙事学家而言，创造故事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探讨对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的再现如何与性别化的文化规约相关，修辞叙事学家关注读者在完全介入虚构世界中的多重阅读位置时所采取的假设、信仰、态度等，数字叙事的分析者（或设计者）的兴趣在于互动系统如何可以重新传递浸入到由每天的叙事行为所创造的虚拟世界的经验。因此在我看来，对研究故事的强调跨越了后经典叙事学研究领域的多个地带。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你提到的那本新刊物的范畴和目标。这本刊物取名《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将于2009年6月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目的在于发表当下跨学科叙事理论的研究成果。同其他专门聚焦于某个学科或仅以某种叙事类型为研究对象的现有期刊不同，《故事世界》将发表跨越多种媒介的故事讲述行为的研究成果，它同时也将展示各种叙事的分析方法和阐释方式。相关的故事讲述情景包括面对面的交际互动、文学写作、电影和电视、虚拟环境、编年史、歌剧、新闻、绘图小说、戏剧、摄像。与此同时，期刊的投稿者可以从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叙事，从话语分析、文学理论、法学、哲学，一直到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人工智能、医学以及“组织研究”（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⑤ 总之，《故事世界》旨在为跨媒介、跨学科的叙事研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故事世界》的创刊号以及即将发表的多样性论文，都有自己不同的分析方法、聚焦于不同的故事，旨在反映叙事方式的多样性。⑥ 实际上，该刊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强调，单一领域的研究不可能评介叙事世界创造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故事世界》的目的在于激发各种不同学术领域、不同阶层的人在创造叙事、参与叙事、分析叙事中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是把故事看作是艺术表达或交际的手段，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禀赋的前提。

    尚：您除了是《故事世界》杂志的主编之外，同时还是《叙事前沿》丛书和《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主编。您是否可以从主编者的角度对当代叙事理论作一评价？换句话说，在您看来，当代叙事理论、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具有哪些主要趋势与特征？

    赫尔曼：我首先对你所提到的主编工作做些说明。尽管我担任《故事世界》杂志主编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我自2001年起就担任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的《叙事前沿》系列丛书主编。迄今为止，该丛书已经正式出版了九部著作，另有若干著作正在印刷、修改或签约中。近期我收到了很多研究计划和已经完成的书稿，我把这一日益增加的学术活动归为如下几个因素：强调跨越艺术和科学的多重叙事研究领域的“叙事转向”，对于研究语言、文学、电影电视、数字媒介领域中的故事和故事讲述的形式和语境维度的兴趣重新兴起，以及我所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叙事研究所”的国际知名度得到提升，等等。《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一共包含了由全球两百多名学者撰写的450个条目，我们组织和编写该百科全书是缘于这样的目的：叙事作为跨越多重学科的中心兴趣，使学者、教师、学生都渴望得到一部综合全面的工具书，跨越多个专门的学科领域，提供围绕各种形式的叙事研究的核心概念、种类、区别和技术术语。该百科全书的目标在于成为一部通用的工具书，能给利用故事讲述的概念和叙事分析的方法从事研究的多学科中的学人提供一套综合性的资源。因此，它不仅大面积地覆盖了结构主义模式和从文学叙事中发展而来的框架，同时提供了跨媒介和跨文类的故事分析的范式图景，如电影、电视、歌剧、数字环境、闲谈、体育新闻、漫画和绘图小说以及讣告等。

    我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使我致力于用叙事在各学科领域进行更为开放的对话，因此我把我的编辑工作看成是内在于我作为教师和研究者的身份，同时它也帮助我实现了三个职业目标中的一个目标，即强调故事以及故事讲述对于人类经验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心地位又有助于给各种研究领域的学生和学者开辟交流的渠道。我的编辑工作也使我与更加年轻以及更有成就的学者建立联系，致力于通过下述方式推动叙事研究：首先是重新思考叙事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其次是开辟新的不断出现的研究领域。第一个方面可以包括对诸如不可靠叙述、叙事话语中的隐喻、意识再现的手段等论题的持续探讨。第二个方面可以包括数字叙事（博客叙事、网络小说、互动小说等）；多模态故事讲述，或使用一个以上的符号渠道来激起“故事世界”（例如：漫画和绘图小说中文字与图像结合的方式、面对面谈话中使用话语和手势相互配合的方式等）；新的“混杂型领域”，如认知叙事学、计算机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等。另外一个新出现的研究领域是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即挑战对于真实世界中身份、时空以及因果关系理解的虚构叙述模式。在我看来，无论是重新思考叙事研究的论题，还是为新的叙事研究创造新的研究框架和新的论题，都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尚：十多年前米克•巴尔指出：与其说叙事学“是在叙事文本研究范围内繁荣，倒不如说是在其他学科领域内更加繁荣”。与此类似，2005年德国格鲁特出版社推出了《超越文学批评的叙事学》（Narratology beyond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请问，您是否以为叙事学可以超越文学批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种超越对于文学批评以及其他研究领域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赫尔曼：尽管我不赞同巴尔对叙事研究在这一阶段上的评价，但后经典叙事学毕竟产生了研究叙事文本的多重方法，无论是《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还是《故事世界》，都使我相信叙事转向的广阔范围将会持续不断地在多个学科中展开。克赖斯沃斯（Martin Kreiswirth）、许韦里宁（Matti Hyv rinen）以及其他学者已经指出，叙事转向的力度不亚于20世纪初发生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的语言转向。无论引起这一转向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是否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用叙事术语来刻画的具体情景，是否需要使用故事来对多种文化传统或亚文化传统加以评价，是否全球化的力量使得观察事物的方式日益接近——很多转向叙事的领域不仅借用了叙事学的理念，而且也为研究故事提供了新观点、新方法。例如，在布鲁纳（Jerome Bruner）研究的基础上，哲学家赫托（Daniel Hutto）发展了民族心理学的叙事研究方法，开辟了人们理解自身和内心的启发性策略。相应的，叙事学家开始吸收赫托的研究成果，包括赫托自己发展出的“叙事实践假设”，它创造出了研究虚构人物心理的新框架以及读者在推断这些心理状态时所依赖的过程。这一跨学科的丰富研究表明，叙事学已经开始对文学批评领域之外的模型建构做出贡献，正如其他学科的模型丰富了文学和别的叙事研究一样。

    尚：尽管目前后经典叙事学还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但已有部分学者开始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或至少对其发展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例如扬•克里斯托弗•梅斯特以及其他学者近来指出：“叙事学最好的未来在于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即它最初是试图寻找和研究普遍性的”；而安斯加尔•纽宁则认为：“无论是叙事学的未来发展还是‘叙事学’这一术语的使用都不确定，我们不妨拭目以待。”⑦ 您是否也可以对后经典之后的叙事学发展做一预测呢？

    赫尔曼：很难预见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因为这一研究领域正在经历迅速的扩张和变形，但我们不难预测几个主要的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便是叙事理论的全球化。发展至目前为止的叙事学原则和方法，是从不断增长但依然相对有限的叙事文本中抽取出的原则和方法，它们能否足够敏感以捕获跨越不同文化和语言传统的故事讲述实践的区别还是个问题。就此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全面的考察。全世界的叙事学需要加强跨文化、跨学科的合作，在必要时从经过检验的故事讲述传统的角度改进叙事学的研究工具。这一工作是对跨媒介叙事研究的一个必要补充，同样它也正成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论题”（focal concern）。

    另外一个涌现的趋势，事实上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跨媒介焦点的一个推论，即努力分辨出文学叙事的具体特征。辨别什么是文学叙事的特征是我回答第五个问题时所提到的“非自然叙事”研究的目标。文学是否属于这样的叙事范畴，在这个范畴里，故事的生产者和阐释者都被给予特殊的通行证来介入一些场景，挑战对真实世界中身份、时空、因果关系等的理解——例如当人类变成了甲壳虫，或者当故事结尾时我们发现叙述者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外星人。

    第三个趋势是继续努力发展可应用的跨学科性的故事概念，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跨越艺术与科学的多重领域，也可以给什么是叙事的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一趋势所面临的挑战是，吸纳多种学科方法及其洞见，来建构叙事研究的模型。这些模型不仅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而且对于研究叙事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被理解的。

    尚：鉴于多个学科对叙事学概念和叙事学方法兴趣的不断增长，叙事理论教学正成为当下叙事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您和费伦、麦克黑尔一起合编了《叙事理论教学》一书，该书还被列为“现代语言协会”教学丛书的一种。您是否可对该书做一简单的介绍？在您看来，什么是叙事理论教学的最佳方式？

    赫尔曼：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叙事理论核心论点的批评指南，但是目前还没有关于叙事理论如何可以进入课堂的观点和方法的论著。因此，尽管《叙事理论教学》一书的作者们汲取了早期及当下的叙事研究成果，但他们主要致力于叙事理论领域的核心概念如何可以被运用于多种学科场景以及不同层次的教学实践。我们把该书分成四个部分：情景、要素、文类和媒介。在整部书中，作者们把他们在教授叙事理论概念时所经历的挑战，以及他们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发展的策略，放在各自文章的显要位置上来阐述。我通过对该书导论的简要介绍来回答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叙事理论的最佳教学方法问题。在导论中我们建议，对从事叙事理论教学的教师而言，主要有三个特别显著的教学目标：转化（translation）、合法化（justific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

    所谓“转化”是指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何种层次上的学生首先都要掌握对术语概念的基本理解，如“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人物叙述情景”（figural narrative situation）、“指示转换”（deictic shift）、“行动者”（actant）、“外叙事层次上同质叙述”（extradiegetic- homodiegetic narration）、“元叙事”（metalepsis）和“情节编制”（emplotment）等。其次，学生要掌握在阐释实践中运用这些或其他技术性术语和概念的能力。换句话说，叙事理论教学的基本责任不仅在于向学生讲述术语，还要使学生可以内在化这些术语，使这些术语变成他们作为阐释者、分析者和作者的基本技巧的一部分。

    转化的第二个方面涉及在实践中运用一些新术语和新概念，这已经直接指向了第二大教学目标：合法化。正如在其他学科和教学领域中一样，转化与合法化是教学实践中两个相互交织的方面。成功的转化要求教师不仅向学生展示叙事理论思想的存在，而且更要展示叙事理论思想所带来的阐释价值与分析价值。最后，尤其是在研究生层次上，这一挑战要走出转化核心术语和概念以及展示其阐释力量的范畴。同时教师还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即让高水平的学生把叙事理论中的思想整合进他们日渐增多的阐释方法、职业发展策略以及他们自己作为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尤其是在研究生课堂上，教师的责任在于向学生展示叙事理论的理念如何可以成为他们日常所接受的专业学术训练的一部分。

    尚：赫尔曼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赫尔曼：感谢你对我的采访。感谢你提出了这么多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戴维•赫尔曼，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文系；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注释：

    ①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只谈到了后经典框架在不重合的层面上如何可以互补。在此我非常感谢尚必武，他指出，对这一问题的完整回答需要讨论各种方法之间的冲突性与互补性。

    ② See David Herman,“Multimodal Storytell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Graphic Narratives,”in Telling Stories : Building Bridges among Language, Narrative, Identity, Interaction, Societyand Culture, eds. , Anna de Fina and Deborah Schiffrin (Georgetown UP, forthcoming).

    ③ See David Herman,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Narratology: A Corpus-based Study of Motion Events in Stories,” in Narratology Beyond Literary Criticism, ed. , Jan Christoph Meister (Walter de Gruyter, 2005), pp. 125-49; Andrew Salway and David Herman, “Digitized Corpora as Theory-Building Resource: New Methods for Narrative Inquiry,” in New Narratives :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 Ruth Page and Bronwen Thomas (U of Nebraska P, forthcoming).

    ④ See David Herman,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Blackwell, 2009);David Herman, “Narrative Ways of　Worldmaking,” in Narratology in the 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Narrative Research, eds. , Sandra Heinen and Roy　Sommer (Walter de Gruyter, forthcoming).

    ⑤ “组织研究”是指聚焦于各种机构（包括商业、公司）的动力和结构的研究，此领域涵盖“机构记忆”，即关于商业或其他组织中处理事物的集体记忆，以及机构中的交际实践等。此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转向叙事，例如考察机构中的成员如何交换故事，以及机构的历史如何在故事的传播中得到了保存。

    ⑥ See http://people, cohums, ohio-state, edu/herman145/storyworlds, html.

    ⑦ See J. C. Meister, ed. , Narratology beyond Literary Criticism (Walter de Gruyter, 2005); Tom Kindt, et al. , eds. , What Is Narratology? (Walter de Gruyter,2003).^NU1DA201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