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中的“意义”问题
郭旭东
在本世纪初兴起的城市传播研究中，对“空间意义”的分析始终被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如蒂莫西·吉布森（Timothy A. Gibson）和马克·洛韦思（Mark Lowes）即呼吁城市传播研究应关注“文本生产的政治”，进而从过往城市研究对“城市重建和推广的具体实践”的关注，转向对“这些实践创造的意象和意义”的批判性考察（Gibson & Lowes，2007：6）；孙玮则指出，传播与城市关系的第一种表现便是“意义生成”，“传播是生成意义的场域，这个场域本身即是城市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孙玮，2012）。由此可见，“意义”问题可谓“城市传播”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既指向城市形象的具体营造，也关乎城市居民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构建。
然而，尽管对“意义”问题的重视在城市传播研究中已颇具共识，可直至当下，作为探讨“意义”问题核心手段的符号学理论，却仍未真正进入城市传播学者视野。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符号学自身在传播研究的理论版图中地位较为边缘，主流的经验主义研究取向往往并不看重对城市符号深层意义的挖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城市传播学者对符号学理论乃至“符号”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误或片面之处。在一些学者看来，对城市“符号再现”的强调，必然意味着对城市空间“实在性”的忽视。因而，“符号”概念本身在城市传播学者的预设中便被放在与“城市的坚定物质性”相对立的位置上（Dickinson & Aiello，2016）。
这种将城市的“符号性”与“物质性”对立起来的观点，尽管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研究中的经验主义传统，但它对“符号”概念的理解，实则仍流于简单化，忽视了将“符号性”与“物质性”两种城市观进行接合的可能。事实上，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91：133）早有言道：“空间本身可以被简化为符号和符号的集合。”就此而言，即便是为了避免对城市传播实践的分析陷入某种抽象化、虚拟化、非物质化的境地，城市传播学者也并不必然要将“符号”概念本身排斥到视线之外，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相反，研究者仍可以在对“空间意义”的分析中找到将城市的“符号性”与“物质性”维度相接合的可能。对这种可能性的探索，最终引导我们将目光投向“注重意义生成”的符号学理论（胡易容，2023）、投向将“空间意义”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城市符号学理论，从而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和回应城市传播活动中复杂多元的“意义”问题。
1. 郭旭东（2022）。城市传播研究的起源：理论回溯、发展历程与概念界定，《新闻界》，（11）；
2. 郭旭东（2022）。重塑“原真性”城市：当代街道景观的符号表意分析，《新闻大学》，（7）；
3. 郭旭东（2023）。语境、内容、媒介：理解“网红目的地”的三种向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4. 蒋晓丽、郭旭东（2020）。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现代传播》，（10）；
5. 胡易容（2023）。“传播”术语与学科的“符号”维度——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派”主张的一种延展，《新闻界》，（2）。
6. 黄怡（2011）。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7. 孙玮（2012）。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新闻大学》，（2）；
8. 赵毅衡（2009）。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2）；
13.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Nicholson-Smith, D.). Oxford: Blackwell.
