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媒体理论
作者：张怡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21711 2009-11-16 20:26:46
内容提要： 布尔迪厄对于媒体的祛魅和批判是他晚期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从特殊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后，一次产生极大社会影响的介入行动。他从场域的关系式角度切入，将媒体领域视为新闻场域——一个历史性生成的斗争场所。和其他文化生产场比较，新闻场更容易遭受经济和政治场域的支配，经过一系列斗争而获取的自律性文化生产原则，在后工业时代的新闻场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忽略和践踏。尤其在全球化经济潮流中，新闻场听命于资本和政治权势等外部势力，难以维护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立场。布尔迪厄认为，关注和批判媒体也是知识分子回应、反思公共问题的重要尝试。
关键词: 布尔迪厄/媒体批判/《关于电视》/新闻场/公共知识分子
一
在当代生活中，资本已不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的那样，仅仅从工人的剩余劳动中获取价值，资本对利润的攫取变得更加疯狂，借助后工业社会的媒体技术，它的幽灵欲潜入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俘获人们的身体、感知、判断，甚至精神生活深处的意志、思维和记忆。在此处境中，清醒的批判何以可能？
居伊·德波（Guy Debord ）曾经预言在大众消费文化生产的景观社会中，当个人被景观捉弄得目眩神迷之时，“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在眩目的景观中消失了。在景观社会里，我们贩卖的是烤牛排的咝咝声而不是牛排，是形象而不是实物。”[1] [2] 新闻每天在传播各类令人惊悚的社会新闻、时事新闻。我们通过电视直播可以直接观看正在世界不同角落发生的血腥的战争、黑暗的屠杀、人群的饥饿、无法抵御的天灾、令人悲哀的事故，一切人为或自然的灾难通过电视镜头，跨越空间阻隔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感知内容。人们记得当年电视直播“911恐怖”、“黛安娜之死”、“伊拉克战争”等时刻，只要掀动按钮，坐在电视机前，就能了解到前线记者采集的最新消息。然而这一切频频闪现的形象非但没有唤起观看者的良知义愤和道德追求，相反却使得观者在不断面对令人震撼、恐惧和忧虑的意象后变得麻木和迟钝，在较直接地了解事态最新进展后，反而对事件中潜伏的阴沉权力无动于衷，仿佛只是看了一场充满感官刺激的枪战巨片，事后又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劳神烦扰而无力自拔。
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新闻让受众直面事实的同时，掩盖了它的选择性报道，它对“事实”的制作和对真相的遮蔽。约翰·菲斯克1989年发表的《解读大众文化》一书，曾经倚重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解读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权力之间的默契。这种默契使得新闻生产建构起统一连贯的关于“事件”的叙述。同时他也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进一步阐释新闻对所谓“真实”的建构，新闻为大众建构一种对现实的常识性理解，而常识当然服务于支配阶级的利益。当大众认同常识观念的同时，也就不自觉接受了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服从它的统治。例如电视对美国大选的报道。[3] 理论对于媒体的关注和反思，并非只是源于理论传统的自在冲动，而是置身于后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中，知识与文化领域做出的自觉抵抗和清醒批判。知识分子从各自的理论视角，意识到权力和统治在“媒体”编织的风情小曲、昵侬软语中显得既体贴人意又温情脉脉。为新闻媒体编织的浮世绘幻象祛魅，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维护知识生产的自律的斗争前沿。
法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2-2002）在生命最后十年，身体力行地借助曾经在社会学和知识分子领域中积累的文化、象征力量，激扬文字、揭露真相和批判现实。媒体批判是他的知识分子“介入”行动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将社会学从战后的次要学科逐渐提升到知识界的核心位置的社会学家，他深知媒体和全球化时代的诸多“神话”之间的共谋关系。既知真相，岂能沉默？
90 年代中期，布尔迪厄在一系列公开演讲或电视谈话中不断触及“祛魅电视”这一话题。1996年1月23日的《电视周刊》上，他提出“可否通过电视讨论社会运动”这一问题，借此他回顾了1995年法国工人大罢工事件。3月，他在由法兰西公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视听部共同制作的两档电视节目中发表演讲。这两次演讲面向不太了解他的社会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目的是在电视上揭示电视的新闻生产机制。这两次讲座在5月由巴黎电视一台播出，一时舆论纷纷。接下来，在4月号的《外交世界》杂志上，他再次讨论电视新闻如何限制和简单处理对社会焦点问题的争论。这些演讲后来集结为《关于电视》一书，小册子《关于电视》的初版篇幅不长，仅95页，其语言较他的大多数学术著作明白晓畅、深入浅出，然而词锋犀利，一如既往。[4] 该书的封面被设计为红色，象征书中内容的激进和愤怒。反讽的是，由于电视传播的影响力，书籍出版后长期位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以致于遭到反对者，特别是一些记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布尔迪厄借此谋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而非纯粹的文化批判。本森写道：在1997年巴黎的春季和夏季，你不时会听到人们对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一书的议论。在大多数巴黎书店的橱窗里都堆放着此书，甚至在巴黎的奥利机场也能见到。法国主要的新闻期刊和报纸都刊载书评，尽管很多评价不太顺耳。[5] 对新闻，尤其是对电视媒体的祛魅和批评，并非一时意气或激情所致，支撑其批判话语的是布尔迪厄长期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他的批判向人们揭示了新闻媒体对文化生产的自律性的破坏，新闻和权力的共谋，以及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民主性政治生活的妨碍。在今天读来，那些发人深省的话语，仍然向投枪一样刺向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幻象。
二
有感于电视逐渐成为大多数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这一信息通道并非像那些富有责任感和良知的新闻记者所希望的那样，相反电视受制于强势财团、政治集团的监视和操控，电视每天制造、传播的信息无法公正地表达社会各方的意见，电视已经对政治生活和公共民主构成严重威胁。
《关于电视》对新闻场的历史性结构和生产逻辑进行了微观的揭示。他指出文化自律容易受到他律的侵蚀，这是任何文化生产场中都存在的威胁，不过新闻场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法律场等更容易受到商业逻辑、政治干预的操控。新闻场以最不自律的方式制造着遮天蔽日的“文化快餐”，而电视则是新闻媒体中最不自律的部门。
许多看不见的手正以各种形式牵动新闻场。新闻场拥有数量不小的预备军，随时有新人候选填补空位。激进犀利的新闻记者很容易被上司领导、董事会清除或解雇；报道敏感消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记者也容易引“祸”上身。这些不利于新闻生产的负面因素构成业内潜规则，即渗透到记者潜意识中，成为布尔迪厄命名的制约新闻生产的 “看不见的审查”。 “看不见的审查”导致新闻报道日益保守、四平八稳。当然，在制约新闻的诸种“审查”中，最根本的当属经济审查。作为经济上的资助者——后台老板要求电视节目尽可能争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主要电视台，也并非像他们的主流意识心态宣称的那样是自由精神的实践者。《关于电视》提醒我们，当年美国NBA（全国广播公司）是通用电力公司的产业；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西屋电器的产业，ABC（美国广播公司）是迪斯尼公司的产业，法国TF1（法国电视一台）是公共建筑设施公司的产业。[6] [7] 外来的操纵力量逐渐深化为新闻记者下意识的自我审查。他们必须通晓和敏感对行规，知道什么有“新闻效应”，什么“不值一提”。譬如，受通用电力公司资助的NBA台在采访电业新闻方面一定会小心谨慎；受制于公共建筑设施公司的法国TF1台面对待涉及公共建筑设施问题的棘手新闻时，多半绕道走开。电视对现状的激进批评容易受政府和大公司指责，电视新闻一般放弃这类招致责骂的内容，而倾力制作取悦观众、更注重娱乐性和社会轰动性的节目。布尔迪厄戏称这类社会新闻为“公共汽车”，即不分雅俗，各种层次的观众都可以在其中获得震惊和刺激，同时又不会触碰四处埋伏的潜规则的地雷。
今天的电视充斥着富有“震惊效果”的社会新闻。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电视中的社会新闻懂得用各种轰动效应来迎合公众。只要对当前中国许多地方电视台的热点节目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电视新闻里，与血和性、犯罪和惨剧有关的事件频频发生，这类新闻既能吸引公众又不造成任何不利影响，谁能说这些报道事实真相，呼吁良心和同情的新闻不好呢？公众受制于电视制造的各种“现实幻象”，电视采集各种新奇的现象编织了某种生存图景。布尔迪厄把这一现象称为“以显而隐”，即新闻常常不是深入日常生活，“从平凡之处发现不寻常来”，而是用轰动的社会效应蒙蔽大众眼睛，使他们不能注视新闻业被操纵的事实和“新闻事实”是被制造的魔术效应，而接受新闻强加的象征暴力，接受电视图像给予的生活幻象。[8] 新闻报道常常“制造事件”。一次只有50人的抗议活动，经电视镜头的凝视和制作，其效果会超过5万人的罢工。人们怎能相信电视播出的镜头没有制作者的主观意向和各种象征权力的渗透？所谓的电视直播或直接真实的新闻报道又同电影艺术的虚构、剪辑、蒙太奇拼贴有何区别？
电视新闻的内容往往由于相似的来源和封闭的流通机制产生同义重复的现象。布尔迪厄问道，在这个电视新闻密布着“互文性”、“相似性”而缺乏差异性的意义循环中，“谁是话语的主体”？电视是一个主体被放逐的领域，布尔迪厄认为原因很简单，信息的生产受到整饬的一体化信息等级的指挥，而制定等级的权力更多来自新闻场之外，其中收视率是最重要的支配要素。收视率几乎成为左右电视竞争机制的指挥棒。
如果说当代日常生活意味着审美泛化和感官疲劳，不再像波德莱尔在废墟中提炼“恶之花”那样具有标新立异的独立精神和先锋意味的话，今日的新闻生产同样加入到制造“快感”和追求新奇的行列。在当代生活中，新闻很难做冷眼的旁观者或犀利的批评家，而总是奔走在幻象制作和财富贪求的名利场。
人们往往相信“垄断导致一体化，竞争促进多样化”，但布尔迪厄注意到新闻场的激烈竞争并未产生充满差异、参差错落的文化生态，相反在新闻场内，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报纸、电台几乎都卷入残酷的竞争漩流中。经济欲望和生存冲动像萧瑟寒冬的狂风一样席卷了新闻的生机和活力。在法国，无论被视为左派的《解放报》，还是右派的《费加罗报》、《世界报》，他们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趋同，以致于只能从微观的观点差异，而不是独树一帜的整体风格、拒绝重复的新闻内容或者特例独行的批判精神来区分这些报纸。如今被经济冲动驱使的新闻生产渐趋一体化，最终造成新闻表达的呆板僵滞、精神的自我幽闭。新闻预期的舆论监督、意见争论无法在这种照镜子一般相互反射的游戏中形成。[9]
三
将新闻视为一个场域来分析和揭示正是布尔迪厄批评理论的独到之处。在布尔迪厄看来，现代社会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分化为许多“各自为政”又相互联系的小世界。小世界与社会世界存在着异质同构关系（homology），都遵循社会等级结构的支配作用。携带不同习性和资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和象征四种形态）的行动者，或者一些机构、团体，在竞技场域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场域的自律是相对的，每个场域最终受到社会支配性权力——经济逻辑的制约和影响。卡西尔人类学对关系式思维的强调给予布尔迪厄很大启发，他提出“场域”概念，以此来建构社会空间。“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的斗争的战场。”[10] 透过关系性的实践结构理解社会矛盾和运作的方法，避免了从本质和实体的角度理解权力及其支配关系，便于揭示场域空间的内在和外在、微观和宏观的交错关系。
在此，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布尔迪厄对文化生产场域的社会学分析。在布尔迪厄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脉络，即对文化生产的自觉关注和反思。布尔迪厄始终将文化领域视为形形色色的资本持有者角斗的场域空间，一个烽烟四起、鏖战频频的场所。具备不同习性和文化资本的行动者不断进入文化场，争夺场内不同席位。从场域关系的视角研究文化和符号生产的思路，注重文化的历史轨迹和生成语境，往往会动用大量琐细的历史档案和“边角材料”，如同在复原和建构一座 “纸上的”文化生产场。
这些研究都试图将文化生产置于历史关系语境中，既不以膜拜性的神圣价值将其本质化理解，也不将其抽象为脱离历史生成轨迹的符号结构。布尔迪厄认为，18世纪印刷技术的普及繁荣了人们的认知和体验，活泼的思想和新颖的精神跳动在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中。这些纸质媒体使信息的生产和人文传统的传播大为便利，文化越出宫廷、贵族沙龙的藩篱，在城市的公共场所以及私人生活空间里蔓延，受此影响和熏陶的一大批读者、文学爱好者、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聚集起来，簇拥和包围着他们的作者。这些作者包括具有先知般热情、对现实社会富于承担精神和批评意识的传统知识分子，秉性自由、睥睨传统的天才诗人，也有文化资本相对缺乏，但敢于开风气之先的各类文学和文化的试验者等等，读者和作者、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在期刊杂志、小说等媒介文化的无形联系下，形成一个公共领域，成了气候的文化生产场域随之诞生。
文化生产者为独立于宫廷、贵族、赞助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因此文化生产场的自主原则是一系列象征革命的产物。自此，这个场域在风起云涌的历史际会中，渐渐分化为两个亚场，即有限生产场和大规模生产场。前者的生产主要针对作为生产者的同僚、对手以及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人，生产主要是为了争取象征资本，争取文化生产场域内的认同和文化定义权，争取对某些价值的解释权，以及对文化市场的主导和示范；而大生产场的服务对象是大众，因此有意或无意地取悦大众，生产往往服从道德和经济等功利目的。[11] 福楼拜曾经宣称：“一件艺术品是不可估价的，没有商业价值，不能卖钱”，布尔迪厄从中读出文化生产场的独特逻辑，即疏离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势的“输者为赢”（the lost win）的逻辑，[12] “输者为赢”逻辑正是文化生产场的独立法则。19世纪，独立于政治和经济场域的成熟的文化生产场在这种逻辑支配下，作家收获的象征利益往往与他们得到的商业利益成反比。[13]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里，曾经区分了牧师和预言家的不同功能。布尔迪厄借此进一步解释了两个亚场的社会功能。有限生产亚场以激进的决裂身姿，如先知一般叩问虚无，命名文化和趣味的未来趋向；而大生产亚场却相对平庸和媚俗，类似于牧师受到官方加冕和大众追慕，常常站在保守的立场维护被确立的经典传统。[14] 两个亚场按照文化生产自主的逻辑确立了它们的等级次序，即在文化生产场内部，有限生产亚场对大生产亚场的支配和对抗关系。两个亚场的结构性对立体现了自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即“纯”艺术和“商业”艺术，“落拓不羁者”和“资产者”，“左岸”和“右岸”，先锋与传统的对立。
四
在布尔迪厄看来，新闻场和其他场域一样，由不同位置形成开放性的关系网络，但新闻场较自律的文化生产场更接近经济和政治场，更容易受场外的力量控制和影响。然而进入资本全球化时代，新闻场的反自律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规则。他写道：“出版商、制片人、发行商、批评家、广播电视频道，都殷勤屈从于商业流通的规律，他们追逐畅销书或媒体明星，不惜代价制造和炒作短期成功，还有社交圈退让和讨好的循环交流，借助外部商业力量迅速获得成功”，[15] 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压力，不独立更不自由的新闻场无助于公共领域呼唤良知和正义的民主诉求。布尔迪厄对新闻场域的批判与哈贝马斯从哲学－社会学视角探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有异曲同工之妙，周宪曾经在《关于电视》中译本的序言里指出这一理论共鸣。
18 世纪，有独立意识的公民从私人生活空间走出，并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共同关注的公共事务，以期通过理性争论达成一致的公众舆论，从而对抗来自国家的压迫性的公共权力。在报刊杂志等信息传播机构，在政治论争场所，如文学沙龙、公共集会、会议厅、酒吧、咖啡馆等场所，个体和群体有机会表达和塑造政治舆论，并影响政治实践。独立报刊在公共领域生成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承载和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媒介。
然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始终是一个未被彻底实现的理想。以经济利益主导的发展冲动刺激国家权力的扩张，福利型国家资本主义式微，公共领域也逐渐从合理性讨论、争辩的空间转换成由政治、经济和媒体精英支配与操纵的领域，公共领域再度“封建化”。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意味着资产阶级政治理性社会的基础被颠覆，政治陷入合法性危机。报刊曾经作为公共领域抵抗主导意识形态暴力的有机力量，是表达见解、相互启蒙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论争场所。而今，随着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报刊同样受制于精英统治的操纵，报刊舆论渐趋的一体化。然而舆论同质化和公共领域的一致意见在精神上背道而驰，前者是人为建构的舆论共识，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目的，而非导向对普遍性价值的认同。[16] 与哈贝马斯的批判相呼应的是，布尔迪厄从场域的历史结构关系揭示了后现代社会里新闻场与政治场的交错和重叠。“纯粹”和“商业”，自律和他律的对立本是文化生产场的基本对立结构。生成于19世纪的新闻场同样形成这样相互对抗和竞争的两极。坚持自律的报刊主要发表书摘、书评，提倡客观、中立批评，这类报刊具有知识分子的批评之风，寻求内行认可；服从他律原则的报刊注重提供新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和轰动性的消息，更在意公众的接受和认可。然而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潮流，新闻在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时的新闻场与政治、经济场相似，变得更在乎民意测验、排行榜、收视率、广告期待、销售额，会因为利益驱使借助象征权力操控民意。新闻场内居“商业”一端的力量空前强大，而坚持自律的另一端受经济威胁和生存挤压，只能惨淡经营、勉强支撑，但终究难匹其敌。[17] 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18] “打开收音机，无时不听到‘地球村’、‘全球化’等词句。这些词句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但字里行间，会透出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导致一种宿命论的屈服。”[19] 布尔迪厄还揭示出新闻场的操纵和被操纵之所以显得合情合理，是因为它有效地利用了象征资本或象征权力产生的巫术效果。事实上在社会空间中，象征权力和象征资本的踪迹无处不在。它们或是烟尘弥漫，或是潜移默化、了无痕迹，然而其乐融融的社会表象，民主、平等的繁荣“胜景”、知识、文化的“盛宴”往往是人们主动接受的神话，是象征资本在浑然不觉中施行的迷魂巫术。
布尔迪厄认为象征资本是有形的经济资本被转换和被伪装的形式，象征资本产生适当效应的原因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掩盖了源自物质性资本这一事实。物质性资本同时也是象征资本的各种效应的根本来源。 [20] 象征体系作为行动者和社会之间的中介，既是行动者实践的产物，同时也塑造和雕刻行动者的社会身份。象征体系具备认知、交流和社会区分等相关功能。象征系统首先是“建构中的结构”，譬如宗教、艺术、语言、阶级、性别等意义体系和区分模式，给予社会世界以意义和秩序。象征系统还是“被建构的结构”，象征符号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身体，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如凝结为语言中的二元区分系统，指导判断和划分的价值标准，譬如社会空间建构的诸多区分原则：西方\东方、主体\客体、中心\边缘、繁荣\贫穷、进步\落后等。
从这一意义上说，象征权力也是支配场域的软性暴力，它潜移默化地将场域的区分原则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观渗透给行动者。当新闻场的支配权不再属于自律一端，而是被非自律的记者、机构占据，并将这一支配结构合法化，作为场域区分的象征体系会自然而然说服被支配者接受既定的场域法则。换句话说，新闻对舆论的操纵和制作，正是为主导意识形态粉饰太平，使高度分化的社会群体对现存秩序的铁笼子习焉不察。
由于象征暴力的监视和控制，新闻报道的立场日趋公允和保守，新闻节目愈发娱乐化和“去政治化”。新闻场的诸种事实表明新闻场的大多记者已放弃自治，接受经济和政治场的压力，并乐于制造舆论影响公众和其他文化生产场。无论报纸、电台、电视都争相追逐“独家新闻”、“独家报道”，新闻报道径直地奔向“新异”的时效性，因为这是吸引顾客的王牌。如今的新闻场中，更“吃香”的记者往往是懂得商业逻辑，知道什么可以拉动眼球，什么不会触犯公众的记者，而那些把新闻报道端严地视为志业的记者使象征暴力受挫，因而被排挤在一边坐冷板凳。
五
新闻场的结构性倾斜和调整导致文化生产的自律性被践踏，并影响其他文化生产场的独立创作，使文化作品降格为庸俗的商品。布尔迪厄几乎不掩饰他的精英姿态，批评新闻场中充斥着许多“快思手”（fast thinker）。他们往往根据社会常识做出评判，其论断缺乏深思熟虑的论证。他们提供的文化快餐，常常匮乏必须经历长期习得、独自冥想和有距离审视的文化内涵。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因为垄断了信息生产和传播工具，他们常常先入为主地规定交流方法、时间长短、说话口气，使得谈话节目难以促成思想的自由交流。布尔迪厄在这里不无讽刺地批评电视总是证实为人熟知的事实，但丝毫不触及人们的思维结构，以致于深入的分析和对话、专家的讨论或采访的信息，逐渐让位给纯粹的消遣。[21] 不少媒体知识分子（Journalist-Intellecture ）认为他们不受学院体制和专业研究的制约，自由漂浮于社会空间，能够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实现自由批判。媒体知识分子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是合法的吗？布尔迪厄从新闻场和社会空间的场域逻辑切入，认为媒体知识分子面对分工复杂的专业化、技术化社会，如果缺乏福柯意义上的专家或特殊知识分子的专业积累，难以深刻体察社会权力运作法则；缺少对知识话语和权力关系的自我反思，无法形成相对客观和理性的批判。更不要说那些受制于外部势力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持守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不羁的品格，容易被貌似理性化的精英政治论俘获，当然无法担负社会批判的重担。
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有专业能力的特殊知识分子（福柯所言的）又能担负公共批评的重任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他曾借助伽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对应分析法，将不同个体的社会出身、教育资历、学术成绩、在何种委员会里的职务、所享有的社会、学术、体制的特权或威望，以及他们各自的政治倾向，用数据标示在知识场中。这样，具体的个体被转化为知识场地图上特定位置。布尔迪厄试图通过这种详尽的地图，揭示知识分子的政治和学术行为，不仅由他们所处的位置直接或间接决定，而且受到场内外各种制约因素共同影响。布尔迪厄通过对应分析，发现诸如新闻、法律、经济学、医学等专业，更靠近学术场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其中以新闻为最，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更倾向于自为目的。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内部，存在学术资本和知识分子资本的对立，或者说学术资历和知识分子声望之间的对立。属于学术资本丰富一端的学者，主要依赖学术文凭、体制化的权威所提供的资助、选拔和培训机会。而位于另一端的学者，或者通过负责某个科研机构，或者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被同行认可，或者凭借其作品被广泛传播和阅读，而获得体制外的声望。
战后法国学术场中的风云人物，如福柯、德理达、利奥塔、德鲁兹等人都属于在体制中成长，最后从体制中叛逃的抵抗者。他们宣称的学说和思想采取弑父姿态，以 “异端邪说”的方式颠覆、革新传统，甚至攻击正统学术体制。[22] 富于思想性和文化资本的特殊知识分子被学术体制边缘化，这一现象使布尔迪厄意识到专业化和学术评价体制对知识分子的钳制。学术体制的公正性和文化含金量锐减，学术体制不再是知识分子自律生产的见证，也不是他们实现社会批判和制衡的公共支撑，相反蜕变为经济和政治力量侵入文化生产场的共谋。新自由主义唯“市场”和“发展”马首是瞻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专家和技术精英治国论甚嚣尘上，新闻媒体更是这种论调的自觉维护者，是破坏文化生产自律的自我践踏者。此时知识分子若是无视经济、政治权威对自身价值和独立尊严的侵犯，无视媒体知识分子觊觎自律性文化生产的现实，而固守象牙塔里扭曲的学术体制，这不是对知识分子传统的最大嘲讽吗？[23] 事实上，布尔迪厄对象征权力和文化生产的社会学反思有一个重要转向。80年代以前，他侧重于在知识分子场域内部建立批判的社会学，他的研究不断转换视角对知识分子身份和文化生产场或知识分子场进行参与性自我反思。批判的社会学倾向于从微观视野剖析知识和权力的隐秘关系，对本质主义的神圣文化观进行祛魅。此时的研究虽然局限于学术专业领域，然而布尔迪厄从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文化传承者，他不断跨越传统的学科界限，一再拓宽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深入教育、宗教、文艺等“禁区”。正如他开创的《社会科学研究行动》杂志持守的信条，“严谨、理性的学术研究依然包含着政治、伦理关怀”。深藏于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关怀是他的学术转向的策动力。当资本全球化不断损坏社会公正和公共领域，并导致福利国家的衰微时，他不再固守特殊知识分子的自律立场，将学术兴趣转向公共领域，希望唤起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关怀，通过干预政治生活捍卫文化生产的自律性。晚年的布尔迪厄逐渐从学术关怀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关怀，从而由特殊知识分子转变为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像当年的萨特和福柯那样，成为对当代法国乃至欧洲的政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24] 福柯曾将知识或真理视为工具箱，知识既可以成为统治的魔术，也可以成为拆解权力系统的解放性工具。[25] 布尔迪厄反对天真地把知识分子想象为公共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必然承担者，也反对把他们看成一个相当团结和有明确自我意识的群体。社会学所建构的自我反思方法，使他的目光没有局限于对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正义等个性品质、思维能力的探讨。他宁可以价值中立的姿态，把他们置于由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划分的社会空间场域，把他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在结构性的“场域”中复原出来。
知识分子场在知识分子争取自主的过程中形成，它的头足倒立的“输者为赢”逻辑标志着场域的自主性特征。[26] 因此布尔迪厄在后期参与的媒体批判，提出并回答了在后工业社会中，批判性知识分子如何可能的问题。[27] [28] 当然，布尔迪厄对媒体知识分子的批评相当激进，以致于因愤世嫉俗而“一棍子打死”。媒体知识分子并非铁板一块，并非都听命于经济和政治的外部势力，那些文化资本丰厚、持守自律生产，并且富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记者，置身于浮华的新闻场虽然势单力薄，但他们或无畏地呐喊或贞定地批评，这类媒体知识分子应该在知识分子团体中享有一席之地。
也有反对者指出，布尔迪厄对媒体尤其是电视的指控和批评，虽然是他晚期工作的重点，然而较其他社会场域的研究缺乏深度的经验调查，其社会学分析也不够细腻。而且他对电视的批评集中在揭示电视媒体和经济权力的关系上，而相对忽略电视和政治场的纠葛。[29] 理性对于布尔迪厄而言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实体，而是在不断斗争、质疑和反思过程中塑造和追寻的。当“全球化”成为一个几乎垄断视听的神话时，布尔迪厄对于媒体的祛魅，显示出一个栖息在知识分子场域和社会复杂空间里的文化生产者，将学术思考扩展到更大社会空间的介入姿态；体现了一个独立自觉的知识分子，不愿做冷嘲热讽的犬儒，而是以专家的身份和科学研究的方式回到公共空间的尝试。
[1]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3] 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4] Rodney D. Benson ,” Making the Media See Red :Pierre Bourdieu’ s Campaign Against Television Journalism”, See Derek Robbins ed. Pierre Bourdieu 2 , Volume III,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005, pp .303-304.
[6] 布尔迪厄，《论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2页。
[7] Derek Robbins ed. Pierre Bourdieu 2 , Volume III,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005, pp .318-319.
[10]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11] Pierre Bourdieu ,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
[12]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13] Jen Webb, Tony Schirato, and Geoff Danaher, Understanding Bourdieu,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160-161.
[15] 布尔迪厄，《电视、新闻和政治》，见《遏制野火》，河清译，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第171页。
[16]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19] 布尔迪厄，《学者、经济科学与社会运动》，见《遏制野火》，第58-59页
[20] Pierre Bourdieu ,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8.
[21] 布尔迪厄，《电视、新闻和政治》，见《遏制野火》，河清译，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第72页。
[22] 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micus , pp. xviii-xxiii.
[23] 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68页。
[24] David L. Swartz ＆ Vera L. Zolberg eds. After Bourdieu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p355.
[25] 福柯，《权力的眼睛》，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26] 布尔迪厄对于文化生产场和知识分子场的分析有重叠之处，不过前者更注重分析文化生产的历史性生成，及其特殊逻辑对于文化生产场的规定性；后者倾向于反思知识分子在社会空间的结构性站位、身份，以及与知识分子有关的社会运动背后的结构性冲突，如对法国1968年文化运动的反思。
[27]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28] 布尔迪厄，《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29] Derek Robbins ed. Pierre Bourdieu 2 , Volume III,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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