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篇小说可以采用不同的批评解读，这已经成为了常识。重要的是，对比这些不同的批评，我们不仅可以比较出不同的批评思维方法和特征，而且也能发现和领悟到文学批评发展变化的趋势。当代西方批评界对巴尔扎克小说《永别》的不同读法，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

巴尔扎克的小说《永别》写于1830年，最初以《溃军的回忆》为题，发表于1830年5月和6月的《摩登》杂志上，1832年编入《私人生活场景》，后收入到《人间喜剧》的“哲理研究”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巴尔扎克文学作品之一。1905年，由林纾和陈家麟合作用文言意译的最早的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集《哀吹录》在中国出版，其中收入了巴尔扎克的四个短篇“哲学小说”：《猎人斐里林》、《耶稣显灵》、《红楼冤地狱》、《上将夫人》。其中第一篇《猎人斐里林》即《永别》。[①]这篇小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除了巴尔扎克的研究者，还很少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自1975年，法国女学者苏珊娜·费尔曼发表了《妇女与疯狂：批评的谬误》[②]一文，运用当代流行的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重读《永别》以来，这篇小说颇引起了西方国际批评界的注意，因为费尔曼的解构主义批评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形成直接的对立，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最重要、最有趣和最富有吸引力的争论焦点表现了出来，在90年代，美国学者桑迪·皮特里又运用言语行为批评介入了这场争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缓和了两种批评方法之间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化解了当代文学理论中这些最重要的争论和冲突问题，显示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最新的一些发展趋势和特征。本文即通过评述当代西方批评界对巴尔扎克小说《永别》的不同解读，以把握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的争论的焦点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

 

一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小说《永别》的结构和内容，《永别》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主人公菲利浦·德·絮西上校，一位前拿破仑军队军官，在与朋友打猎途中，途经一所古老修道院时偶遇到一个疯女人，这个疯女人语无伦次，唯一能听清的就是她口中不停地重复一个词“永别了！”。当菲利浦上校看清楚这个女人的五官时，登时晕了过去。因为他认出这个疯女人就是德·旺迪耶尔伯爵夫人斯泰法妮，他一生中曾经爱过的唯一的女人。菲利浦与伯爵夫人的失散是在7年前，即1812年拿破仑的法国军队从莫斯科大溃退途中，菲利浦在混乱中帮助伯爵夫人和她受伤的丈夫登上拥挤的木筏强渡别列津纳河逃命，而他本人则被俄国军队俘虏。

小说第二部分则回忆和描写了惊心动魄的别列津纳河大溃败的恐怖场景，巴尔扎克用了许多鲜明的细节描述了可怕的战场场景，篇幅虽然不长，但给人十分深刻和强烈的印象。这部分的结局则是菲利浦把木筏上最后两个位置让给了情人斯泰法妮和她的受伤的丈夫，当过于拥挤的木筏在驶向对岸时，伯爵掉进了冰河里，“一个大冰块过来，切下了他的头，扔到远处，好似一颗炮弹。” 斯泰法妮发出尖叫“永别了！”，从此斯泰法妮就疯了。

小说的第三部分重新回到现实，菲利浦上校决心治愈斯泰法妮的疯病，让她恢复理智，以求和她幸福地生活下去。他每天都去陪着旧日的情人，像过去一样拥抱她，对她诉说自己对她的爱，吹起他们以前恋爱时的曲子，细心周到地带给她食物，给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但是斯泰法妮唯一回报他的仍然只是毫无感情和思想地重复着“永别了！”这个词。最后，上校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边缘，对治好伯爵夫人的疯病不抱希望了，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来恢复伯爵夫人的记忆。菲利浦上校在他自己的一块土地上，重造了当年别列津纳河溃败时的场景。他召集工人开了一条运河，按照记忆，搭建起烧毁的桥梁、简易棚子、宿营地和炮兵阵地，他还定做了一些破破烂烂的军服和便服，以装扮上千个农民。“他把自己的园子毁得一塌糊涂，以便补全那种错觉。他最后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一错觉上。”等到12月前后大雪覆盖大地时，“他又见到了别列津纳河。这个人造的俄罗斯是那样吓人的逼真”，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1820年1月的一天清晨，菲利浦上校带着伯爵夫人回到了这一人造的战场，上千农民发出的喧嚣声，炮声让伯爵夫人恐慌万状地呼喊和奔跑，但是她看见了烧毁的营地和致命的木筏时，她陷入了沉思，“她凝望着这活生生的回忆，这在她面前搬演的往事”，斯泰法妮终于清醒了，她认出了菲利浦，上校成功了，但是，伯爵夫人随即像遭了雷击一样倒在上校的怀里死去了。死前轻声地说了一句；“哦，永别了，菲利浦！我爱你，永别了！”最后，菲利浦上校夜里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追随他的爱人而去。上流社会对上校的自杀惊异不已，有各种版本来解释这场事件，“实际上，这是一八一二年开始的一出悲剧的最后一场。”

 

二

 

以往，对《永别》最传统的分析方法是“现实主义”。小说发表后一直被法国文坛认为是真实描写战争的小说，直到1974年，这篇小说在法国被编入平装本时，法国批评家皮埃尔·盖斯卡撰写的一篇“前言”，仍强调这种现实主义的批评，对盖斯卡而言，《永别》是世界文学中最早对战争给予赤裸裸地真实描写和再现的文学作品之一，在此之前，传统的文学形式对战争恐怖场景的描写和再现并不充分，往往只强调和反映拿破仑时期军人的勇敢和荣誉。巴尔扎克的贡献就在于他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描写模式，进行了文学历史上毫无先例地对战争的恐怖场景惊心动魄地真实描写和再现，恢复了战争真实的面孔，让读者身临其境。显然，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评价。现实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要求小说能忠实负责地描述现实生活，体现的是一种文学反映论或再现论的文学观念。在现实主义看来，只有真实地描写现实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作品。这种从现实主义角度阅读《永别》的方式符合我们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认知，巴尔扎克一直被中外文论界誉为“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是和现实主义始终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除了 “现实主义”之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否还有其他的解读方式呢？在盖斯卡撰写“前言”的后一年，即1975年，法国著名女学者苏珊娜·费尔曼发表了《妇女与疯狂：批评的谬误》一文重读了《永别》，她运用了当代流行的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方法对《永别》进行了新的阅读分析，在国际批评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费尔曼首先从女性主义角度批评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读法，她指出，以往的现实主义批评依靠的是忽略和抑制了《永别》三个部分中的其他两个部分，即那些有关妇女和她的疯狂的部分，只聚焦于中间的战争部分。费尔曼认为，现实主义批评把妇女和疯狂束之高阁，大谈战争描写中的“真实”其实显示了男性和男人的控制权，因为战争正是男人最感兴趣的事情，而战争对妇女精神失常的打击却被忽视，这表明，那些对男人发生的事件要比对女人发生的更重要，更真实。真实和男性是用相互鼓舞的权力构建的意识形态。她进一步指出，这种批评的抑制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以现实主义名义执行的，现实主义在批评中强调和忽略或抑制文本的行为实际上只是帮助实现男性/女性之间的等级制度的“自然化”。由此，费尔曼认为现实主义及其男性批评家在这里得出的发现如何描写真实战争场景的所谓的伟大的文学发现也是荒谬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战争、死亡对女性的不同打击。

费尔曼转而从解构主义角度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再现功能，她指出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在长久努力恢复伯爵夫人理智的过程中，菲利浦上校不断地恳求发疯的斯泰法妮停止说“永别了”，而要说出他的名字，可是伯爵夫人却仍然不断地重复“永别了”，“永别了”。费尔曼阅读到这个场景，认为这里交往的障碍和中断事实上根除了现实主义再现功能。她指出：“菲利浦需要通过语言、通过适当的命名的力量来承认和恢复身份，而斯泰法妮则反对这样做。”在这里，语言在交流中的命名与事物，能指与所指的对应联系发生了错位，语言与事物的指称被分离开。伯爵夫人拒绝说出菲利浦恳求的命名，只是不断地重复“永别了”这个词，我们看到的只是“能指的疯狂”，费尔曼正是从菲利浦的恳求和斯泰法妮不断的重复“永别”的话语中看到语言与事物的对应关系的断裂，由此也看到了现实主义再现功能的丧失。

费尔曼使用的是解构主义的分析方式，这一分析方法有两个特点：其一，解构主义的文学阅读重视揭露被传统习惯的阅读所压制或忽视的差异力量，解构主义认为这种压制和忽略实质来自文本的权力和权威的作用，解构主义意在通过文本差异和矛盾的力量戳穿权力所建立的自然幻象，以颠覆和解构传统的阅读观点。我们看到费尔曼正是通过这个方法指出传统现实主义阅读通过忽略和压制了文本中妇女疯狂的内容才能达到所谓的“现实主义”批评，这种“现实主义”的批评实质是男性权力和控制欲的展示；其二，解构主义否定再现的语言观和文本观，德里达认为，语言活动永远达不到语言之外的“物”，即能指永远不能达到所指，只能到达其他的能指。由此他提出了解构主义著名的命题“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命题的含义当然不是否定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即指文本之外不存在什么东西，而是强调文本的语言世界是自指性的，它不是外部非语言世界的再现，不指向文本之外。语言的根本性质不再是传统语言观规定的反映性，而是不确定的隐喻，所以解构批评认为文本的意义实质是一场不断延异，无法确定的能指的游戏。

费尔曼最后的结论是，这篇小说描述的是一种“双重的死亡”，当菲利浦成功地把1812年俄国场景复制到1820年的生活中时，伯爵夫人虽然唤回了理智，但是伯爵夫人却死了，文本也结束了，这就意味着这种追求真实的描述和模仿对人类和文本都是致命和有害的。用解构主义观点看，当文本精确地再现了过去时，文本则摧毁（颠覆或是解构）了自身。《永别》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

由此，我们看到，盖斯卡和费尔曼对《永别》的阅读，读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个是现实主义的阅读分析，把文本理解为一个忠实的现实描绘，强调详细而彻底的历史描述；一个则是解构主义分析，否认文本及其任何的描述与外部现实和历史之间有任何联系。

它们的对立实际上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反映了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与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和批评观之间的对立。把西方近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中最富有争议性的观点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三

 

1990年，美国学者皮特里《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理论》[③]性地介入这场争论。”它能够以自身独特的观点将“现实主义”和“解构主义”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发生联系，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甚至化解掉当代文学理论的这个最重要的争论和冲突。一书中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对《永别》重新分析，他指出：“言语行为论批评能够通过重读这些问题而创造

言语行为批评是以英美日常语言学派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文学理论批评。[④]实质上就是一种语言实践论。所以，言语行为批评把文学看作是一种人类特殊的语言实践。强调的是一种新型的话语实践文学观，它侧重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我们看皮特里是如何运用这些观点重读《永别》，它能对“现实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评论做出哪些批评和修正呢？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对20世纪语言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语言哲学理论。其重要贡献主要在于两点：一以现实实际使用的语言（即言语或话语）为研究对象，使语言研究超越了形式主义研究的封闭局面，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二发现和提出了言语最主要的功能是一种“实施行为”的功能，否定传统语言功能观认为的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描述与反映外部世界的观点，由此把说与做、言与行统一起来，揭示出言语的实践性质。言语行为理论

首先面对现实主义的分析，盖斯卡强调《永别》的最大成就是巴尔扎克对战争真实的描写和反映达到了精确的程度，它成功地再现了战争真实恐怖的场景，这一点是巴尔扎克超越前辈作家对战争描写的地方。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假设就是语言能够真实地描述和反映外部世界，在这里语言的指称物是外在、先在的，语言的功能就是反映和描述这些外在指称物的。这一观点恰恰是言语行为批评根本反对的，言语行为批评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描述和反映外部事物，而是施为，即语言能够实施行为、进行构建和创造活动。言语行为论认为语言的指称物不是一个先验存在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创造和构建的，是在语言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我们以词做事的时候，指称物是语言本身的产物，是语言行为自身的效果。因此，言语行为批评认为，文学不是对对外部世界真实的描述、反映或模仿，文学首先是在创造或构建一个世界。

从这点出发，盖斯卡对巴尔扎克《永别》称赞的正当理由就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式的描述和反映的精确，而是巴尔扎克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描写战争的手法，使读者能够成功地感受到战争的恐怖。因为按照言语行为批评，《永别》中战争的恐怖场面是巴尔扎克用语言制作和构建出来的，是作者以词做事，以言行事的结果。对言语行为批评而言，巴尔扎克创造了一种描写战争的新规范，这比强调他精确地描写和反映战争要更有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言语行为论以现实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因而其考察语言的重心不是放在语言自身的特征上，而是要考虑语言使用要受到一定语境规约的制约和影响。言语行为论特别重视语境和规则因素，它认为，言语行为要成功的实施和完成需要受语境规约的制约，而规约，包括习俗、惯例、成规、约定都是受集体接受和承认的，这实际上强调了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规约性的语言。言语行为作为一个社会规约行为，只有遵守规约，才能以言行事。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同样需要集体的规约，我们说一部作品对读者产生了影响和作用，就是说作家的言语行为发生了效果，这是因为集体规约在发生接受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文学规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中，旧的文学规则规约不断被调整和取代。文学的创新性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文学规范规则的革新上。从这点看，我们看到，对《永别》的分析中，盖斯卡实际上对巴尔扎克与他前辈作家关于战争描写方面存在的距离和成就相当地敏感，他称赞巴尔扎克对战争的描写和反映超过了前辈作家的水平，如果以言语行为批评观点看，那么这个距离不在于巴尔扎克对战争的描写达到如何真实的程度，而是说巴尔扎克的新写法打破了前辈作家创造的常规，也就是说打破了旧有的描写战争的文学规约。盖斯卡已经指出前辈作家对拿破仑军队的描写主要反映在军人的荣誉方面，而《永别》则制作了战争的恐怖，用盖斯卡的话说，是现代形式的恐怖。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战争惊心动魄、真实的印象实际上表明巴尔扎克的写法打破了常规，给读者带来新鲜感，所以，巴尔扎克在《永别》中对战争没有先例地描写意味着，人们已经接受的文学规约不再起作用了，一种新的文学规约正在被集体接受。

因此，对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分析，言语行为批评着眼的不是反映和描述外部真实的程度问题，而是创造和规约的问题。它认为文学是作家用语言进行的创造活动，是作家的语言实践行为，作品是作家以词做事的结果。而作品的力量和影响来自交往过程中社会集体规约（包括文学惯例）的接受，而作家不是被动地接受集体规约的束缚，往往能够创造新的文学规则规范，并通过交往活动影响读者和社会，文学的革新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文学规约的创造。

由此，言语行为批评实现了对“现实主义”批评的修正，在文学与现实之间插入了语言的维度，改变了文学的被动角色，文学不在是现实的附庸，文学在创造现实，影响现实和发展现实。所谓真实也包含了用语言构建，创造出来的成分。“真实”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规约概念，是人们用语言“做”出来的，而不是自然、先在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事物的“真实”，因而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真实”。现实主义认为有一个离开语言，在其之前就存在的客观真实的自然世界，这个的观念是僵化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只有经过语言的构建和创造，才能进入人们的意识和认识中。真实的现实世界是开放的，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被创造的。言语行为批评突出了这一点。

言语行为批评使现实主义批评与语言、规约发生了关系。那么它也能使费尔曼的解构主义超出语言的范围，与社会现实发生联系，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吗？皮特里的答案是肯定的。为了说明这点。皮特里分析了《永别》第三部分中菲利浦为了恢复伯爵夫人的理智而重建列津纳河战场的情节。在这里，菲利浦所做的事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做的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菲利浦在复制一个过去，如同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描述一个真实，菲利浦也在做一个真实，他在1820年自家的田园土地上重建了导致伯爵夫人疯狂的1812年的俄国战场，他太成功地复制了过去，“这个人造的俄罗斯是那样吓人的逼真，以致他的战友中有数位又认出了他们从前饱受苦难的地点。” 盖斯卡对巴尔扎克在《永别》第二部分所做的称赞几乎与巴尔扎克在第三部分菲利浦所做的欣赏可以互换。菲利浦在描述一个真实，它与1812年的客观真实实际上没有关系，他所有所做的只与集体接受的规约惯例有关。

费尔曼在从这里读出了菲利浦具有“现实主义”作者身份，由此，她读出了《永别》的结论是“双重的死亡”，宣布描述对人类是致命和毁灭的。这些描述通过菲利浦的努力和失败呈现出戏剧化的特点，在结尾，当理智、真实的描述被夺回，当疯狂结束时，不仅伯爵夫人死了，文本也结束了。用另一个术语说，历史可以被描述，因为菲利浦成功地把1812年复制到1820年的生活中。但是这种成功的描述却杀死了妇女、她的疯狂和文学。从费尔曼的解构主义观点看，当文本精确地再现了过去时，文本则摧毁（颠覆或是解构）了自身，因为过去的每一个描述都是对本文有敌意的。解构主义在这里读出了一种反讽的味道和力量。

但是，皮特里认为，在菲利浦的努力和失败之前，菲利浦对过去的描述又使斯泰法妮在死前恢复了理智，恢复了正常，应该说菲利浦还是成功地治愈了伯爵夫人的疯病。皮特里指出，巴尔扎克在描写这一部分再生时并不是讥讽的口气，而是生动的、抒情的：

 

“斯泰法妮那美丽的面庞微微有了颜色。然后，颜色一点一点加深，她终于恢复了一个光芒四射的青春少女的鲜艳。她的面色变成了美丽的朱红。闪闪发亮的智慧在生命和幸福中注入了勃勃生机。象大火燃烧一样，生命和幸福逐步扩展。痉挛般地颤抖从双脚传到心上。然后斯泰法妮的双眼放射出一道绝美的光芒，一股生气勃勃的火光，这时，这些一瞬间迸发出来的现象之间似乎有了共同的联系。她活着，她在思考！她浑身一颤，也许是恐惧！上帝第二次亲自松开已经死去的舌头，再次将其火焰投进这熄灭了的灵魂。人的意志以波涛汹涌之势来到，使她的灵魂久久离去的肉体又有了活力。”

 

皮特里指出，在这里火与光的意象都是非凡的，因为在基督教中，它们都可以联系到上帝本身。所以这里并没有解构主义所说的反讽，语言是神圣和抒情的。在生命达到高潮的时候，斯泰法妮恢复了理智，认出了菲利浦，最后喊出了菲利浦的名字，用语言命名了菲利浦。在她死前，终于让空洞的能指回到了真实的指称和意义，她对菲利浦所说的，“哦，永别了，菲利浦！我爱你，永别了！”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是真实有效的交往活动。这说明，在死前，描述终于给斯泰法妮带来了温暖的生命，理性的能力和对语言的控制。而不是解构主义所说的伯爵夫人始终拒绝命名菲利浦，她的不断重复“永别了”不只是“能指的疯狂”。最终，语言的能指还是到达了真实的所指，而不是到达其他的能指。这个细节说明语言能够到达现实，回到生活世界中，让语言真正发生实效。

针对解构主义提出的描述对人类和文本都是有害的观点，皮特里让我们思考《永别》中另一个有趣的对比，即菲利浦对斯泰法妮的权力和他在她面前较长时间的无助感之间的对比，这反映了描述的缺席和在场之间的对比。当菲利浦在现实中真实地面对斯泰法妮时，他似乎是万能的，他能够控制斯泰法妮的一切，他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告诉她他的感受，他是谁。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斯泰法妮哪怕最轻微的回应，什么效果都没有发生。可是，当菲利浦把斯泰法妮带到他的人造的幻觉中，带到他的描述中时，一切都发生了，斯泰法妮恢复了理性，做出了回应，回到了与菲利浦真实交往中。这个隐喻似乎说明，真正的现实是无法自我呈现，真实只有从虚构的描述和交往中浮现出来，我们只有在描述中找到真实，在交往中感受现实。现实主义力图分辨真假，可言语行为是超越真假标准的。奥斯汀的言行论指出，在实际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关键不是真假，而是得体，适当与否。客观事实与话语的得体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可怕的真实是与菲利浦虚假的俄国相联系的，它同样在真实的交往中发生了作用。所谓真实的现实的生活，总是混合着真实与虚假的成分。人们并不是完全生活在纯粹自然的实体世界中，人们还生活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永别》强有力的论证了，没有别处的世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就是生活在它的描述和交往中，在描述和交往之外，人们没有其他生活可以过。

通过上述解读，我们看到，言语行为批评强调了语言在建构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不像解构主义那样认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让语言超出现实语境，进入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世界。言语行为论认为，语言始终是社会的语言，是遵循规约施加行为的语言，它就在社会实践之中，它构成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的现实社会不是象现实主义认为的那样是可以离开语言自然先在的，也不是如解构主义、形式主义认为的那样只是由语言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真实与虚假，事物与语言，自然与观念、虚与实混合而成的世界。人们生活在现实中，也生活在语言中，语言在世界之中，而不是脱离世界的，语言不只是记录和反映，语言同时是实践、是施为、是交往、是在做事，语言是具有力量的，能够真正的介入人类的生活，发生作用，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甚至改变旧有的现实，创造新的现实。因此，言语行为批评反对解构主义拒绝社会现实的立场，强调文学作为社会语言的一种使用，同样置身于人类社会实践之中。

言语行为批评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一种新的趋向，即走向一种话语实践论的文学观，这种话语实践论文学观强调文学具有实践的性质，它既不是反映和记录，也不是与世界无关的形式游戏，文学是人类重要的实践行为，是一种语言交往的实践，它通过语言的创造和交往活动深刻影响、介入和作用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促使社会生活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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