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禅诗的发生：当代诗歌反讽狂欢的反拨
作者：孙金燕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浏览量：3520 2011-09-18 19:51:17
内容摘要： 在 文化语境与诗歌形态急剧现代化的情境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反讽狂欢化，当代新诗写作既缺乏本体建构，也缺失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想象。现代禅诗的发生对于拨正这一偏颇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一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诗，自1980年代中期“诗到语言为止”、1990年代“拒绝隐喻”、“饿死诗人”几大口号的横空出世，到新世纪以来“低诗歌”的崇低、审丑、反饰(语言的直白、直截与不假修饰)、粗陋玩世、以下犯上与平面挤荡、不拘形迹纵情抒写的言说狂欢[①] 反讽”这个作为后现代主义特殊表征的修辞格，也成了中国现代诗写作的不二教义。“能够将意义掩藏在一个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是语言的独特权力，正如我们将愤怒或憎恨掩藏在微笑背后一样。”[②] 似乎任何人都断定那种否定性的东西注定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克服，且欣喜于那种随意、邋遢地摧毁一切所造成的空白性和可操作性，而迅速发展的现代传媒尤其是网络，激活了表现自我的欲望的同时， 又使诗歌 陷入了反讽狂欢的陷阱。中国现代诗已 越来越只见反讽，不见诗了， 充斥于新世纪中国诗坛的口语加个人日常琐碎生活经验式的绝大多数作品，不仅对诗歌的本体建构缺少必要的关心，即使单就诗歌的精神层面而言，也既不能提供给读者有关历史的想象，也不能提供有关现实的想象，尽管它们总是在絮叨着现实。“在这种对‘真实’的急于认领中，当代诗歌暂时付出了诸如精致、典雅、静穆、高远等传统诗美质量欠缺的代价。”[③] 《新约·马太福音》有劝谕：“ 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的人从那进去。” 反讽狂欢之后，为当代诗歌寻找一扇“窄门”以导入一条正常的发展路径，将成为必要。而这或许也是 近年来诸多 诗人与诗论者力倡新诗与禅思的整合，企望以此反拨当代诗歌反讽狂欢的良苦用意。
如2009年南帆的《后现代主义、消极自由和负责的反讽》一文这样阐述后现代语境中佛禅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联：“现代性历史导致了古典文学的衰落，现代性冲动是一大批文化观念的强大后援；同时，西方文化的反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支持另一批文化观念踊跃发言。有趣的是，古典文学的天人合一或者淡泊宁静可能依附于反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无声地复活。”[④] 沈奇的《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一文在指出新诗发展至今存在的问题之后，明确 提倡建立现代禅诗，并认为其将成为新诗主要流向之一的观点便是提前前进了一步： “在世纪末之各路诗歌走向中，有两脉诗风，或将成为新世纪诗运的主要流向：一是口语化风格的，一是现代禅诗。‘现代禅诗’一路，我主要看重其易于接通汉语传统和古典诗质的脉息，以此或可消解西方意识形态、语言形式和表现策略对现代汉诗的过度‘殖民’，以求将现代意识与现代审美情趣有机地予以本土内化。” [⑤ ] 对禅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而 关于禅思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联系，前期虽然有朱自清、朱湘、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前辈学理上的探讨，但辗转至近三十年， 在各种承传、断裂、空白、交汇和对撞中，现代诗学长期以来处于“杂语共生”、难得兼容的多元状态， 尤其是文化语境与诗歌形态的急剧现代化，对禅思诗学的关注渐趋式微。近年来对禅思与新诗的如同上述的种种整合的观点， 无论是善意提点，还是强势提倡，都旨在以既区别于感性思维又带有思辨气质的禅思来改善当下新诗的写作状况。
二
禅思传统与在深刻的文化断层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主义诗歌，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依然有着深沉的沟通与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沟通不仅能对当代诗歌的反讽狂欢实现反拨，而且能为诗歌艺术发展提供参考。
（一）禅的静、寂追求可沉静新诗的“耗尽式”反讽狂欢
“禅”是梵文“禅那”（ Dhyana ）的简称，意为“静愿”、“思维修”，具有“静其思虑”、“静中思虑”双重含义，是各种“定”中的一种；“定”即“三摩地”，又译“三昧”，意译为“等持”，“禅那”是“等持”中的特称。佛教说“禅定”、“定”，实即“等持”中的“禅那”。“禅”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印度 Yoga 和 Dhyana 以“定”为核心的修习方法，禅定或习禅之禅，如日本松本史郎对“禅”的解释： “自古以来， dhyana 和与其同义的 samadhi （三昧、集中）就作为术语使用于印度。众所周知， dhyana 和 samadhi 均出现于比佛教起源更早的《奥义书》中。独立语 dhyana 起源于动词词根 dhyai ，其原本的意思是熟思，成熟反省，深思或冥想。佛教诞生之前，当时反对禁欲主义的倾向普遍存在，而 dhyana 的含义似乎已经脱离了成熟反省或者深思，而转向一种近似于简单的集中力，或平定心思的感觉”[⑥] ；其二是已经开始老庄化，特别是庄子化的哲学范畴。 “禅宗思想的形成，是以创造性翻译为前提，不断而又广泛地撷取庄、老思想，由道生、僧肇奠基，终至《坛经》而系统化、大众化的哲人之慧。”[⑦] [⑧] 后者与道家合流的禅对事物的认知观念，使受其影响的诗歌更得神韵。自六朝而后，中国艺术的理想境界转向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的直觉观照中领悟静空的禅境之美，所谓“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象外之象”，“韵外之致”，无不得其个中真味。苏轼在《送参寥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王国维根据心灵是否能静观，把意境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且认为“无我”高于“有我”。 [⑨ ] 即使是经历了现代洗礼的美学研究者，也这样论述艺术的空灵与充实：“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所谓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内在、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 [⑩ ] 中国的现代诗写作，自北岛的“我不相信”（《回答》）之后，现实荒谬以及 对乌托邦神话的怀疑和反抗，使 诗人们以对抗者姿态自处边缘， 以所谓狂欢体（巴赫金）的感受打破既有的等级秩序，挑战各种现成的艺术规范及其严肃性、确定性、神圣性，与一切现成的、完成性的、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让各种惯例、规则、语言禁忌在狂欢体写作中统统取消， 反语言、反文化，甚至是反诗，以横战的姿态睥睨、反讽着一切， 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化的和形而上的东西，降低到下体部位和垃圾层面，形而下地建造一个世俗的平民世界”[11] 不惜将艺术的“酒神”狂欢扭曲为“垃圾”狂欢，诗歌也逐渐为后现代式反讽狂欢所“耗尽”。 “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12] （二）禅的悖论式语言运作方式可增强诗歌的反讽张力
尽管“反讽”与“悖论”在批评中经常被混用，被维塞尔誉为反讽理论开创者的施勒格尔(K.W. F. Solger)这样陈述“反讽”：“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13] 陈仲义在其《打通“古典”与“现代”的一个奇妙出入口：禅思诗学》中曾细致地分析了禅与现代诗的关联：禅与现代诗的关联，并不亚于古典诗歌，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其一，禅强调自性本心，把心性推举到无以复加的极致，与作为充分心灵化主观化的现代诗有着本然的一致；其二，禅的悟性方式是一种非功利、非理性、非分析、直觉体悟方式，与全面突入非理性领域，对大量非理性心理图式进行开发的现代诗旁通；其三，禅的非立文字非不立文字，创造了一套相应的以形象直入启悟、公案机锋棒喝传达渠道，与绝对突破公用话语系统，在跳脱、断裂、含混、空白中制造语言弹性张力的现代诗写作又有异曲同工之妙。 [14] 尽管笔者认为佛禅的讲究自性本心，最终归于“无我”，与现代诗的充分主观化，在在显现“有我”，二者存在巨大差异，且禅的非理性是超越理性，不在二元对立中寻求自性，现代诗的非理性是以某种纠结挣扎的姿态反抗理性的虚无，此非非彼非，二者依然悖离，但禅与现代诗在运用语言的策略上显示出的某种殊途同归，确实 可以为现代诗写作提供参考。 禅宗以以心应心、不立文字的方式顿悟自性，一旦转换成语言，佛性就变成第二义，与其本意相违背。为了传达体验，续道接宗，指示门径，禅又不得不借助语言，由此陷入语言悖论:“非离言语，非不离言语”。而为了不执著粘滞于文字、迷信文字以致落入文字的窠臼，它运用“对法相因”式语言及其演变出的机锋偈语来传道授业。所谓“对法相因”，就是利用理性概念对立、相因的关系，采取你说东我说西的办法，造成理性的失落，让人在瞬间体验到无理性的心境，复归“自性”。如问什么是“暗”，就答“明没则暗”，使人在“来去相因”中“成中道义”（《坛经》兴圣寺本），“边见”互破而离，“中道”相合而生，断绝了对有无、染净、来去等更为抽象的“究竟二法”的考虑，不合逻辑，却导致了超越理性的体验。因而，解开了理性悖离体验、手段悖离目的的纽结，在肯定自性即佛性的前提下，找到了复归自性的办法。“机锋”，便是此种利用理性概念二元对立、相因的关系，悬置概念术语，制造大量无理而妙的语言。《赵州语录》(301条)有关学人问禅有这么一段：“问：‘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师云：‘有。’又问：‘几时成佛？’答以‘待虚空落地。’再问：‘虚空几时落地？’师云：‘待柏树子成佛。’”像这种看似兜圈子、站在语言中间的语言，其实就是要消解语言，进而要求在活泼无碍的想象中自觉参禅悟佛。而无论是拈花指月，戏言反语，曲喻留白，还是棒喝机锋，都使得禅思语言呈现出既活泼生动又扑朔迷离的模棱两可的特点，进而又完成了对语言的除故更新。
从第三代诗人明确提出诗歌“拒绝隐喻”，到之后的一反再反，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把他拒绝或者反对的一切统统以不假思索、不加修饰的方式将文字变成诗， 充斥在各诗歌刊物上的口语加个人日常琐碎生活经验式的书写，使得“今天的诗歌从本质上说，是散文”[15] 而禅运用语言或以形象直入启悟，或用公案机锋棒喝，或背谬常规逻辑，或悬置概念术语，制造大量“无理”的语言迷宫，都可为诗歌增强其语言的悖谬张力所参考。如孔孚的宛如话头参究的小诗《定心石小坐》：“文殊问我：／如何？／我回答／以脚。”禅宗所谓“脚”涵义是十分丰富的，既指善待自己当下的现实生活，也指一步更进一步的修持悟道。孔孚由心的参究想到脚的践行，并不是答非所问，恰恰是应接机锋、直指要害。毕竟，认取了归家路，还需脚下辛勤跋涉，才能一朝“少小离家老大回”。这种即兴的、简约的、“不按牌理出牌”的作诗方式，逼迫重新思考语言真意，与此同时也加强了诗歌的悖论张力。
三
尽管我们并非说：一首诗只要是用现代汉语写成，便足以证明它的中国身份 [16] ，又或者，只要是个中国人，说着中国话，传统就会天然地生发，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身上 [17] 。然而，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契合的禅思，与现代诗歌之间确实依然互为缠绕、血脉相通。并且， 它既可以在精神上沉潜当下诗歌写作反讽狂欢的游戏心态， 又可以重新唤醒现代诗人对直觉、神秘体验、灵感、悟性、超感觉、潜意识、随机思维的启用和深层开发，使诗歌思维永远保持最自由活泼的状态，从而有利于现代诗通灵开悟、进一步解放自身的想像力，以寂照圆融的全方位的心性方式审视世界，开拓更为自由广阔的现代诗境。 这其中不乏有诗人在寻求中西和合的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中，经过反复的探索与实践，最终选择融禅入诗以拓展诗性空间，从废名1930年代的融禅入现代诗的创作到当下的台湾诗人洛夫的禅诗书写，也渐渐形成了一脉潜流。废名深受禅宗的非分析性、非逻辑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从《理发店》、《妆台》到《街头》，其诗歌常以平常语写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只是因瞬间的感悟而每带禅机，使得其诗歌意境简洁而空灵，语言跳跃性强，在当时常有晦涩之称，而朱光潜的解释却是：“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18] [19] [20] [21] [22] 2003 年更以《洛夫禅诗集》行世，推出70首现代禅诗，为两岸诗界瞩目。 诚如有学者所言：“洛夫的诗歌探险是很有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的诗歌探险也代表了中国现代诗的探索走向” [23] ，在对超现实主义文学与禅学关系的探寻与揭示中，洛夫较为成功地发现了跨文化群体中的人们可以相互沟通的共同话题。而洛夫的融禅思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在如何融贯中西方面，对当下“非诗化”写作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也可对当下的汉语诗歌探索给予某种提示与借鉴。 也许，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一片狼烟四起之时，现代禅诗的发生，正是当代诗歌创作可穿过的那道窄门。
[① ] 张嘉谚主编：《低诗歌诗选》（序言），民刊，2006年，第1页。
[② ] 保尔·德·曼：《盲视与洞见》，《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③ ] 沈奇：《从“先锋”到“常态”——先锋诗歌20年之反思与前瞻》，《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第51页。
[④ ] 南帆：《后现代主义、消极自由和负责的反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页。
[⑤ ] 沈奇：《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沈奇诗学论集（修订版）（卷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第 5页。
[⑥ ] 松本史郎：《“禅”的含义》，美国，杰米·霍巴德主编，龚隽等译：《修剪菩提树——“批判佛教”的风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⑦ ] 麻天祥：《 中国禅宗思想史略》，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⑧ ]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第 202页。
[⑨ ]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第 5页。
[⑩ ] 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 75页。
[11] 老象：《粗陋玩世主义》(修订版)，《北京评论》论坛， 2005年5月7日；
[12] 杨炼：《诺日朗》，《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13] 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北京:三联书店， 1996年，第26页。
[14] 陈仲义：《打通“古典”与“现代”的一个奇妙出入口：禅思诗学》，《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28-37页。
[15] 丁宗皓：《在碎片上》，《 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第103页。
[16] 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国研究》， 1998年，第9页。
[17] 韩东：《从我的阅读开始》，万之编：《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研讨会文集）》，瑞典：乌拉夫·帕尔梅国际中心， 1997年，第36页。
[18] 朱光潜：《编辑后记》，《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1日。
[19] 黄伯思：《关于废名》，《春秋文艺副刊》第1卷第3期，1947年3月15日。
[20] 洛夫：《超现实主义的诗与禅》，《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21] 洛夫.我的诗观与诗法［M］//诗魔之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49.
[22] 洛夫访谈录［J］.诗探索.2002年第1-2辑总第45、46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81.
[23] 蒋述卓：《论洛夫中、后期诗歌的禅意走向及其实验意义》，《宗教文艺与审美创作》，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246
[i] 作者简介：孙金燕（1984- ），女，安徽安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符号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09级博士，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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