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与符号表征再探
作者：伏飞雄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3858 2009-11-01 19:50:06
一、范畴与命题辨析
无疑，正是中国当代日常生活近乎泛滥的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文化大魔方或“潘多拉的盒子”，给予了我们重新反思中国现代美学（多是西方美学的中国翻版）这个历来诉讼不休的学科理论的契机。在审视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学科之理论建构中一些重要范畴、概念的不严谨所在（还不仅仅是当前学界一般讨论的，所谓“传统美学”理论架构的阐释合法性危机）。
从中国现代美学理论架构来看，“审美”这一重要范畴单独来看似乎没有问题。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审”字，明显意味着与人的主体性（甚至主观性）相关联。“审美”也就属于与人的主体性（主观性）相关的美的范畴，指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及其建构（创造）美与感受美的能力与心境。但是，若把此范畴置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语义链（场）或者“当代日常生活”这个时代大语境中，可能就不那么恰当了。
第一，顺着我们对“审美”范畴的理解逻辑，“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意味着排除了当代日常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美的客体”，而仅仅表明人们对待世界、生活的方式，以及建构（创造）美、感受美的能力与心境。无疑，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于此，笔者认为“日常生活美化”似乎也比“日常生活审美化 ”要恰当些。同时，以此理解逻辑来关照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美学”学科命名这个老问题，我们自会断定不少论者所认为的Aesthetik（德文）应翻译成“审美学”这个说法缺乏理据。因为，它不符合“美学”这个至今没有完全摆脱以“主—客”思维模式所建构的学科理论框架，也不符合以这种思维模式所建构的人类生活实际。
第二，既然“审美”需要能力与心境，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日益物化、消费化、感官化的当代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能做到或容易做到吗？答案显然不容乐观。那么，“日常生活美化”最多也可能只不过是“日常生活泛美化 ”。
实际上，用“审美化”来指称中国当代日常生活的相关实践，无疑是在循着传统经典美学的路径在思考问题。这会导致如下尴尬：第一，与中国日常生活的表征不符（即应是“
泛美化”）；第二，由于无法阐释日常生活的相关表征从而带来现代美学理论不必要的全面的合法化危机 [① ] 在笔者看来，所谓“泛美化”，除了指陶东风先生所说的当下美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文学艺术的范围，文艺活动从贵族阶层的生活领域走向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其阵地从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转移到了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② ] 之外，更主要是指W·韦尔斯意义上的“表层美化”（披着美学的外衣的感官愉悦）
[③ ] 。在这个意义上，“泛”主要就是指弥散、泛滥、滥用。在“美”的这种“弥散、泛滥、滥用”中，自然带着深层的生命中应有之“重”等人类精华的东西的稀释，甚至流失。
的确，当代社会对具有“美的形式”的“美的客体”的追求与生产异常繁荣，具有“美的形式”的“美的客体”也异常丰富。但常识告诉我们，“审美”需要能力与心境。在这个物化崇拜（拜物教）成为社会绝对主导意识形态（主宰性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时代，在崇高、深层意义、终极追问与日常存在关怀等都遭受无期放逐的今天，这些具有“美的形式”的“美的客体”，不是多具“形式”而也吗？处于这种文化语境中的接受者，不过多是“美的形”的看客，而无力无心进入到“美的神韵”的层面（多附庸风雅而也）。而那些具有“美的形式”的“美的客体”的生产者，大多不过是在技术性的层面上进行所谓的“美的生产”（“技术美学”）。
在上文的范畴、概念及命题的清理中，笔者提出了一些从逻辑与外延比较适合的新概念（“日常生活美化”，“日常生活泛美化”），但它们使用起来却显得多少有些别扭，而且容易与日常生活中非专业的用法相混淆。于此，联系下文即将展开的论述，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日常生活的“泛美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泛艺术化 ”。
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之争、命题转换的问题。它内在地涉及到所谓“美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及其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现实。那么，笔者为什么使用“泛艺术化”这一概念来指称中国当代的相关实践呢？简单说来有两点理由。
第一，符合中西“关于美的学科”之理论历史发展实际。
从西方学术发展史来看，由于其哲学认识论（知识论）框架，理论家们始终把“美”与“艺术”放在哲学框架中，并把艺术包含在“研究与美有关的学科”中。这可以从西方各国各家“关于美的学科”的定义中看出来。进一步，如果说西方“关于美的学科”的界定中包括了自然美与人工美，而艺术指后者的话，那么“美”往往意指或重点研究艺术倒也符合实际。而这种意指与侧重，在西方科技理性已全然作为强势能指的时代，在社会已几乎全然人工化的历史语境中，尤其明显。换言之，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自然美”已基本遁迹，剩下的基本就是人工美。而这种人工美就是艺术美。在此意义上，西方关于“美的学科”包括“自然美”与“艺术美”就往往只是一种理论建构。也就是说，它是基本符合西方近现代社会生活实际的。同样，我们说它符合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已不为过。不是有不少学者惊呼我们中国比美国都“后现代”吗？
第二，符合中西类似实践的发生学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是类似实践最早的明确命名者。在他对类似实践的历史考察中，明显可以看出艺术对日常生活泛化式的全面侵蚀。在他提到的三种意义上的“美学化”或“艺术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中，前两者从发生学的角度都提到了艺术的影响：（
1）艺术中的亚文化（“一战”与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超现实主义运动）流派的作品、活生生的生活事件，对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进行消解的追求；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艺术，对博物馆与学术界中制度化的现代主义的反动；（2）艺术家、知识分子、潜在的艺术家及知识分子，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谋划[④ ] 这种情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发展历程中，也大致如此。从外来影响来说，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港台文艺影响为主（流行音乐、通俗小说与电视剧等），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艺影响为主（好来乌电影、电视节目、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卡通画报等）。从本土实践来看，受外来影响，相关产业逐步发展起来。许多过去从事“高雅文学艺术”的人不断分化出来，投入到“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实践中（90年代的“废都现象”“海马现象”等）[⑤ ]
二、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符号学表征
生活、生产实用叠加“泛艺术化”的形式性符号
从总的趋势上说，过去属于美的范畴或艺术范畴的形式化元素与信息，以张扬式的、凸显自身的姿态，完全弥散进了当代社会的生活日用，及其社会生产的各个层面上。
从纯物质器用层面上看，当代直接从事社会物质产品生产的空间（室内空间的装饰化、室外空间的“花园化”），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产品外形设计、着色、包装、推销产品的广告设计），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公用设施、现代人造景观公园、主题公园、代表城市形象“声色形味”俱全的地标广场等），个人生活空间（家居、日用品）等等，都打上了各种造型设计师“美”的或“艺术”的精心设计的深深烙印。其形式美与风格美特征异常明显。
其实，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上述纯物质器用不再仅仅具有实用之“器用”（“工具”）功能，它们都直接彰显或间接折射了当代人对工作环境、生活情调氛围、生活方式的营构。
比如企业，他们也在各种“企业文化”、“人文精神”、“美化工作”等流行口号下，“美化”软环境。各式各样的“工业园区的花园化”，不再仅仅体现为硬环境的“现代化”，其本身就参与了建构与传播泛艺术化意义空间的行动。其符号意指：“人文与诗意”，“我们的工厂不再机械、冰冷”。再说人们对现代商品的消费，不仅仅是要吃下一个月饼，还要消费式地领受月饼包装的文化信息。同样，餐馆、茶楼、“农家乐”，这种过去主要体现实用功能的地方，现在也是名人字画、古典诗词、歌舞表演、高雅或流行音乐等等。不再仅仅是为了解决饥渴劳累的吃喝与休憩，还要“快餐化”其所谓的“艺术化氛围”。
这种情况在个人生活空间方面更是异常明显。不再仅仅是活着，物质与工作，而是注重家庭氛围、情调的经营，个人生活方式的“泛艺术化”的追求。用迈克•费瑟斯通的话来说，就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在他的论述中，主要指的还是艺术家、知识分子、潜在的艺术家及其知识分子（列菲伏尔等更早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艺术家们开始把审美当成一种生活风格）。而在当代中国，这一切似乎已变成了“大众化”的现实。年轻一代多努力追求新品位、新感觉，建构标新立异的所谓诗意化的生活方式自不用说，社会大众也不缺乏对生活情趣、休闲等的追求（景区旅游、远足、玩古玩、看艺术画廊或听音乐歌舞演出、家庭影院、农家乐等等）。一时间，似乎有点“诗意化栖居”的味道。在这个时代，这些就是“流行”与“时尚”符号，也似乎就是生活本身，就是生命的“本体”。由于它们比较接近“艺术化”实质，而更具符号价值。
从理论上说，任何社会化的事物与行为，都可以是符号而具有符号意义。而一个符号往往具有实用功能与符号功能——而构成了“符号—功能体”
[⑥ ] 。当代日常生活的“泛艺术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生活的灰色来说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生活特别注重符号的实用功能，那么，现代社会就尤其重视符号的符号功能，即符号的社会意义。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实物与行为不等于符号，或者说实物、行为本身就不是符号。但是，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可以具有超强的符号性质。或者说，超强的符号意义。在笔者看来，这些所叠加的“泛美的”或“泛艺术化的”形式性符号，正是由于当代中国现代传媒广泛深入的“泛艺术化意义”的建构与生产，及其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合谋作用，使它们具有了极大的符号意义与价值（交换价值）。
如果说上文论述主要涉及非语言（文字）符号的话，那么，下面的论析就将主要涉及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无疑，这个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大的符号领域也出现了至为明显的“泛艺术化”趋势。这无疑与媒介时代的媒介效应与注重符号的交换价值密切相关。
很多饭馆名、楼房小区名、饭馆菜单名、服装品牌名称、商品名、公司名、楼房销售广告等等，或古典化或异域情调化，或视觉化，或夸示化，或时尚化，或风格化、或机巧化。总之，其雅化、诗意化、“能指自指化”等特征非常显著。比如，小饭馆名“绿缘”（绿色生命的缘分），“臭味香投”、“无饿不坐”（谐趣），楼房销售广告“买的不是房子（house）,而是家（ home）”等等。这种情况在隐私或避讳的领域就更明显了。女性隆胸广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做女人挺好”，其整体语意极其“艺术化”，一个“大”字，一个“挺”字，形象又艺术化。女性内衣“纹胸”，一个“纹”字，美术化、文化性。清洁厕所用语“来也匆匆，去也冲冲”。从语意来说，活脱勾画出人的这种避讳性的行为特征，此地不宜（会）久留，从直接的指称来说，更是道出了爱清洁与即使行之匆匆也要冲冲的诗性张力。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因为它们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近乎泛滥式的制造与传播，已引起了一些学人的高度关注。赵毅衡先生在《天下最俗事，“美名”满中华》一文中，就对中国当代化妆品广告用语、现代药品语汇、西方影视之中国译名进行了考察
[⑦ ] 。在考察中，作者发现，化妆品广告用语大都逃不了碧、欧、雅、丝、兰这几个字（碧欧、雅碧、兰丝、雅丝兰、欧兰雅、碧丝雅、欧雅丝）。现代药品语汇也多与美、雅、丽、芬、舒、乐等相关（雅施达、雅司达、亚思达、丽珠宝乐、丽珠得乐、丽珠感乐、丽珠咳乐、丽珠君乐、宝珠胸乐、希舒美、舒美特、派芬美）。而西方影视之中国译名也多“美名”化。雨果女儿的爱情悲剧《Adele H.》，译成《情泪种情花》；俄国电影《归来》，译成《爸不得爱你》；女诗人普拉斯的悲剧传记《西尔维亚》译为《篇篇情意劫》；音乐片《雨中曲》叫做《万花嬉春》；历史战争片《勇敢的心》叫做《惊世未了缘》；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被译成《爱比恋更冷》。
总的说来，它们是经过艺术符码化的能指。经过了这样的艺术符码化之后，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似乎进入了“美语”的标出（marked out）与反标出（against marked out）之辩证法的怪圈。
视觉性、听觉性“泛艺术符号”的泛滥
这主要出现在影视、广告、卡通、连环画、报刊杂志、流行音乐等领域中。
影视无疑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视觉性、听觉性“泛艺术化符号”的制造与传播的急先锋与主力军。由于影视艺术本身的特质及其所谓现代影视的“工艺化”趋势（剪辑、电脑制作、现代布景技术、现代音乐制作技术等），更由于当代中国整体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国当代影视越来越倾向于较纯粹的视听的“好看”与“好听”的艺术化处理。靓女俊男组成的明星阵容、美伦美幻的唯美画面、铺陈变换的五艳六彩、各种风格的音乐等等，莫不给予观众以超强的“泛艺术化”的体验与魅惑。甚至还出现了游离于一个影视文本逻辑性能指链条与主题意向之外的，仅仅为了突出能指本身的“看上去很美”的“纯视听符号”。大量夸张的仅仅为了展示人物优美雅致时尚的动作的画面，影视世界中铺张的纯粹为展示人物优雅、精美时尚的生活，异域风光与情调的画面与音乐等等（比如《英雄》、《中国模特》、《流星花园》等），基本就成了具有泛艺术化特征的“视听秀”、“生活秀”。
在现代书籍中，许多名著或流行读物的精装本、插图本、音像制品等大量出现。而更有意思的是现代商业广告。配有精美菜肴插图的菜单、配有运动灯光，精美图片的路牌产品或服务广告等等“美不胜收”，就是猪饲料招牌、轮胎广告也往往配有美女美画美文。而这一切在网络空间中几乎是达到美伦美幻的地步。
日常生活的节庆化、仪式化趋势
准确地说，是“符号化消费”或“符号的时尚化”趋势。对此，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强调“记号价值”。
从社会集体生活来说，这种情况在当代社会的“城市形象”工程（所谓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景观标志等）中尤其明显。与其说上海“东方明珠”具有实用的功能，还不如说其具有符号象征功能。它的符号意义是什么？是中国现代化都市的标志，象征中国金融中心，比北京现代、摩登、富有等等。城市形象小姐来做什么，不就是一个城市的符号标志：美丽、青春活力等等。推而广之，当代为发展旅游经济而大搞特搞的众多民俗展示（实为表演）也是这样。民俗的“表演化”就是让世人体验已经“伪化”“僵化”的某民俗的“节庆化”与“仪式化”。正所谓“天天泼水节”是也。
而一个城市的市民谈语举止，也纳入了更多的泛艺术化的符号意义。我们不仅仅只是表达，还要“艺术地”表达，不仅仅是自己做了就了结，还做给外来者“看”。最明显不过的是北京迎奥运的拍手仪式。
从个人生活来说，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有钱没学问，却在家里摆放大部头的精装书，或精致的琴棋古玩等，甚至与名人合影、一起游玩。有钱没钱，穿戴假名牌，逛豪华场所。最经典还在于一些女性服装，新概念、新款式、衣不遮体，感觉很冷却很“艺术”。
这些物品或行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其本身的实用性非常小，甚至没有实用性。但由于“太人为”的原因，使其意义具有了实用性，而成为纯符号。而这刚好是当代大众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然它们本身失去了实用性，但其意义的实用性却凸现出来。
摘要：论文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学界流行话语进行了甄别，建议以“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取而代之。同时，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化中异常突出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表征，进行了描述与简析。
关键词：日常生活 “泛艺术化” 符号表征
作者：伏飞雄（1970-），四川盐亭人，宜宾学院中文系教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学、西方文学与文论、文化等研究。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中国现代美学反思”（08SA002）系列论文之一。
[①] 在笔者看来，在当代，“传统美学”的确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对传统美学之等级制的挑战上。这种等级制显然是精英化（贵族化）的结果，而这种精英化又是传统的理性、感性的二元等级划分的逻辑命题。二者合谋制造了诸多人为的二元等级制。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所针对的就是这种精英式的二元等级划分。正是这种实践，促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划分所隐蔽的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性质，理性、感性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以及它们与人之生命形态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传统美学中的相关范畴。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智慧有限，所建构的思维范式、范畴等有限，完全扬此贬彼都不行——历史的无奈就在于往往在这种简单对立的二者之间摇摆，剩下来的任务的就是重新认识理性、感性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及其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当代“传统美学”的“合法化”危机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范畴完全失效，而愿意保留传统美学中一些范畴一定的阐释有效性。
[②] 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
2002年第1期；《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③] （德）沃尔夫冈•韦尔斯：《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P4-14。
[④]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
2000年版，P95-98。
[⑤] 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P62-67。
[⑥]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年，P8-10。
[⑦] 赵毅衡：《天下最俗事，“美名”满中华》，《女友》
2008年第2期。
[⑧]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年，P14。
[⑨]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年，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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