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罗伯特•霍奇 君特•克雷斯 张碧译
对很多人而言，“符号学”（semiotics）这个术语相对比较陌生，同时，使用这一概念时，也颇有难度。符号学被定义为“社会里的符号生活的科学”（索绪尔[Saussure]，1974），所以如果要对它进行定义，就必须划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具有危险的简易性和包容性。从符号学角度讲，文化中的一切都可被视为交际形式，具有类似语言的组织方式，并可以在普遍性的基本规则（rules）和原则（principles）基础上获得理解。在今天的学术机构里，各种学科对文化中这一现象的研究往往彼此隔绝：心理学（各学派间竞争激烈）、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及电影研究，这些学科都仅仅关注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对此，符号学做出如下承诺，即将交际现象作为一个整体，以系统、全面而连贯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而不会只研究它们其中的某些现象。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自从符号学试图将自己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无论这个目标完成得如何，符号学对自身的建构都没有完成，这使符号学产生了一种不安而矛盾的心理。从符号学所致力的目标来看，它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足以令人对其目标引起重视。可是，符号学仍承受着一系列批评，在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实践合法性方面，长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些批评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前提：符号学系统的社会维度具有自己的内在属性和功能，所以在研究符号学系统时，不能将系统割裂开来。“主流符号学”强调结构和符码，却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忽视了符号学系统的功能和社会功用、以及社会实践中符号系统间的复杂关系，而恰是这些因素，能够为符号学提供动力、出发点和目标、以及形式和内容。主流符号学重视系统和生产，但在现实社会语境的符号活动中，对那些互相产生联系和影响的言说者、书写者、或其他符号活动参与者，却漠不关心。它将权力归结为意义，而不将意义归结为权力。它抹去了符号学领域的界限，却默认了那堵将符号过程（semiosis）与社会、以及符号与社会思维及政治思维隔开的厚墙。
由于“主流符号学”具有这种缺陷，许多同行便否定了符号学自身，我们对此表示尊重。他们认为，对于研究领域而言，这些缺陷过于基本和混杂，这使他们将符号学视为一种对补偿、陷阱和错觉的超越。对此，我们持一种温和态度。我们认为，重建符号学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重建工作承认那些针对自己的批评，也可以对它们实现超越，它将符号学形式得以存在的动力纳入自己的范畴，而且要冒一定风险，因为我们无法使其完全避免局限性的困扰。重建工作必须被完成，这是因为，符号学批评尽管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术语，但它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实践。在处理社会意义的不同问题时，不同学科的学者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来描述和阐释构成意义的过程和结构，因此，符号学，或者说某种类型的符号学，必须为分析实践提供可行性。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实用问题，对我们的课题来说，这仍是最基本的定位，也是本书意欲完成的任务。
综合性意识形态与思想控制系统
社会符号学不得不考虑到某些有关社会与意义的一般性假设。我们的着眼点源自马克思（Marx）的著名论断：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1970：42）
这个论断强调了许多现实中的个体，它既作用于所有个体，也作用于作为Bewusstsein(此处译为“意识”)的资源及经济基础的现实世界，指涉的却是符号学的整个过程，该过程的行动者、客体和动力产生于现实性、社会性世界，只有在具体的经济基础中才能得到理解。交际（verkehr，即交流系统）形式与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相呼应，对于社会组织形式的存在方式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与大部分其他社会构成一样，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权力与其他财产分配不公的情况。这样一来，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便产生了社会结构的裂隙：这种社会展示了其特有的主导结构（structures ofdomination）。为了维护这种主导结构，统治集团采取能够反映自己的权力与利益的形式，试图借此成为世界的代表。但同时，他们也需要维持凝聚力（solidarity）[1]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是他们的统治条件。在被统治集团中，并非所有人都盲目地遵从这些主导结构的运作模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已对这种情况进行过描述。他们不遗余力地反抗资本主义统治，并且往往能在为改变社会结构而进行的诸多斗争中获胜。
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中反对统治集团的、或站在统治集团对立面的那部分人之间，产生了双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范畴由此应运而生。意识形态被视作谬误意识，并以颠倒的形式，本末倒置地呈现出世界。但从某种统治者占上风的观点——其实是从被统治集团占上风的观点来看，意识形态也能够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展现世界的形象。为了把握意识形态形式的矛盾特征，我们将谈及综合性意识形态（ideological complexes），在功能上，它与世界的矛盾面貌相联系，由某个社会集团强加在其他集团之上，并代表这个集团不容调和的利益；或者，它代表其他集团为追求自己利益所进行的颠覆性反抗。综合性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以维系权力与凝聚力间的关系为目的，它代表着社会秩序，同时也服务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现实利益的争执，能够引发综合性意识形态中的矛盾必然性。综合性意识形态由以下两种模式构成：关联模式（relationalmodels，以社会行动者、行动、客体等为标准所划分的类型)和行动模式（actionalmodels，以社会行动者的要求、允许或禁止内容为标准所划分的行动、行为类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两个术语，来指涉社会阶级或集团在功能、定位和内容等层面所特有的社会意义。我们注意到，有些人还在其他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这当然有其合理性。尽管这种用法显得不合时宜，并有意义含混之嫌，但无法立即得到纠正。如此看来，社会符号学放弃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势在必行。
社会行动建立在现实基础上，为了以特定方式来抑制社会行为，综合性意识形态通过为现实层面赋予组织结构的途径，使自身得以建构。从态度和行为角度讲，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的工具，符号的矛盾形式一旦受到综合性意识形态的控制，其自身便无法独立而有效地发挥功能，矛盾的这一面就会抵消与自己相异的另一面。因此，我们试图找到信息文本的次级层次，因为它不但能调节综合性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与意义的生产和接受直接相关。
对信息文本的所有生产者而言，要想按照其目的进行运作，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接受者。这就要求接受者必须对其他层次的信息文本——即那些告诉人们如何阅读这个信息文本的信息文本——具备一定的认识。举个简单的例子：“笑话”向听笑话的人展示自己的挑衅意味。但信息文本制造者依赖于以下事实，即听笑话的人必须理解笑话的含义——它也许附带有其他“笑话”的信号（signal）——而且这则笑话“不会被当真”。听过笑话的人并没有获得其他层面的信息文本，这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一种普遍情形；有人可能还会拒绝那个层面的信息文本——比如一个有种族倾向的、或持激进态度的少数派成员，就不会将挑衅的话当作“笑话”。运用反语（irony），也是一个运用次级信息文本调节信息文本功能的例子，浅显易懂。我们将这种高级控制机制称为思想控制系统（logonomic system），该术语源于希腊文logos，意为“思想”或“思想体系”，也含有“表达思想的语言（words）和话语（discourse）”之意；此外，nomos意为“控制、定制机制”。思想控制系统是一套规则，用来规定生产意义和接受意义的条件；意义具有怎样的主题、处于怎样的背景、呈现为怎样的情态（方式、时间、缘由）？对意义的这些方面，有些人主张对其进行传达（制造、传授）或了解（接受、理解），而思想控制系统则能够具体指明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思想控制系统在生产和接受方面规定着社会符号学的行为，我们由此得以区分生产体制（限制生产的规则）和接受体制（限制接受的规则）。
思想控制系统本身就是一组信息文本，是综合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使综合性意识形态变得意义明确。当主导结构未受任何挑战时，思想控制系统便会确保符号过程行为顺利实施，从而使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一旦主导结构面临危机，思想控制系统便俨然成了你争我夺的疆场，社会行动者们（父母、教师、老板）便会孜孜不倦地传授并操纵思想控制规则，通过各种在理论上可供研究和分析的过程，对处于不同境况的个人进行压制。同时，思想控制系统也面临着其他社会行动者的挑战，例如：儿童、学生、雇员。思想控制系统必须清晰明确，否则就无法运作。在礼仪习俗、礼节、产业关系、立法过程等领域中，思想控制系统尤为昭彰可见。
经历过长时间的论争后，新的人群等级、主题及环境产生了，思想控制规则便最终建在了它们的基础上。但究其实质，思想控制规则产生于统治集团的统治观念。只有对阶层间相互影响过程的信息文本进行编码，思想控制系统才能表现出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彼此所处的地位。例如，一个思想控制系统要求妇女将一段话当作“笑话”来听，而这段话对女性而言又极不体面，那么，一种性际关系的特殊结构便形成了，在个结构中，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不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群体，而且会竭力掩饰他们对女性的敌意与侵犯。
由此，思想控制系统暗示了一种社会理论、一种认识论、和一种社会情态理论。正如综合性意识形态那样，思想控制系统能够反映社会构成中的矛盾和冲突。它们的总体结构极为典型，这个结构由一般性规则（表达统治者的统治）及选择性、排他性（限制被统治者的抗议）共同组成。这样，在功能和内容方面，综合性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系统被联系在一起：思想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行为的范畴（符号过程）来表现意识形态内容；同时，综合性意识形态对统治前提进行合法化，使之得到改善，从而在整体上得以处理一系列矛盾。
信息文本、文本与话语
在分析符号的结构和过程时，社会符号学从主流符号学中援引了大量术语和概念。但符号学尚不拥有属于自己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有，那么为了表达自己对社会行动、文本和功用的重视，社会符号学也必须对其中一些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下面，我们想大致谈谈自己对所使用的关键术语的理解。
在符号学形式中，实际存在的最小形式是信息文本。信息文本具有直接性——它有其资源和目标，有其社会文本和目的。信息文本的定位指向符号过程（semiosic），即指向社会过程，该过程使意义获得建构和交流，使意义产生于我们所说的符号过程层面（semiosic plane）。信息文本与某种事物相关，也许存在于自身之外。它通过某种方式指涉世界，并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其意义来自它所发挥的、具有再现性或模仿性的功能。我们将再现性所产生的层面称为模仿层面（mimetic plane）。
但符号过程领域并不仅仅由一连串信息文本组成。一系列信息在符号活动参与者间穿梭往返。在研究言语交际这个更为广泛的符号学单位时，我们一般可以使用两个词语：“文本” （text）和“话语”（discourse）。在一个被扩大了的符号学意义上，我们用“文本”来指代信息文本的结构或信息文本的迹象，它们具有社会意义的统一性。“文本”一词来自拉丁文textus，意为“编织在一起的东西”。“话语”一词常被用来形容文本一类事物，但我们必须对两者进行区分，用“话语”来表示进入文本之中的社会进程，用“文本”表示产生于话语中的实际物质对象。“文本”与“话语”的定位不同，其定位主要指向模仿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当文本处理现实的面貌时，它便具有了意义。“话语”则更多指涉符号过程层面。
与“文本”相对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系统”。主流符号学将符号系统发展为一种关于抽象结构的观念，只有在文本中，这种抽象结构才能得到理解和阐明。主流符号学总是认为系统处于静止状态，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事实，即在社会进程中体现不出丝毫的发展和变化。与之相反，我们强调：所有符号系统都产生于符号过程，并能够证实构成其自身的历史。系统中的术语根据自己在该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确定自己的价值。与此同时，文本中的系统不断得到再生产和重组，否则，系统将不复存在。所以，文本既是符号系统的物质现实，也是自身内部不断产生变化的场所。
文本与系统间的辩证关系往往出现于具体符号过程行为——即话语之中。社会组织形式与文本生产中的符号系统发生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成为产生关联的场所，从而能够复制或改变构成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举个例子，医学机构曾限定了这样一种具体意义，这种意义总是涉及与该机构相关的社会进程，并与一些重要参与者（例如病人、外科医生、研究人员等）的阶层相关。在参与者的互相影响和他们生产的文本中，意义得到持续的应用，并且在应用过程中冒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对社会符号学而言，“文本”和“话语”这两个术语在相同现象的层面上，代表某些补充性视角。然而，尽管有人强调话语属于社会学范畴，但这并不表示文本和信息文本是仅仅指向自身的术语。当文本和信息文本得到生产与复制时，它们都意指具体的社会关系。
门类、一致性与抵制性
为探析微观、宏观结构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求助于一些沟通性（mediating）范畴。思想控制系统的规则限制了文本和话语的一般形式。这些系统常对文本（将生产者、消费者、主题、媒介、礼仪与场合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形式）的门类（genre）进行具体化，由此得以运作。这些文本类型不仅控制文本生产者的行为，也控制潜在消费者的期望。门类规则（genre-rules）是思想控制系统的范例，也是思想控制系统得以运作和传达的主要工具。正如文本的范畴一样，门类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是具有多种层次的符号学形式。
只有在社会群体表明并执行那些构成门类的规则时，门类才能存在。例如，在我们所说的委员会会议中，明确的规则能够调节会议参与者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场合的特定性由社会群体所确立、承认，并得到它的命名，同时，规则还对这些场合中掌控参与者行为的实践进行描述。文本在委员会会议过程中形成，并因此拥有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对参与者的实践与关系、以及他们的期望和目的进行编码。这些文本的形式——无论是“完整记录”还是“会议点滴”——其自身被视为“门类”，成为有效的符号学范畴。我们会很快想到其他例子：采访、演讲、描述性文章、聊天、小说。这些门类都对社会参与者的“特定”关系进行编码。与其他例子（“小说”）相比，某些实例（“采访”）中的规则系统更为显而易见，但并不因此而缺乏可操作性。《小说的起源》是一部历史，它追溯了阶级地位、性别定义（及话语）、技术状况、休闲与教育、家庭的阶级基础观念等等因素间的具体历史关系。从“起源”开始，小说的“门类”史便公正地追溯了这些关系的变迁，也追溯了全新话语中的、以及在存在着的话语中所发生的变迁的显著因素。因此，门类代表一种符号学范畴，这个范畴能够对社会变化、社会斗争的影响进行编码。
如果系统（思想控制系统、门类、意识形态）的标准性过于严格，它们便会产生一种内在的扭曲，从而会强化自己的统治性观念。如果非统治性行为和信仰得到有效施行，并且没有遭到有效抵制，那么系统对行为和信仰便仅仅起限制作用。只要对符号过程的细节加以留心，便会发现：在不计其数的竞争实例中，每当追溯被统治集团的胜果时，或追溯统治者取得的成功时，权力便在微观层面发生转移，促使统治结构发生改观，从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葛兰西（Gramsci）关于霸权统治的结构及其确立的著作中，这一过程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斗争与反抗的过程自身就是社会构成的决定因素，它影响着符号学系统的方方面面。在微观层面，权力在每一次交流中受到检验，同时，思想控制系统对大量“私人”符号过程划分级别，因而被认为超出了“公共”/社会的范围，成为对权力的典型记录。同样，通过将矛盾形象纳入其强制形式，综合性意识形态试图抢先击败异己观念；但即便如此，综合性意识形态仍会坚守职位，并默默地宣称：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有限的。所以，统治者和非统治者间的意义和利益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共同协调发展，从而在各个层面构成意义的诸多形式与可能性。我们不无法假定反抗总是会成功，总是而具有效力：但我们也不会像许多研究社会意义的理论家那样，认为反抗往往是徒劳无功和毫无意义的。
[1] 凝聚力（solidarity）：本书中多次使用“solidarity”一词，根据不同行文需要，译者将其译为“亲和力”、“团结”、“团结性”等等。——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