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降生于世，目视心觉之间，进入经验主体之视域感知范围的莫过于一个立体化的生存空间。作为感知主体的意识通过内嵌在空间内的时间流来把握自身的存在，赋予其特定文化生成场域的意义方式，从而在纷乱而混沌的元世界中获取追求终极价值本源的方向性矢量，从而定位自身的存在。

我们恰逢生在现代文化的洪流之中，感知主体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及对“真实”的界定在前人不断积累的文化经验及传统中不断发生嬗变，在快节奏的都市资本意义空间之下摸索着新的存在方式。都市空间是现代文化资本的产物，和任何一种生存空间一样，都市空间亦是现代人作为经验感知的主体把握自身存在的可视化外部空间表征。自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诞生以来，亿万年间物理空间的存在未曾消弭，只是随着主宰生物的生存形态演化而不断推进其存在形态的变貌。当地域空间制约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样态之时，构成解读文化符码的“元语言”意义机制，也在悄然改变着物理空间。亦即，在经验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交互性主体间性发生作用的场域之间，特定文化形态渗透甚至是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当一个共享某种文化符码的意义阐释社群居住于这一空间之内时，必定会形成带有其自身传统文化意识烙印的意义空间。

人类终其一生都在求索意义以定位自身存在，对外在空间的把握方式泄露了主导其认知模式的内在符码规约，建筑就是这种带有强烈的风格印记的空间把握方式之下的文化产物。建筑的最初存在意义只具有“物”的使用价值，亦即生存的庇护功能，遮风挡雨，以供居住之用。然而如前所述，建筑物是人工制成品，就算是构成建筑物的材料取自于外在客观的自然物理空间，而它的存在自诞生起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经验主体对外部世界及自身存在的认知，从而在概念获取的征途中携带上意义，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建筑物自体本身就切割了空间，其物理存在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意义空间，无论是否具有实际使用价值，都携带着特定文化的形式意味。那些存在于历史记忆中的建筑物，即便现存于世，也早已不再具备使用价值，而单纯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而存在。其符号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作为一个可视化的再现体，直接跳过对象，指向携带符号意义的解释项。历史价值，美学价值，通向其文化链接的文本可以广袤深远，抑或或纷杂各异，但仍改变不了其作为意义空间把握方式的核心存在价值。尽管建筑的体系延伸出了街道，城市，乃至于划分地理空间的层层能指分节，这一人造的文化意义空间仍是忠实的记录下了在此生存过的经验感知主体自身的存在把握方式。

 

有关建筑领域的著述可谓自古以来建树颇丰，进而在现代文明的分类体系之中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日本建筑学家芦原义信的著作《街道的美学》，可谓是在西欧经典建筑学传统的基础上独树一帜，从空间认知及意义把握方式入手，深入剖析了制约东西方文明的文化符码，以及在此种不同的文化符码规约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建筑模态。不同于单纯分析建筑物的外在形貌样态及种类差异，芦原直取空间构成的心理机制之源，即深深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之内的“原风景”[1]，探寻隐藏在建筑物视觉表象之下的文化元语言。笔者认为此处的“原风景”，即意味着一个元语言层面上的空间符码集合，制约着建筑风景的构成方式及其形态特征，故姑且称之为“元风景”。

芦原义信从意义空间把握的角度入手，窥探东西文化的建筑风格形貌差异，进而归纳出这些各异的意义空间在视觉能指形式上所具有的美学价值，这不失为一种极为深刻的元层面上的分析。作者从构成建筑空间基本概念的墙、门、柱等意义空间出发，深入剖析了建筑体系之延伸意义空间的文化差异，从街道、广场、花园、功能分区（如住宅区、商业区），到室外雕塑、夜景空间、地标建筑，广泛涉猎日本本土及西欧各国的经典或是现代建筑，并进行了实地测量，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对比，总结出了一系列颇值玩味思索的建筑空间理论。以下笔者将取其一、二分别逐一探讨。

 

 

构成建筑内部空间的基本条件首先是边界概念的实体化，即具有天顶，地板和墙面。至于空间的组成方式则形态各异，方式建材不一。然而边界所承担的首要意义，便是对于“内部”与“外部”概念的认知。墙，这一支撑天顶与地板的力学结构，自然而然构成了不同意义空间的一道有形区隔，而门，则是可供穿过不同空间的出入口，一道无形的区隔。基于大多数建筑的形态特征，作为人造符号的建筑物与外界物理空间所形成区隔功能的符号，正是有形的墙壁。墙内是意义秩序的内部，反之，墙外则是意义秩序的外部。

每个民族都有其各自适合的生存方式及意义秩序，对于内外空间的区隔界定固然不尽相同。以西欧的砖石结构建筑为例，厚实的墙壁无疑在空间及心理上都是一道区隔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场域的结界，一种防御性的精神结构，经验主体所处的位置则通过墙的内外之别来确定意义存在的方式。对于家用住宅来说，无疑是家庭私用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隔。然而传统的日本土木结构建筑则打破了这一原则，潮湿多雨的温润气候造就了地面架空的开阔梁柱及斜坡屋顶，墙的存在极薄且不确定，介于梁柱之间的一块块开敞的流动性空间，皆可装上梭门形成临时的“墙壁”，而内外的空间则是由住宅入口——玄关的脱鞋处来区隔。此处没有实体的“墙”，可以说是一道近乎无形的心理“结界”。日本式建筑从本质上即否定墙的存在，相较于西欧高视线站立的“墙型文化”，更为偏重于低视线坐式的“榻榻米文化”，空间意义由“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决定。

依据建筑学理论，在街道两侧由连续建筑物的外墙所构成的轮廓称为“一次轮廓线”，而由建筑物的本体所延伸出来的链文本，（即建筑的附加部分，如商业街的广告招牌）所构成的轮廓则称为“二次轮廓线”。[2]一条街道的一次轮廓线愈清晰，则街道的视觉形式愈是整齐美观；而与之相反，首当其冲在视觉上构成印象的若是二次轮廓线，则其视觉形式不免混乱模糊，让经验主体无法把握住一个统一的意义形态空间。然而遗憾的是，在现代性分野下产生的工商业大城市中，其街道建筑物往往被二次轮廓线占据了绝大部分视野，亦即，商业广告所促成的符号消费正在不断蚕食着人们对于生存空间的既定认知，意义场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经验主体则迷失在灯红酒绿的霓虹招牌之间，失去自我存在的空间定位。一次轮廓线不断由二次轮廓线所取代，建筑的形式意味逐渐平庸化，趋于一致，大量“火柴盒”如同生产线上的工业制成品，机械而毫无生气和美感可言。反观传统的古典建筑，则大多具有富丽堂皇的“正面性”，及左右对称的“纪念性”，其在设计建造之初便考虑到了超出于物的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审美价值及历史文化价值，故而视觉感受华丽饱满，很容易在经验主体的视域范围内留下深刻的印象。

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觉法则，进入视线认知范围内的主体“图形”需要一个背景来称托，方可形成认知经验。而这个作为参照的“背景”亦可以和图形进行相互翻转，作为“图形”来视认。这也就是说，“图形”和“背景”互为阴阳，虽然同时存在但不可同时被认知。芦原义信借用了源自道家的“阴阳学说”与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了“阴角空间”，和“阳角空间”的概念术语。[3]

所谓阴角和阳角，是根据建筑物在外部空间的形态轮廓来界定的，阴角空间是向内收敛的封闭边界，而阳角空间则是向外突出的扩散边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是向外凸出的阳角空间，如建筑物的外墙转角，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排斥性，易于引起区隔注意的意义空间。而阴角空间则完美的隐藏了边界，形成一个向心收敛的外部封闭空间，是一种提供了包容性与聚合度的意义空间。以意大利的广场为例，在欧洲广场政治的传统背景下，人们的私用空间向外扩散延伸至教堂前广场，广场成为交互性主体间性进行碰撞、融合的场域，提供多种公共性功能使用。若以广场边缘，即建筑的外墙为界，广场所构成的内嵌式阴角空间完全可以作为“图形”，与建筑自体所提供的“背景”进行翻转，二者互为阴阳。亦即，当建筑物的屋顶翻过来遮蔽作为外部空间而存在的广场，广场摇身一变即成为带有阳角空间的内部空间，作者将这种可翻转的空间称为“积极空间”。然而以传统东方村落建筑为代表的阳角空间，则不具备和作为“背景”的自然环境物理空间进行翻转的功能，若将融于自然野趣之内的散点村舍作为“图形”视认，一旦外部的自然环境与之翻转，便几乎消失于茫茫“背景”之内。作者又将这种不可翻转的空间称之为“消极空间”。[4]

可翻转的城市空间是轮廓清晰的，作者认为大多数西欧城市都具有这种可翻转的特性，即便一个普通的欧洲小镇也可以完美“翻转”。然而以江户城为代表的日本城市则没有这种外部秩序的翻转性，若照例将其“图形”与“背景”翻转，则会发现被城下町所包围的象征将军权力的政治文化中心——天守阁，是一个虚空的中心。正如罗兰·巴尔特在其名著《符号帝国》[5]中所言，日本的城市就如同其文化性格一般，缺乏中心性，就像没有骨骼的软体动物一样可以无限次的拆毁重建，带有深厚的佛教“无常”观念及虚无传统，从而导向一个意义空间场域的“空”。

 

综上所述，人作为意识的经验主体，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空间感知来把握自身存在，同时又在不断的创造着不同的文化空间，加深意义解读的编码强度。借由外部物理空间的视觉再现体，我们甚至可以跳过对象，直接把握空间存在的外延形式本身，去解读其所意指的文化内涵。建筑作为人为制造的空间场域，蕴含着经验主体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文化符码规约，要想理解其存在形态的意指方式，恐怕不可忽略制约着文化符码意义机制运作的元语言。通过格式塔心理视觉法则的“翻转”，空间获取了别样的意义解读，一些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被重新清理，意想不到的开启了另一种意义的可能性。而我们所能做的，也正是在通往无限之意义可能性的既定常规之外，叩开另一扇大门。这也或许就是冲破空间结界，通达解释项终端的巴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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