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主体视为“自我”或“身份”，主体性即指一种对自我身份的意识。主体性必须与身份并置起来理解，但二者不能被等同。前者是多维的，立体的；后者是平面的，单一的。唐纳德曾在其输理性的册子《主体性》中指出：较之于“身份”，“主体性”更准确地指示我们的社会构成（social construct）和对身份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1][1]自我是作为社会及个人的存在而存在于不同文化规则与自我理念的协商关系网中。因此，我们同时拥有包括种族、性别、阶级等不同性质的身份。所以，房产广告会如是说：锦绣花园，您“身份的名片”；汽车代理人告诉您：第八代雅阁，让您“尽显贵雅”；C级梅赛德斯-奔驰张显您的“精英本色”；Camenae泡泡浴让您“在家享受五星级SPA”。广告建构一种虚拟身份，也在宣扬一种体验文化：你经历了什么，就等于你成为了谁，拥有了某种本不属于你的身份；反过来，已确知的身份又可以被用以强化广告效应。对于大多数在“贵雅”、“精英”门槛边徘徊的80后来说，构建一种“另类奢华”不失为另劈蹊径。“80后”这张独特的身份名片在广告人眼中大有文章可做。“谁是80后第一部车？”“80后凭啥子买车？”自从一汽丰田用新威驰的“生而简酷”主打80后市场，各厂家的广告主动拿“80后”说事。据说，08年上市的20多款小型车都冠以“80后”的标签。某汽车时尚杂志还专辟一栏，介绍80后偶像——兼赛车手与作家于一身的韩寒，并随后附上几款为80后量身定做的车型。而这些林林种种的身份又被内化于主体性的宏观范式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多重的身份元素，主体性的定义突出自我对自我的理解，并且暗含着这种理解是不充分的。这提醒我们在将其作为学术对象讨论时，主体性成为一个颇具元意识色彩的符号，它代表了对自我意识的意识。这正应和了纳博科夫在讨论人类特性时所言：意识到对意识形成的意识（Being aware of the awareness of awareness）。
在此，可以看出主体作为执行主体与反思客体之间的张力。作为一种对自我意识的意识，“主体性”这一符号孕育着胎记般的悖论：在自我意识中，“我”既是这项意识活动的唯一执行主体（the perceiving I），同时也是被作用被反思的客体(the perceived me)。在这个下意识与无意识同时发生的过程中，作用与被作用集于“自我”一身。这使得主体性这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天然的张力，即反视自我与超越自我的张力。如果说“主体性”这个单词的能指，是对“我是谁”（who I am）的探索和回答，那么，这个符号的所指便升华到一个更具有动态纬度的自我形象：“我该是谁”(who I am supposed to be)。能指与所指间的如此张力，使主体性这一符号也随之分化为两个层面的自我叩问。这是由于事件的发出者总操控着审视、考核、施为的权利，其接受客体总会在接受施为行动后留下被作用的痕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这句话源于广告，反过来，也应该用于对广告自身的审视。在对那个“我思”的主体罗列出浩繁秩卷的讨论之后，我们也许该把更多精力投向“我思”之后，所肩负的矫正自我的责任，及应运而声的对策、行动。这一范式转变中所召唤的，是一种彻底的自我反思之后期然而至的质变。它以一种与自我对峙，将自我客体化、对象化的勇气为前提，以自我矫正性蜕变为宗旨。这正是主体性命题的价值所在：除了反思，自我还有行动的责任和能力。所以，主体自身在制造“主体性”时所饰的双重角色，由于其所在的不同时代语境，而衍生出迥异的内涵意义。试对西方思想史上有关主体性的探讨作一回溯，会发现：自15世纪以降的马基亚维里式的自然哲学到笛卡儿时代的“我思”理性主体，经由启蒙时期，及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直到后现代哈拉威的身控主体性理论（cyborg subjectivity）等，每一次新的自我定义背后，都蕴藏着那一时代对我们打下的烙印，和我们反思，回应，超越时代的努力。
主体性的悖论说得形象点，像自己拔起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也就是说原动力源自自身而非别处。对某客体产生意识，就意味着要审视并观看此客体。而“距离”是这种“看”与“被看”关系的前提，就像拍摄照片就必须与被摄的物体保持合适的距离一样。主体性的自我反射性要求自我首先得脱离原来那个第一人称的自我（go beyond the first person “I”），与自我产生位移，援引一个有别于自身的另一视点，方可反观自身。唐纳德在追溯主体性思考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将（自笛卡儿始）自持主体(self-assured subject)的分裂，视为我思/怀疑(I think/ doubt)的必然症状。“我”在执行思考的同时也在部分地让渡自己的主体性。有别于自我才能认识自我，对自我形成反思性、矫正性的意识，并试图摆脱对自我构成的种种约束。这种自我分裂是痛苦的分娩，但也是自我中心付出的必然代价，而经由他者探索自我可以另辟蹊径。因为他者的介入可提供一个天然有别于自身的视角，使得自我得以回视自身。
所以，广告抓住这一要领，多强调受众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尽可能地扩大广告的影响辐射面。环球咨询电台人们应该听，因为它可以“connecting You to the world”, 也就是说，“我”不该是孤岛一座。就算我发誓要做一座孤岛，一个隐士，一个福科式的反社会话语机制的斗士，我的身份也恰恰体现在我刻意与社会这个他者所保持的某种距离。事实上，对他者的召唤不是为广告话语所垄断。广告是利用了这一意识。对他者的召唤意识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得到明确的表达：在黑格尔看来，他者是认识自我过程中不可活缺的重要参数，自我只有经由他者才可认识自我。如对种族、性别、阶级、人际关系等领域的作一梳理，会发现这几乎将是一部与他者共舞的历史。不管是存在主义的“他人即地狱”，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后殖民所抨击的自我中心情节，马克思主义所唤醒的反压迫意识，从本质上讲，都是将自我的身份置于与某一他性因素或对峙、或协作的天平之上（如人际交往中的他人、男性、压迫阶级、社会话语机制等）。并在这种互动关系所决定的存在方式中催生出行为主体意识，迫使自我追问自己的责任。
对“主体性”的探讨，历来被视为是哲学家的专利，但如果将文学自我形象的嬗变与“主体性”概念的演变相并置，通过文学叙述这一颇具自我意识的人类活动来诠释主体性如何体现那个反思并行动着的“我”。事实上，主体性概念的悖论在文学叙述过程中被相应地转化为信息发出者既是意义产生的主体，同时也是在发出信息过程中将自己暴露为一个客体。当信息作用于接受者（客体）的过程也是这一接受者把自我注入信息，重构信息的意图性活动。文本信息在此作为双方主体性汇合的平台以及意义衍生的载体。在写作中形成的主体性，即那个叙述的自我同时也在被叙述。主体性由叙述行为所催生，并受其影响。这使得文学叙述永远是一个下意识与无意识水乳相融，同时作用的过程。在这个主客体角色同时上演的叙述世界里，主体性的反思和行动能力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写作的我与被写的我（the writing “I” and the “me” to be written），形成一种张力，使得千百年来人类探索命运时在宿命论与自助哲学间游移不定。而文学形象本身又与所在时代的“主体性”观念形成某种对峙的互动关联。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文学对人充分的自控能力持怀疑态度，这就与16世纪人对自身的盲目乐观信念保持了距离。最典型的形象莫过于哈姆雷特这个有着元意识色彩的人物。因为他除了思考该做什么以外，从不去做什么。剧末的复仇也只是他受感性而非思考的自我所控制下采取的行动，这时的他不是一个行为主体，因为此时的他受知觉的驱使，不具有道德责任感。相反，关于人对自身生活的责任感，加缪的《局外人》是个典型的例子，能充分展示人如何能够，也应该自觉地为无聊的存在制造意义。更具有元意识色彩的是自传性的叙述，它本身展现出“自我”，但却说是这一“自我”产生了我，“我”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稳定的，它是分裂的、不完整的、临时的，一种具有多种所指对象的符号。[7][7]在此，主体性所蕴涵的多层面自我，在叙述中进行着较量。写作着的“我”由于通过叙述与被写的可体“我”拉开了一段距离。前者因此而显得或凌驾、或匍匐、或冷静审视着后者。
对“主体性”的研究，值得细究。在本文中，笔者除了再次强调人是“自为”的意识主体（self-oriented），更剖析了我们在追问主体性时所扮演的主客体双重角色。在广告语境中梳理对自我的探讨，我们应始终将自我视为一个不断探索责任与意义的主体：既是为世界注入意义的主体，也是囿于这个世界的客体（subject for the world as well as object in the world）。在探讨“主体性”这一颇具元意识色彩的感念时，值得强调的是将“主体性”本身作为人类历史不同时代的思想产物和与这一思想范式相抗衡的勇气。
参考文献：
1．Carr, David, The Paradox of Subjectivity,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9.
2．Hall, Donald, Subjectivity,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3．Jane Tompkins(ed.) ,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The Johns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80.
4．马克·波斯特（美），周宪、许钧主编：《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
5．凯瑟琳·贾米森，卡林·坎贝儿（美）：《影响力的互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6．詹母斯·费论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7．邵培仁（著）：《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9．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1] Donald Donald, Subjectivity,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4,。P.134。本书以“agency”为关键词，追溯了主体性演变历史，认为主体性内涵与外延的嬗变应和了人追问、反思、矫正自我的行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