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话：金庸“反武侠”后“江湖”
符号表意形式的新走向
20世纪70年代初，金庸以《鹿鼎记》封笔后，香港武侠小说开始了百“家”争鸣。自7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古龙有《流星·蝴蝶·剑》、《欢乐英雄》、《陆小凤》、《七种武器》和《天涯·明月·刀》等多部作品问世；70年代中后期，温瑞安也开始了“四大名捕”系列创作；90年代初，黄易在香港又掀起武侠玄幻写作；位移至21世纪的“大陆新武侠”，更涌现沧月、凤歌、小椴、步非烟、沈璎璎、方白羽等一批年轻的武侠小说写作者。然而，即使是2004年提出“21世纪大陆新武侠”概念的韩云波，也依然承认“纵观金庸以下的武侠作家作品，很难说是奇峰叠起，柳暗花明，各领风骚，实际的情况是数量或许有所增长，而质量和社会的轰动效应却一蟹不如一蟹。”[1]
由此，重提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便非常必要。在1997年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上，即有学者提出“金庸后”武侠衰落与“金庸武侠模式”有关：“在金庸封笔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武侠创作的整体态势由盛渐趋平淡乃至衰退，只产生了温瑞安、黄易等少数几位有影响的后进作家。个中原因，除了作家们的素质涵养和思想艺术境界普遍不高、远不如金庸外，金庸武侠模式中未曾解决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现代性步伐的加快，暴露得日益明显，恐怕更是一个重要原因。”[2] “金庸武侠模式中未曾解决的问题”固然不止一个，但万变难离武侠“神话”赖以存在的符号即“江湖”的表意形式问题。封笔前，在“江湖”与“江山”双重场景中，金庸收获了“江湖豪士尽归隐，不才小宝称至尊”的“鹿鼎记”式江湖。最终，这个“不才”与“至尊”难辨的“鹿鼎记”江湖，使“侠”的崇高感让位于怀疑论，“江湖”的符号意指趋于复杂化与多元化。自此，武侠也再难以在“鹿鼎记”的反武侠式“江湖”形式中维持其幻想“神话”。
也就是说，对于以“江湖”之幻想填补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取胜的武侠小说而言，金庸而后，“江湖”符号的表意形式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是重整“仙侠”神话，还是建构武侠的“现代神话”，便是其中需要考察的路向之一。
一、武侠小说“江湖”形式变革中的两个关键词：“神话”与“现代”
武侠小说“江湖”的形式演变，沿着一条连续否定的因果级差展开：从20世纪20年代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武侠为代表的“剑仙”江湖，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焕亭、顾明道、郑证因武侠一脉相承的“英雄”江湖，20世纪40年代宫白羽、王度庐武侠的“人”的江湖，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古龙打造的亦正亦邪式“侠客”江湖，四体江湖模式依次而下逐渐趋于圆熟。这一条无法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正-反-合”的黑格尔式逻辑解释的发展路径，恰恰在“全否定”式的格雷马斯符号方阵[3]中得到完美回应：
图：武侠小说“江湖”符号表意的四体演进
武侠小说向来靠以“江湖”之幻想填补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取胜。-S2项在侠客“正或邪”的纠结中，否定了江湖的灵魂载体“侠”的生存根基——以“正义”为名，也就消解了侠客在S2项“人”江湖中仅存的优势，进而从侠客的生存质量上消解了-S1项英雄江湖中侠客永远“高人一等”的权威，从生存环境上消解了S1项剑仙江湖中侠客“超凡入圣”式任意而为，直至亦正亦邪式侠客的巅峰——韦小宝式“反侠”彻底颠覆武侠的“幻想神话”，进入武侠表意的似是而非阶段，其“江湖”的表意形式也发展圆熟。那么，武侠文体演进的下一步，是循环否定-S2项，回到S1项的以奇幻仙侠为正格的“剑仙江湖”式“古典”神话，还是跳出这种循环，以新的“江湖”符号表意形式进入另一轮文体演进？
在《批评的剖析》第一篇，弗莱即自信地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整理出一种模式：“顺着历史的顺序阅读作品，我们会发现可以把浪漫的、高模仿的和低模仿的模式看作一系列移位的神话，或者说是一系列情节套式（mythoi或plot-formulas）相继向与神话相对立的一极即真实转移，一直变为当代反讽样式，然后再开始往神话回流。”[4]此时，他坚信历史的循环观，认为文学作品的演进也有着类似有机体生长的规律与模式。而在最后的“探索性结论”中，他却又作出相应的退守：“这样的观点一旦被采用，可能被加酱添油，装饰成为玄学以哗众取宠……没有理由认为它得包括任何一种历史必然循环的理论，或者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定是循环的理论。确实，不能把它歪曲为修辞价值判断的一种基础。”[5]
诚如其言，在神话原型的深度模式支配下，古典神话会转型到“现代神话”。现代文学在反讽之后重新创造“神话”，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诗章》等都渗有神话因素，表现对工业文明之前历史的种种怀旧与追忆。但弗莱所称的“往神话回流”、“回向贵族情趣”，仍然只是一种宗教徒式的热望。在经历了科学理性的工业文明之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现代神话”，必定暗藏神话思维诗性特质对科学理性的消解意志。并且，也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对抗张力，才使现代神话的文化特质凸显。所以，前苏联学者梅列金斯基认为，文学领域的“新神话主义”体现出“未被纯科学的、纯理性主义的认识所‘遮翳’的诗性精神，时常会在作品的意象营造、结构安排方面体现出某种神话因素……尽管如此，由于作家受到现代科学理性的影响，所以在‘新神话主义’文学中，叙述者主体强度最高的主叙述层往往以现实生活为逻辑基础，并贯穿着现代科学理性”。[6]这是在古典的神话思维中从不曾存在的，从而也必将导致现代神话与古典神话表意形式的迥异：在反讽之后的现代神话建构中，神话诗性思维除了要跳脱现实逻辑的羁绊之外，还将解决现代科学理性的纠缠问题。
金庸在业已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以“鹿鼎记”式江湖彻底颠覆了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使武侠小说进入“反武侠”的非理性阶段。此时，武侠小说要离开这个使武侠流落“现实”的“爆破项”-S2，重返“幻想”天空，也必须处理业已存在的“现代化”这一科学理性问题。在经历了“反武侠”的高密度质疑之后，“江湖”却依然“若无其事”地沿着既有的形式路径，“回流”向“仙侠江湖”的“古典神话”式起点。相比之下，武侠小说的“江湖”符号表意形式，即使受“神话”原型的深度模式影响，走向“现代神话”表意形式将是最可能的选择。
“中国武侠小说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也只有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才称得上‘新的境界’”[7]。武侠小说作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幻想小说，只有处理好了它的两个关键词：“神话”和“现代”，亦即神话诗性思维与现实逻辑、现代科学理性三者之间的纠结，“江湖”符号表意形式才能完成从“反武侠”向“现代神话”的转型。并且，以此考察武侠小说“江湖”表意形式在“金庸后”的演变逻辑，才能更明晰它的符号内涵及价值。
二、“时空机器”：“江湖”进入武侠“现代神话”的一个强隐喻
在武侠小说文体向“现代神话”的突围中，“玄幻”武侠的“江湖”符号表意形式变革最为典型。
“玄幻”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首先由香港的武侠小说作家黄易提出，他“自觉地把‘幻’作为武侠文体的一条创新之路，向远古追寻是魔幻，向未来拓展是科幻，科幻加魔幻则是玄幻”[8]。并且，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既以《大剑师》完成了虚拟时空题材的拓荒，又以《寻秦记》成为穿越时空题材的鼻祖，对金庸之后的武侠小说创作走向影响极大。随后涌现的玄幻武侠写作蔚为大观，萧鼎的《诛仙》、树下野狐的《搜神记》等“玄幻”武侠作品，不仅拥有众多网络读者，并且都创下惊人的图书销量。
在《寻秦记》之前，黄易武侠中已有对现代科技的技术性的使用。如在《超级战士》与《大剑师传奇》的“江湖”中，“父神”达加西和巫帝的战斗是一场现代科技比拼，除了以梦族和高山族作蓝本制作出最完美的实验品魔女百合之外，在达加西的试验品中，沙女可以直接吸取太阳的能量，拥有钢铁意志和超人力量的大元首更是半人半机械。“侠客”们能够封神成仙、超脱三界五行之外，以及江湖中的人类文明毁灭后的“涅??”新生，都是以科学技法完成。而将现代科技隐喻性地借用于“江湖”，则始自《寻秦记》的“时空机器”。对于武侠小说的文体而言，以现代科技“时空机器”穿越而回武侠赖以生存的“非现实”时空，是黄易武侠为“江湖”表意形式走向更新提供的最大惊喜——它给出一个武侠志在跳脱“现实”羁绊、重返幻想天空的强势隐喻。
当代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其《时间简史》中谈到，大部分科学家在解答“科学的终极目的”时，通常分为两步：“首先，是一些告诉我们宇宙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定律；第二，关于宇宙初始状态的问题。”[9]关于第二个问题，过去常常会被归入宗教、哲学范畴而不太为科学家所重视，但随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原理的不断被证实，关于时空存在形态的“虚时间”概念、时空弯曲等概念逐步提上研究日程，不确定的未知世界等曾经归入形而上探讨的话题，已经进入科学研究视野。2010年5月，史蒂芬·霍金更发表惊人论述：带着人类飞入未来的时光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所需条件包括太空中的虫洞或速度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如果虫洞两端位于同一位置，且以时间而非距离间隔，那么宇宙飞船即可飞入，飞出后仍然接近地球，只是进入所谓“遥远的过去”。[10]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让借助时空穿梭机超光速旅行进入另一时空成为可能，这是科学给予人类关于时空的可操作性想象。
黄易1996年的《寻秦记》中，借助于“时空机器”，现代特种兵项少龙得以穿越时空，奔赴两千多年前“群雄争霸”的战国，并在机器的“阴差阳错”与项少龙的“处心积虑”中，辅助秦皇登基，见证历史及其演化规律。这是在武侠想象中，首次让“时空机器”成为“事实”。 有意味的是，“时空机器”作为科学技术的产物，是“寻秦记江湖”得以实现的始作俑者，却自始至终未从这个“江湖”中得到对这个现代科学理性产物的肯定。或许，对于“侠客”和“江湖”而言，“时空机器”只能在一种反讽的氛围中被引入，也以一种反讽的姿态退出。
首先，这个高科技产物之于“江湖”而言，最大功能是让事件跳脱时间的延续性和顺序性的束缚，从以法律规范以及高科技产物解决一切争端的现代社会，返回崇尚个体英雄、任自由的冷兵器时代。同时，“时空机器”作为两个世界唯一的连通器，也是科技时代的“现实世界”对“江湖”的最大羁绊，只有摆脱了它所能勾连到的科学理性的束缚，“江湖”才能重新从现实升入天空。
其次，对于“侠客”而言，“现代精英”与“个体英雄”两个身份的纠结，也决定了“时空机器”必然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归功于“时空机器”选拔试验品的高要求，从热兵器时代的至多只能为了抢女人而单打独斗（“穿越”之前，现代特种兵项少龙只能在集体配合中行动，个人英雄主义至多只在酒吧抢美女中用得上），到冷兵器时代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重获，现代精英项少龙得以完成其向“侠客”身份的转换。但是，他的“现实世界”身份必须失效，才能不纠结于“江湖”与“现实”两个世界，孤独的英雄是要否认集体与帮手的作用的。
唯有“时空机器”短暂出现与适时消失，“在没有人来得及哼叫半声时，整座深藏地底的实验室被强裂的爆炸分解成分子，连半点渣滓都没有留下来，当然亦没有人能活命”[11]，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出人意外，才能将英雄推向矛盾的事件：“侠客”项少龙既实现在现代社会的身份终结，再不必为现代世界束缚，又能作为名副其实的超时代产品，以现代化的军事知识和训练，成为冷兵器时代的“救世主”。如此，这个身世“高贵”（来自军方特种部队中被誉为精英里精英的第七团队）、外形突出（“实在有着使任何女性垂青的条件”），并且少年得志（20岁，便是“队里的首席神枪手、自由搏击冠军和体能最佳的英雄人物”，被部队里所有人尊称为“龙哥”）的现代精英，在进入没有法律规约、只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乱世之后，才能不必返以及乐不思返：“在21世纪哪有眼前凭战争决定一切的乱世，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好好发挥所长，如鱼得水。这时他愈来愈少想到回归的问题了”[12]。
而在“时空机器”的出现与消失中，“侠客”身份会不断地进入冷热兵器两个时代的循环往复状态：从“21世纪”现代精英身份弹跳回战国“英雄”身份的项少龙，终将在时间的延续中，又成为在“21世纪”即将返回冷兵器时代的现代科技的“英雄”。情况如同“江湖”的形式演进。惯于在“江湖”中幻想的武侠小说，在历史的进程中，终将难免现代科学理性的挑战。而现代科学理性于“江湖”之“妙”，正在于后者总可以借前者的功能而适时地重返幻想的天空。这也正是武侠“现代神话”的“聪明”之处。
三、“江湖”表意形式在“现代神话”中的“拟象”建构
及其符号内涵
武侠“江湖”的“现代神话”，从20世纪90年代的黄易到21世纪的“大陆新武侠”写手的逐步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形式格局。除了以“侠客”的救赎对抗科学理性中的英雄主义之“死”，是从“现实世界”出逃、重获幻想的武侠“江湖”的题中应有之义之外，在武侠中进行“科学反思”以及超越性的世界本体探索，从与“庙堂”、“江山”相对，扩展至幻世大陆、星际世界以及“游戏空间”等的“拟象”建构，也成为武侠“江湖”在“现代神话”时期较为突出的形式特征。
一方面，“江湖”依然被刻意建构成“乌有之乡”或“黄金之国”。无论是萧鼎《诛仙》中云雾缭绕的“魔幻江湖”，张闻笙《风雪载英雄》的“水与火二元江湖”，还是沧月《神之右手》的主创造的神之右手和主毁灭的魔之左手二位一体的、往复循环的江湖世界，水、火、神、魔之间的对抗与妥协，都成为关于“侠客”何以找到世界的本质，以及是否能改变世界固有程序的象征。即使是借用古典神话故事和人物原型的一些作品，如树下野狐的《搜神记》以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为背景，沧月和沈璎璎二人的“云荒”系列源于《山海经》的世界结构，丽端的《神殇》系列综合多种唐前仙话进行“神话新编”等，都是在“古代”的名义下，暗藏现代文明的影子。武侠“江湖”在对“古典神话”图景的曲折理解以及颠覆中，创造“现代”幻想世界。
另一方面，“江湖”还是一个高度“游戏”化的电子技术世界。对于“虚构世界江湖”而言，叙述的故事是表征，而“游戏”过程是对它的模拟。黄易在《寻秦记》、《星际浪子》和《时空浪族》等作品中，以科技发展和时空流转，使“江湖”在“神话”思维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相互挑战中，跳出原有体系。这种由黄易开创的新的“江湖”表意形式，在方白羽的《游戏时代》中被操纵得淋漓尽致。《游戏时代》的“江湖”，在形式上主要以电子游戏“真实幻境”为媒介，在RPG（角色扮演游戏）的完全代入感中穿梭于高科技数字化时代和冷兵器时代，进入游戏架构的虚拟时空，并在记忆封闭和时间错觉中以极短的时间体验各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甚至可以利用“作弊代码”（古埃及《占星术》和古中华《周易》）改变游戏规则，进而改变介入“世界”的方式。但它追求的已经不止于“回到过去”，而是要在不同的“真实幻境”的封闭与打开中，提出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追问：“难道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也是一个虚拟的世界？”[13] “我们依然还在游戏中？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原本就是那个游戏发展而来？”[14]“江湖”成为在现代语境中，以一次武侠实践，对从柏拉图“洞穴”寓言就开始的、关于真实与虚拟的古老哲学命题，作回溯性的重新阐释或是反思。
上述两个方面，以对“古典神话”的借用与曲解，以及立足于新媒介技术上的对于世界本体的终极追问与反思，共同完成了武侠“江湖”的“现代神话”表意形式。这同时也意味着，武侠的“江湖”符号表意经历了“反武侠”时期的解构之后，在现代数字化技术时代语境中铸就的江湖“现代神话”，要面临科技与人文的双重宿命式追问。
“江湖”作为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被构建，它作为某个族群自我寻找与理解的一种方式，一开始就具有有别于“严肃文学”的游戏特征。但对于20世纪及之后的文化而言，这种游戏同样有其严肃的符号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游戏活动中已投入了一种独特的甚至是神圣的严肃，然而，在游戏行为中规定积极活动之此在的所有目的关联并不是简单的消失的，而是以特有的方式化出的。”[15]所以，精英知识分子仍坚持现实优于虚构的一套理论，将“玄幻武侠”指称为“一种完全魔术化、非道德化了、技术化了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庄子思想特别是犬儒主义指导下的“想象力的畸形发展”以及“装神弄鬼”[16]，对于在现代媒介技术中改变了文本形态和经验模式的武侠“新江湖”而言，其评判难免偏颇。武侠“江湖”新的表意形式的符号内涵，需要新的思路来审视。
在“神话”思维与现代媒介文明之间，“江湖”表意形式逐步进行“拟象”（simulation）建构，如同方白羽在《游戏时代》对“真”、“虚”难辨的高度电子游戏化技术世界的描述：“这个游戏是在生物学、电子工程、网络技术、虚拟技术等高度发达后产生的……这个游戏参照古代真实的地球物理环境，利用虚拟技术虚拟了一个以现实世界为参照的虚拟时空，游戏者通过把大脑和电子网络相连而进入这个虚拟时空，而网络给予游戏者的大脑真实的电刺激，所以游戏者在游戏中体验的任何感觉都跟真实的感受一样。另外，还通过减缓身体新陈代谢的休眠技术和时间错觉技术，让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体验一次完整的人生”，“虽然它异常接近于真实的人生体验，却还是一种只存在于头脑和游戏网络的虚拟世界，所以才叫真实幻境(注：笔者加粗)！”[17]它精确地回应了波德里亚对“现实”的告诫：
不再有存在与表象，现实与概念的镜子。不再有想象的共延性。相反，基因的微型化成为仿真的特点。真实从被微型化的单位:母体、记忆库以及指令模式中产生出来，有了这些，它可以被无数次复制。它已经不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不根据某种理想的或否定的例子来衡量。它只不过是操作的。实际上，因为它不再被包裹在想象之中，它也不再是现实的。它是超现实的，是组合模式在一个没有大气层的超空间中光芒四射的产物。[18]
这种现实退隐的超现实(hyperreality)社会，可理解为，是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过的现实，是真实在理论逻辑上的死亡，以及在符号系统中人为的重生与复兴[19]。在波德里亚提出的三种模拟秩序中，即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仿造模式、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以及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仿真模式[20]，后者是当代主导模拟秩序，也是他主要考察的对象。“江湖”以波德里亚所指称的在技术世界代码支配的“超现实”状态，使“世界”成为某种“形象”或是一种纯粹的表征。在“幻境”的无意识操纵下，那些被认为的现实，都将带上超现实的拟象特征，消失在符号和程序所编织的迷雾之中。事件隐退进一种遥远的寓言般的无法证实的故事领域，人们沉迷于它所刻意营造的种种表象，思想与行动的批判性消失殆尽，并最终丧失对本真生活的追求。
但对于武侠小说而言，意义也正在于此。如同费尔巴哈早在19世纪就指出的：“对于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现在这个时代，只有幻想才是神圣的，而真理，却反而被认为是非神圣的。神圣性正随着真理之减少和幻想之增加而上升。从而，在我们看来，幻想之最高级也就是神圣性之最高级。”[21]正是由于这种“现代”或“现代后”语境下技术世界的符码支配，“江湖”才能重新将幻想及“神圣性”经营得有声有色。
并且，那些在金庸的“不才小宝称至尊”的“鹿鼎记”式江湖中，因无法代入而剥夺了自我想象与精神抚慰权利的符号接受者[22]，或许正因此而乐意进入武侠的“现代神话”：“用有限的生命去体验无限的精彩，欢迎光临真实幻境！”[23]
四、结 语
21世纪的武侠小说，辗转进入“现代神话”时期。其“江湖”符号的表意形式，是在与金庸的“反武侠”江湖以及近一个世纪前的“剑仙”江湖的搏击中，脱颖而出的。
“江湖”在“现代神话”与“剑仙”神话中，形式上各自“天马行空”，效果却异曲同工：“许多人注意到了玄幻文学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包括金庸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但我必须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以《诛仙》等为代表的拟武侠类玄幻文学（有人称为‘新武侠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其极尽装神弄鬼之能事，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除了魔杖、魔戒、魔法、魔咒，还有各种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怪兽、幻兽……在玄幻小说中，所谓武林高手（准确地说是‘魔术高手’）之间的‘交手’其实根本不是武功修为的较量，而是‘宝贝’的较量”[24]，这与半个多世纪前，徐国桢对20世纪20年代“剑仙”武侠的代表还珠楼主作品的评价，如出一辙：“关于自然现象者，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之走，人可化为兽，天可隐灭无踪，陆可沉落无形，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战斗方面者，风霜水雪冰，日月星气云，金木水火土，雷电声光磁，都有精英可以收摄，炼成各种凶杀利器，相生相克，以攻以守，藏可纳之于怀，发而威力大到不可思议。”[25]
不同的是，对于江湖“现代神话”而言，在“反武侠”之后的现代语境中，其形式中有着更为丰富和饱满的关于“现代化”的想象。而无论是对于“现代化”的别样“迎合”或继续反抗，都是武侠的“现代神话”制造的强大的磁场，为在“现代化”甚至是“现代后”语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重新提供一个可“代入”式幻想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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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文艺研究》，2002（2）。
[2] 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7（4）。
[3] 参见赵毅衡修正后的格雷马斯符号方阵。赵毅衡：《叙述在否定中展开——四句破，符号方阵，<黄金时代>》，《中国比较文学》，2008（1）。
[4][5]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33、45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6] 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4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 汤哲声：《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8] 韩云波：《论90年代“后金庸”新武侠小说问题实验》，《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4)。
[9] 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杜欣欣、许明贤、吴忠超译，16页，商务印书馆，2004。
[10] 《霍金称时光机理论上可行 警告勿回去看历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05/c_1274216.htm，
[11][12] 黄易：《寻秦记》（卷一），32、19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13][17][23] 方白羽：《游戏时代Ⅰ·千机变》，379、137、96页，西安：未来出版社，2009。
[14] 方白羽：《游戏时代外传·梦魇》，221页，西安：未来出版社，2009。
[15] 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14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6][24] 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由“玄幻小说”引发的一点联想》，《当代文坛》，2006（5）。
[18] 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New York：Semiotext(e)，1983，p.3.
[19] 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128～12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0]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67页，苏州：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
[21] 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2] 金庸在《鹿鼎记》后记中说：“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金庸：《鹿鼎记》第5册，19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
[25] 徐国桢：《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宇宙》，194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