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出性翻转：试论中国男性性别特权的瓦解

谭琼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中国性别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男权发展的历史。本文中，笔者将标出性理论引入性别文化研究，认为中国性别权力翻转的动因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语境是性别翻转的前提；二是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性别翻转的内因机制；三是中项易边，中项站位变动。最后笔者得出结论：当下中国，两性性别权力的翻转不可能实现，只是出现了中国男性性别特权的瓦解。

[关键词] 标出性；文化标出性；标出性翻转；中项易边；性别权力

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在其新著《第一性：女性的天赋及她们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曾大胆预言，女性将是21 世纪的“第一性”，她认为：“男性的特点可能使他们在工业社会略胜一筹，但在由电子商务、网络社会和协作精神构成的新背景下，男性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禹建湘，2003）这一预言能否成为中国的现实？

纵观中国的性别权力发展史，中国男性在中国文化深层背景上具有强大的性别优势，在国人心里形成了“中国男人是强大和崇高”的文化潜意识，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性别正义的有意推动等因素，笔者以为，中国传统性别文化权力面临诸多被瓦解的现实可能性。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将标出性理论引入性别文化研究，解释这一符号现象。

一、什么是标出性？

标出性理论由布拉格学派的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首次提出，他把“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意即在二元对立中，对立的两项之间常常不对称，使用频次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而使用较多的哪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marked）。

赵毅衡教授把标出性理论应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发现了标出性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特殊规律：第一，提出了“中项偏边”原则。为了解释的方便，他把“非标出项”称为“正项”，把“标出项”称为“异项”，他认为文化对立之间必有中项，而语言的两元对立之间不一定有中项，中项偏边是文化标出性所共有的特征；第二，界定了文化标出性与语言标出性的区别。他认为，语言的标出性首先在形态上表现出来，风格特征很明显，而文化符号的标出特征常常是一种感觉；第三，指出了标出性翻转的动因，他认为，标出项的翻转，来自中项标准的翻转，也就是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变迁（赵毅衡，2008）；第四，阐释了文化标出性的变化发展性，他认为文化标出性会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变化，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标出项，有可能再度翻转，造成文化的再次变迁。

在文化标出性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文化标出性理论。比如胡易容进一步细化了文化标出性翻转的原因和机制，他指出：文化正项的“被动让位”与标出项不断自我中项化的努力共同构成了标出项翻转主体双方的关系，而标出项的历史翻转是否能最终取得成功则取决于标出项是否契合文化主导力量的趋势。（胡易容，2011）而彭佳认为，促使标出性翻转的社会文化元语言具有层次性，故中项认同并不是单层次的，各个层次的偏边情况也不一定一致。（彭佳，2011）吴未意认为，语言与文化中标出的根本原因都是社会文化元语言，中项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自我表达与界定。（吴未意，2015）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标出性翻转并非一蹴而就，它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正项和异项对中项的争夺，中项如何站位取决于文化元语言对它的“诱惑”。在这里，笔者还考虑到一个正项和异项都可能向中项靠拢的问题，后文将要论及。

二、性别权力翻转的动因机制

 厘清了文化标出性理论的相关概念，对于性别翻转的动因机制的界定显得非常必要。

赵毅衡教授在论证文化标出性的历史翻转这一论题时，曾以两性性别翻转为例。他认为：在前文明社会中，男性是标出的，女性作为正常的主项，无须标出，这种标出性的安排是自然界的安排，有利于种族繁衍这个最重要的生存目的；在文明社会中，以男性活动为主的种植和畜养代替以女性活动为主的采集，提高了生产率，物质生产代替后代生产，女性开始用各种妆饰给自己身上加上风格标记，女性是标出的，而男性成为以本色示人的非标出项；在现代社会，文明把女性变成了标出符号，“加工”成具有标出性的异项，把男人“加工”成为社会中心的正项。（286-287）为了便于借鉴他的推演方法，笔者在这里尝试用图表示例赵毅衡教授关于性别翻转的各项动因机制：

赵先生的推演方法很值得借鉴，据此，笔者结合前论，将性别权力翻转的动因机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语境是性别翻转的前提，具体可以表述为男女两性在社会中何者居于优势地位的问题，这取决与该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比如，在前文明社会，社会生产方式是“后代生产”，和女性生殖率有关，故在前文明社会，女性居于正项地位；二是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性别翻转的内因机制，当然这里还涉及到胡易容所说的标出项与文化主导力量契合度的问题；三是中项易边，中项站位变动。具体指在性别翻转中，女性自我中项化的不断努力和男性因为歉疚等原因主动向中项靠拢，或者男性的“被动”让位和男女两性都向中项靠拢的情况。一般认为，最后一项是标出项翻转的决定性要素。

三、中国男性性别权力再翻转的诸多可能性

中国的传统性别权力观认为：从性别气质层面而言，男人应该具备阳刚之气，女性则要求贤良淑德、温婉可人；从社会分工层面而言，男主外女主内成为中国家国天下独具的性别景观；从男女两性性别特质而言，女性被认为是卑微而被动的，男性被认为是崇高而主动的，故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级差被视为一种性别的本质存在，男高女低、男尊女卑被视为一种自然选择。在这种性别权力观的影响下，当前中国福建两广一带，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存在，而在女性就业和升职方面，性别歧视仍然严重，但能不能就此定论当今中国依然是一个以男权宰制为中心的社会？笔者不以为然，笔者以为，在当下中国，男性性别特权已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以及人的自我完善的需要，为两性性别翻转的实现准备了诸多可能性，前文已经阐释了性别权力翻转的三个动因机制，下面将一一述之。

1、性别翻转的社会语境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历史。从中国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时代。文森特·莫斯柯认为，围绕信息网络建立起的信息时代，“消除了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新的社会形态也因此诞生。”（文森特·莫斯柯，2009）也就是说，在信息社会中，知识劳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想象力、创造力、协作力、沟通力等为典型特征的知识生产取代了以“男性勇力”为特质的物质生产，这种智力生产方式打破了男权社会的勇力神话，男性的性别优势被打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女性大趋势》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说法:“女性在现代社会的体力弱势已并不重要,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女性的智力优势。”（[美]约翰·奈斯比特，1993）

当前中国社会的女性“半边天”的作用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抛开体能的差异性，男女两性谁强谁弱很难说清，不管男女两性性别竞争的最终结果如何，但这无疑给中国女性提供一次性别权力翻转的机遇。此外，当前中国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造成多种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男性的“性别焦虑”，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提升女性的性别优势。

2、性别翻转的内因机制

“文化无处不性别”，这句话无疑很好地印证了社会文化元语言和性别翻转之间的紧密联系。赵毅衡教授认为，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元语言组成因素的最主要来源，可以称之为符用性元语言，即是文本与社会的的诸种关系，引出的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赵毅衡，2008）在这里为了表述方便，笔者引入彭佳关于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分层方式，即分为综合文化观念层面和意识形态部分。（彭佳，2011）

考察中国社会当下种种性别奇观，笔者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结合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性别标出的标出特征是“装饰”，性别非标出的特征是“本色示人”，然而在今天这个符号过度消费时代，男女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装饰不再是女性的特权，仅靠“装饰”这一外在形式已经很难辨识男女二性何者标出。此外，如今的男性审美和女性审美都日趋多元化。比如在中国男性审美的传统视域里，男性应具有阳刚之气，是强大和崇高的，男子汉形象是男性审美文化认可的文化主流，相反那种阴柔的男人、小男人、娘娘腔、伪娘型男性形象是主流文化所排斥的，然而反观中国现实，美男经济已成为一种现实。另外，笔者考察当前社会上的一些跟性别相关的流行语，也发现一些很有“内涵”的词语，比以“男闺蜜”、“女汉子”为例，一般而言，“闺蜜”和女性相关，而“汉子”对应男性，这两个术语的流行大有文化深意，它们映射了男性的“自我弱化”和女性的“自我强化”，也隐喻中国女性实现了经济收入上的性别平等，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最后笔者发现性别表达也有一些地域性，比如中国西南地区多数男性承认自己是“妻管严”，如成都男人多称自己是“耙耳朵”，还有上海男人“主内”的能力全国有名。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我们当代的共同文化，将不是往昔梦想中那种一切一致的单纯社会，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需要不断调整和重新规划的组织。”（雷蒙德·威廉斯，1991）中国这种相对稳定的男权文化观，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关口。中国政府的执政者和一些精英人士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 1995年, 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 男女平等思想成为基本国策，此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强化这一主流文化思想，提出两性和谐发展，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理念。笔者考察近五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发现涉及性别研究的选题逐年呈上升趋势，这些举措为中国女性的性别权益提供了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的性别特权，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和主导下，两性平等的观念深入民心，逐渐在中国形成一种普世的性别价值观。

3、性别翻转的形式动因：中项站位问题

在二元对立的动力系统中，中项是个颇具“话题性”和“争议性”且又十分迷人的命题。在性别翻转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多个意义元，更让笔者觉得扑朔迷离。性别翻转中的中项具体指什么？依然是“非男非女、亦男亦女”时的性别裹挟？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文字一经产生，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文字“取名”一旦形成，获得社会文化的集体认同成为一种习惯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几近为零。如果仅以此形式为标准，笔者以为，中国永远不会有性别翻转的可能。故在这里，笔者认同陆正兰教授的观点，这里的标出原则应该是“文化重要性偏边”或者“意义偏边”，（陆正兰，2014） 涉及到“符码态度”的问题，具体而言指“易边”时中项的“站位态度”，当然这是以吴未意的观点“中项也具有的一定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关于中项和符码态度的问题，将另作它文，这里不再赘述）

解决了这个疑问，我们再来探讨性别翻转中正项-中项-异项三者之间的动力关系。笔者在前论中提到了中项站位的两种可能：女性自我中项化的不断努力和男性因为“歉疚”等原因主动向中项靠拢，或者男性的“被动”让位和男女两性都向中项靠拢的情况。在这里，要解释这两种可能性，笔者要引入性别意识这一概念。方刚认为，“性别意识是在性别基础上的对于自己和世界关系的认识，性别作为一种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我们对社会、 他人、 自身等的认识。”（方刚，2015）性别意识可分为男性性别意识和女性性别意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常提常新的一个话题，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必然也有“男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可能。著名心理学家哈伯·哥登伯格（HerGodenberg）在他所著的《新男性:从自我毁灭走向自我保护》中有这样的描述：“男性是在我们社会中最后一个被明显地否定和歪曲而没有任何反抗的亚社会团体。”他指出如果女性被社会文化加工成“性工具”，男性则被社会文化加工成“劳动工具”，本质上说，男女两性都是“男权宰制”的牺牲品，都是社会异化的产物。（方成，1997）意识到这一点，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主动或者被动向中项靠拢。

至于中项的“站位态度”问题，在当今中国的这种性别文化语境之下，中项迫于正项和异项的压力，可能会根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和谐两性关系”的愿景和“文化的重要性”偏边，来决定自己的符码态度：当中项既不想做“男权主义”的“类别符”，也不想做“女权主义”的“类型符”时，它可能保持中立，对自己的站位保持“能量守恒”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两性性别权力的翻转不可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作者的标题未用“两性性别权力的翻转”，只提到“男性性别特权的瓦解”的原因。

四、结论

在这里，借用陆正兰教授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或许文化标出性不会完全翻转，传统稳固的标出性只是渐渐淡化，但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标出性的翻转，或许不可避免。（陆正兰，2014）但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作为一个性别理想主义者，笔者以为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观,不仅是对女性的解放, 也是对男性的解放。男女两性的平等对话和团结协作将极大地释放双方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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