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莉莎·桑塞恩/文      唐伟胜/译

本文转载自《叙事》（中国版）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首先我想问一个看起来很愚蠢的问题。当彼得·沃尔什在克拉丽莎·达罗卫“举办晚会那天早上11点”突然造访，“颤抖着声音”问候她，“握住她的双手，吻她的双手”，决定“什么都不会告诉她……因为她确实比以前老了”（41）*，我们怎么知道他“颤抖”是因为多年以后再见克拉丽莎而激动，而不是因为他得了帕金森病？

假设你是《达罗卫夫人》的热心读者，你会耐心地给我解释，如果沃尔什的颤抖是因为某种疾病所致，伍尔夫会直接告诉我们。伍尔夫不会一直让我们确定不了这些事实，比如沃尔什的身体语言透露了他的局促、欢喜和尴尬，这次会面立刻神奇般地将沃尔什和克拉丽莎带回到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过去时光，因为看到沃尔什的“颤抖”，克拉丽莎本人也“对他早上突然来访感到如此惊讶、高兴和羞怯”（41）。小说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理解这一场景潜在的情感意义，因此伍尔夫不会向读者隐瞒沃尔什身体状况这样的关键信息。

但接下来我的问题是：如果沃尔什的颤抖是由疾病所致，为什么伍尔夫就必须明确告诉读者，而如果不是，她就可以相信读者会认为这是由他内心情感引起的呢？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伍尔夫可以假设读者会自动将人物的身体语言读解为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表征？

你也许会说，伍尔夫能做这样的假设是因为读者有这样的阅读习惯。从古至今，作者一直都在通过描写人物的行动来揭示他们的情感状态，对此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学会了在正常情况下将人物的行为解释为其思想状态的反映，而我们阅读的所有虚构故事也都强化了这种阐释倾向[1]。

如果这场关于读者阐释倾向的讨论发生在20年前，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或者，20年前这场讨论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以这种假想的形式—因为回答我那个幼稚的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然而，今天的讨论还要继续下去，因为新近的认知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业已表明，不是所有读者都知道人物行为的意义是与其心理状态相联系的。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大多数人能够在众多可能的阐释中做出恰当的选择，我们也许不能满足于那些基于我们个人阅读历史的解释，而必须考虑我们群体进化历史中的某些证据。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把认知科学家的最新发现引入文学研究，试图表明这些科学家对我们的思维读解（mind-reading）能力（也就是将行为解释成潜在思想状态的能力）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文本的阅读提供一系列深刻的洞见。首先，我将讨论自闭症的相关研究，自闭症使认知心理学家们注意到，有一种认知能力让我们能够将人类的行为解释为其思想状态的反映，而正是这种能力使常规意义上的文学成为可能。然后我将考察我们读解他人—包括文学人物—思想时“自然而然”这一富有争议性的话题。接着我将回到《达罗卫夫人》来考察这样的思维读解在虚构人物意识表征中起到的一个具体方面的作用。我将描述一系列我们如何使用想象力对连续内嵌的意识进行表征的实验[2]，并提出，伍尔夫的文本将这种认知能力推至其“舒服区”之外，从而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有些读者害怕伍尔夫的写作风格。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将提出两个问题，均涉及文学研究中使用认知方法的可能性。第一，我将讨论伍尔夫研究中认知分析方法和传统的文学-历史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第二，我将提出文学批评应该对认知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利用文学文本来研究人类认知的趋势做出更为积极的回应。

“思维读解”是认知心理学术语，用来描述我们将人类行为解释成其思想、情感、信仰和欲望等的能力。比如，“露丝伸手去拿巧克力，因为她想吃甜食”，再如，“彼得·沃尔什声音颤抖，因为再次见到克拉丽莎他很激动”。认知心理学也把这种能力称为我们的“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本文不区分这两个术语。

不断涌现的新奇术语让我们愈加急迫地使用“思维读解”或“思维理论”这个新概念来解释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我们有能力将真实生活中的人—以及文学人物[3]—的行为解释为其隐含的思想状态，这是何等自然，因此我们不愿意使用一些新奇的术语来神化它，更不愿意将它抬高到一个特殊研究对象的地位。的确，“思维理论”在近20年一直受到认知心理学家的关注，其主要原因是他们遇到了很多病人，这些病人“从身体看思维”（Brook and Ross: 81）的能力被极大地损害了，也就是说，他们是“自闭症”患者。通过研究自闭症和众多相关的认知缺陷（比如亚斯柏格综合症），认知科学家和思维哲学家们开始将我们的思维读解能力视为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间接构建了我们的日常交流和文化身份的表征。

“思维理论”领域的多数学者都认为，人类的这种能力是在“神经认知大进化”时期获得的，也就是人类大脑面积扩大3倍的更新世时期。人类大脑面积扩大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具有社会性质[4]。我们的祖先面临“极端复杂”的挑战，他们需要理解可能多达200人的群体中的其他人的行为，“思维理论”模块的出现便是进化的结果。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其颇有影响的《大脑盲：论自闭症及思维理论》（1995）一文中指出，“将心理状态看成一个诸如人类这样的复杂系统的属性绝对是理解这个系统—即解释这个复杂系统并预测其下一步行为—最简单的方法”（21）[5]。我们将观察到的行为解释成潜在的思想状态这一过程显得轻松而自然，因为我们经过进化的认知结构“促使”我们从产生意识那天开始，每天都在学习和练习思维读解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别人思想状态的解释总是正确的—完全不是这样！）

巴伦-科恩认为自闭症是“儿童最严重的精神病状”，发病率大约为4-15/1000，“发生在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阶层”（60）。虽然“有无思维阅读能力并非绝对，但自闭症患者或多或少都缺乏这种能力”（Origgi and Sperber: 163）。如果孩子接受一系列“教育和理疗处理”，其自闭症状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但迄今为止自闭症仍然是“一个终身紊乱症”（Baron-Cohen: 60）。自闭症具有高度遗传性[6]，其主要症状出现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包括社交能力的深度缺陷，以及“正常的灵活性、想象力和伪装能力的缺乏”（Baron-Cohen: 60）。自闭症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与这里的讨论密切相关，即患者在不同程度上—虽然不是绝对—对读小说和讲故事缺乏兴趣。

奥利佛·赛克斯（Oliver Sacks）在其《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一书中，描写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闭症案例。案例中的患者坦泊尔·格兰婷女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她的自闭症。她取得了农学博士学位，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能够谈论自己的感受，从而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来理解不能读解他人思维究竟意味着什么。赛克斯这样报道格兰婷在学校的经历：“其他孩子们之间在传递一些信息，快速、微妙而且不断变化—或是交换意思，或是互相协商，他们理解对方如此之快，直让她觉得他们有心灵感应。现在她已经知道这些社交符号了。她说她可以推断这些符号，但不能感觉它们，不能直接参与这种神奇般的交流，也无法理解隐藏在交流背后的多层次、万花筒般的心理状态。”（272）

不难理解，格兰婷也谈到她无法理解虚构叙事。她回忆说她读不懂《罗密欧与朱丽叶》，“我那时根本就没弄明白他们要干什么”（259）。小说对自闭症患者是一个挑战，因为在很多方面，小说都要求读者具有与日常交流中同样的思维读解能力，即从行为中推断思想状态的能力。

由于无法理解别人的面部表情，格兰婷成为“众人作弄的对象”。为解决这个问题，多年来她建立了一个“可以在大脑中随时回放检查的录像带库，里面存放着不同情景中人们如何行动的录像。通过不断播放，她逐渐学会了联系所看见的东西，以便能够预测人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可能如何行动”（259-60）。对格兰婷“录像库”的描写表明，我们不是简单地“学会”如何和别人交流，如何读解他们的情感（或如何根据虚构人物的行动读解他们的心理），而是我们业已进化了一个认知架构，正是这个架构才使我们有可能学会读解。如果这个架构遭到破坏（比如自闭症），无论多少经验都无法弥补这种破坏。

“思维理论”缺陷与不喜欢读小说和讲故事之间的关联虽然很有启发性，但二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尚无定论。比如我们可以说，用于处理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认知机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不断在环境中搜寻与其输入状态相适应的线索[7]。在某些层面上，小说作品成功地“欺骗”了这些机制，使它们“相信”面对的材料就是它们“应该”处理的材料，即，它们面对的是可能有各种各样意图的主体。文学充分利用并刺激用于处理真人的“思维理论”机制，虽然读者在某些层面上知道虚构人物根本就不是真人[8]。

因此，“思维理论”对小说研究的最基本的启示之一就是，“思维理论”使得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成为可能。理解小说这一过程似乎根植于我们有能力给统称为“人物”的文字建构赋予思想、情感和欲望，并寻找让我们得以猜测其情感并预估其行动的“线索”[9]。

我们讨论的思维读解是一种进化而来的认知能力，不仅使我们能够相互交流，还可使我们能够理解小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认知科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使用的术语在定义上的差异。研究“思维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家和思维哲学家追问如下问题：这种能力有着怎样的进化历史，即，它的进化是源于什么环境的挑战？它开始显现于什么年龄，以何种形式显现？其神经学基础是什么？总之，他们关注的问题是“思维读解能力在成功的交际中扮演的角色”（Baron-Cohen: 29）。当认知科学家转向文学文本来证明我们有能力给虚构人物赋予思想，并能读解他们的思想时，他们强调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性。正如顿尼特（Dennett）所言：“在看一部情节新颖而不落俗套的电影时，当看到主人公冲着坏蛋微笑，我们都能快速而自然地做出同样的判断：‘噢！’我们（或许在不经意之间）做出的结论是，‘他想让她相信他不知道她准备欺骗她哥哥！’”（48）

认知学领域外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在思维理论中强调“自然而然”和“成功”毫无帮助，尤其是文学批评家，他们知道赋予别人思想、信仰和欲望这一过程可能导致错解这些思想、信仰和欲望。因此，他们会抵制那些认为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即正确无误地、没有争议地、几乎是心灵感应般地）通过人的行为来了解其思维的观点。这里必须强调，认知科学家和普通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家）使用不同的参考体系来衡量思维读解中的“成功”程度。对普通读者而言，思维读解和交际失败的一个绝佳例子是某人把她朋友欢喜的泪水读解成了悲伤的泪水；对认知心理学家而言，思维读解失败意味着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她朋友脸上流淌的泪水可以表明他此刻的内心情感。如果你觉得这后一种情况荒谬得不可能发生，那么请记住，这正是自闭症患者感受世界的方式，也许是由于神经缺陷，他们的认知架构不能帮助他们在无穷的阐释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在这里，他们不能将泪水和情感联系起来）。

由此看来，认知心理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洞见就是，通过分析世界并缩小某个现象的阐释范围，我们的认知适应力使我们得以在那个范围内考虑多种多样的阐释。诚如兰西·伊斯特林(Nancy Easterlin)所言：“如果我们不具有使用特定方法来组织信息这个天生的倾向，我们就不能够在所有反应中做出选择”（“Making Knowledge” 137）[10]，N.凯瑟琳·海利斯（Katherine Hayles）也认为：“认知限制将可能性限定在某个范围，从而起到积极的作用”（145）[11]。也就是说，在没有其他信息介入的情况下，我们的“思维理论”让我们将彼得·沃尔什的颤抖与他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从而有效地限制了我们的阐释域，使我们得以在那个阐释域内考虑各种细微的阐释可能性。这个片断的上下文还会进一步限制我们的阐释，比方说，我们不太可能认为彼得颤抖是由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仇恨。我们在阅读中这个段落时带进的任何其他信息—传记的、社会历史的、文学历史的等—都会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段落可能有新的细微涵义，从而引导我们猜测沃尔什的思想状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沃尔什“颤抖”的描写可能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个人经历，使我们关注文本的某些细节而忽略其他细节，这意味着不同读者可能对克拉丽莎·达罗卫“举办晚会那天早上11点”时彼得和克拉丽莎的情感做出完全不同的读解。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没有预先排除其他众多可能的阐释—比如他“颤抖”是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并将阐释集中在人物的思维上，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以上任何读解。

排除无关阐释这个过程非常之快，有时几乎难以觉察。让我们来看看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那篇著名论文《如何识别诗歌》中的一个例子。为了证明我们的思维活动“受限于我们身居其间的机构体制”，费什报告了以下课堂实验：

当我正在卖力地陈述一个观点的时候，一位名叫威廉·纽林的学生同样卖力地挥手。我问班上其他同学他想干什么，他们都回答说他想发言。于是我问这些同学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马上回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难道他还想做别的吗？换句话说，他手势的意思是明摆着的，只要长了眼睛，谁都可以看出来。然而，对于一个没有体会过学生生活的人来说，却未必看得出这个手势的意思。这个人也许会认为纽林正手指天花板上悬挂的日光灯，或者正在提醒我们什么东西要掉下来了（“天塌了，天塌了！”）。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他也许不会把纽林的手势理解为“想发言”，而是“想去洗手间”，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其他任何“高等学府”的学生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阐释或读解。（110-11）

费什的结论是，“只有居住在机构体制中（此处是大学课堂），我们方能理解其公众的和常规的意义（这里，举手意味着想发言）”（110），所言极是。然而必须看到，费什提到的所有那些“错误”的解释（比如，纽林认为天要塌了；他想去洗手间，等）从“思维理论”的角度看又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解释将纽林的行为与其思想、信仰和欲望联系起来了。恰如费什所说，“难道他还想做别的吗？”（斜体字为我所加）。谁也不会提出，有一根细不可见的线绳穿过悬于天花板的铁环，线的一端连着纽林的衣袖，另一端由坐在他后面的同学握着，这位同学每次扯动线绳，纽林的手就跟着挥动一下。我们会说，这个解释十分荒谬，因为没有人能看到纽林头上的线绳。但是，我们用完全不可见的心理状态来解释某个行为，难道不是同样荒谬吗？不然！我们几乎是自动地那样做，任何正常的人（即，没有自闭症的人）都不会给出一个“机械式”的解释（比如线绳拉动衣袖），其唯一理由就是我们的认知适应性让我们认为“身体由思想驱动”。

让我们回头看看“读解”思维的“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在普通读者看来是“错误”的解释—比如将伤心的眼泪误解为快乐的眼泪，或者认为纽林举手是想说天快塌下来了—从认知心理学家的角度看，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在将泪水与某种情感状态，或将举手与某种潜在欲望/意图相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丝毫不费力气。因此，“自然而然的”思维读解意味着我们“本能地”将人们的行为与其思想状态相联系—比如沃尔什“颤抖”一例—，虽然接下来我们可能对他们的思想状态做出多种多样错误的或有争议的描述，因为正如费什另文所说，任何描述都“总是而且已经是阐释”，是一个“文本”，或者一个故事，反映出读者的个人历史、偏见和欲望[12]。

我们需要多少鼓励才会将思维赋予虚构人物？似乎不需要多少，因为只要任何迹象表明我们阅读的是一个自主的人（比如，“彼得·沃尔什刚回来”），我们就会假设这个人具有思想、情感和欲望，而且我们可以凭直觉感悟、阐释或者（经常）错误阐释至少其中一些思想、情感和欲望。一旦我们看到行动，我们马上就赋予其思维，作家则利用这一点来运作对人物思想状态的阐释（有时候作家自己提供这些阐释，有时候作家期待读者来提供这些阐释）。当伍尔夫描写克拉丽莎观察彼得的身体语言（克拉丽莎注意到他“声音颤抖”）时，她既可以直接向我们描写克拉丽莎心里如何理解彼得的身体动作（比如，“再次看见她，他一定激动万分！”），也可以直接描写彼得的心理活动（比如，“再次看到她的克拉丽莎，他激动万分”）。但伍尔夫没有这样做。她首先告诉读者，彼得思忖着克拉丽莎“确实比以前老了”，然后又告诉读者，克拉丽莎思忖着彼得看起来“一点也没变；……依然那种古怪的神情，依然那种格子外衣”（40）。彼得的“颤抖”感觉仍然是这个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必须注意：我们作为读者，被作者召唤填补缺失的信息（比如“再次见到她，他一定非常激动”），只有这样，这篇叙事在情感上才显得连贯。

众所周知，海明威的标志就是最小限度地呈现其人物的情感，而是让人物的大量身体行动来代表其心理状态（比如《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呆了一会，我走出病房，离开医院，冒雨回到旅馆”）。海明威可以使用这样高度意图化而且高度技巧化的讲述方式，其原因和伍尔夫能够让彼得的“颤抖”来“自我说明”是一样的：我们的认知倾向假设每一个身体行动后面必定有某种思想立场，而且我们会努力去弄明白那种立场，即使当作者仅留给我们极少量的线索。

因此，只有当我们开始研究小说作者如何运作（乃至挑战）我们的思维读解能力时，认知科学家们提出的洞见才显得格外有用。虽然认知科学对“思维理论”的研究远未结束，文学研究者们已经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始追问这样的问题：文学叙事有没有可能训练我们的思维读解能力并考验其限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鼓励其文学对思维读解能力进行探究？不同的文类呢？虽然今天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仅是猜测性的，而且没有定论，但标志着认知心理学和文学研究之间可以进行真正的互动，并相互受益。

本小节略带俏皮的标题表明，我在致力于运用研究“思维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家们最近完成的很多实验来考察《达罗卫夫人》这部作品。我发现这样做既令人激动，同时也令人胆怯。一方面，现在我可以相当自信地指出，伍尔夫的这部小说的某些方面的确对我们的思维读解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读者感到这部小说难读。另一方面，我又逐渐“害怕”起《达罗卫夫人》来（不惟这部小说，我开始“害怕”所有其他小说），因为我意识到，只要开始研究小说如何作弄我们的“思维理论”，我们马上就能提出许多关于“思维理论”及虚构小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目前我们回答不了。

现在我开始讨论“思维理论”的一个具体方面，即我们领会叙事中多层次意向性这种能力。虽然“思维理论”一般被定义为二度意向性（second-order intentionality），比如“我相信你想得到X”或者“彼得·沃尔什想克拉丽莎‘也许认为他很失败’”，但意向性的层次可以再往前“推”，比如推到第四层，比如“我以为你在想她相信他认为……”。顿尼特1983年首次讨论了意向性层次的“递归性”，他认为意向性层次理论上可以推向无穷。但是，罗宾·敦巴尔（Robin Dunbar）及其同事在最近的一系列实验中发现，我们的认知架构可能会抑制那些有“无穷”层次意向性的叙事的广泛接受。

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阅读两类故事，一类是“直线记述的序列事件，如‘A引起B，B导致C，C造成D，等等’”，另一类是“日常生活的简短片断，比如某人想和另一个人约会，某人想说服老板加工资，等等，所有这些片断都内含三到五个意向层次。”然后受试者被要求回答“一系列按照故事中意向层次数量分级的问题”，包括一些事实性的问题，“旨在确保意向性问题的错误回答不是源于没有记住故事中的基本事实。”研究结果非常有启发性：“受试者对简单的因果推理这样的故事没有多少问题：在所有六个层次的因果序列中，错误率约为5%，在包含四个意向层次的思维读解任务中，错误率与之相似，也为5%，但在第五层次上，错误率激增至60%。”认知科学家知道，“思维读解任务上的失败并非简单因为忘记了故事中的事件，因为受试者在内含于思维读解问题中的事实记忆部分表现非常好”（Dunbar: 24）。因此，这些结果表明，对有四层以上思维读解的故事，读者处理起来明显困难。

讨论这些实验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点是，理解多层次信息是相对容易还是困难取决于这些信息的内容。处理某些长序列信息，比如“A引起B，B导致C，C造成D，D引向E，E催生F，最后形成G，等等”比处理长度相似、但需要考虑思维状态的序列，比如“A希望B相信C认为D希望E考虑F对G的感受”相对容易，研究认知进化的心理学家对此提出了一个解释，即支撑我们赋予别人思维状态的认知过程与不需要考虑思维状态的认知过程在功能上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由两种认知适应性不同的进化历史所造成[13]。同时表征几个不同的思维与表征一系列因果相连的事件，其认知过程大相径庭。表征的认知过程取决于表征的是什么。

现在来看看从《达罗卫夫人》中间部分随意选取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理查德·达罗卫与休·惠特布雷德到布鲁顿太太家里给《泰晤士报》写一封信。为了理解故事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面对一串多层次相互包含的思维状态：

布勒希小姐立即出去，回来后把信纸摊在桌上；休掏出自来水笔，他那支银制的钢笔，已经用了二十年了，他边说边抽掉笔套。他说：这支笔一点没坏，他曾给制造商检查过，他们说，保管你用一辈子，永远不会有毛病的；这可要归功于休写起来小心，也得归功于他用此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查德·达罗卫是这样想的）；当下，休一笔一划地开始写了，先写花体的大写字母，一字一句把布鲁顿夫人紊乱的思绪表达得条理清晰、语法谨严，委实神乎其神；布鲁顿夫人看到这神奇的变化，不禁思忖：《泰晤士报》的编辑对此必然会钦佩的。(112)

这段发生了什么？表面上看，作者是在邀请我们体会麦利森特·布鲁顿那些精彩的民权思想（由休写在纸上）：首先是他弹性十足的自来水笔，然后是他写出的漂亮的“大写字母”。当然，把高贵的情操和胜人一筹的分析能力等同于工具（比如书写用具和书法），使这里的效果发生了逆转。在本段的结尾，我们都愿意接受理查德·达罗卫的看法，认为麦利森特最后写出来的信虽然无害，却是“一堆废话”。对那支银灰色钢笔的诙谐描写（这支笔休已经使用了20年，只要“抽掉笔帽”，他就可以“无比顺利”使用它—休这样认为）进一步强化了这封信的无害性和无用性。

按照意向性层次，我们可以有几种办法来展开这个段落。我首先将列举内含的最小的、不可减缩的意向单元，然后逐渐扩展到那些包含本场景的最大的意向单元：

 

1． 钢笔的制造商认为这支笔永远不会有毛病。（第一层次）

2． 休提出，钢笔的制造商认为这支笔永远不会有毛病。（第二层次）

3． 布鲁顿太太希望《泰晤士报》编辑佩服并发表她的观点。（第二层次）

4． 休希望布鲁顿太太和理查德相信，因为钢笔的制造商认为这支笔永远不会有毛病，《泰晤士报》编辑就会钦佩并发表用这支笔记录下来的观点。（第四层次）

5． 理查德知道，休希望布鲁顿太太和理查德·达罗卫相信，因为钢笔的制造商认为这支笔永远不会有毛病，《泰晤士报》编辑就会钦佩并发表用这支笔记录下来的观点。（第五层次）

6． 理查德思忖布鲁顿太太真心相信，正如休提出的那样，因为钢笔的制造商认为这支笔永远不会有毛病，《泰晤士报》编辑就会钦佩并发表用这支笔记录下来的观点。（第五层次）

7． 通过插入“理查德·达罗卫这样觉得”一句，伍尔夫意在让我们看出，理查德知道休希望布鲁顿太太和理查德相信，因为钢笔的制造商认为这支笔永远不会有毛病，《泰晤士报》编辑就会钦佩并发表用这支笔记录下来的观点。（第六层）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自动穿越伍尔夫的文体迷雾，读出一连串更容易理解的第一层、第二层及第三层思维状态，比如“理查德不太喜欢休”；“布鲁顿太太认为休正在写的信件非常棒”；“理查德感觉到布鲁顿太太认为休正在写得信件非常棒，但他却对此不以为然”；等等。这些简单化的读解似乎破坏了伍尔夫的小说，因为其效果等同于对诗歌所作的释义改写，但的确也说出了该段落的一些意义。这些读解的主要问题是，为了对理查德和布鲁顿太太的心理状态做出这些简单的描写，我们必须把握该段的全部含义，而为了把握该段的全部含义，我们首先必须处理几个内含了至少五个意向层次的序列。不仅如此，我们必须在阅读的时刻马上处理这些序列，没有纸和笔的帮助，也没有人事先告诉我们即将遇到的意向层次的数量会给绝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带来沉重的负荷。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在这个段落中不仅“要求”我们处理一串五个和六个意向层次的序列，还通过描写身体语言暗含了意向性，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直逼海明威。这里没有涉及彼得和克拉丽莎场景中意向明显的“颤抖”，我们读到的是：理查德看着布鲁顿太太看着休取出自来水笔，抽掉笔套，然后开始写信。诚然，伍尔夫使用了两个情感色彩很浓的词（“一笔一划地”和“神奇地”），但这两词表示的意思是休非常关心自己写信的动作，布鲁顿太太则崇拜他写出的字母形状—这两个一闪而过的心理状态仅是这个片段复杂的情感潜流的表层而已。

由于伍尔夫这里描写的身体动作缺少一眼就能看出的情感内容，因此，与克拉丽莎客厅场景形成鲜明对照，此处她马上对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提供了权威的阐释。伍尔夫告诉读者，布鲁顿太太观察休时的心理状态（她觉得《泰晤士报》编辑会钦佩书写如此漂亮的来信），休抽掉笔套时的心理状态（他认为这支笔永远不会用坏，笔用得长久，写出来的东西也更有价值），理查德观察休及他写的大写字母和布鲁顿太太时的心理状态（休的自我标榜，布鲁顿太太不加鉴别地相信休的自我标榜，都让他忍俊不禁）。该场景使用了直线型结构，即理查德可以表征休和布鲁顿太太的思维，但后者却不能表征前者对他们思维的表征，这种结构似乎强化了一种印象，即所有思维都得到了完整而准确的表征。

当然，伍尔夫之所以能够显示她对休、布鲁顿太太和理查德的思维做出了完整而准确的表征，其原因是我们是拥有“思维理论”的读者，我们知道在看似没有情感的主人公身体语言背后一定有某些思维状态。由于缺乏文本线索，我们自己不能想象这些思维状态，只能接受作者提供的表征。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仔细揣摩，才能发现这些表征，因为穿越那些内含的意向层次有时候可能把我们的思维读解能力推向极端的界限。

当我们讨论处理五到六个意向层次带来的认知压力时，我们可以由此说伍尔夫的作品很难阅读，甚至拒绝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因此，个体读者的美学趣味至少部分地根植于他们千差万别的思维读解能力。但一个人“喜欢”或者“讨厌”伍尔夫的作品并不能说明他思维读解能力的总体“高度”—对文学进行的认知分析不支持这样的价值判断。每个人的思维读解能力都是千差万别而且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都有回忆过去的能力（除非那种能力被损坏），但不同个体的实际记忆却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各种记忆加在一起构成了我的特色，然而如果说构成我特色的那些记忆要“好于”构成我朋友特色的那些记忆，就毫无意义了。同理，说一个人喜欢或不喜欢伍尔夫表明了他/她的认知结构也毫无价值。我的教学经验表明，当我告诉学生们伍尔夫喜欢同她的读者玩这种特殊的认知“心理游戏”后，往往减轻了学生们因为“不懂”她的小说而产生的焦虑感，从而帮助他们开始喜欢上她的写作方法[14]。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本文开始想象出来的那场讨论。这样的讨论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几次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上。有一次，我描述了在本科生教学中计算《达罗卫夫人》的意向性层次带来的直接回报，有人问我能否预见到这样的认知阐释何时能够取代和纠正伍尔夫的其他传统研究方法[15]。当时我马上给了一个否定的答复（现在我仍然会这样答复），但是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对其做深层次思考，搞清楚这个问题的内涵对我们这些希望文学的认知研究方法兴旺起来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首先，计算《达罗卫夫人》的意向层次不是研究伍尔夫的唯一认知方法，它只是研究伍尔夫的众多方法中一个，旨在探讨伍尔夫的小说如何建立在我们的“思维理论”基础上，以及如何运作我们的“思维理论”。推而广之，这种方法探讨所有虚构小说如何建立在我们的认知倾向基础上，以及如何运作我们的认知倾向[16]。虽然认知科学近20年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对这些认知倾向仍然不甚了解。

然而，文学认知方法的研究现状业已证明，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思维哲学、认知语言学、进化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及认知人类学等学科可以为该方法提供无比丰富的研究路径。文学批评家们已经开始研究这些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文化物质主义、解构主义、文学美学、道德哲学史、生态批评以及叙事理论等开辟的新路子。这些研究表明，认知方法绝非要取代或者纠正传统方法，而是对这些传统方法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以确保其生命力。

其次，对感兴趣于认知方法的文学研究者而言，与诸如文化历史主义或者女性主义进行对话并非可有可无。认知能力（如“思维理论”）不是脱离于人类及其具体历史文化表现的悬浮之物，而是像帕特里克·C·霍根（Patrick C. Hogan）归纳的“文学普遍性”那样，“千差万别地存在于具体的情景之中”（226）[17]。我们对伍尔夫了解的一切，包括她的生存际遇，或者《达罗卫夫人》创作的文学、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都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特定的女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在与一套特定文学传统的同谋与叛逆中，为什么要将其读者的认知“舒服区”边界推向极限（即超过四个意向层）。

 另一方面，用戴维·赫尔曼的话来讲（“Regrounding”），了解这些个人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背景及其复杂无比的组合，对于我们理解伍尔夫的创作方式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无论我们对作家及其各种生活环境了解多少，无论我们对人类的认知才能了解多少，我们的因果分析都只能做到这一步。正如乔治·布特（George Butte） 所言，“描述物质环境可以解释性别体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位破产的商人写出了《摩尔·弗兰德斯》，或者为什么这位家道破落的牧师的女儿写出了《简爱》”。在我们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与伍尔夫（乃至笛福、奥斯丁、勃朗蒂及海明威等所有作家）的文本现象之间，永远都存在着鸿沟。

但“其他”知识的确在我们对《达罗卫夫人》的认知研究中起关键作用，作为例证，让我们将伍尔夫对多重意向层次的运作放在小说创作方式的进化史中考察。很明显，书写文化整体上说要比口传文化更能支持复杂的意向层次，因为一个内含六个意向层次的段落不容易被人记住，更不利于口头传播。因此在诸如《吉尔伽美什》或者《伊利亚德》这样的口传史诗中，不太可能出现需要我们跨越四个以上意向层次的段落。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从更宽泛的意义上道出了书写文化和口传文化的差异，他说“（在口传文学中）听者和故事讲述人之间那种简单的关系源于听者希望记住故事本身，听者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以后能重述故事”（97）。实现文字传播（比如印刷）之后，作者可以“将人类生活的表征推向极致”[18]，从而探索（乃至开发）[19]人类那些目前尚处于静止状态的认知空间。

当然，出于各种美学、个人和经济的原因，不是每位在印刷条件下写作的作家都愿意冒险探索这些未知的认知领域。只需粗略看看目前流行的主流小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受到广泛欢迎的叙事内含的意向层次都不超过四层。正是这些个体的不同历史确保了—用阿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和弗朗西斯·斯蒂恩(Francis Steen)的话—认识结构的发展史“与它们催生的文化既不完全等同又不可分割”（3）。

就伍尔夫而言，研究者们都认为她和达克沃斯（Duckworth）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了伍尔夫的头两部小说，照顾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的、反创新的”读者（Diary 1：261）—的决裂“解放了她的创新写作方式”（Whitworth 150）。她组建了自己的出版社，这意味着她“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了，没有编辑，没有出版商，只有喜欢阅读她作品的读者”（Letters，167）。导致《达罗卫夫人》认知极限的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伍尔夫强烈的时间流逝感：“我的看法是，一个四十岁的人要么加快步伐，要么减缓步伐”（Diary 2：259）。伍尔夫希望加快其探索的步伐—正如她在几年后写道的那样—她希望能够“精确写出思维抓住的形状”（Diary 4：53）。在先前的小说中她致力塑造“忙于观察”的叙事者，而在写作《达罗卫夫人》的过程中，她找到了“在人物背后挖掘美丽洞穴”的方法，“这些洞穴相互连接，而且每一个洞穴都在现在时刻昭示于天下”（Diary 2：263）。写出伍尔夫思维的“精确形状”的意味之一是将重心“从叙事者的思维转移到人物的思维”，“从外部世界转移到感知世界的人物的思维” （Dick: 51,52），正是这种技巧后来让沃尔巴赫（Auerbach）苦苦追问：“本段的说话者是谁？”[20]（531）

伍尔夫对自己写作的思考提醒我们还有另一个理由证明计算《达罗卫夫人》中的意向层次永远不会取代其他批评方法。当伍尔夫解释说她希望建构一个“现在时刻”来“连接”在每个人物后面挖掘的“洞穴”，她使用的意象饶有意味地暗合了顿尼特用来描写无限循环的意向层次的意象（“咦！”这位文学认知批评者面带喜色地说，“原来伍尔夫使用了朴素的循环思维读解理论！”）。但在这个墓穴般的现在时刻的意象中[21]，伍尔夫还成功地表达出了其他内容，而就是这些“其他内容”的暗中潜入，继续着我们（及伍尔夫）的认知理论化过程。

这让我们形成了文学认知分析中一个看似反直觉却又非常重要的观点。就在我将涉及理查德·达罗卫、休·惠特布雷德在布鲁顿太太家中那个段落勾描成一系列直线型内嵌意向性的时候，我知道该段落中出现的其他内容会让这条直线复杂化，并让我们重新追问沃尔巴赫的问题。这些“其他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是在描写休的钢笔时隐含的男性生殖器意象吗？还是那些富含经济学的对话（“信誉”、“制造商”、“生产”、“资金”、“边缘”*）？还是布鲁顿太太以休的语气冲口而出的政治滥调中隐含的性别涵义？还是使该段思维读解层级化的“座次安排”中隐含的社会阶级涵义？（比如，伍尔夫将布鲁顿太太的秘书布勒希小姐的“位置”安排在远离书桌的地方，使她不能看到休写出的字母的形状，因此她无法观察理查德观察布鲁顿太太观察休，从而少了一层心理表征）。这样，文学的认知分析就引入了“其他内容”（或曰“杂音”），从而超越了纯认知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勾勒的分析框架。

伍尔夫的作品从根本上说根植于我们的认知能力同时又不断刺激我们的认知能力，对文学的认知分析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研究对象。因此，最近当一位叫品克尔的认知科学家认为伍尔夫引领了一个“不承认美学应该激发人类快感”的美学运动时，我们都为之惊讶（413）。虽然品克尔承认“现代主义包含许多不同风格和艺术家……，不是所有风格和艺术家都拒绝美感和其他人类情感”以及现代主义“小说和诗歌可以有效考验我们的智力”（404），但他针对整个现代主义和伍尔夫做出了如下判断：

[当今人文艺术危机的原因]可在弗吉丽亚·伍尔夫的著名论断中找到：“大约1910年12月，人类[天性]为之一变。”她指的是现代主义新哲学，这种哲学在20世纪多数时期里统治了高雅艺术和批评，它对人类天性的否定在其后的后现代主义那里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代主义的前提无疑是认为人类天性已经改变。千百年来艺术家们用来满足人类口味的技巧被搁置一边……在文学中，全知叙述、结构完整的情节、井然有序的人物出场以及可读性等被意识流、无序讲述的事件、令人困惑的人物及因果关系、主观而不连贯的叙述及不忍卒读的行文所取代。（409-10）[22]

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品克尔对伍尔夫的评价。我们可以说没有“很多学生、老师、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将[他]看作真正的文学权威或者美学权威，特别是他对伍尔夫和现代主义都做出了错误的评述。”[23]乍一看这是个令人舒服的立场，其前提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的分离，言下之意是认知科学家应该远离文学，文学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士的自留地。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错误评述伍尔夫”的品克尔比“可以纠正这些错误评述”的专业杂志（比如PMLA）拥有更多读者；第二，作为一种特殊的、高度集中的认知现象，文学已经成为科学家的游戏场，包括品克尔、丹尼尔·顿尼特、保罗·哈里斯、罗宾·敦巴尔等等，而且随着认知研究逐步深入文化领域，这种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品克尔认为现代主义作家总体上“不忍卒读”的行文不能“满足人类口味”，对于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而应该结合文学和认知科学两个领域的洞见加以审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如下观点，即我们的认知进化遗产决定了我们理解虚构叙事的方式，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学“菜肴”为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满足”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人类口味”，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证明，正是通过研究这些高雅的、与众不同的、对我们认知构成挑战的（比如伍尔夫对意向层次的实验）文学作品，我们才得以深化对“思维理论”运作机制的理解。正如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所说，“ [伍尔夫对]意识的再现虽然开始对读者构成了挑战，却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再现以其独有的方式体现了品克尔和其他认知科学家一直提出（并传播）的深刻见解，如果文学评论家们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品克尔及其信徒是不是更有可能改变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消极看法呢？”[24]如果我们尚未完全理解品克尔，并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学-历史专业知识对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物意识的再现问题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认知视角，就去嘲讽品克尔不是“文学权威”，我们的认识论立场和伦理立场又在哪里？

让我们再次看看上文讨论的罗宾·敦巴尔及其同事提出的观点。我希望本论文业已表明，敦巴尔关于我们故事阅读中处理四层以上思维读解的研究对文学分析关系深远，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依据我们的文学历史知识，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置疑乃至纠正（我想敦巴尔本人对此也会表示欢迎），当然由于这个领域才刚刚开始，他对我们的批评也不可能给出最终的答复。

比如，敦巴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证明他的发现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优秀的读者比优秀的作者多：

人们理解包含五层意向的句子相当困难，但四层意向的句子却没有难度，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写小说比读小说要难得多，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优秀的作者要远远少于优秀的读者……为了描写三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小说家必须“让读者想人物A认为人物B希望人物C相信……” ，这里有五个意向层次。与此相对照，读者的任务则轻松得多：他/她只需要“想人物A认为人物B希望人物C相信……”，这里只有四个意向层次。（241）

敦巴尔的论点对我们理解不可靠叙事者以及作者和叙事者的关系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如，当我们感受到叙事者在场突然消失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对此产生复杂的反应—或激动不已，或兴趣盎然，但总是惴惴不安，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隐约意识到必须纳入新的意向层次，从而增加了认知难度。另一方面，恰如费伦指出的那样，敦巴尔用处理五个意向层次的难度来解释为什么优秀作者少于优秀读者的这一论点“缺乏说服力”，因为这个论点“意味着在产生五个意向层次的小说之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小说可谓是新近才出现的，其产生的条件之一是文本生产方式的变革），优秀作者和优秀读者的数量应该大致相当”。这样的结论很显然与事实不合，举例说，在中世纪，几乎没有文本内含的意向层次超过四层，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当时的优秀作者和优秀读者的数量大致相当。因此，敦巴尔也许应该将这个历史层面纳入到他的论述中给予考虑。

这些例子证明，现在认知科学和文学研究之间可以进行真正的互动，这个互动不仅仅是为“跨学科”而随便敷衍应付，私下里继续唯我独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我们拒绝“认真对待”那些胆敢就“文学或……美学”发表高见的认知科学家的时候，我们对这场跨学科对话就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一旦我们进入对话，尊重并仔细审视敦巴尔、品克尔、顿尼特等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由于他们对人类大脑如何处理文学叙事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成果日渐科学，我们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专业知识会在未来认知科学整个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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