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山寨文化 模仿 反讽 隐喻
“山寨”一词无疑是2008年最引人关注的流行语之一。它源于广东话，最初是指由民间IT力量发展起来的产业现象，即我们俗称的“山寨机”，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因其价格低廉、功能强大、外观时尚而吸引了大量买家。不仅如此，“山寨”一词还迅速渗透进了文化领域，从山寨产品到山寨明星，山寨红楼梦，山寨鸟巢，山寨百家讲坛，进而到了08年底的山寨春晚，一时间，以“山寨”冠名的各种事物充塞了人们的视听，“山寨文化”一词也不胫而走，成为连主流媒体都加以关注的普遍社会现象。
对于山寨文化，人们一直褒贬不一。赞同者认为它体现了草根的力量、群众的智慧，具有反垄断、反精英的意味，应该允许它自由发展，以利于文化的多元运行；反对者则认为它只是“盗版”的代名词，它的存在彰显了社会的丑陋面，与创新无关，更谈不上是一种文化。
事实上，“山寨”可谓是一个常常被人滥用的概念，它从字面上可解释为：在山寨中，与官方分庭抗礼。在这一定义下，仿制名牌以牟利的商业产品、民间自娱自乐的小创作、反串恶搞以有所讽喻的表达手法等等都被囊括到了“山寨”的名下，“山寨”的档次极为良莠不齐，有的可以博人会心一笑，有的则只能被称之为恶俗。但就如传统意义上的“山寨”是与“官方”相对而言才具有了它自身的含义一样，作为当今网络流行语的“山寨”概念本身就是暗含了一个参照物的——就是它所仿效的官方认可的“正规军”。的确，“山寨”就是以模仿为核心的，既然如此，如何来对待这一在模仿手法下进行的千差万别的文化现象？是该褒该贬还是分而论之？这区分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从山寨文化的核心“模仿”入手正是将其名下各类现象加以区分对待的关键所在。以下面一组图标为例，第一幅正是意大利著名时尚品牌背靠背Kappa的正版商标，它的出名引起了众多的山寨版本，如在第二幅中，如果不仔细看，我们很容易把它误认成Kappa，而实际上它是Koppa，图形也做了细微改动，这种情况在国内的山寨现象中占了很大份额，如以“粤利粤”饼干冒充“奥利奥”，“周佳牌”洗衣粉冒充“雕牌”，以及冒充各位明星的所谓山寨明星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剽窃现象，以极大的相似来误导消费者，从而牟取商业利益，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坚决抵制的。而在第三幅中，“背靠背”变成了“面对面”，这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想要误认成“背靠背”是很难的，但这个商标却绝对让人第一时间想到了背靠背，这个山寨版制造者的用意正在于此，以对“背靠背”的隐喻暗指来推销自己的商品，让你在看到二者“同”的同时又看到“异”。到了第四幅图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它离背靠背Kappa的距离更远了，消费者完全不会把这双可爱的拖鞋理解为Kappa的产品或同类商品，它对Kappa的模仿体现在了娱乐性上，与其说它模仿Kappa以求“同”，不如说它以引起人们的联想而彰显“异”，此山寨版的创新点与可爱之处正在于这“似求同而实显异”上，这也是我们最欣赏的一类山寨产品，它离剽窃很远而离娱乐和创新更近了。
由此可以看出，对山寨文化的区分正在于这些事物在“模仿”的差异上，相似的表面下隐藏着求“同”还是求“异”的不同。求“同”者趋近于冒充、剽窃，而求“异”者则是在模仿的外表下寻求自己的表达，还有不少是游于二者之间。对于山寨文化的包容或提倡，无疑应该以趋近于求“异”者的这一类作为对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其健康发展，起到促进多元文化的目的。本文拟以这一类山寨文化现象为考察对象（下文如不特别提及，“山寨文化”均指此类），从符号学角度对其进行梳理，分析其如何以“模仿”为出发点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它的文化实质以及将来的走向问题。
一、模仿与反叛间的山寨文化符号
根据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方式不同，符号可以被分为三种：标示符号（Index），象似符号（Icon），规约符号（Convention）。其中，象似符号是指能指与所指有一种象似性的关联，这种象似不止可表现在视觉层面，同样可以包括许多非视觉的相似。莫里斯对它这样定义：“象似符号是具有其指称的某种性质的符号。”[1]在这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理据性，即二者在性质上的某种相似。山寨文化符号以“模仿”为核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指称与它相对的“正规军”，这种模仿中表现出来的相似使其成为一种象似符。那么，它们是如何让人感觉到“同”的时候又凸显出“异”的呢？
对于象似符号，艾柯曾做过大量的论述，他认为这类符号的相似性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符号与所指物之间在物理性质方面的关联，而是一种建立在同一感知结构，或同一关系系统上的相似。“‘图像’代码要么是在图形符号载体与已经编码的感知单位之间确立一种联系，要么就是在图形系统的相关单位和语义系统的相关单位之间确立一种联系，这种语义单位取决于实现有关感知经验的厘定过程。”[2]这是一种将符号现象微观化的考察方式，就如同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大千世界实际都是分子结构的组成一样，象似符号所表现出来的与客体的相似性实际都是感知经验的内在编码行为，这种编码又是由文化规章网络所决定的。以此来考察山寨文化符号，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清这类符号的分子景观，即它是如何在模仿与反叛之间完成它的意指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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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版的鸟巢图片在网上出现，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有人戏称“这才是真正的鸟巢”，它通体用枝条草根搭成，在形状上明显地模仿作为奥运主场馆的鸟巢，是典型的山寨版本。“相似”是我们直观的感觉，但事实上，造成相似性的是一种类似文本的东西，而不仅是符号本身。既是文本，便有它自身的句法及语义结构，在这一山寨鸟巢中，枝条草根的混搭构成它的句法，它们被绑成一束束，按照一定的规律搭建在一起，围成一个圆形，仅此而已，有可能是随便围个场子，或者只是个游戏而已。符号的句法本身并不传达任何意义，而在它的语义结构中，我们得到另一种结论：图片中的物体被作为一个整体概念重新加以审视，它的组合方式、轮廓弧度所标示的形状属性与奥运场馆鸟巢的形状属性产生了近似。作为奥运场馆的鸟巢至少包括以下属性：钢体材质，鸟巢形状，庞大的容量，北京中轴线的地理位置，现代化的运动场馆设施，作为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的特殊意义。显然，在诸多属性中，只有形状属性一条与这幅图中的山寨鸟巢相符，如果从山寨的“模仿”特征来看，水立方显然与奥运鸟巢有着更多的共同属性，为什么不称它为鸟巢的山寨版呢？笔者认为，除了山寨所必须具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草根性之外，奥运场馆鸟巢的形状属性被放大，以至凌驾于它其他属性之上，是这幅山寨版鸟巢得以命名的重要原因。
如此，山寨鸟巢是在隐喻的形式下实现了对奥运场馆鸟巢的模仿。在这一隐喻中，奥运场馆鸟巢的形状属性被放大了，它在这里由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复杂实体变成了一个内容层面为“形状像鸟窝的东西”的符号，为了与它所归入的类“形状像鸟窝的东西”分享一些形态的属性，体育场鸟巢不得不失去它的其他一些特殊属性（像钢体材质之类）。与此同时，图片中物体的形状属性也被单独提炼出来，它的其他一些属性：草根材质、乡村的地理位置、用途的模糊、占地面积等被忽略，于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四词隐喻：奥运场馆鸟巢相对于其他运动场馆，就好像图片中的物体相对于其他枝条草根的堆砌。[3]这样，图片中的物体在失去了它的一些属性（草根材质等）的同时，又通过隐喻从奥运场馆鸟巢那里得到了它的另外一些属性，因此而被称为鸟巢的山寨版，完成对它的模仿。然而，如果说两个鸟巢因为共同具有的形状属性而实现了隐喻的话，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它们各种属性的被比较，它们具有的诸对立的属性便变得更加明显了。四词隐喻中的联接不仅是出于“相似性”，还出于“对立性”。在这一例里我们可以看到，材质、场地、功用等诸多属性的截然相对，使得支撑隐喻的关键属性——形状属性被提炼并放大后，也同时让其他属性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并进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山寨鸟巢的简陋、无用、纯娱乐性被人们注意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才被称为“山寨”版鸟巢，由此完成对正版鸟巢的反拨。
许多的山寨版本正是这样，从隐喻产生相似性的模仿，又从对这一模仿的解释中完成自身差异性的表达。这不仅关乎语义模式，而且涉及到在符号交流模式中的编码及解码行为。上文所举的山寨鸟巢是一个静态图片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山寨文化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另外我们常见的一种山寨文化现象，是对电视剧、综艺节目、新闻报道等叙事行为的模仿，像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新闻联播等等，从叙述的角度对正版文化进行了另一种改写。这一类型的模仿比起静态事物又更复杂了一些，下文便试以山寨新闻联播为例，分析这一类山寨文化现象所特有的模仿特征。
山寨新闻联播的版本不止一个，本文选择“东北某师范大学某华楼615寝室自拍年终新闻节目”这一版为考察对象。[4]它在网上出现后引起众多网友追捧，这个模仿央视新闻联播制作的大学寝室新闻通篇给人与正版新闻联播极强的相似之感，从它在开头播出的内容提要即可见一斑：“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区、四川区领导人召开会谈，共商赴沪大计；吉林区主席李大鹏结束天津考察，顺利抵长；各区区民兴起向仲衡同志学习努力维护寝室卫生环境的热潮。”事实上，由视频的画面我们得知，这各位区领导人就是寝室四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配合播音员一本正经的语气，几位寝室成员做着与正版新闻相类似的动作姿态：寝室中二人做领导会谈状，热情握手，后面还有一人做着“会议记录”，以手电明暗表示记者照相；画面出现一玩具飞机，再有一人从楼梯上边往下走边挥手，做出领导下机状；用各种方言接受采访，表扬先进事迹；向摆在寝室中央的小盒子鞠躬，做哀悼状。庄重的语气与滑稽的表演之间的落差让人哭笑不得，而在看完之后观众才得以反应过来，如此类似新闻联播的视频实际只讲了四件事：河北籍和四川籍的二位同学相约一起去上海；吉林籍的同学从天津面试回来，成功找到工作；仲衡同学长期做寝室清洁工作；寝室清扫时打死了一只蟑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视频的基本素材实际与正版的新闻联播有非常大的不同，它是如何在底本（pre-narrated text）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实现模仿的呢？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风格标记。艾柯在《符号学理论》中指出，文本中体现出的风格特征实际上是一种“超编码”符号，它不是以拥有准确语法配置的基础代码去进行符号的阐释，而是一种超出一般释义要求的附加成分。“超编码以双重方向进行。情况也许是：一种代码，它给一定的最小表达式赋指意义，那么，超编码会给这些表达式的更宏伟系统赋予外加意义。……也可能是：倘有一定的编码单位，那么，超编码就会把这些单位分解为更具有分析特性的实体。”[5]例如给出一个词，它的不同发音方式都成为一种超编码，赋予它在不同语境下更丰富的意义；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各种不同的风格因素才得以以超编码的方式加诸于文本之上。
回头来看这段山寨视频，仅以它其中的一节——“吉林区主席李大鹏结束天津考察，顺利抵长”为例，考察它是如何将新闻联播的风格超编码加诸于“学生找工作”这一素材之上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在天津访问期间，李大鹏主席同天津某日资企业高层领导进行了三次会谈，共同探讨了事关李主席今后能否在天津发展的重要问题。面试会谈后，李主席还参观了天津塘沽，并专程乘京津城际快线赴北京慰问了在天安门参观的群众。离开天津前，李主席还不忘为寝室其他各区领导人特意采购天津麻花作为新年慰问。李大鹏主席此次访问天津，是在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相当严峻形势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李主席的此次访津，让各区人民看到了希望，河北区、四川区、辽宁区领导人前去机场迎接。”这段话看似复杂，基本内容却很简单，大致是这样的：李大鹏去天津找工作，顺利通过了面试，面试后去塘沽、天安门游玩一圈，给寝室同学买了天津麻花，回到长春同学们去接他，并因这一喜讯深受鼓舞。如此“翻译”过来的便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意义”（meaning），是我们根据明确的代码规则进行释义，消除歧义所获得的准确信息。然而，在这一符号交流过程中，“意义”已不是发送者想要向我们传达的第一要义，他的着眼点落在了能指本身上，能指中具有的强烈的风格标记以超编码的形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试看这段表述中使用的动词：会谈、探讨、参观、专程、慰问、迎接，除了它们自身所具备的外延之外，这些词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组合起来之后为文本增添了另外一种内涵，超编码在此意义上演变为内涵代码，并实现了与正版新闻联播之间的隐喻。由于超编码本身是对既定代码的一种挑战，这种对风格的隐喻越是明显，就越会将这一分离出来的模式从文本中凸显出来，进而达到反讽的效果。此版山寨新闻联播的效果便如此产生，而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模仿之作不在少数，拟其风格加以改写，套用今日的流行语，或许都能将之归入“山寨”吧。
二、“搞笑”从何而来？
如上文所述，山寨文化是一种处于模仿与反叛之间的文化符号，它以平民视角为出发点，对原版精英、主流文化进行不同形式的改写。上文所举二例只是静态图片与动态叙述行为两种类型的代表，除此之外，山寨文化符号的表征方式多种多样，在此不一一而论。这些所谓山寨文化大多形式比较粗糙，格调不高，却深受广大民众喜爱，有一点特征功不可没，这就是——“搞笑”。
人们经常会把山寨文化与恶搞相联系，而对于二者的区别，有一个比喻说的很形象：“恶搞是挠您的心窝子，山寨是挠您的胳肢窝。”如《大话西游》可视为恶搞的经典之作，它是借《西游记》的外壳来完成自己的故事，原先的版本被解构殆尽，观众从这一全新的版本中获得一种新奇和刺激的感觉；而山寨则与原版文化有着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观众感觉到又像又不像，又滑稽又讽刺，又逗人发笑又让人摇头，真如同被挠了胳肢窝一样。如此看来，山寨文化的搞笑有它独有的特点，这也是它能成为当前流行文化的重要原因，下面便试图对这一“搞笑”感的由来加以分析和阐述。
例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举的山寨新闻联播便是一个“搞笑”的代表，尤其它在最后一个环节设置了一个追悼会的场景：寝室中央的桌子上摆了个写有“奠”字的纸条，前面放了个盖有塑料膜的小烛台和充当蜡烛的小铅笔，播音员以缓慢的画外音说到：“优秀的615寝室爬行专家，久经考验的剩饭阶级战士，素有寝室第七人之称的小强，于2008年12月31号在寝室打扫中不幸逝世，享年0.31岁。……前来吊唁。”在这里，符号的能指为“众人吊唁死者”，按照文化惯例，此死者应指某作出杰出贡献、有较高地位者，而此处它的所指却与其不符，按照字面意义，它的所指为“寝室成员吊唁长期存活于此寝室的蟑螂小强”，与其能指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讽。
所谓反讽，即所言非所指，字面意义与文本意义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而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判定它为反讽，实际都是根据语境所依赖的文化规约推断出的。上文已提到，符号的能指是“众人吊唁死者”，这一能指蕴含的属性有：沉重、肃穆的氛围，众人鞠躬以致哀，庄重的悼词。而这一些都是我们根据日常的文化规约所作出的判断，与符号本身的编码规则没有直接关系；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符号的接收者正常地期待这一语境下应有的所指方式，然而符号的释义却在这里出现了偏差。死者小强使得在原有语境下发生的解码行为产生了逆转：鞠躬、追悼等行为符号指向了一只蟑螂的死，而在原有能指下所通常暗指的做出杰出贡献的、有较高地位的死者身份，也随之变成了一只小害虫。我们原先根据文化惯习所作出的推断被推翻，随之而来的，也正是根据这种文化惯习，我们断定字面意义上的所指“寝室成员悼念蟑螂小强”为不真实的，真正的所指由语境等具体因素所决定，联系它山寨新闻联播的背景以及蟑螂在实际生活中的害处等，我们得出结论，这一符号的真实所指走向了字面义的反面，追悼实际是一场搞笑而已。
艾柯说过，符号是用来“说谎”的，指的就是符号本身不涉及到判断的真伪，而只能说它有效或无效。[6]在这一个例中，符号代码还是照常地发挥了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符号在字面上的含义，进而去弄明白它在“文化上”是假的。如同华莱士·马丁所说，“滑稽模仿、反讽以及其他形式的幽默作品（的效果）不是来源于言语与世界的比较，而是来源于两套相互冲突的言语之间的?龟?rdquo;[7]，我们感到好笑，是因为我们能理解代码所传达给我们的含义，同时又与我们日常文化规约中的话语系统相悖，这种逻辑上的“假”往往能产生出喜剧的效果。这种效果体现于山寨文化现象的各处，根据语境的不同，喜剧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如开头所举的山寨Kappa拖鞋，其相似的背靠背图案让其所指指向了与正版Kappa有关的事物，但它的“语境”——温暖舒适的棉拖使其脱离了Kappa所具有的时尚特征，转而演变成自身的一种风格：可爱版的Kappa（就如同漫画中将真人卡通化），Kappa商标的卡通化与棉拖温暖舒适的品质相得益彰，从而起到让人忍俊不禁的效果。另外的，山寨鸟巢也是如此，草根的材质所体现的所指本只是一个简陋的建筑物，却因为奥运前夕鸟巢特有的受关注地位，二者之间相似的形状属性被剧烈放大，将其与奥运会的场馆并称起来；而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比照，使得二者之间的“不似”更加明显，反过来加剧了一种喜剧效果。
总之，正是反讽造就了山寨文化特有的搞笑特征，这种似“是”实“非”的表现手法建立在它模仿与反叛兼具的本质上，并在此基础上给了广大山寨爱好者一种“挠胳肢窝”的特殊感受。
三、能否走向创新？
“山寨”一词自出现以来，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抄袭”，不能“创新”。这首先是从它的出身——山寨机上打下的烙印，这种模仿品牌手机以牟利的商业行为，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剽窃成分，而由此发展起来的各种“山寨”，也常常因与正版文化之间的牵涉不清而受到指责。与此同时，许多“山寨派”人士本身对于加诸山寨的“抄袭”一说非常敏感，如08年底名喧一时的山寨春晚，制作方就再三声明节目都是“自创”，并非抄袭他人而来。这种急于撇清的态度，正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山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怕人们把自己视为只知剽窃的小偷，急于从这种阴影中走出；另一方面，山寨本是起源于模仿，抛却了模仿的山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下文拟就这一问题，探讨山寨的模仿与创新是否具有结合的可能，而这一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寨文化的未来走向。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笔者以两种不同类型的山寨文化符号为例，阐述了山寨文化实际是将模仿与反叛并置于一体的文化现象。实现这一效果的主要手段便是反讽——以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方式，达到一种“对立物的平衡”[8]。反讽是个非常复杂的诗学概念，就它在修辞上的意义来说，实际是借助语境的力量，通过戏拟性的文本同母本间表层代码的相似与深层代码的忤逆之间的悖论，来完成文本意旨的解读。因此，就它在这一层面的意义而言，反讽的本质是隐喻式的，维姆萨特在其对隐喻的分析中曾说，喻旨和喻体的相异性，“可能在相似之处，也可能在相反之处，在于某种对比或矛盾”[9]，就说明了作为修辞的反讽本质上是要借助象征和隐喻产生的联想的。在诸多山寨文化现象中，通过隐喻来实现模仿只是它表层代码的形式诉求，而通过隐喻的对比引导的反讽，才是实现它对立于正版主流、精英文化的“山寨”本质的主要途径。
对于解构主义者来说，反讽并不意味着其一方面“拥有了非修辞的字面意义，另一方面拥有了修辞性意义，而是说不可能通过语法或其他语言学手段决定两种意义”[10]——两种对立代码在反讽中不会轻易地得以解读，而是由于自身的修辞性，悬置了推理的可能，延宕着真相的到来，从而打开了指涉偏差的多向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讽打开了通往创新的大门：它使看似稳定的相似结构产生了新的张力，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发生了叛变，从而使文本成为暗含各种新的意义、评价、阐释的结构。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反讽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修辞手段加以运用，但反讽内部的戏拟性的文本与母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实际效果。就山寨文化而言，它的许多个例对于反讽的体现都非常粗糙，如山寨《红楼梦》，一个普通家庭客串红楼梦人物演了一场黛玉进贾府，台词、角色均未变，只是场景置换成了现代普通人家的客厅，这样的山寨作品由于戏拟性的文本与母本的关系过近，模仿的成分过多，而导致了张力的减弱，因此，与同类型的山寨新闻联播相比，与创新有更远的距离。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彰显平民化特点的符号，其优势在于它的草根性，符合当今反垄断、反精英的大众文化流行趋势；而另一方面，这种特性如果不加以提升，任由其中一些恶俗品性的蔓延，也很容易成为导致其没落的根源。如本文所述，模仿与反叛并置是山寨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反讽，对于山寨能否加大“异”的成分、走向创新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毕竟即使在网络快餐时代，一种文化现象的持续也需要意义的多元和丰富的可阐释性，通过增强其深层的张力，来真正体现平民文化的优点。“山寨”究竟能否把握这一趋势，还是如许多网络文化般昙花一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王悦，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注：
[1] 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第22页。
[2][5][6]（意）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38、157、5页。
[3] 参考（意）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185页。
[4] 相关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3MzY0Njg=.html
[7]（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1页。
[8] 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374页。
[9]（美）维姆萨特《象征与隐喻》，见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第357页。
[10]（英）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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