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象征符号是指基于传统原因而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象征意义都是由社会习惯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直接推断出来。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象征符号会因为编码人与编码人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所指的很大差别。本文拟通过对符号的衍义性意指的分析，探讨象征符号的深层含义及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

【关 键 词】象征符号/解码/跨文化差异

    一、引言

    符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人们为了表达的需要，无时无刻都在创造新的符号——能作为意义解释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人们创造新的符号，以总结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新的经验或认知。当新的符号一进入社会传播领域，就成为整个传播符号系统的成员，成为新的知识被广泛使用。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像潮水一样涌向社会，为了沟通，为了实现信息共享，信息传播就必不可少，而传播离不开符号。人们把这些新出现的信息编织成新的符号，注入信息流，使传播者和受播者双方满足各自的需求。

    象征符号是指基于传统原因而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词语一般都是象征符号，正如许多手势是象征符号一样。但是，任何能指——物体，声音，颜色，音响等一都可以具有象征意义。用食指和中指做成“V”字型可以象征性地代表“和平”的概念，白色可以代表“纯洁”和“清白”等等。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象征意义都是由社会习惯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直接推断出来。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象征纯洁、清白；黑色象征邪恶、污浊；红色象征血、情感、性、丰饶、愤怒、淫荡等等。本文拟通过对符号的衍义性意指的分析，探讨象征符号的深层含义及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

    二、象征符号的生成与解码

    符号就其本身的价值来说，它的原始存在都属于本意性意指；但任何符号又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使用中被衍化，会随着使用环境和使用者的不同而形成一些本意中原先不存在的意义，这些意义渐渐成了符号所指的一部分。我们把符号由本意衍生出的意义叫衍义性意指。衍义性意指总是随着环境和使用者而出现，它不能孤立存在，可是它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并根据环境和使用者情况而做出意指反映。衍义性意指包括符号的换喻、隐喻、暗示、联想、象征、借代等修辞学上的意义，包括语义学的派生引申义。例如“北极熊”的本意指生活在北极地带的一种凶猛动物，但在20世纪冷战期间成了北方某超级大国的代称。又如某些动物在特定艺术活动或体育活动中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吉祥的象征物。

    1.象征符号——非可推论性的意指

    透过符号具体形象的表层意义赋予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以传递与符号具体形象相似或相近的观念、思想，或寄托某种特别的感情，我们称为象征行为。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叫象征符号。象征符号是具有至少双层意义的符号，第一层是符号的本意，即理性意义；第二层是符号经过类比或联想获得的具有象征性价值的意义，即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代表一种非可推论性的意指，例如给少女送上一束玫瑰花象征现代年轻人的爱情表白，出土陶器上的双鱼图象征远古部族男女的一种原始性爱。“花”和“鱼”作为象征符号，从表层意义向第二层意义转化，这种转化的实现虽然有某种内在的类比和联想，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基于精神活动的深层非可推论符号的运作，是经验性的非理性创造，其中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感悟。

    象征符号具有指称功能，通俗讲可以代表对象。但是这种代表的资格却具有任意性，这种随人意而决定的典型例子就是语言符号。因为这种符号与对象既无相似性，也无存在性的关联，指称的关系完全是武断的、任意的，是根据人为的规则确定的。不过，语言常常会戏弄我们，让我们觉得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本应如此。其实“树”（能指）与我们所认识的“树”的概念（所指）的那些植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我们把语言归入象征符号类中，就是因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这种任意性。由于我们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太密切，我们从一开始说话时就接触这种象征符号，它的象征性在习惯中才逐渐成为必然。

    除了语言之外，物体和物体发出的声音也可以归入象征符号类。如玫瑰象征爱情，香槟象征庆祝，鸟鸣象征寂静，公鸡叫象征黎明等。这些象征符号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使得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约定性不易被察觉，如，能指——大红灯笼、红色旗袍和所指——喜事之间的关系。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象征符号会因为编码人与编码人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所指的很大差别。如，以红色为背景的构图，在西方许多国家是与红灯区（所指）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红色（能指）常常与火、革命联系在一起（如（电影《红色的年代》、《红色电波》、《红嫂》、《红苗》）。

    象征符号也只有在传播的互动中才能实现价值，传受的任何一方出现不协调，符号就会失去象征意义。没有传受双方的互动关系，也就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在这里“意义—互动—解释”正是象征意义得以产生和实现价值的3个前提性的环节。人是依据“意义”从事行动的，意义是在传播“互动”中形成的，意义又是由人来“解释”的。当符号得到“解释”便产生回应，原来的受播者转为传播者，他把自己的“解释”注入符号，形成“意义”。于是在新一轮传播互动里，“意义”已经不是原来层次上的意义。新一轮传播活动中，受播者是第一轮的传播者，他对自己在第一轮传播中的行动依据和“意义”进行修正或充实。这个过程，叫“意义交换”或“符号互动”。意义交换必须在传播活动双方所具有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中实现，其关系可以有全同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如果是全异关系，那么交际互动就失败，意义交换无法实现。

    2.象征符号——深层意义的解码

    对中介符号形态的解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意象群的重组、变形或创造，二是对意象隐喻意义的解码。由于艺术隶属于文化，各种文化传统都渗透到艺术活动中来。每一种文化中的宗教、神话、历史等传统都留下了大量具有隐喻性的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由于具有内容凝练、意味深长的优点常被艺术家作为表意功能单位组合到艺术品中，成为某特定的有机功能整体的组成部分。当这种象征符号形成意象后，就必须对其隐喻意义进行解码，才能深入体味意象群的意味。这种解码大多涉及经验性理解力，一种由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经验赋予的理解力。但对不了解该文化的传统的欣赏者来说，可能会发生解码失败或转而求助认知理解力，这种欣赏必然发生某种中断，或未能充分体味其中的意味。例如，在欣赏某些非洲原始舞蹈时，由于不理解其中某些姿态的隐喻意义（如表示祈祷、求爱、相悦等），必然影响到对其深层意味的体验。又如在欣赏某些表现耶稣的绘画时，如果不了解耶稣意象的隐喻意义，也必然影响欣赏的深度。同样，一位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松竹梅兰意象的隐喻意义的人，他在欣赏苏轼的《枯木竹石图》、王冕的《墨梅图》、文征明的《兰竹图》、金农的《墨梅图》、郑燮的《兰竹图》等这类艺术品时，虽然可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特征，但却体味不到其中凝集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心态的独特底蕴。他甚至可能从其意象特征中体验到其中蕴含的特征图式，但他的体验绝对不如一位当代中国蹲过牛棚的知识分子所体验的那么深。上述隐喻性符号近于一般所说的“公共象征”，另一类隐喻性符号则属于“私人象征”，这类符号的隐喻意义同样有待于解码。这类符号的隐喻意义常常具有极强的个体性，有时甚至只有编码者自己才能解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欣赏者还是能够解码的。这种理解力不仅来自于平时的知识与经验（如对某艺术家个人风格、个性特征等的了解），更主要的是来自于经验与体验的类似性，正如钱钟书所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例如，凡•高的绘画大多堆积充斥着浓烈的红、黄、红黄之类的色彩，而19世纪末的荷兰农村却是一派灰暗阴冷的景色，很显然，艺术家浓烈的主观色彩是一种象征语言。其隐喻意义在于艺术家渴求在艺术王国中构筑其心目中的“乌托邦”。这里涉及的理解力，固然与对凡•高身世及其时代的了解有关，更主要的则是根据色彩与人们情感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出的。应该承认，有些艺术品的意象隐喻意义始终是个谜，如达利和米罗的某种超现实意象、文学中《尤利西斯》中的某些意象等均属此类。这种中介符号形态的解码的失败，必然影响到对艺术品特征图式的领悟，有时甚至导致体验的搁浅。

    由上述分析可见，表层符号形态与中介符号在解码的对象、目的与手段上都存在明显差异，把握住这种差异，才能够顺利地实现艺术符号系统的内在层次之间的转换机制，即由表层符号形态转换为中介符号形态，进而转换为深层符号。

    三、象征符号所指的意义分析与跨文化差异

    人类传播是一个以符号方式为信息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因此一切信息都依托在动态的符号流中。符号动态的传播活动是为了传递或交流信息，而人类的许多信息包含着观念、思想和情感，都是非物质形态的存在，符号的指称通常很难直接通达这一层面。于是可推论符号要借助比喻或象征符号来实现意义，非可推论符号要依靠言语符号的“补白”来显示其意指。

    1.象征符号所指的意义分析

    所指的意义分析与传播符号所指的历史积淀有关。任何能指在所指层面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历史的实践和技术的结合体，即一方面是传播符号在应用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所指的内容，使原来比较模糊的意义变得日益清晰，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越来越可以检验。因为这种随着历史过程而形成的结合，对系统的消费者（或者说接受者、购买者、读者、欣赏者）而言将有利于对所指的解读。语言符号便是最典型的实例。语言符号的全部所指即每个符号几乎都是历史的产物，其历史蕴涵往往超过自身的意义。比如“梅、竹、松”3个语言符号，它们所指的现实事象是3种耐寒植物，各自的隐含意义也大致可以分析，但它们的历史文化蕴涵则非常丰实，非一言一语所能概括；若三者作为一组聚合，在各自的组合关系中呈现的所指内容，那更其深刻了。例如“竹”在成语“胸有成竹”和“竹报平安”里已经不是自然界竹子的简单形象，而以艺术事象和吉祥象征的意义出现，这跟中国人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一般来说，受播者知识层次是不划一的，所以对所指的解读也会因人而异；使用同一母语的人在听取或阅读同一大小单位的语言符号时，也会出现多样解读。这就是所谓阅读程度或知识底蕴的深浅。即使传播者约定的受播者，面对传播符号也可能没有很好利用所指层面上的历史积淀——实践和技术的结合体，因而造成传播信息的失控和出现不对应的反馈。至今许多人也许还奇怪，半个世纪前赫鲁晓夫为什么把中国人餐桌上习以为常的“土豆加牛肉”比作共产主义生活？只有知道了“土豆”对俄罗斯民族特殊的文化意义，才能对“土豆”情结有所解读。因此我们说，所指的意义分析，还必须把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乃至政治、经济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文化的动物，这规定了每一个体都隶属于某个更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特有的文化——心理层面的禀赋渗透熔化于每一个个体的深层心理之中。用现成的术语说，集体无意识、原型、神话、仪式等就是这种群体规定性的具体体现。这种规定性的一方面经由遗传形成某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气质等禀赋，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如宗教仪式、道德规范、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不同程度地渗透在每个个体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等之中。天长日久，这种群体规定性就成为个体深层心理的认同需求，一种需要确认自身归属的欲求。这种欲求有的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实现，如个人身份、民族、道德规范依据、生活方式的选择等这类表层文化形式，但有的则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认同与归属。或者说，有些深层的归属欲求并不自觉地体现在现实世界中，而只以潜意识形式非自觉地寻找确认，它的投射与满足对个体来说可能始终都只是某种深层心理的模糊体验。例如，《西游记》师徒四人经历八十一难取经的历程，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的同构物。别的不说，师徒四人只有结成一个虽然其成员能力、个性、作用各异但又相互补充齐心协力的群体时才取得了成功，取经的经历也是群体由不协调走向协调一致的过程。这种心理——行为模式是深深根植于我们民族群体禀赋中的，即使在今天的现代工厂管理中，这种模式仍然随处可见。这个群体的绝大部分个体在欣赏《西游记》时，会不同程度地非自觉地从这个心理——行为特征图式中体验到某种认同感。这种认同归属感说不定哪天会潜在地影响他的行为方式。譬如在学校、家庭、工厂等环境中面临个人竞争或群体合力的选择时，他可能会本能地选择后者。但是，如果一位美国人欣赏《西游记》，他可能缺乏这种独特的体验。

    2.象征符号的诠释与跨文化差异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文化对符号组合联想和交换联想产生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持久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著名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其中“冰”和“心”的组合以及与“玉壶”的再组合所引发的联想，传达出真诚朴实的情感和纯净高洁的思想。但是在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熏陶下的西方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把一颗“冰冷”的心放在冰冷的“玉壶”里怎么可能会产生出如此热烈的情感来呢。古典名著《红楼梦》由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翻译成英语时故意避开“红楼”，而取了《红楼梦》的另一个名字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还把“怡红公子”译成green boy（绿色公子）。语码的非同构转换反映出中西文化对“红”的符号联想的不同。

    人类对于颜色的理解有明显的民族个性和文化性征，每个民族都有对各种颜色的好恶感和象征联想。比如黑与白一般是黑暗与光明的象征，人类追求光明，厌恶黑暗，似乎是生存的普遍规律。西方文化中常用白色代表正面的、美好的，用黑色代表反面的、丑陋的。《天鹅舞》里白天鹅代表纯洁、善良和爱情，黑天鹅代表邪恶、欺诈和仇恨。在中国人的古老习俗里也有类似的认同。但是，在具体符号化时也有很大差异，黑色是西方人丧事的标志，新娘要穿白色礼服；中国古代白色是丧事的标志，现在农村还保留着这个习俗，新娘则要穿大红的礼服。颜色在民俗事务中的性征具有非可推论性，要依靠文化阐释。一般说非可推论性符号的阐释要借助可推论性的语言文字进行，反之，可推论性的符号也要借助非可推论性的语言提供联想。

    有的符号的联想经常反复出现，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联结，例如镰刀和锤子的组合，最初的联想是农民和工人的联合，再次出现在红旗上时有了工农联盟政治制度的联想，接着不断反复出现，它成为一种政党的标志和信仰的象征。至少在中国谁也不会产生其他的联想。有的符号骤然出现，其隐喻性存在很大的变量，如何把握符号的变量思维，深化符号的隐喻意义，既是符号设计者的任务，也是符号解读者的任务，这往往牵涉到生活理念、民族情感、跨学科的综合知识和传受双方的综合文化素养。

    比翼鸟与连理枝，是中国传统话语中的情爱象征符号。在中国的古老观念中，鸟和草木一直与春天、生命和情爱相连。或许是以这些互通的拟声词为“名”，在比翼鸟、鸳鸯、雎鸠等鸟类和一些兽之间拉起了连通的纽带，从而导致人们对这些动物的特性——双行双止，甚至外形——体合为一的相似性联想，它们都发展成为喻意指向情爱的象征，而那些双飞双宿，以及能引起人们成双成对审美联想的动物也都纷纷进入情爱修辞场。

    正是植物互相缠绕纠结以及花朵并蒂的外表引发人们关于男女情爱的想象，其蓬勃丰茂的外形催发人们关于生命、情感不朽的观念的产生。对于人的感情、情爱关系的重视、珍爱，促使自然物象向审美意象转化，连理枝因而成为象征爱情的语象符号。由连理枝发展而来，衍生出“连理”、“同心”、“合欢”为特征的、极为丰富的情爱象征符号系统，其范围也不仅限于植物，而且扩展到日常用品。

    比翼鸟和连理枝成为情爱象征的发展脉络，正体现了华夏人民富于诗意的想象活动在后世的延续。正是因为有这种诗意想象的基础，自然界植物交配和动物求偶时节的美丽外表，鸟类肆无忌惮双飞配合的亲密举动，更会不断激发古人产生审美联想，连理枝和比翼鸟之所以会发展为一个发达的情爱象征符号系统，正和中国古人与自然的融通、敏锐的观察和发达的诗意思维相关。

    在英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族艺术及一切文化现象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无不打上民族的烙印，各自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其比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被喻为“相思子”的红豆，一向被作为夫妇、情侣相思的象征。相传有位妇女思念死于边疆的丈夫，哭死于红豆树下。王维的《相思》诗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用过“as merry as crickets”，随后英、美人就一直沿用着“as merry as cricket”这一比喻。然而，“蟋蟀”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却是“悲哀、凄凉、烦恼”的象征。早在《诗经》中，蟋蟀的叫声就被作为农夫岁末困顿生活的映衬，如《幽风•七月》。汉语表示快乐有自己的喻体：快活如山雀／喜鹊／神仙等。

    猫头鹰(owl)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是“冷静、智慧”的象征，经常形容聪明、干练的人为“a wise old owl（一只聪明的老猫头鹰）”或“as wise as an owl（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在儿童读物和漫画中，猫头鹰通常很严肃、很有头脑。禽兽间的争端要猫头鹰来裁判，紧急关头找猫头鹰求教，猫头鹰经常作为公正、贤明的裁判出现。在希腊神话里，雅典守护女神雅典娜(Athena)是智慧女神，她的象征就是猫头鹰。然而，中国人对猫头鹰有不同的看法，人们怕看到猫头鹰或听到它的叫声，他们认为猫头鹰是“厄运”的先兆，因此，汉语中有“夜猫子进宅，厄运将至”之说。

    英语民族人们以“狮子”为百兽之王：Lion is the king of animals（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还象征“权利”、“威严”和“勇猛”，如“Lion and unicorn（雄狮和独角兽——指捧持英国王室纹章的动物）”、“Lion——national emblem of Great Britain（狮子，是英国国家的标志）”、“lion heart（勇士）”、“regdl as a lion（狮子般庄严）”、“majestic as a lion（像狮子一样雄伟）”、“like a monkey in a lion's hide（狐假虎威）”等。英语lion还引申作“危险”、“险地”，如“to place one's head in the lion's mouth（置身于险地）”、“a lion in the way（危险的障碍，相当于汉语的“拦路虎”）”、“to 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捋虎须，相当于汉语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等。而汉语则以“虎”为百兽之王，例如“狐假虎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这些语句中的“虎”、“老虎”都含有“兽中王”之意。汉语“虎”也象征“权利”和“勇猛”。象征“权利”的有“虎节”、“虎符”等古语词。象征“勇猛”、“威武”的有“虎将”、“虎劲”、“虎威”、“虎胆”、“生龙活虎”、“虎背熊腰”等。“虎”亦引申作“危险的地方”，如“虎口”、“虎穴”、“龙潭虎穴”等词语。

    西方人对bat（蝙蝠）无好感，他们总是把它与罪恶或黑暗势力相联系。英语中有“as blind as a bat（瞎得跟蝙蝠一样，喻指眼力不行，有眼无珠）”、“crazy as a bat（疯得像蝙蝠，喻指精神失常）”、“to be bats（发疯）”、“to have bats in the　　belfry（思想古怪；异想天开）”等比喻。提到蝙蝠，人们就会想到丑陋、凶恶、吸血动物的形象。这也许是因为vampire bat（吸血蝠）的缘故。所以，西方人对蝙蝠的感情很像中国人对猫头鹰的感情，既怕它，又讨厌它。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是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这些联想很可能来自蝙蝠的名称——“蝠”与“福”同音。有些图画或图案把蝙蝠和鹿画在一起，颇受欢迎，因为“蝠鹿”读起来同“福禄”一样，象征吉祥、幸福、有钱、有势。而红蝙蝠更是大吉大利的先兆，因为“红蝠”与“洪福”谐音。民间有些图案用蝙蝠表示吉利，如福寿图有5只蝙蝠，象征“五福双全”、“洪福齐天”。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语言的象征符号，其具体的形成条件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特征，特别是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他们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定势、思维方式、观察视角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中得到特殊的传承、变异以形成与该民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特征；此外，他们所特有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也都会在他们的文化历史中留下痕迹，赋予语言以民族的特色，在语义上具体表现为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象征符号时，不能离开其民族的地域、经济生活、社会历史文化及其心理特征，只有抓住了民族特点，才能正确地理解一个民族语言的内涵，以达到正确理解和运用之目的。

 【作者简介】吴越民，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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